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世骧对杜甫《八阵图》的美学阐释
时间：2021-01-30 04:11:3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著名古典文学研究者陈世骧先生于1958年6月7日所作的讲演对杜甫的《八阵图》一诗进行了详尽、深入的分析和阐释，后来整理成《中国诗之分析与鉴赏示例》一文。在文章中，陈世骧从西方哲学入手，强调诗歌鉴赏的“直觉作用”。接下来便用文本细读的方式详细阐述杜甫这首只有短短二十个字的名篇的深刻内涵，得出《八阵图》虽然在形式上迥异于西方的悲剧，但在内在精神层面却达到了高度契合的结论。
关键词：陈世骧;杜甫;《八阵图》;美学阐释;悲剧
作者简介：王警（1993.8-），男，汉族，辽宁抚顺人，辽宁师范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36-0-02
一
龚鹏程曾在其《文学散步》中提及陈世骧（后文简称陈）用万余字解读杜甫区区二十字的《八阵图》，认为实属“小题大做”，不以为然。在这种颇为傲慢的智识态度中，可以窥见龚鹏程对于文学阐释技艺的某种偏颇认识。陈通过对《八阵图》的美学阐释以西方的悲剧观念关照中国的古典诗歌，为理解中国古典文学提供了新的角度与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在关于《八阵图》的诗学实践中，陈挖掘了中国古典诗歌中抵抗现代性与虚无主义的历史资源。
《中国诗之分析与鉴赏示例》这篇文章是陈于1958年6月7日的一篇讲演辞。文章开篇即谈到，对于鉴赏诗而言，首先需要认识其特殊性。因为一诗别于另一诗，犹如一人别于另一人，应深入到文本内部，爬梳、体味并洞察诗歌的内在肌理和情意。这便是刘勰《文心雕龙》中所讲的“见异”，发现作品的异彩，即“特殊性”。陈甚至强调不能认识特殊性就不能认识诗，这更近于《文心雕龙》中“知音”的鉴赏论。
陈将诗视为一种鲜活的生命，冰冷的理论分析无助于读者体会并领悟鲜活的诗美，故诗歌鉴赏并不以理论分析为起点，亦不以其为终点，而是强调一种夹携理论分析并帮助理论分析的心灵作用。陈认为这种心灵作用无法命名，便称之为“直觉作用”（Intuition）。这种直觉经验不能被分解拆散，且存在于理论分析之前。这近乎于伽达默尔解释学中的“前理解”概念。这种直觉经验位于诗歌分析之前，随后便是理论的分析、推演与判断，但在这一系列的理论工作之后，诗歌鉴赏形成一种完整经验，并再次归结为一种内心感受。
对于诗的直觉容易被误解为一种出于自然的本能，似乎不需要后天培养和修炼。但这确为一种“无理的偏见”，陈引述法国哲学家伯格森（Bergson）的说法，称直觉“有清醒的自我意识，乃至能于当前的事物发生无限的反应与扩大”[1]，这在我看来，展现了直觉作为一种心灵作用所具有的超越性力量。或如哲学家斯宾诺莎（Spinoza）所谓“直觉智境”（Scientia intuitiva）。
在讨论了诗歌鉴赏的初步准备/终极目的——直觉——之后，陈又讨论了“文类”的问题。陈认为在五绝这一文类中，杜甫的《八阵图》一方面遵照作为文类的五绝的创作条律，另一方面又能在条律之外显出自身的特异之处，大大拓展了五绝艺术的表现空间与情感类型。陈以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和李白等诗人为例，认为他们的五绝诗境固然高妙，但毕竟类型有限，如果只是因袭模仿，形成固定的审美反应，便不利于五绝艺术的发展。陈紧接着将杜甫的《八阵图》放置在五绝文类这一大背景之下进行观照。陈认为绝大多数五绝无论具有怎样的个性，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如同中国的山水画，五绝中的人物都是活动在自然景物之中，且“大自然常是占着优势”[2]。即作为西方现代意义上的“主体”的人还未發明，自然不是作为“背景”而存在，人并没有狂妄到要将世界作为“图像”来把握（海德格尔）。但杜甫的这首《八阵图》却另辟蹊径，它虽然依然没有展现作为“主体”的人，但是却将自然置换成了人的世界与历史。人于人世间最关心的功、名、成、败，“占满全篇二十字的主调”[3]，自然景物反倒居于副位，甚至“人化”，“江”和“石”都浸透了人的情感。人与历史，历史与自然，自然与情感，这种种复杂的关系都凝聚在了在这短短的二十个字之中。
二
功盖三分国
名成八阵图
陈认为这两句诗把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表现得登峰造极，写尽了人世的辉煌与荣耀，不仅是生前功业，更有死后哀荣。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在历史的空间中矗立。在这样气势雄浑、纵横宇宙的诗性书写之下，此间人性的幽微凉薄、卑微屈服、阴暗难言……似乎被尽数涤荡，此间的所有不堪在英雄的光照之下仿佛不再丑恶，甚至消弭无形。如陈所指出，“这不像是把人生人世意义完全肯定了么？”[4]人生之于人世的价值在此处得到了完全的肯定。
江流石不转
此句中的“石”，并不是指自然中未有人力掺杂的客观物体，而是指全诗主人公诸葛亮所创设的军事阵法。前两句诗描摹了“人世生活之最高峰顶”[5]，功名霸业，高不可及。但是这第三句突然展开了一个大变化。这个“大变化”首先是历史时空的变化，从前面“三分国”的过去历史时间到如今眼前“江流”所代表的时时流逝、永不停歇的现在时，当年“巍巍雄壮，在空间矗立”的“八阵图”，现如今已被侵蚀成“东堆西乱”的“江流残石”，不复当年景象。从历史到自然，不只是时空的巨大转换，更是令“有情”的人世与“无情”的自然猝然对照，使先前世俗的辉煌与荣耀顿时黯然失色，更为重要的是，那种对人生意义的完全肯定，在此处被“逝者如斯”的江流冲刷殆尽，功名成败皆往事，俱往矣。
遗恨失吞吴
第三句“江流石不转”展示出历史、自然，乃至宇宙的大化无情，吞噬一切、抹除一切、摧毁一切，不过数百年，象征着人世不朽功业的“八阵图”就已经成了一堆乱石。但是到了全诗最后一句，“遗恨失吞吴”，着一“恨”字，便把人的情感再次引入，这一情感既是无情的自然产生的结果，同时又成为人与“无情”相抗争的最后依凭甚至力量。“逝者如斯的长江，虽然永远不断地流啊，可是英雄身后的遗恨余哀，永远像这顽强不动，八阵图的遗迹残石，永不得解散。”[6]如陈所指出，时空的沧海桑田无法拯救历史人世的失意衰亡，但是诗人将这“一段历史中一个人的”“遗恨”置入以永不停息的江流所代表的时间之中，江流无穷、时间无穷，这“遗恨”便无穷。八阵图早已消亡，但是作为其物质基础的“石”还在，虽已是残石，但却顽固坚强，丝毫不惧数百年的无情江浪拍打、冲刷。从这一意义上看，这江中残石便是英雄“遗恨”的化身。人世功业转瞬即逝，但无穷的“遗恨”却永驻天地，永不消散。
三
陈始终是在“悲剧”的理论框架之下对这首《八阵图》进行的解读。在理论分析之前，陈便将这首诗直觉经验为“‘庄严的、‘悲剧性的（sublime and tragic）”，并指出其与“‘美丽的、‘抒情的（beautiful and lyrical）”[7]五言绝句有极大的差异。在对诸葛亮作为悲剧主人公的理解上，陈指出诸葛亮堪称是汉代之后最完美的一个英雄，几乎没有什么性格弱点。蜀虽亡国，但非诸葛之过，其失败亦非由于野心、虚荣或错误判断。但是世人又并没有把他过度理想化为一个圣人（对比民间对关羽的想象和神化），“他终归还是被亲切地保留在平常人的境界以內”[8]，陈的这种论述，在某种程度上是贴近亚里士多德《诗学》中对悲剧人物的理解的。在陈看来，以这样的诸葛亮的形象和其事业作为题材，虽“庞大庄严”，但并不是完全地远离世俗、与普通人毫不相干，所以依然适于五言绝句的文类。关于悲剧人物的这一讨论非常重要，因为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悲剧最终是为了要唤起普通人的恐惧与怜悯，最终通过唤起而使之净化。所以悲剧的主人公必须具有普通人的情感，这样才能激起观众的共鸣。
在古希腊，人的悲剧往往是由于命运的摆布，悲剧主人公对于即将发生的惨祸一无所知，为命运女神所摆布。但在中国，命运并不是人格化的神，人并不与命运发生直接的冲突，但是却无以摆脱、无可逃避。陈认为在中国古代，命运形象的表现，“常是一个空白的时间和空间的意象”[9]。命运之“运”，便是流动的意思。
杜甫的《八阵图》虽然迥异于西方的悲剧，但是仍以自身独具的形式达到了悲剧性的高峰。初读此诗，那种人世悲哀，甚至宇宙的苍茫、无情便为直觉所把握。无论是人的筹谋征伐，还是人世间的功名霸业，都在无尽流逝的时间和无穷变化的空间的宇宙节奏中被改变，甚至被抹除。《八阵图》内容之沉重与该诗五绝形式之短促恰成对照，象征人世功名不过是过眼云烟，寄如蜉蝣。
功名如蜉蝣，随宇宙大化而烟消云散，那人世所为意义何在？这便直面深渊，处在虚无的边缘。而悲剧的精神在根本上是反抗虚无的——如果一切皆虚无，又谈何悲剧——如陈所指出的，“悲剧并不是如我们所谓唱的苦戏的意思，是指严肃的、常超乎自我的恐怖与怜悯，对人生大宇宙的彻悟”[10]。直面深渊，并不是走向虚无，而是于直面深渊的恐怖与怜悯中体悟流转的大化的生机与微玄，并将自己的生命节奏融入宇宙的大节奏之中，从而获得超越与彻悟。陈征引西方19世纪末“静态的悲剧”理论来解释这种中国古典独具的悲剧形式，并援引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的说法“生命里面真的悲剧成分之开始，要在所谓一切惊险、悲哀和危难都消失过后”，“只要纯粹完全的由赤裸裸的个人孤独地面对着无穷的大宇宙时”[11]，这才是悲剧的真义。这一在西方缺乏实际戏剧成就的理论在中国却找到了“知音”，杜甫的《八阵图》便没有所谓动作，没有所谓叙述，更没有所谓冲突，“用二十个字，在短短的，一刹那之间，给我们一个极完整，极深刻的，一个庄严的悲剧经验”[12]。
注释：
[1][2][3][4][5][6][7][8][9][10][11][12]《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美）陈世骧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1：
280; 284; 284;291;291; 292;287; 288;289; 288;293;2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