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群跃升视域下创意产业要素的构成与整合

熊澄宇 张学骞

摘要：集群化发展在一定阶段有效推动了我国创意产业“量”的扩增与“质”的提升，但在现阶段却暴露出资源错配、条块分割、互动不足、产城分离等弊端。原因在于，传统集群模式过度强调空间聚合、设施共享，违背了创意要素特殊的构成与整合逻辑。因此，创意功能区作为一种替代性集群模式，将在创新集聚、多点分布、价值拓展等方面彰显出传统模式所不具备的整合优势，从而充分激活创意要素整合，以生态重构实现企业间高频对接，以形态重构实现区块间灵活協同，以业态重构促成价值链间高效交互、无界交互，最终综合推动创意功能区与整体社会环境垂直融合、深度互嵌。

关键词：创意功能区;创意集群;创意要素;创新集聚;多点分布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1-0135-006

我国文化产业园区数从2009年的312个增长2018年的2905个[1]，可见增速之迅猛。集群化发展能够有效解决创意产业体量小、形态散的问题，形成规模效应与辐射效应，但自2014年左右我国“文创园热”逐渐消退之后，多数园区进入原地踏步乃至亏损状态，表明这些创意集群在向高端模式跃升的过程中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发展瓶颈。要解决资源错配、条块分割、创新乏力、产城分离等问题，关键在于充分识别创意要素特殊的结构及其整合逻辑，并为这一结构与整合逻辑提供有效的现实承载框架，这也成为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一、创意要素研究文献综述

（一）创意集群研究——创意要素的特殊构成

首先，关于创意要素的特殊构成，整体揭示于学界对文化产业集群的相关研究之中。早在1978年，托恩奎斯特（Tornqvist）就提出创意环境的四个关键特征，即创造力、人际间信息转换能力、真实或艺术地储存这些信息的记忆力、特定活动中的能力;[2]安德森（Anderson）认为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的环境要素包括：环境的多样性、基本的原创知识和能力、全面但没有严格管制的金融基础、经验需要和确切机会之间的不平衡、内部与外部交流的可能等;[3]克劳斯斯宾勒（Claus Steinle）和霍尔格希尔（Holger Schiele）从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两个方面归纳了文化产业集群生成及发展的要素。其中必要条件包括流程可分性和产品可运性，充分条件则包括长价值链、多样化竞争、网络创新和市场易变性。[4]

继而，针对创意集群的研究范畴逐渐从单纯的产业维度拓展至综合的场景维度、社会维度，进一步建构了根植于创意活动独特属性的要素体系。2000年，兰德瑞（Landry）在论述创意情境（creative milieu）时，将该情境的组成要素分为“硬”“软”两个层面，前者包括研究机构、教育设施、文化设施、会议场所等，后者则包括协会组织、社会网络、人际交往等促进个人与组织思想交流的系统;[5]110 2002年，弗罗里达（Florida）则在对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的论述中将人才要素的重要性置于技术要素与组织要素之上;[5]113 2007年，司各特（Scott）在对创意城市（creative city）的议题与政策问题的研究中，联系新经济和全球化的影响，论证了影响创意城市的主要因素是生产者网络、创意场域和地方劳动者市场，同时他也认为创意阶层对创意城市在就业结构、文化生活和物质外表诸方面具有特定影响。由此，他系统地归纳了创意产业要素的组成部分，包括创新情景、学习型区域、区域创新系统等多个层面;[6]2009年，莫马斯（Mommaas）将三个维度纳入对创意集群类型划分的考量，即集群中文化的品质与角色、集群经营远近范围的尺度与实质、集群的政治经济特征。[7]

（二）创新溢出研究——创意要素的特殊整合

如果说创意集群研究整体呈现了创意要素的特殊构成，那么创新溢出研究则进一步为这些要素的特殊整合提供了内在契合的范式与路径。创意要素整合之所以能够参照创新溢出的范式与路径，在于二者共同生成于如下宏观趋势：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新理念、新技术、新业态参与生产程度不断深化，土地、资源、交通等传统生产要素权重逐渐下滑，同时人才、创业环境、生态环境等要素权重不断上升，因此推动了生产性集群向创新性集群迈进。观照上述变化，加鲁（Gareau）认为社会能力和互动学习是集群创新溢出的基本因素，且这一溢出将为公司创造很多外部效益和协同效益。[8]伊森伯格（Isenberg）基于对企业家成长环境的考察，提出了“创业生态系统”（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概念，在该系统中，企业家、政府、大学、投资者、社会领袖等不同主体将结成利益相关者网络，为创业的全流程提供充足的激励、资源与保护。[9]

具体到创意产业领域，格特勒（Gertler）与莫得（Mould）以相似的方式揭示了创新溢出的独特样态。格特勒指出创意城市各团体的相互作用形成的“创意鸣”（creative buzz）是创意集群形成的核心动力;[5]115而莫得则将这一动力称为“知识鸣”（knowledge-led buzz），并认为它将促进以风险和不确定性为特征的创意产业的信任、知识、灵感、社会化和创新增长。[10]海尔伯伦（Heilbrun）与格雷（Gray）通过对洛杉矶电影产业集群与纽约戏剧产业集群的研究，勾勒出在专业人才聚集与特色产业集聚之间相互溢出、循环促进的良性关联。另一方面，金斯伯格（Ginsburgh）与思罗斯比（Throsby）则关注了相反却更加普遍的现象：除了演艺类产业，其他类型的创意人才并不需要离他们的消费市场、技术中介、服务中介地理邻近，因此更倾向于分散居住、动态聚集，而只在完成一个创新过程之后，联系中介机构与市场产生关联。[11]

（三）文化地理学研究——创意集群的空间承载

“创新溢出”主导下的创意产业，其集聚形态也趋向于从向心式点状发展向分布式带状发展转变，这不但符合非物质性劳动的“网络生产”属性，而且与后工业时代城市的空间结构耦合。就前一意义而言，哈特（Hardt）与奈格里（Negri）在描述全球化帝国的生产模式就指出，“工业的信息化和服务生产的不断上升的统治已使得那种产品的集中变得不再必需。规模与效率不再呈线性的关联”[12]。就后一意义而言，自1970年以来，传统制造业逐渐从城市中心向外迁移，信息经济主导下如通信、计算机、自动化等“弹性要素”[13]逐渐主导了后工业化城市的空间形塑，促使城市空间从单核等级化结构逐渐向多核心分布式结构转变。

较早关注上述现象的是一批文化地理学学者，如万斯（Vance）早在1977年就将城市描述为一种“多节点区域”;[14]卡斯特尔（Castells）进一步指出，在后工业时代，城市区域已经不再由物理单元或行政单元组成，而成为由人口流与信息流构成的“流动空间”，在该空间内，“先进服务业的生产与消费中心及其辅助性的地方社会，被连接在一个以信息流动为基础的全球网络里，而不重视与其腹地的联系”;[15]戈特迪纳（Gottdiener）将这一空间演变模式概括为“去中心化”，并且认为该模式与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始终处于相互生产的辩证关系;[14]巴顿（Batton）基于对一种新型“网络城市”的研究，认为在此类城市中，科技研发、文化创意、高端服务、高端制造等生产环节将趋于离散分布;费舍曼（Fishman）则认为这些生产环节将形成多中心的“增长走廊”[13]，由此形成“多中心—网络化—功能区—通道脊”[13]的空间结构。

二、创意要素系统：构成、分布与联动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将进一步提出创意产业的要素系统，具体包括静态构成与动态整合两个协同配合的层面，前者包括了核心、配置、跟进三个部分，而后者则包括分布与联动两个环节。由此，该要素系统将成为突破集群发展问题的现实依据，也将成为优化集群发展模式的核心观照。

（一）要素构成：围绕人才的配置与跟进

第一，创意产业的核心价值根植于情感、智力、审美等非排他性与非物质性的劳动成果，故而摆脱了传统商品交换与物质性生产的运作机制，进而也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这两方面意涵。而这种价值的一个重要特性在于，只有直接以人才为载体才能最大程度地被激活，只有在人与人的交互中才能高效地传承、发展、保存、流通，由此实现创新、推动创业。

第二，一旦认识到人才在创意产业中的核心作用，创意人才在一个地区的聚集会进一步最大程度地吸引其他关键要素的积极跟进。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地区，例如杭州、深圳等城市，会将吸引人才作为实现当地创意产业要素集聚的抓手。

所以，一个地区的人才网络将是该地区创意产业的核心资产，其具体内涵包括人才构成与人才交互两个维度;为了吸引人才要素的聚集，地区需要前期配置的要素包括政策引导、区域品牌与生态环境等三个方面;人才的集聚将导致一系列相关要素跟进，其中包括资本流通、创业氛围、媒介资源等三个方面，最终形成了“三层八项”的创意产业全要素结构（如表1）。

（二）要素分布：流动、协同与在地根植

第一，创意产业要素的核心是人才，而其流动性要高于其他类型人才。霍金斯早在《创意经济》中就指出，创意人才应当具备“特定的专业经验技能与迅速融入团体并接受其工作方式的社会能力”而成为所谓的“及时之人”。[16]可见创意人才很难全职依附于某一机构，而是以多兼职、自由职业的方式选择弹性的工作机制与流动的、分散化的工作场所。

第二，创意产业依据其运营模式的差异，或依赖较好的自然人文环境，或依赖于较活跃的市场环境，或依赖于较成熟的研发环境。然而这些环境很难叠加于同一空间而往往分散于不同区块。因此任何封闭的集群都只能适宜于某一类产业发展却忽视了其他类型的需求，从而遏制了不同类型产业在独立发展的基础上远、近程协同机制交错并存的可能。

第三，工业生产目标是全国乃至全球整个市场，所以其生产立足点也是普遍性的、可通约的，而创意生产的目标虽然也是整个市场，但是立足点必须具备一定的在地性因素。所谓在地性，原指一个地区建筑的形式和空间格局对当地自然条件、社会结构、文化系统的依赖性。该理念同样可以延伸至创意产业，一方面在生产内容上，反映在地风貌、当地风格、本地风韵是创意生产的重要前提，否则创意内容的差异性将无从彰显;另一方面在生产机制上，由自然环境、社会文化活动、地方品牌与传统、创意人才社区组成的地方特质也是创意生产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17]所以，创意生产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机制上都深入地根植于地方，这也决定了其产业布局需要与区域具体的社会结构形成“互嵌”关系，而非如其他产业生产可以充分区块化与高度脱域化。

（三）要素联动：从垂直交互到横向交融

创意产业的要素联动包括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二者都需要更具交互性、灵活性的联动机制。在纵向层面，工业生产的各环节、各部门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往往是在一个有计划、有秩序的系统内部完成，所以传统产业不同环节之间的内部联动是在固定的框架内实现，正如古典管理学操控下的企业组织，其内部传播的内容仅以工作为主，传播渠道是正式的，传播流向也是单向且垂直的。[18]而创意产业的分工与合作并不像传统企业那样是被预先设置的，而是需要在一个内容多元、渠道非正式、双向流动的社区化传播机制中后发完成。

在横向层面，相比于传统产业，创意产业天生具有向商业、制造业、信息服务业，乃至农业、建筑业、房地产业拓展、整合的倾向，以求融合新技术形态，打造新传播业态，最终构筑新文化生态。可以说以横向交互引领融合创新是创意产业发展的内在主线，因此更加需要一个宽松的社交环境、非正式的互动空间、高效的联动机制，在此环境中创意与相关产业才能真正激发创新点、融合点，而非在一个“老死不相往来”的环境中陷于“内卷化”。

此外，数字化多边创意平台的建立，不但消解了创意要素分工、合作、沟通的组织边界，深化了生产者與生产者、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社区化的联动模式，更从根本上打破了创意产业集聚的时空限制，促使创意产业形态与数字媒介多节点、网络化的形态深度互嵌。随着分布式计算、交互式传播等技术深度嵌入创意生产的各个环节，它既加速了创意产业“虚实结合”的转型进程，也对上述纵向联动与横向联动的去中心化进程提供了根本性技术保障。而更强调产业空间整合、地理聚集的传统集群式发展，无疑背离了这一发展趋势。

三、创意功能区：生态、形态与业态

充分认知、契合、激活创意要素特殊的构成与整合逻辑，是创意产业集群化模式向高端跃升的核心线索。而在实践操作层面，这一线索将引导集群在要素结构层面提升创意人才的丰富性与活跃度，在要素分布层面打破抱团式、封闭式发展格局，在要素联动层面促成生产环节高效、无界的交互模式，由此形成创新集聚、多点分布与价值拓展三条落地路径，最终协同建构“创意功能区”这一新的集群化框架。

（一）以生态重构推进创新集聚

通过创意功能区的建设，创意集群将在如下两个维度实现产业的创新集聚：第一，共享资源类型从空间、原材料和基础设施，向智力、信息、社交圈层转型;第二，联动模式从行业内单向联动、以垂直整合为主，向全行业多向联动、横向整合与垂直整合结合转型。至于其具体建设路径，大致可分为成果转化与生态构筑两类：

成果转化主要依托高等院校、研发机构等智力资源，基于产、学、研的合作联动，既促使原创性成果与产业、市场的无缝衔接，也刺激技术更新、维系产业技术的尖端位置与引领作用。生态构筑则是在满足生产、生活需求的基础上，依托产业联盟或服务平台等形式，为创意企业提供高频互动、充分共享、自由对接的多维交流网络，从而打造有利于创意主体相互协作的创新生态。需要说明的是，成果转化与网络构筑这两条路径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可以在同一集聚区内相互穿插、水乳交融，当然其中一种会占据主导地位，例如日本筑波科学城与上海张江科技城，就是以成果转化为主导路径的创新集聚，而美国硅谷与西班牙巴塞罗那[email protected]创意街则是以生态构筑为主导路径的创新集聚。

结合前文对创意要素整合的特殊性识别，本文认为创意产业功能区应当采取以生态构筑为主、以成果转化为辅的建设路径。因为，创意产业的创新不是封闭于“实验室”内的科技创新，而是需要互动式融合、开放式协作的创新。成果转化更适宜于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高精尖”制造业集聚，而在创意产业的要素体系中，科技权重虽然日益增加，但是依然处于辅助地位，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的依然是创意人才。而生态构筑则将创新视为一个社区化成果，将创新集聚视为一个社会化过程，从而使优化人的社交质量、营造人的生存处境置于激发创新的核心位置，因此更加适宜于创意产业创新的内在机理。

（二）以形态重构促成多点分布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入，一批一线城市及准一线城市已然出现了前文所述的“多节点”“去中心化”的分布特征，而这无疑与流动、协同、在地根植的创意要素存在分布形态上的特征耦合。因此，创意功能区作为一种可以深度嵌入该空间结构的集群模式，既能够潜在地移置城市的功能系统，更能够显在地消解城市规模、城市边界、城市区划、城市中心对产业要素纵向联动与横向整合的约束与限制。

基于上述认知，创意功能区应当充分依循要素流动、分散、在地根植的内在机理与运作规律，突破行政区域划分、行业部门划分对产业集聚的空间限定、行业限定，从组团式发展、封闭式发展向分布式发展、廊道式发展转型。此外，功能区建设应当基于数字化媒介技术，实现创意信息的全区流动、创意节点的全区沟通，以此推动创意产业集聚的形态更新与形态延展，以此扩大文化整合范围、增进产业关联程度、开辟行业合作空间，与创意产业生态重构形成一内一外、内外协同、优势共进的互动格局。例如自2009年起，北京市沿北京CBD至定福庄一线，纵贯朝阳区，东抵通州区，西至东城区，在78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打造了跨区域与跨行业的国际传媒产业“通道脊”，有效促进了创意人才与资本、技术、市场的协同发展。截至2018年7月底，功能区文化企业注册数达39297家，是2014年的2.4倍。2017年功能区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实现收入1776.1亿元，占全区比重的47.3%。[19]

可见，创意产业功能区将最大限度地淡化产业基于中心化、边界设置、空间聚集的外在联系，同时最大限度地强化产业基于去中心化、去边界化、创新集聚的内在联系，而这就更加需要以高度针对性的政策集束引领不同种类的创意产业功能区建设，积极探索“一区一策”的差异化路径，实现各功能区的政策资源配置的灵活化与精准化。此外，每一功能区都应该设置相应的行政服务平台并由地方文化产业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在及时跟进各功能区建设情况的同时，与城市整体规划、其他产业集群建设充分互动、协同布局。

（三）以业态重构激发价值拓展

价值拓展，即价值链拓展。所谓价值链，是区别于物质供应链的另一种产业关联形式，侧重于描述产业各个环节都对最终产品起到的价值加成作用。波特（Porter）于1985年首次提出以制造业为核心的价值链理论，雷波特（Rayport）与史维奥克拉（Sviokla）则于1995年提出了基于互联网信息流的虚拟价值链概念，它包括收集、组织、选择、综合和传递五种活动。[20]20世纪末，查尔斯·兰蒂（Charles Landry）正式将价值链概念引入创意产业，据此创意生产可以被定位为通过创意形成、产品生产、产品流通、产品传播和消费者接受这五个基本环节而不断生成价值、累积价值、延伸价值的过程。[21]

立足于创意产业的价值链内涵，创意功能区的价值链拓展就将表现为：基于创新集聚与多点分布，集群内各业态的交互模式将从高频、分散对接向高效、无界交互转变，由此导致固有价值链的优势环节将突破既定架构，拓宽延伸思路、开辟延伸方向，积极寻求与其他价值链的优势环节“强强联合”，从而在新创意与新业态之间建构无限可能的关联桥梁。虽然創意产业各行业都有其固有的价值生产链，但是这些链条原本可能只在某些环节具有突出的价值加成功能，例如时尚与传媒的设计加成、传统工艺与科技的技术加成、会展与旅游的流量加成，而价值拓展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功能区内人才流、知识流、信息流、产品流、客户流、现金流的横向整合与发散式对接，将原本分属不同行业的突出的价值加成环节延伸、辐射至产业全领域，从而使每一个优势环节都能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多个行业，以此打造创意产业优势集成、价值共享的最优格局。

例如《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依托故事、形象、版权“三位一体”打造的原创IP，其形成的价值链产值已迄今超过220亿美元，其中有116亿美元来自于主题公园、饮食和服饰等衍生领域;再如2017年我国移动游戏销售收入1161.2亿元，同比增长41.7%，其中由文化IP改编的游戏收入达745.6亿元，占整个市场收入超六成。[22]可见，优质原创内容向多行业、多领域寻求“品牌赋权”“技术赋能”“服务赋值”与“产品赋形”等多维度的功能拓展，是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变、向品牌化、媒介化流动的核心驱动，也是创意产业功能区维系创新集聚、做到“形散神不散”的根本路径。

四、结 语

产业集群之所以称之为集群，并不标示了某一类企业的单纯集合，而标示了一种关系性构成，这种构成包含如下四个层面：企业间关系，区位间关系，价值链间关系，集群与社会、自然、人文环境间关系。而创意功能区作为创意人才的生活之地、创作之地、交流之地、协作之地，其要素趋于交互、其空间趋于分布，进而引发其价值链趋于拓展。在此过程中，创意产业将内在地建构一种社会化关系网络，另一方面也将外在地与整体综合环境垂直融合、深度互嵌。

因此，建设创意功能区并非否定产业园区、基地、平台这些既有集群形式，而是要将它们视为一个更加灵活而开放的社会化架构内的组成部分，并基于创意要素整合的独特逻辑，以进一步激发集聚区的内生活力、优化其外溢效应。这是一个生态重构（企业间关系调整）与形态重构（区位间关系调整）互为表里、互为促进，以此激发业态重构（价值链间关系调整）。由此，文化创意的活力将真正转化为社会的活力、自然的活力、人文的活力，最终使功能区成为沟通本土经验与全球经验现实中介，融合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能动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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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焦德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