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沪港粤闽赣秘密交通线概略

叶成林

土地革命时期，曾经有一条被称为“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航线”的秘密交通线，这就是经香港、汕头、闽西连接上海中共中央和江西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沪港粤闽赣秘密交通线。今年是沪港粤闽赣秘密交通线创建90周年，笔者依据掌握的相关资料对这条秘密交通线的情况作一概略介绍，向曾经战斗在这条交通线上的英雄们表示敬意。

建立沪港粤闽赣秘密交通线的动因

1930年苏维埃区域在江西、湖北、湖南、安徽、河南、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区迅猛发展。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加强对苏区工作的领导。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同驻赣西南苏区的苏区中央局之间，需要有畅通的信息通道，以便将中共中央的决策传达到苏区中央局，实现对苏区工作的领导。

当时还有一个非常迫切而常被后人忽略的动因是，在白区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的活动经费非常短缺，需要中央苏区通过可靠安全的通道将经费持续不断地送到上海。当时上海中共中央机关经济窘迫的境况，伍云甫一段回忆可以印证：“由于党的经费拮据，我们的生活费用不能经常得到保证，往往吃了上顿就没有下顿。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这本来算不了什么。可是生活在纸醉金迷的上海，我们却不得不打肿脸充胖子，因为生活得太蹩脚是会引起怀疑的。记得过端午节那天，吃午饭的时候快到了，却还没有米下锅。房东太太不知是出于无心，还是有意嘲弄，对我们说：‘吴先生，康先生，今天过节，弄什么好菜吃呀！我回答说：‘今天不做饭啦，有个朋友请我们参加宴会呢！我们出去转了一圈又一圈，来消磨这段难熬的‘赴宴时间。直到下午张沈川同志送了两元钱来，我们才又出去，每人吃了一碗阳春面。”建立一条输送经费的安全通道，迫在眉睫。

此外，为促进苏区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中央苏区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各苏区将派出代表出席。为加强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发展，中共中央还决定将大批白区干部输送到中央苏区。有可靠的通道，这些干部才能安全到达中央苏区。

从中央苏区的角度看，苏区的发展需要中央的领导、需要中央派外地干部来支援，还需要无线电器材、药品、印钞机等。因为中央苏区的工业基础实在太薄弱，又处在敌人包围封锁之中。如果有了可靠安全的秘密通道，这些亟需的物资就能及时从白区运送到中央苏区，有力促进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发展。

沪港粤闽赣秘密交通线的建立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向忠发、余泽鸿、吴德峰组成的委员会领导党的秘密交通工作，决定从全国抽调精兵强将在两三个月的时间内将全国的秘密交通建立起来。

中央决定成立由吴德峰任局长、陈刚任副局长的中央交通局负责中央交通决策的具体实施。11月，将1930年7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下设的交通总站合并于中央交通局。吴德峰在1940年所写的自传中说：“11月军委交通站改为直属中央政治局，又为交通局，由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余泽鸿和我组织委员会，指定我负责工作，将中央外交科归并交通局”。抽调广东省委秘书长饶卫华到中央交通局负责南方线的工作。

吴德峰

陈刚

1930年10月24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根据《计划》，当时建立的通往中央苏区的交通线有五条：（1）从上海乘浙赣线火车在衢县和上饶之间的常山、玉山一带进入赣东北苏区，再转中央苏区。（2）从上海到武汉转乘粤汉路车到株洲一带进入湘赣苏区再转中央苏区。（3）从上海到厦门，经漳州进入闽西龙岩，再进入中央苏区。（4）从上海到香港经广东韶关转南雄进入中央苏区。（5）从上海到香港经广东汕头、大埔到闽西永定（龙岩），再进入中央苏区。

这当中，最重要的是第五条，即沪港粤闽赣秘密交通线。1930年底，项英从上海出发，通过这条交通线于1931年1月15日到达江西宁都小布，宣布中共苏区中央局正式成立。项英安全到达宁都小布，标志着沪港粤闽赣秘密交通线全线贯通。

在上海的周恩来得到报告后，于1月3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宣布，上海—香港—汕头—大埔—永定—中央苏区的秘密交通线，已经打通了。同时他对该交通线工作提出进一步的要求：第一，现在必须迅速派干部进中央苏区去;第二，交通线应保证继续畅通。

沪港粤闽赣秘密交通线的安全措施

为了确保沪港粤闽赣秘密交通线的安全，中共中央对交通秘密工作作出规定，中央交通局采取了系列措施，主要有：

遵守个人保密纪律。中共中央要求：“秘密工作应该采取军事化的性质，带机械性的执行。凡是一切违反秘密工作的行动，毫不迟疑的应该予以严厉的纪律裁制。”曾在中央交通局工作的李子健回忆说：“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是当时这条交通战线同志们坚守的信条和誓言，是考验每个人的实践标志。”曾在闽西交通大站工作的李沛群回忆说：“‘工作第一，安全更是第一。這是秘密工作中一条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我们在工作中也始终贯彻执行。”

中央红色交通线示意图

交通站点“商业化”“家庭化”。交通站是构成沪港粤闽赣秘密交通线的基本单位，也是完成沪港粤闽赣秘密交通线任务的战斗堡垒，其性质是“党内秘密机关”。如何保证这些交通站的安全？中共中央的总体思路是“商业化”“家庭化”。曾负责中共中央秘书工作的黄玠然回忆说：“外交线路上设站。按当地情况，设站的办法各有不同：有的以家庭方式作掩护;有的开店作交通站;有的用社会关系作交通站。”不管采取什么具体方式，目的都是对交通站起到掩护作用。在香港交通大站工作的黄英博回忆说：“我们在土特产贸易较集中的上环地区，开设了一家土特产贸易公司，打出的招牌名叫‘耀华庄，正式请了一批懂得做生意的内行师傅（潮汕人居多），经营北江香菇、南雄烟草、信丰红瓜子等土特产，有盈有亏。”在汕头的交通站则是建立电料公司、中法药房来掩护。从广东大埔通往闽西永定之间的多宝坑交通小站则是一个家庭化的典型。邹日祥是交通小站站长，其妻子江崔英、母亲江强英都参加工作。江强英还因掩护同志而英勇牺牲。

巧妙伪装。这里的伪装分两种。一是人员身份伪装，即交通员和被护送干部的伪装——做官回乡的、富商、小商、打工的、裁缝、老师、传教的、考古的……只要能蒙混通过可能遇到的敌人的检查、盘问就行。与此相应每人还须预先准备一套“口供”，以备盘问，借以脱身。二是物品伪装，即所携带的文件、物品的伪装。文件都是密写，或是在书籍里，或是在布匹上，或是在手帕上……只要不被敌人发现就行。伍修权回忆1931年7月进入中央苏区的情况时说：“那时我手里提着一个小箱子，里头的随身衣物中有几块普通手帕，其中一块就是我的秘密介绍信，我在那上面做了暗记，同肥皂牙膏等日用东西混在一起。”

交通线路复线设置。从上海通往中央苏区的交通线有五条，就是复线设置。但在沪港粤闽赣秘密交通线还有复线设置。这条交通线的干线或主线路是：上海（乘海船）—香港交通大站（乘海船）—汕头（乘火车）—潮安（乘韩江船）—大埔县城茶阳（乘汀江船）—大埔青溪（步行）—多宝坑（步行）—铁坑（步行）—永定桃坑（步行）……闽西交通大站所在地（步行）……中共苏区中央局所在地（先后是宁都、永丰、兴国、瑞金）。这其中，从香港交通大站至闽西交通大站这一路段是红白交界，以白区为主，情况特别复杂。为保证安全、畅通，这一路段又作了复线设置。除干线外，还设了若干支线，供交通员根据情况灵活使用。这些支线分别有：（1）汕头—黄冈—平和—永定支线。（2）东江—闽西支线。（3）黄冈—大埔三河坝支线。（4）香港—黄冈—大埔茶阳支线。（5）大埔—黄冈支线。（6）大埔茶阳—西坡支线。（7）大埔—上杭支线。（8）东江—长汀支线。（9）东江—寻乌支线。有了这些支线，就可应付一些突发情况。

另外，在交通线上红军可控制路段，都派红军部队保护人员安全。

中共中央沪港闽粤赣秘密交通线经过地广东省大埔县青溪现貌

沪港粤闽赣秘密交通线的突出贡献

沪港粤闽赣秘密交通线从1930年10月开始建立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前后五年时间完成了很多重要任务，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沟通中共中央与中央苏区的信息联系。中共中央与中央苏区之间的信息联系是双向的，既有自上向下的，即中共中央对中央苏区局及地方党组织、红军的信息传递;也有自下而上的，即中央苏区局及地方党组织、红军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等中央机关的信息传递。这种双向联系是互动的，也是能动的。

中共中央对中央苏区局和地方党组织的指示，如1931年5月23日，中共闽粤赣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收到中央各项文件的情况，列出了所收到的文件：决议案、通知、宣传品、党内刊物、训令、其他，共计6类56件。

苏区中央局和地方党组织给中央的报告，如1931年5月28日《中共闽粤赣省委报告第九号》，分别说明了中共闽粤赣省委五个多月来向中央报送材料的详细情况，如“第三号报告是四月八日发出的，是三月份的总报告。内容：1.闽粤赣统治阶级进攻苏维埃区的形势与我们的策略;2.特委常委扩大会经过报告;3.执行转变中各方工作情形（改造苏维埃，深入土地革命，职工运动，红军工农武装概况，士兵运动，妇运工作，反社会民主党）;4.党的状况”。

中共中央同上海中央局间的文件往来。1933年1月17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撤离上海，迁入中央苏区瑞金。1月底，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博古等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上海中央局（亦称白区中央局），由它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党在国民党统治区中的工作，负责保持和疏通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之间的联系。它的具体任务是：加强全国各地党组织与革命根据地党组织的联系，负责接待全国各地到中央请示汇报工作的同志，并把他们送到革命根据地去，凡到上海来找中共中央的，尽可能帮助解决经济上和干部上的困难，或代电请示在中央苏区的中共临时中央局、中共中央，并帮助解决问题。因此，1933年1月以后，沪港粤闽赣秘密交通线传递文件信息的流向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时，中央苏区对上海间的信息交流内容也有所改变：一是中共临时中央对上海中央局（和上海中央局所属省委）的工作指示;二是中共临时中央对还没有建立直接交通联系而需要上海中央局中转的其他白区党组织和苏区党组织的工作指示;三是中共临时中央向共产国际（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报告。

红色交通线闽西交通大站旧址——福建省永定县虎岗杨公堂

解送運往上海中共中央的经费。沪港粤闽赣秘密交通线承担的第二项任务是解送由中央苏区运往上海中共中央机关的经费。

中央交通局负责人陈刚（化名易尔士）也曾到苏区为中共中央提款。1930年11月22日，他在龙岩向中央报告说：“闽西特委为中央筹的一万元已由出席全苏大会的代表王俊轩带来二千元的支票，其余一千元现在还未集中，待集中后即寄来中央。”“江西为中央筹了数十万元，已集中有十余万，我定明日赴江西运输，已（此）款项到闽西再转中央并传达中央新路线。”“（出席全苏会的代表）张俊华，学徒（C.Y.同志，带有三百元票，C.Y.特委给C.Y.中央的）”。

11月29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陈舜仪《给南方局的信》中写道：“简祥明同志带去的金子，伟良同志带去汇票五百元、银二百元有无收到，为何无回信，使我真挂念！大埔最近有一千元可付去，赣西南有十余万元给中央，中央有一、二万元给南方局之希望。我已与易尔士（中央派来的财政专员）斟酌过，派他到赣西南专办此事，并带参观团去。这里我要筹一万元，大约已有把握，最近有五千元可付去（本来要由我带去的）。请你快快派妥当同志前来，带似至少要十余人，因此间无人可负此责，请不要忘记，我们等得太久了！！！”

1931年8月23日《中央巡视员余泽鸿关于中区的政治军事财经组织等情况的报告》中提到：“中区解了一千两金子到此间，但须在此间熔化后多次兑中央，一二月未必能汇完（沛群此次带了三千元到汕，汇至交局收款处），况中央无收巨款的地址，更成问题。我提议桂昌同志运无线电来时，到省委将金子运出去，同时中央要迅速建立银行钱庄收款的线索。”曾负责香港交通大站工作的饶卫华回忆说：“1931年9月，中央苏区有几十两黄金要运出来，党中央派我和萧桂昌同志到闽西去运。”“我和萧桂昌同志一起由潮安乘轮船到了大埔县城，再到埔北的青溪交通站联系。当天适遇交通站负责人被当地民团逮捕，他爱人出来和我们联系，因情况变化，她提议由她先带萧过封锁线去闽西苏区，要我暂留在大埔县城等候消息，我们同意了。”吴德峰回忆说：1931年10月“随欧阳钦一道经香港到中央苏区，主要任务是提款20万元。”

当时受命为上海中共中央送去经费的王盛荣回忆说：“1932年为党做的一件事。那一年中央上海局（陈云、杨尚昆领导）多次来电，向党中央要活动经费。党中央两次派人送钱，但送錢的人都携款叛逃了。周恩来亲手将3.5万美金交给我，要我尽快送到上海局。我接受任务，从苏区出发，经梅县、汕头、香港，闯过重重封锁线，躲过多次盘查，冒着生命危险，于7月底抵达上海，把钱分文不少交到杨尚昆手上，完成了任务。”

护送进出中央苏区的重要干部。沪港粤闽赣秘密交通线承担的又一项重要任务是干部的护送。有的是从其他地方进入中央苏区，有的是从中央苏区到其他地方。特别需要强调的是，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江西瑞金，实现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机关的长途迁移，离不开沪港粤闽赣秘密交通线工作人员的艰苦努力。

周恩来曾向共产国际报告说：“从1930年9月至1931年4月，政治局共向苏区派了228名同志。其中172人到达了目的地。向各区派送人员的情况如下：向中央苏区派了67人，57人到达。”据粗略的统计，从1930年10月至1934年10月之间，通过沪港粤闽赣秘密交通线进出中央苏区的干部有名有姓的人员至少有290多名。

在这里列举两个护送事例：一是1931年12月周恩来化装成工人由交通员萧桂昌等人护送从上海出发，到汕头化装为牧师，经大埔进入永定、长汀。在长汀，周恩来指示闽西交通大站迁到永定，李沛群任闽西交通大站站长。周恩来最终安全到达瑞金。二是1932年底至1933年1月间，中共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张闻天、刘少奇、博古和陈云分三批从上海先后安全到达中央苏区瑞金，从而完成中共临时中央安全转移到中央苏区的壮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陈云传》介绍说：1933年1月17日，陈云和博古在交通员的护送下秘密离开上海，乘船前往广东汕头。一路上，他们身着长袍，装扮成商人模样。第二天，抵达汕头。他们在“汕头住了一天，坐火车又到潮安，又坐船到三河坝，然后坐小船到苏区边界”附近的大埔。曾参加护送工作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保卫局执行科科长卓雄回忆说：“陈云和博古一起到中央苏区，是在1932年冬天。我们也是到大埔接他们，……永定有敌人的部队在巡查，我们认为是被敌人发觉了，当即决定不往前走了，把陈云、博古二人带到离永定三、五里路远的煤窑躲起来。当时雪片纷飞，陈、博躲在一处，我们武装护送的躲在另一处，如若发现情况，我们就可以把敌人引到别的地方，保护陈云和博古。到了这天下午，敌人的巡查撤退，我们就绕过永定到达才溪苏区。”

护送干部路上的艰辛，曾担任中革军委机要科科长的戚元德是这样回忆的：我在交通员的帮助下，跋山涉水，不知过了多少道封锁线。全国到处都是革命志士的鲜血和躯体，等我们步行到汕头附近的交通站时，我的白鞋已经被血染成了暗红色，那是因为每夜几乎都在死人堆里爬行啊！这双鞋象征着革命道路的艰难曲折！从汕头到大埔，翻山越岭到了汀州附近的边界，又一站一站步行，闯过敌人的重重封锁，到了汀州，见到了李克农同志、邓发夫妇，他们送我到了瑞金。

采购和运送中央苏区亟需的物资。中央苏区和红军通过沪港粤闽赣交通线运送的物资，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因为中央苏区所在的粤闽赣边地区，工业并不发达，商业也因为交通不便而受到很大局限。部队所需要的军用品，如电讯器材、地图、望远镜、指南针等等，更是奇缺。左权、施简在1930年12月29日向中央报告说：“此间一切军用品，尤其是作战必需品，如地图、望远镜、指南针等差不多完全没有，请你们帮助设法是幸！”

通过沪港粤闽赣交通线，给中央苏区和红军运送了多少亟需的物资，现在尚未看到完整的档案文献资料，只能够收集到一些具体事例。

1931年6月10日，中共闽粤赣省委向中央报告说：“这次运来的货物（第二批的）已收到，第一批的已收，A号的送到苏区中央局，B号的尚留在我处。”到7月15日，中共闽粤赣省委在第十三号报告中称：“三批所付货物均到，现在已完全到齐，并且已完全运往中央局去了。”8月31日，中央巡视员余泽鸿从闽粤赣苏区给中共中央写信说：“第三架无线电留此，并派收发修理的人来。”

汕头交通中站工作人员漆鲁鱼在其自传中写道：汕头中法药房“供给或转运种种苏区所需物资：如无线电器材，印刷器材，西药器材”。曾负责香港交通大站的饶卫华曾回忆说：“从香港，上海买到的无线电器材、军用品、药物等，数量不大，秘密运到大埔站再转运到中央苏区，这又是一种非常艰苦的任务。”

搜集汇总各种社会情报。沪港粤闽赣交通线还承担着一项鲜为人知、通常被人忽略的重要任务，那便是搜集和汇总各种社会情报。

1927年8月21日发出的《中共中央通告（第三号）》，提出要建立通过各省的交通，构成一个党的全国交通网，并规定这个交通网的责任之一是“兼探听各地反动派的消息及其他各种消息”。交通员们活跃在交通线上，不可能同社会绝缘，要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自然会了解到林林总总的情况、消息。将这些情况、消息综合起来，在特定的情况下就会成为有特定意义的信息。

汕头交通中站所属华富电料行旧址所在地

1931年3月，护送任弼时和王稼祥的交通员萧桂昌返回上海，汇报了护送路上的情况。萧桂昌报告说：“他们俩（指任弼时、王稼祥）是3月15日到达闽西的。到那里是很容易的。在上海和汕头都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在从汕头到大埔的途中遇到的人不多，但还是有人。那里有很多传教士。在乡村有不少基督教教堂。传教士来来往往几乎没有阻碍。从大埔坐船到了下一个村庄，那里有我们的同志。……挑着担子把物品运往那里非常艰难。小商贩很愿意把火柴、食盐和煤油从白区运往我区，因为这些商品在苏区价格昂贵。不过军阀们禁止这样做。因此他们对所有货物都检查得很仔细。”萧桂昌还详细报告了闽西傅柏翠率部分人员脱离红十二军的情况，从而使中共中央“第一时间”了解了傅柏翠事件。

在前后五年时间里，战斗在沪港粤闽赣秘密交通线上的工作人员，团结一心，英勇奋战，从而履行了中共中央赋予它的责任、完成了它的使命，对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对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建设都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曾经通过沪港粤闽赣秘密交通线到达中央苏区的曾三后来称它是“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航线”，这是对沪港粤闽赣秘密交通线的总体评价，也形象地体现了沪港粤闽赣秘密交通线精神的本质。（责任编辑 黄艳）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