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七巧与悦子在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对比研究
时间：2021-02-10 02:04:0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摘要：杰出女作家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与三岛由纪夫《爱的饥渴》都鲜明地刻画了具有悲剧性的女主人公形象。很多评论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分别对曹七巧和悦子两位女主人公展开研究，但忽略了两部作品在塑造女主人公的人生经历、人物性格及作品悲剧结局上的共同点与差异性。本文首先介绍女性主义的理论内涵与发展概况，论证曹七巧与悦子在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可比性;其次，从人生经历出发，分别介绍曹七巧与悦子的生活，反思她们不同生活经历对性格形成和差异性结局的影响;最后从社会背景等角度寻找曹七巧与悦子反抗的不彻底性和在不同社会历史环境中面临的相似困境，并由此体现出论文的现实意义和研究目的。
关键词：曹七巧;悦子;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又称作女权主义，它争取的目标是两性平等。十九世纪的法国催生了第一批大规模妇女解放运动。而作为一种文本批评或者话语批评的女性主义批评至迟出现在二十世纪末动荡时期的西方。在男性为主导的话语体系中，文学似乎一直是男性作家在写男人的故事，而女性主义的出现逐渐在文学作品中唤起女性的声音。张爱玲的《金锁记》与三岛由纪夫的《爱的饥渴》都描写了女性复杂的情感世界与悲哀的命运，他们在小说中围绕女性主体进行建构，塑造了两个性格各异的女性，她们在逼仄的大环境中所做出的选择足以引起我们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对社会价值的思考。
一.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曹七巧和悦子
女性主义的概念原本是在政治领域中提出的，为了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男女不平等社会体制中替妇女争取平等的社会权利。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和法国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为女性获得经济独立和家庭的平等权利方面指明了道路。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女性主义不仅为女性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利，也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取得一定进展。在文学领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张“关注妇女形象、女性创作及女性阅读，建构女性特有的写作方式、话语模式与文学经验”①。因此，作家在作品中对女性精神世界的揭示和对女性悲剧命运的反思逐渐引起学界关注。
林幸谦在《女性主体的祭奠》中写道“女性身体在总体压抑中所汇聚到的力比多往往被阐述为焦虑、歇斯底里甚至疯狂的状态。”②文学作品中压抑自身、隐匿潜意识中的情绪并逐渐扭曲或最终爆发的女性形象不胜枚举。从女性主义文学的角度出发，反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和《爱的饥渴》中的悦子，她们具有相似的人生经历。曹七巧和悦子的父母都极早逝世，她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在别人的屋檐下生存，同时她们渴望被爱又极度缺爱。在男性为中心的大环境下，曹七巧和悦子常常处于被动、孤独的境地中。曹七巧和悦子对于畸形的环境都有一定的反抗，她们将自己的不满情绪体现在行动中。曹七巧面对“坐起来，脊梁骨直溜下去，看上去还没有三岁孩子高”的丈夫，憧憬姜季泽带给她精神和肉体上的满足;而悦子面对对出轨行为毫不遮掩的丈夫愤而烧了卧室内情妇的照片并在丈夫去世后追求其他男性。
曹七巧与悦子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她们对抗环境的方式。同为反对僵化的社会规范，曹七巧在“长兄为大”的家庭中被做主嫁给患有软骨症的姜二爷，她用自己的尖酸刻薄为武器保护自己在姜公馆中不受欺负，但在不信任的状态下拒绝姜季泽的求爱，守护自己的家产孤独终老。悦子不断追求新的男性以填补丈夫缺失带来的空虚，但她对爱的畸形渴望最终导致她用铁锹打死了心爱的三郎。她们在面对困境时既有传统女性的隐忍包容又有反抗环境的试探之举，但最终在堕落中走向自己的悲剧命运。
二.人生旅途中的曹七巧和悦子
曹七巧和悦子经历着不同的人生，她们不幸的一生既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她们不同又相似的人生给予了其精神内核中的反叛精神，但这股觉醒的女性意识并没有支撑她们一往直前地去打破枷锁、追求自己的幸福人生。在几经抗争之后，曹七巧和悅子都成为了不公正环境下的牺牲品。
曹七巧出生在一个开麻油店的家庭，由自己的兄长做主嫁到了当时的豪门望族——姜公馆。但她出身卑微，在那样一个传统的封建旧家庭，就连服侍她的丫鬟都轻视她，认为“龙生龙，凤生凤，这话是有的。”曹七巧的丈夫患有软骨症，再加上周围人对她的鄙夷，使她成为了别人口中“嘴这样敞，脾气这样躁，人缘这样坏”的“瘟神”。站在曹七巧的角度，她命不由己得被哥哥嫁给残废的丈夫，有了“你害得我好！你扔崩一走，我可走不了。你也不顾我的死活！”的委屈。自嫁入姜家她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要强的性格与泼辣尖锐的脾气成了她在姜家生存的保护色。曹七巧的抗争是一种带有报复色彩的、任性赌气似的反叛，她的敏感多疑、控制欲强、吝啬保守的性格是她在缺爱、丧失信任的环境下逐渐形成的。在面对姜季泽对自己的示好，她分不清真假，只好一棒子打死，认为“天下的男人都是一样混账”。本是对姜季泽有好感的曹七巧抑制自己的情感，守护自己的财产来保证自己小家的安宁。这种对爱的长久压抑最终导致曹七巧心理的扭曲，度过了自己遭人憎恨、落寞的一生。
悦子出生于财主世家，是战国时代名将的后裔，但当她父母双亡、家庭败落后并没有得到丈夫的疼爱反而遭受丈夫出轨的刺激。传统的日本价值体系更加推崇男性在社会、家庭分工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也导致悦子在丈夫出轨后丧失了自己追寻的生命意义，认为人生的信条是“不过分认真思考问题”。丈夫将情妇赠与的领带带回家，并将情妇的照片公然摆在家中，这一系列的行为都在不断否定着悦子的存在价值。当丈夫生病后，她竟病态地期待着丈夫死去。在丈夫去世后，她认为“我不是去焚烧丈夫的尸体，而是去焚烧我的妒忌。”情感的缺失使悦子遁入虚空，她开始从公公弥吉、仆人三郎身上寻找情感补偿。悦子的自我意识觉醒并没有使她获得理想的家庭关系，最终她亲手用铁锹杀死了自己心爱的三郎，斩断了自己的希冀以寻求最终地解脱。悦子的悲剧是一场追求美的毁灭，她对周遭环境的反抗是消极压抑的。悦子将自己囿于父权社会下，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不同的男性身上，没有真正填补内心的空虚，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与解脱。
曹七巧和悦子面对无路可走的现实都敢于寻求自救、打破生活困境。她们都处于丧失父母、囿于无爱家庭的窘境，面对相似的残酷环境，她们都具备一定的反抗精神和追求爱情和幸福生活的意志。但曹七巧受到周围人的鄙夷、轻视，变得敏感空虚、视财如命。她的性格受到世俗功利价值观的影响，随波逐流变成了自己原本最讨厌的人。畸形的家庭环境造就了曹七巧畸形的内心，最终酿下人生的悲剧。悦子一直处于一种颓靡、抑郁的家庭环境之中，她消极抵抗着周遭的环境，在一次次失败地追寻之后逐渐丧失了自我渴求重生的意识，她爱而不得便亲手杀死了自己心爱的人，也亲手扼杀了自己追求幸福的权利。重新审视父权制下的社会，审视矛盾的自我人格，曹七巧和悦子鲜活的生命、充裕的灵魂在异化的家庭中变得空白。令人窒息的人生际遇隔绝了不幸的曹七巧和悦子奋力挣扎所需的新鲜空气，熄灭了她们追求幸福生活的火苗。
三.社会背景下的曹七巧和悦子
曹七巧和悦子生活的时代背景不同，但她们所处的社会都是以男性占据主导地位，女性附属于其中的社会。她们受传统社会文化的熏陶，受身边环境的推动，即便自我意识觉醒，也只亦步亦趋，无力彻底打破不公的处境。鲁迅在《呐喊》自序里曾谈起，“叫醒铁屋子里较为清醒的几个人，而让他们承受无可挽救的临终苦楚”，这种做法是残忍的。曹七巧和悦子察觉到自己身处“沉闷的铁屋子”当中，但单靠自己的力量却无法打开“铁屋子的门”。她们在沉闷的时代和家庭中感到焦虑和无助，以服从为信条的一系列等级制度和僵化的父权制社会将两个渺小女人的命运瓦解得支离破碎。
曹七巧面对丈夫“没有生命的肉体”只能压抑自己的天性，无法从家庭中获取肉体和精神上的满足。她身处传统儒家道德标准规范下的社会，人们要求她按照社会默认的规则行事。但曹七巧从刚嫁进姜家的“虽是比以前暴躁些，但还有个分寸”变成了婚后别人口中“不似如今疯疯傻傻，说话有一句没一句，就没一点得人心的地方”讨人嫌的模样。曹七巧无法服从传统女性“三从四德”的要求，又没有能力冲破旧家庭的藩篱，为自己争取现代女性所应有的独立与自由。她曾希望从正常的男性姜季泽身上寻求爱情，但姜季泽并不是她值得托付的人。姜季泽的宗旨是“玩归玩，但不惹自己家里人”，认为曹七巧是个累赘。卑微的曹七巧饱受宗法权威制社会强加到自己身上的苦楚，异化成了一个虚情假意、精神畸形的人。她将自己吃过的苦又转嫁到儿女身上，成为了儿女思想上的独裁者。曹七巧从肉体上禁锢长白和长安。她教会和引诱他们抽大烟，并给长安裹脚，将长安变成了外人笑话的老姑娘。另外，曹七巧从精神上毒害儿女，她搅和长白和芝寿的婚姻导致夫妻不和。她破坏长安和童世舫朦胧的爱情，用平扁尖利的喉咙告诉童世舫自己的女儿吸大烟，撕碎了女儿的幸福。曹七巧从一个男权社会下的受害者转而变成了封建礼教下“吃人”的祸害，她不仅没有摆脱封建大家庭对她的束缚，也葬送了自己和儿女的幸福生活。
悦子身处在二战结束后，日本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的矛盾的社会。她出身于一个战国时代的名将后裔之家，本身受到了日本忠贞、顺从、廉耻等传统的儒家和武士道思想，但西方追寻自由独立、利己主义等思想也影响着她。原本幼年丧母、青年丧父的她渴求从家庭中获取温暖，但丈夫的出轨引发她的强烈嫉妒之心并诅咒丈夫死去。待丈夫去世后，她迫于生计搬到了公公弥吉乡下的家中。这第二个家不仅没有弥补悦子内心的失落与空洞，更是将她推入忧郁痛苦的深渊。在丈夫服丧期间，悦子在公公的引诱下成为了他的情人。虽然悦子在生活和情感上依赖弥吉，但她从心底厌恶这种乱伦的关系。她伪善的记录两种截然不同的日记，一封写着“只要拥有纯洁的心、朴素的灵魂就够了”，一封却渴求“在没有洞穴的金钱里凿开一个洞穴，那就是自杀。”
悦子撕裂矛盾的精神让她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她渴望健康青春的三郎带给她新的生活，但两人的社会阶层教育程度存在巨大差异。三郎新鲜充实的肉体吸引着她，但俩人的巨大差距让他们没有思想上的共鸣。文化的冲突和断层带给悦子新的身份危机和焦虑虚无感，在没有精神寄托的矛盾状态下，悦子用铁锹砸死了心爱的三郎，毁掉了最后的希望。
曹七巧和悦子都身处男权社会下，没有独立坚实的经济基础，她们无法保证自己脱离旧家庭之后在经济、思想上的独立自主。在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曹七巧和悦子的反抗都是消极被动的。她们没有彻底推翻封建旧家庭带给自己的压迫，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他人身上。曹七巧即便在自立门户后也固守着父权社会带给她的旧思想，将金钱视为唯一信仰，扼杀了自己重获新生的机会。“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曹七巧经历了封建宗法家庭的改造，从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变成了吞噬别人的幽灵。悦子在丈夫去世后本可以重新生活，但她却寄生在弥吉的家中成为她的情妇，丧失了独立生活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悦子在杀掉三郎后疯狂般說出“谁都不许折磨我，谁都不能折磨我。”但她不明白，折磨自己的罪魁祸首，不仅是战后日本的现实社会，还有她自己空虚的心灵。曹七巧和悦子在僵化的封建社会中化身茧中的蚕蛹，限制着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受到世俗传统思想的支配并在命运年轮的转动下走向了悲剧人生。
四.结论
张爱玲的《金锁记》和三岛由纪夫的《爱的饥渴》在小说中对女性主体的塑造都对封建宗法制社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曹七巧和悦子在女性意识觉醒之后并没有和侵蚀她们的旧思想、旧文化彻底决裂，也没有培养自己独立的经济能力来告别对男性主体的依赖。这既是她们自身思想、能力上的局限，也是整个时代和社会的局限。在面对社会现实的束缚时，曹七巧没有将反叛进行到底，在传统旧思想的影响下将自己与儿女的人生都毁于一旦。悦子的觉醒意识在丈夫出轨之后就已经萌发，但面对社会的不公并没有猛烈反击，而是在失败的婚姻与人生面前缴械投降，走向灵魂的虚无。《红楼梦》中说：“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和曹七巧和悦子在时代洪流中挣扎过后落得一个可悲的结局也有些相似。但曹七巧和悦子的传统女性形象在我们打破父权社会对女性沉重的枷锁，重塑女性形象方面有重大借鉴意义。打破传统社会价值标准对女性的束缚并改变大众对女性的刻板印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希望更多反映女性意志的作品能改变传统宗法道德影响下思维的局限，为我们带来时代的曙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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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姚亚美.论三岛由纪夫小说中的女性形象[D].福建：福建师范大学，2009.
注释
①阎嘉.文学理论基础[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②林幸谦.女性主体的祭奠[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作者介绍：王晓雪，宁夏大学人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中外文学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