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锦添 生活原来是漂泊 叶锦添
时间：2019-01-01 04:33:0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叶锦添做电影是这样的，叶锦添做舞台剧是这样的，叶锦添写文字也是这样的，其实在我自己来看都没有分别。” “我的表达方式确实很多，无论绘画、摄影、文字、布景还是电影。我的可能性很大，而现代人的可能性很小，我很高兴自己有更多的机会来表达更多的思维和想法。”
在影棚外的化妆间，叶锦添挑了化妆台前的一对转椅，我们坐下来。通透的灯光加上镜子反照，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彼此，以及自己和对方的身后左右。完全透明。我拿起录音笔：“可以录吗？”而他举起随身的小数码：“可以拍吗？”相视大笑。他指着相机里随手拍下的北京街头，雨后的出租车窗外一个女孩的身影晃动而过，这些都是他的素材记录。摄影曾经是他的专业，直到今天，他仍是香港摄影协会会员，并且以当一名摄影师为最大的期望。“摄影让我学会‘看’，我将我眼睛所接触到的事物捕捉下来，在没有任何目的状态下，吸收了许多直接的感受……”
看过了叶锦添拍摄的照片，再看过叶锦添的文字，再和他聊过天，你很难不在其中发现一种“叶锦添式”的意识流动与讲述方式。图片、文字籍由着有些形而上的表述展现出一段一段的场景，好似胶片定格，“叶锦添做电影是这样的，叶锦添做舞台剧是这样的，叶锦添写文字也是这样的，其实在我自己来看都没有分别。”电影、舞台、绘画、摄影、文字，不同的领域中他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的表达方式确实很多，无论绘画、摄影、文字、布景还是电影。我的可能性很大，而现代人的可能性很小，我很高兴自己有更多的机会来表达更多的思维和想法。”
每个人都有一个阶段
如果说《英雄本色》是一个起点，那么《胭脂扣》、《阿婴》、《诱僧》对叶锦添来说都是积累，而《卧虎藏龙》则是机会。
2001年的奥斯卡上，叶锦添带着世界对华人电影的关注站到了那个多少人为之孜孜以求的奖台上。那一刻，他的世界一下子变了。“刚一开始，生活有了很大不同，世界一下子变大了，得奖以后很多工作都找来，后来慢慢地才沉淀了许多。”
奥斯卡带来的机会远远不止电影，更多的媒介向叶锦添伸出双臂。电影、电视、舞台剧，背景、造型、服装……纷至沓来的盛情邀约不断找到他。“如果当初选择一部一部继续拍电影情况可能会不一样，但我想做更多的事情。因为以前有很多没办法做到的，现在都可以满足，而我本身是要做很多事情的人。”
他开始写书。并不是一般意义的名人出书，或者仅仅是人生感悟和心情随笔，他写散文、小说，一部接一部的小说连续起来。有支持者也有怀疑者，但一些人发现原来叶锦添出书并不是“玩票”。尽管他不是职业作家，但一向认真的叶锦添仍会用很高的标准要求自己的文字，只是摒除了外界对作家的约束。“我想追求的是很简单很纯粹的东西。你很难去要求别人都和你一样看待你的作品，如果这样强求就很难写好，就不纯了。我很少去考虑别人喜欢与否，因为我不用去担心书的销量，它只是我的调解。”
文字和摄影在他忙碌的生活中更多地承担着平衡与调释的作用。他的确很忙，香港、台湾、北京、上海、纽约、巴黎，几天里甚至会绕着地球飞上几个来回。可他又不允许在工作中失掉自己，于是纸笔和相机成了随身装备，候机室、飞机上、拍摄间隙，甚至在片场，纸笔不停，相机不停，思考不停。
“最初的时候也不是很顺利”，“因为没什么人像我那样写东西，他们就很抗拒。”他觉得自己的写法可能太过概念与抽象，意识随着画面流淌，而不了解的人无从找到进入这个世界的方式。他对事物最初的看法可能就已经决定了他可以自然地跳脱出来看自己受到的评议。他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进行，每个阶段都有新鲜和尝试，而他可以从容地享受这其中的感受，甚至不同的声音。“像我做美术也不是一开始大家就都说好。要经历很长时间，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少年时的叶锦添并不像现在这样敢言，但也是同样的敏感。与今天的自信间或不自信相比，那时他更多的是喜欢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用画画和摄影与外界交流。从十多年前被徐克慧眼识中带入电影这一行，到《卧虎藏龙》后满载而归，这中间他同样经历着所有成功者的挣扎与徘徊，否定与肯定。“那个时候每做一个风格都希望去拿奖，想着别人有什么东西在希望我表达。”
可今天，完全不似文字中的宿命和敏感，他就那样轻松地端坐在对面，灯光在他的眼睛里汇集成火花不断闪动，正如今时今日奔走于片场、展览、舞台之中的他自信而明朗。“现在的我想做什么都可以了，不会再像过去那么辛苦，所以我想我的生活态度也能带给人开心的感觉。就比如你看我的书，你不会痛苦，我希望留给人想象的空间，希望引发你们最初看东西的方法和最初的感受。”
Grace：下个阶段有什么计划？
叶：我想去做一些观念的收集与整理，将这几年听到想到的都集合起来。
Grace：不做轻松的文字改作理论了？
叶：哈哈，是啊。因为我现在有机会和很多不同国家的人讨论一些有意思的问题，可以了解到他们的文化背景与今天的问题，我想把我收到的信息和感受完全记录下来，也不用再发力，只是把它们通过我传递出去。
Grace：到了如今这样的高度，有更多有利的条件去做这个高度之下的事情，会不会觉得自己的责任重了？
叶：我希望不会，那样会有压力。但有时责任也是无法推去的。比如说观众作为艺术传递讯息的接收者，他们都有自己的条件和标准，就要看到这个标准有没有影响行业的发展，如果这个标准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有责任把它搞清楚；如果有一个错误观念，它就可能发展不起来了，我们要看的深远一些。
我是一个很supportive的人
“记得哥哥当时是很优秀的，在绘画和摄影方面都很出众。我时常觉得自己只能够当个第二名……许多时候，我都不觉得所得到的荣耀是自己的，总觉得那是人家的。”
叶锦添常常提到他的父亲和兄长，这家中的两个男性在他的成长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他谈到最多的就是父亲对他和哥哥的看法以及他怎么看待这些看法。他不止一次地说道，在他看来，哥哥才是父亲的希望，而他只能隐在哥哥的光环之下。虽然也想得到父亲的肯定，但是始终都觉得自己并不如哥哥出色。“他大我很多，很早就自己买相机，自己画画，成绩也很好。很快就做到设计的工作。那个时候不是所有人都能做设计的，那个考试都很难，一不小心就可能去做很普通的工作。他做摄影师在香港也很有名，但那个时候我还在念书。所以觉得他很厉害，我自己就不行。”直到现在，说起哥哥，叶锦添还不住地摇头说自己的“不如人”。但他的性格使然，温厚之下并不曾因此生出怨气而嫉羡哥哥，或者埋怨父亲的偏颇。当他拿到奥斯卡时，双亲都已过世，但哥哥始终在其左右陪他同出同进，甚至比自己获奖还要开心。“这对我后来也有很大影响，比如现在我很舒服可以帮导演做很多，就不会说这个是我做的怎样怎样。”他笑着说，自己已经习惯了做配角，很自然会想到如何帮到别人完成想法才是自己最舒服的状态。
在一起合作过的导演、演员口中，叶锦添始终保有绝佳的口碑。他做美指会替导演考虑，经常站在导演的立场思考，“做导演很难，要平衡很多因素，综合很多压力。一边要考虑票房，一边还要和演员讨论如何表现。我会用我的专业意见支持他完成他的想法，而且也会给出一些专业以外的意见。比如我跟李安谈《卧虎藏龙》就不只是美术指导谈的东西，我们会谈到章子怡的状态，她这个样子适不适合玉娇龙。”他还总是和演员聊天，教他们学练毛笔字、练踢腿，“那时把她（章子怡）训练到整个状态都不一样，整个状态都逼得很紧张，她演戏的时候，那个气都很足。”他又叫周润发去打太极，因为这样可以让身体放松到一种儒雅的状态。
如今的电影大产业中，美术指导已经同摄像、配乐等其他行当一起从过去单纯完成导演的想法转变为越发独立的重要职能。在亚洲电影的美术指导中也树立起不少世界级的品牌人物，比如叶锦添、张叔平、和田惠美。说起现在的“品牌效应”，叶锦添显得有些兴奋。“我很喜欢现在这样，当一个行业中有一些角色出众的时候会有年轻人想去学他，想去学东西，希望变成他们那样好。就像我们小时候看到黑泽明就很开心，就想变成他。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情。”
Grace：有没有机会见到和田惠美，她可是和黑泽明合作的啊！
叶：啊……我非常喜欢和田，见到她每次都非常开心，因为她会讲很多黑泽明的事情。她见到我也很开心，70多岁的人好像小女孩一样开心。
Grace：那么张叔平呢？
叶：他是我的前辈，是香港第一代美术指导，而我是第三、第四代。我们虽然不常见面，但偶尔一个电话就像很熟的朋友。大家都很关心对方在做什么。你知道对方做的很好，他已经把一片天撑起来了，你也很舒服，因为就不是只有你自己在撑。同行之间，大家都能了解对方的困难。
Grace：你们会有些相同的困扰吧，比如可能在太多的大制作中很难分出精力去接触更新鲜的力量？
叶：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这样之后很多东西都会找过来。有些戏你很想拍、有些导演很想合作，但有时候阴差阳错，有些东西又推不掉。你知道现在最好的导演都在找我吗？差不多很多戏都要经过我。其实每一个我都很想去和他们合作。但有时候你会觉得这样做会做不好，所以就只能顺其自然地选择或放弃。不过即使这样我也都经常关注新出现的导演或者其他合作伙伴。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可以很关键地帮到他们。可能他的第一部戏会被打的很惨，如果他真的有才华，我们会帮他把第一部戏撑起来，但接下来要看他自己怎么努力。我们也担心如果参与太多会影响他，所以会选择尽量多地倾听他的想法，然后我们来完成。尽管我的时间不是很多，但是还是愿意帮到一些新导演，因为现在能拍戏的导演真的不多。我想张叔平、和田惠美他们也会这样。因为亚洲电影还是处在成长期，我也希望在这其中贡献我的一份支持。
做人应该有一点趣味
林怀民在给叶锦添写的序里面风趣地调侃了一番叶锦添的帽子，还外加一套“加法”、“减法”的理论，后来更被评论界用到对叶锦添的评说之中。这个大导演口中的“小叶”总是不忘解释和林怀民的“纠葛”。“我们一起做云门的时候，正巧赶上拍《卧虎藏龙》，因为已经事先答应李安，不好推辞。可惜这部戏耽误了很多，等我有时间再回台湾的时候，他（林怀民）已经等不及做得差不多了。他就很气我不能参与，用了一些反讽来调侃我。其实我无所谓加法减法，我是复杂也有，简单也有。”
同林怀民一样，我们也很好奇那个帽子是不是真的带来灵感。而在叶锦添看来，它只是一顶帽子，一顶和着一身玄色衣服的帽子。“这种穿法其实是在《卧虎藏龙》之后，其实我也没有刻意去卖弄。”因为奥斯卡之后，各式各样的工作频频上门，他每天都要出入不同的场合见不同的人，有时要去山上和一身汗打鼓的鼓夫交流，有时会在茶艺馆里同人聊天；有时要去听古典音乐，而有时又可能会去看京剧。“我一天里同时处理很多事情很难把衣服换来换去。不知道哪天去买了这样一件衣服，你发现去哪里都可以，如果晚上我约了美国的朋友谈案子，我发现这衣服在饭店里也不错。”于是，同样的黑白不同的款式与材料，冬厚夏薄。“我自己觉得很自在，有点像保护色，你可以在其中保持一个自由度。最初的时候就想最好大家都看不到我，戴一个帽子匆匆而过。我想有一个气氛在，做人也会很有意思很开心。”
Grace：这么看起来你的性格里有很多矛盾啊？
叶：是啊，我的性格挺矛盾的。一方面我想全曝光给人家看，很热情；另一方面又想躲在玻璃盒里让人看不到。
Grace：对啊，你过去还把头发染成红色呢。现在还会对那种装束动心吗？
叶：哈哈，当然现在不可能把自己再搞成那样了，但仍然对生活很好奇，比如日本原宿的街头文化，我就很有兴趣，他们看起来都很好玩啊。
Grace：你过去说自己的性格更像一个摄影师。
叶： 其实我的性格真的很像摄影师。摄影师是拿着相机走到哪里，拍下来就走，永远都是隐藏在镜头之后的，都是不要去介入照片中的人和事。比如我拍张国荣在《胭脂扣》片场，那个场景很随意，也很偶然。后来我拿给他看，他都很惊讶原来还有这样一回事。这样的时候很多，他们都不记得了但再看见会很怀念那个时候。
他将摄影集取名叫《流白》，同他的文字效果一样，赋予动态美和画面感。英文则是“floating”，流动漂泊。这正是今天他的生活状态，漂流于各色城市、各类媒介之间，也许会随之而生一种孤独与无助，但也会加强与人接近的渴望。他愿意接受采访，和不同的人交流，告诉别人他的想法，也从对方那里得到讯息，给人启迪同时收获。作为一个艺术家，也许永远不会被人看到他的底。他像一只聚宝盆，不断吸收再吸收，甚至有纳入百川的魄力。但于叶锦添，或许并不是纵向的深浅所能形容，他只是在可能性上辐射出去，一路顺其自然。“我已经过关。过了辨认自己、认识别人的关，一路过关，我没倒下。技术问题解决后，我就是玩，把一切都当作玩。很好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