独立自由之精神
时间：2021-01-29 12:10:2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唐宝民
有那么一个时代，虽然早已在历史的尘埃中飘飞远去，但它的流风余韵，却一直影响到今天，在千年之后依然被我们缅怀、追念;那种超脱凡俗的精神气质，那种简约云澹、超然绝俗的名士之风，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那是一个最黑暗的时代，也是一个最灿烂的时代。不错，这个时代，就是魏晋时期，唐诗中的“会稽王谢两风流，王子沉沦谢女愁”、“两度共留诗画去，山阴谁说晋风流”说的就是这个时期人物的风骨。
无数次地回眸打量那一段历史，那是一个风云际会、名士云集的时代，魏晋名士们以狂放不羁、率真洒脱的真性情，为我们带来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魏晋风流”。文化史上一直有这么一种说法，认为能称得上真风流的，只有“魏晋人物晚唐诗”，的确，魏晋名士所给予我们的，是另一种人格天地，庸碌如我者，即使是仰望一下，也会对比出自己的平庸。
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进程中，曾出现过一次又一次思想上的大屠杀。始皇帝焚书坑儒，想要控制国民的思想;汉代的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在汉武帝时期实行，从此，儒家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形成。但到了魏晋时期，两汉经学走向崩溃，人们的思想意识上开始有了人的觉醒，诚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所说的那样：“那么，从东汉末年到魏晋，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他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无不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一魏晋风流。身处乱世中，当时的士族人人自危，感觉功业、荣华都变得不可靠，于是，他们就开始追问人生的价值、思考生命的意义，“人的觉醒”就这样开始了。
因“不为五斗米折腰”而选择政治退避的陶渊明，宁愿归耕田园，蔑视功名利禄，他把人的觉醒提到了一个远远超出同时代人的高度，寄情于山水草木和田园牧歌，追寻一种更深沉的人生态度。“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这种艺术境界，平淡冲和、慷慨任气，让我们读出了一种高度自觉的主观品格。陶渊明从官场抽身而退，把精神的慰安寄托在田园生活中，每日饮酒、读书、作诗……尽情享受自由的乐趣。他的选择，既是对勾心斗角的官场生活的一种抗议，也是对精神自由的一种追求。他虽然由公务员变成了一介农夫，但却捍卫了人格的尊严和自由的理念，因而成了一种人格化的理想代表。
洒脱的阮籍身处乱世，内心的沧桑无以言说，他喜欢一个人驾着木车，没有方向地向前游荡，车上放着酒，他边走边喝，直到车子无法再走了，仔细一看，原来已经到了路的尽头，已经无路可走！于是，他饮尽了最后一杯酒，不禁放声大哭。哭过之后，他再驾着车向另一条走去。男儿有泪不轻弹，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哭似乎是软弱的表现，但阮籍的放声大哭，却让我们看到了他的真性情所在。有一天，他驾着车继续走，走到了河南荣阳的广武山，这里曾是楚汉战争的古战场，刘邦和項羽曾在这里进行过激烈的大战。阮籍久久凝视着眼前的满山落叶，内心深处发千古之幽思，不禁长叹一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如果阮籍口中的“竖子”指的是刘项的话，那么，在阮籍的眼里，英雄的成名不过是运气使然，只是因为那是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才让你们这两个区区小子成就了一番功业！其实，阮籍的这一声长叹，也是在悲叹现世的寥落，是对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的一种忧心悲愤之情。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折射出了人生的慨叹与哀伤：“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蕾。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
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李泽厚评说：“把受残酷政治迫害的痛楚哀伤曲折而强烈地抒发出来，大概从没有像阮籍写得这样深沉美丽。正是这一点，使所谓魏晋风度和人的主题具有了真正深刻的内容，也只有从这一角度去了解，才能更多地发现魏晋风度的积极意义和美学力量之所在。”
在魏晋名士中，嵇康则是当之无愧的精神领袖，他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在万古长空中留下了特立独行的身姿;他藐视权贵，不与当政者合作，因而遭致杀身之祸。千年之后的一个夏夜，我读完《世说新语》，仰望夜空，但见朗月在天，月华如水，遥想嵇康的精神风骨，似与月华同在，千载之后，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他的余韵流风。
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文人，嵇康以一副凛然的傲骨拒绝与当政者合作，大将军司马昭欲聘他为幕府属官，他坚辞不受，跑到河东郡躲避起来。同为竹林七贤的山涛曾推荐他出仕做官，他大怒，并写了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再次表达了自己不肯成为权势者奴仆的决心。在人人争相抱当权者大腿的势利时代，他却从权势的中心抽身而出，甘愿当一个隐者，以此来表达自己对黑暗现实的不满。所以说，他是一个伟大的不合作主义者，他以他的不合作精神，捍卫了文人的精神独立和内在的尊严。面对现世的黑暗，他选择了坚守自己理想的人生境界，过起了隐居生活。他在洛阳城外开起了一间铁匠铺，和好友向秀一起给别人打铁。但即使是这样，还是无法摆脱权贵们的打扰，有一个叫钟会的贵族公子，就找到这偏僻的地方来了，而且带了很多随从来，想和嵇康探讨一下学问。但嵇康只是看了一眼钟会，根本没理他，而是继续打铁。钟会因此十分尴尬，只好带着人离开，但这时，嵇康说话了，他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闻言，转身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不知嵇康有没有预料到，正是这次会见，日后成为自己被杀的导火索，因为此次怠慢了钟会，钟会怀恨在心，一直伺机报复。其实，在统治者司马昭眼里，嵇康的不合作主义早就成了罪状，加之他的特殊身份（嵇康是曹操的嫡孙女婿），司马昭早就动了治罪于嵇康之心，恰在此时，钟会上书司马昭，诬蔑嵇康谋反，说“不除掉嵇康，可能无以淳正风俗、清洁王道”，司马昭因此下令将嵇康等人处死。
嵇康早年游学之时，某夜独自在屋内弹琴，忽然一客人来访，为嵇康弹奏了一支神秘的曲子，并告诉嵇康此曲名为《广陵散》，让嵇康不要传给别人，然后飘然而去。当嵇康被押到刑场时，他要求在死前为大家弹奏一遍《广陵散》。琴取来后，嵇康俯身弹奏，曲声婉转悠扬，回肠荡气。弹毕，嵇康慨然道：“《广陵散》从此绝矣！”然后，从容赴死，时年39岁。
嵇康刑场上的一曲《广陵散》，完成了中华文化因子中某种悲剧人格的人生基奠，昭示着一种人格的觉醒，在万古长空下将生命的绚烂演绎到了一个绝美的境地，其余响至今仍然回荡在历史的天空，千载而下，风采依然。
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之美》中写道：“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魏晋时期是一个复杂的时代，既是大分裂、大动荡的乱世，又是文人最富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时代，在中国文化史上绽放出了绚烂的光芒。
遥望魏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疯狂的时代、是一个血色黄昏，所幸的是，士人阶层并没有在血淋淋的杀戮中沉沦，他们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在奢刀下依然坚守自我，完成了自我人格的积淀，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中国文化史上血染的风采。魏晋是一个名士云集的时代，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他们从历史的烟尘中向我们走来，为我们带来了中国文化史上堪称风流的一脉。
魏晋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的一个时代。魏晋人人格上的独立个性，解脱了汉代儒教统治下的礼法束缚，形成了人格的个性之美。“这种精神上的真自由、真解放，才能把我们的胸襟象一朵花似地展开，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了解它的意义，体会它的深沉的境地。”
人的觉醒，是指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中华民族在魏晋时期就有了人的觉醒，而欧洲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有了人的觉醒。
遥想魏晋，总让人心潮激荡、热血沸腾。那是一个觉醒的时代，是一种自觉的文化人格，那一代人的风骨，已成遥远的绝响;但那一种情怀，却总是让人割舍不下，因为他们在中华文化的因子中已经完成了悲剧性的人格积淀：放达无羁，不事权贵;于人世之时，心怀出世之志;形在庙堂之上，而心怀江湖之远……他们的率性之举，成就了潇洒的人生境界，他们的生命也因此而绚烂至极、光耀千秋。魏晋风流代表了一种已然消失了的“風谊”、“操守”等古义，象征着一种自觉的文化人格，关河累年，死生契阔;往事悠悠，不堪回首。而历史的忧愁恰如川上逝水，无尽无涯。他们物理意义上的生命，虽早已化为历史风尘中的一缕青烟，但他的精神意义却万古不朽，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生命已逝而精神永存！
编辑/林青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