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美国文学 [论华裔美国文学的华人族裔性]

　　摘要:本文以华人族裔性为切入点研究华裔美国文学,提出三个问题:一、华人族裔性在华裔文学中有哪些表现?二、华人族裔性在美国主流语境的宰制下变得身不由己,它给华裔文学的创作和解读带来哪些局限?三、除了负面效应之外,华人族裔性应是华裔文学保持自身文学特色的一种特质,若华裔作家运用巧妙,华人族裔性能给华裔文学带来哪些益处?
　　关键词:华裔美国文学;华人;族裔性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0)1-0019-05
　　
　　1970年代,赵秀健等人在编辑亚裔文学选集《哎呀》时提出了他们的核心概念――“亚裔美国感性”,力图塑造一种既不同于美国白人,也不同于亚洲人的亚裔美国人的特质,以这种独特性为亚裔争取更广阔的发言空间。“亚裔美国感性”所发起的挑战与引起的争议,至今仍值得我们反复思辨,此一术语的洞见与不见、主体与边界、包容性与排斥性、历时性与共时性,应因各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社会结构、文学场域、文化潮流而展现不同的面貌。本文在结合对赵建秀的支持与反对的两种声音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华裔究竟有什么独特的族裔性,这些独特的华裔族裔性在华裔文学中呈现出哪些面貌,对华裔文学带来哪些利弊,以期对华裔的族裔性做出较客观、全面的研究。
　　
　　一.族裔性在华裔文学中的表现
　　
　　徐宗雄的小说《美国膝》开篇提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雷蒙德,等你老婆的律师跟你办完事之后,你连中国人都做不成了。’
　　……
　　雷蒙德想知道,一个中国人怎么能做不成中国人,就像一个天主教徒怎么能成为一个丧失信仰的天主教徒。如果达琳把一家人从他身边带走,他就失去了一个中国儿子安守本分的机会,那样他就不再是中国人了吗?”
　　此处问题的关键是“族裔性”,有什么本质性质让华裔称其为华裔?华裔的“族裔性”是可以改变的吗?雷蒙德想象今后如何向别人介绍自己:“嗨,我叫雷蒙德•丁。我曾经是华人,但我妻子保管了我的族裔性”。雷蒙德心想这是不是最糟糕的文化多元性。
　　“族裔性”是定义一个族裔的过程中,形成的先入为主、按图索骥的思维模式?还是一个族裔在形塑自我的过程中,呈现的与生俱来、不可替代的本体特质?换言之,“族裔性”究竟是在经验层面还是在本体层面,是形而下的抑或形而上的?具体而言,华裔何以称其为华裔,华裔文学凭借什么使之区别于白人文学、黑人文学和其它族裔的文学?如何把握其中的尺度,既不落入虚无的相对主义,也不重复僵化的本质主义?
　　以华裔文学最突出的书写对象“饮食”为例,尽管汤亭亭、赵健秀的创作理念与再现策略针锋相对,见证同属一脉的华裔文学也并非同质同构,然而双方的笔触一旦涉及“饮食”,两人同时变成个中老手,从古中国烹饪的匪夷所思,到唐人街餐饮的中西合璧,下笔细腻琐碎,描述变幻离奇,虽不免自我东方主义之嫌,但却能以最世俗的方式为美国主流社会接受,成就少数族裔文学的独特风貌。华裔文学从草创到繁荣,饮食向来是其中的显著标志。个人的饮食习惯是判断种族背景、生长环境的重要依据。
　　尽管华人饮食对华裔的成长、华裔文学的素材选取如此重要,但我们要问,非华裔文学不可以写华人饮食吗?在主流文学中,华裔饮食一定沾染了东方主义的猎奇目光么?华裔饮食书写只是一种载体,华裔或非华裔借由这一载体要表达何种诉求,这一载体对华裔文学文本的建构起到何种作用,背后的叙述欲望才是区别族裔性的标准。
　　饮食习惯对身份认同至关重要,食物不仅是历史与文化语境的产物,同时也反作用于历史与文化语境。换言之,当食物成为权力的象征,美学的实践,社群的仪式,意识形态或身份认同的诉求,食物不再只是一种锦上添花的修辞,无法自外于文本的建构与解读,食物也就对文本结构起到了逻辑推动的作用,尤其对于少数族裔文学意义重大。华裔文学如此讲究口腹之娱,物质细节的丰富或重复,既难逃自我异国情调化的诟病,也难说不是以微妙的反讽来对抗主流文学微言大义式的诠释模式,更是否暗示了感官的满足与肉身的成长才是实践各种意识形态最切实可行的途径?Alicia Otano的结论值得三思:“假如想对华裔文化的生长轨迹与发展历程做出既真实又连贯的叙述,华裔文学必须谨慎处理食物在文本中扮演的角色。”
　　用这样的标准解读华裔的“族裔性”仍然意犹未尽,“华裔饮食书写”固然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叙事范式,但更深层的叙述动力与布局欲望能否起源于华裔的心理? 从最明显的层面来看,华裔游移在身份认同的两难之中,往往越是挣扎,越觉无力,“我是美国人”的梦想如同地平线,永远看得到却达不到。无论是赵健秀还是汤亭亭,在无限延宕、曲折反复、否定又否定的书写历程中,是什么样的心理促成了华裔独特的“族裔性”?
　　《美国膝》里另有一处情节:
　　“在欧若拉公寓前的人行道上,一个亚裔女子迎面朝他(雷蒙德,笔者注)走来。她穿着一件T恤,T恤上写着‘这是属于亚裔的。你不懂。’她发现他在看她胸前的标语,于是对他笑了笑,好像他看懂了似的。一阵痛楚向他潮水般涌来,连周遭的空气都满溢着绝望。”
　　欧若拉和雷蒙德是一对亚裔恋人,他们发现分手的原因是欧若拉不能变成雷蒙德梦想的那种亚裔女人。迎面同胞的微笑转瞬而逝,似乎心有灵犀,又似乎不屑一顾,雷蒙德因为亚裔特性的问题而分手,此刻触景生情,他究竟看懂没有?他是痛感于爱情的破碎,还是绝望于不为人知的隔膜?这种痛楚与绝望是否是陈安琳所说的“种族的忧郁”?受弗洛伊德的文章《悲伤与忧郁》的启发,陈将种族的属性与身份的认同归结为忧郁的形成,失落绵延着无止的忧郁,让人耽溺其中无法自拔,甚或认为忧郁是安身立命之必要。作为一种形成自我的方式,忧郁代表了一种促人深思的比喻,显现在美国,种族化如何运作,美国文化的形成可说是在合法的排除某些历史,也是在误忆某些被排除的历史。忧郁也是克莉丝蒂娃所说的“不堪”,当不堪的意识在华裔的心头萦绕不去时,各种心理纷至沓来,对人我的关系殊难确定,从而有了自暴自弃又自救自赎的矛盾冲动。不堪是莫可明状的时刻,也是身不由己的处境,非此非彼,非表非里,是己身之错位,还是外物之误置,让人无言以对。
　　华裔族裔性在华裔文学中的表现多种多样,饮食与心理只不过是近乎形而下与形而上的两端。本文再以“拳击”为例,看华人族裔性如何渗透到这种典型的西方男性运动中。一般而言,武术代表了纯粹的东方传统,拳击代表了十足的西方传统。李健孙的《支那崽》和Don Lee的《黄》均以成长小说的模式,描述两个亚裔男孩如何在美国梦的召唤下,学会用拳击自卫、成长,从男孩变成男人的过程。
　　《支那崽》的主角丁凯失去生母的保护后,深受后母的歧视、虐待,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被逼学会了拳击,赢得了自己的空间,最后进入西点军校。《黄色》的主角丹尼在童年是丑小鸭,为了强身健体,跟白人拳击教练学会了拳击,变成了深受女性青睐的亚裔男性。他们都凭这种既暴力又健身的方式完成了从身体到心理的改观,似乎达成了他们立志做一个地道美国人的梦想。大致说来,两篇小说符合黄秀玲的“从必须到奢侈”的概念,“必须”和“奢侈” 代表存在与行动互为参照的两种模式,前者承受生存的压力而思想保守,后者满怀自由的憧憬,向往感情的宣泄与艺术的自为,两者的角力是文学创作的传统主题,用以凸显一种理想的亚美行为准则。丁凯学会拳击是生存压力下的无奈选择,为了自卫实属必须;丹尼学会拳击是自惭形秽中的偶然选择,为了魅力可谓奢侈。
　　更深层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拳击”所代表的暴力。Nguyen辨析了暴力在华裔小说中的运作机制。在美国国内,亚裔由于诉诸暴力被美国主流蔑为他者,而亚裔又因为受益于暴力,跻身美国主流。亚裔越来越清楚美国的暴力,进而分辨暴力的合法与非法――合法是白人为自己编造的神话,非法是白人对黑人强加的指控。据此,我们可知赵健秀的“大男子主义”外衣与“唐人街牛仔”形象,不只是他的素材与姿态,也是他谋篇布局的驱动力,且根本是他的创作不得不如此的理由。赵断言,借助暴力,男性身体可在言说上转化为宏大的种族与民族共同体的代表,并且阳刚十足的男性身体正是暴力的产物。经由男性身体的暴力演出,让种族恢复男性特征,成为华裔男作家主要的政治、美学抱负,而成长小说无疑最能展示华裔男性学会暴力的转化历程。暴力的身体政治因此展现三重维度:亚美男性身体因暴力获得公民权的资格;美国男性在经典的成长小说中被典范化,传诸后世;集各种暴力于一身的国家,成为最庞大的身体政治。
　　但暴力再怎样强大,它最终解决的是美国公民身份的问题,而非美国人的问题。从钩沉旧作到践行创作,赵健秀念兹在兹的既不同于亚洲人又不同于美国人的“亚裔美国感性”,透露出强烈的目的论倾向,难逃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罗。以暴易暴的书写策略越是激进,越是暴露自身的无力,暴力书写有政治参与的渴望,但表现出的解决方法又因为亚美作家的边缘地位而一再受挫,因此亚美文学深陷矛盾之中,它想建构一种抵抗的共同体属性,但主流文化却要求可被主流接受的文化生产与自我再现的形式。
　　问题还不只于此,为什么“拳击”一定代表西方属性?美国早有华裔拳击选手。华裔文学写到“拳击”、“牛仔”、“好莱坞”等美国大众符号时,为什么会格外引人注意?同理,当读到“功夫”、“饮食”、“唐人街”等代表华裔刻板形象的时候,为什么马上联想到华裔?如果把华裔小说中的华裔换成白人,这个故事依然成立吗?
　　
　　二.难以穿透的族裔性
　　
　　再看《美国膝》里的第二处引文,那个亚裔女子胸前的标语是此处的关键,什么是属于亚裔的?你是谁?亚裔是不可理解的代名词吗?你是主流还是非主流?你是指非亚裔还是亚裔?此标语是亚裔对主流霸权的强烈抗议,还是亚裔对边缘处境的无奈反讽?
　　大多数华裔文学的封面或封底介绍,无不大力推荐此书出自华裔作家之手,不仅对其文学价值充满了溢美之词,而且不忘强调它独特的东方韵味。凸显华裔的“族裔性”对书籍的畅销几乎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族裔性彷佛具有魔力的商标,消费者在消费至上的时代往往是冲着商标而来,华人族裔性在东方主义的商业包装下幻声幻影,商业利益的驱动与居高临下的俯视是华人族裔性难以穿透的第一层原因。
　　但大同小异的商业宣传正是造成了华裔文学在读者(特别是非华裔读者)脑海中的刻板印象。《女勇士》、《喜福会》之类的华裔书写大行其道之后,它们创立的风格被广为复制,华裔文学的写作模式、出版管道与营销理念带给读者一种错觉,认为华裔文学是一种风格明确、格调单一的少数族裔文学。在谙熟出版市场的经纪人的幕后操作下,黄玉雪、谭恩美、黄哲伦等畅销作家,不管他们的初衷是不是想纠正主流臆造的刻板形象,他们反复书写的主题逐渐变成华裔文学的几大母题,如母女关系、父子关系、唐人街叙事,于是母题积淀了浓厚的华裔族裔性,形成读者对华裔文学的前理解。谭恩美自《喜福会》之后难以突破,一边倒的中美对比,模式化的母女关系,在在说明了作者的想象与主流的规范,一时间华裔小说仿佛就是家世文学。而《华女阿五》、《女勇士》的影响力,显示了华裔的自传与成长小说为什么蔚为大宗。就是一向以反主流自居的赵健秀等人,当年编辑《哎呀》时也不得不听取资深白人女作家Kay Boyle的意见,该书中堪称“亚裔文学独立宣言”的绪论,其结构与力度均受惠于这位非亚裔专家,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华裔/亚裔的族裔性之症结。
　　是以在这种氛围之中,华人的族裔性成为界定此文学为华裔文学的前提和基准,族裔性成为一种显性符号,从作者创作到市场营销,从读者接受到学院研究,构成解读华裔文学的核心密码,既展开了与其它元素(诸如性别、政治、文化)对话的空间,也难免不预设了这些元素(由某些思维定势看来)“理所当然”应该具有的独特内涵,最后统统为我所用。鉴于此,“族裔性”因其难以穿透,在某种程度上了改变“讽喻”式的解读。讽喻是指在表面意义之外,还有另一寓意,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有极其明显的“转喻化”倾向。譬如,西方经典文学中种种“疾病”,在主流阐释系统中,不管是作者刻意为之,还是读者有心细读,都认为作者不会就疾病写疾病,疾病绝非作品的主题,而有将“疾病”转喻为各种意义的可能。然而对华裔文学而言,尤其是心理疾病,往往归结为“种族的忧郁”,是两种文化夹缝中的分裂人格,无所依归的身份困惑。
　　那么,回避“族裔性”是否是条出路?也未见得。张灿芳的小说除了《爱在边疆》,其它几部小说的主角几乎都是非华裔。林英敏指出,对张来说“做华裔是不够的”,张认为“异国情调”会阻碍她在主题中寻求的“普遍性”。但林要问,为什么中国人或华裔不能同样的具有“普遍性”,张说因为生活在美国,所以每个人都是“白人”。林却认为,虽然少数族裔作家不必一定要写他的族裔,就像一个女作家不必非要塑造女主角或采用女性主义观点,但当“自我”成为一个作家书写的主要主题时,长期回避和自身最亲近的部分,是很难立住脚的。但若写《哈利波特》之类的纯幻想小说,华裔的族裔性是否依然有效?博尔赫斯式的幻想小说虚实不分,这一文类却在华裔文学中缺席,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三.族裔性所能抵达的深度
　　
　　当主流用“族裔性”这种微妙的符号将“他者”重重编码,褫夺弱势族裔阐释自我的权利,一方面树立了自身宰制社会、历史、文化的权威,另一方面却无法控制弱势族裔将这种符号反其道而用之,将主流不欲为人知的黑暗之心层层解码。
　　谢耀的戏剧《瓷器》有一段华裔对白人的拷问:
　　“你跟其他人一样,安稳的坐在墙的那一边。观察我们。研究我们。看着我们。你从来没有从那一边走过来加入我们,或理解我们。你不想这样做。在你们眼里,我们神秘兮兮。我们是你们感兴趣的歌妓、戴眼镜的会计和牙医,你们当地的中国外卖餐馆。你们的幻想。你们怎么会爬过来与我们为伍?难道你们害怕发现你们其实和我们是一样的?发现我们也有跟你们一样的感情与畏惧?我们怎么这么相像?你和我怎么这么相像?”
　　“墙”是种族隔离的隐喻,是区隔“优劣”的屏障,白人从不肯也不敢翻墙,更遑论推倒。华人借这堵墙道出了白人最隐秘的心事,《瓷器》借力使力,迫使主流和边缘正视双方深层心理,华裔种种自我贬抑的说辞,其实是用“族裔性”折射主流的意识形态与思维模式。
　　美国标榜的“民族大熔炉”与“多元文化主义”看似公允,实则充满陷阱。美国主流越是宣扬“民主、自由、平等”的美国梦,越是不堪回首当年对黑人、印第安人犯下的种种暴行。“民族大熔炉”把各个弱势族裔的历史一锅煮,企图消融曾经的罪恶,从而开启一扇集体建构美国历史的大门,让白人与弱势族裔的发展史尽可能相互混淆、通用,以似是而非的“情感共鸣”掩盖弱势族裔的“个体控诉”。而“多元文化主义”带来的众声喧哗,貌似兼容并蓄的百家争鸣,实则改头换面的霸权回音,它表面乐于接受一切差异,却将负面现象归结为弱势群体自身的局限,暗中为权威掩盖谎言、推卸责任。尤其在后现代解构权威的语境中,华裔文学必须认清“差异”的重要性,对“杂糅”不可迷信。正如黄秀玲所言,若一味追随杂糅的文化,将使弱势族裔更加弱势,杂糅所带来的流动性,将使本处于夹缝中的亚裔无所适从,失去仅有的话语空间。甚且,相对独特的族裔性有助于保持华裔文学的活力,华裔再怎样白化,但华裔的潜能或许最终需要中国的传统元素才能启动。《吃一碗茶》里的男主角宾来因为白人女性而性无能,最后因中国妻子的一剂古老而神秘的中药恢复了男性的能力,此中象征华裔要成长为独立的个体,似乎宿命般的与中国传统结下不解之缘,“族裔性”亦为华裔文学带来画龙点睛之笔。
　　结语
　　华人族裔性在华裔文学中表现多样,本文之所以选取饮食、心理和暴力,因为它们对故事的发展脉络具有有机的推动力,是作品中必不可少的元素。族裔性所具有的多面性让华裔文学呈现出既迎合主流读者又保持自身特色的双重效果,但华人族裔性又不能仅以二元对立的模式来辨析,其复杂性值得更深入的思考。
　　
　　本文引用的华裔文学作品片段均为笔者自己的翻译。Shawn Wong. American Knees. Simon & Schuster. 1995. p11.
　　American Knees. P11.
　　Cf. Edward Hall. The silent language. (Greenwish Conn.1959),胡文仲主编《文化与交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
　　Alicia Otano,“Rituals of Mothering:Food and Intercultural Identity in Gus Lee’s China Boy”,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text:Readings on Fiction,Poetry,and Performance . Ed. Rocio G. Davis and Sami Ludwig,Hamburg:Li,2002. pp.215-226.
　　American Knees. P81.
　　Viet Thanh Nguyen.“The Remasculinization of Chinese America:Race,Violence,and the Novel”,Race and Resistance: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Asian Ame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2002.
　　Jeffrey F. L. Partridge, Shawn Wong.“A Conversation with Shawn Wong”. MELUS,Vol. 29,No. 3/4,pp.91-102.
　　Amy Ling. Between World:Wome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 Pergamon Press,1990. P119.
　　Chay Yew. Porcelain and A Language of Their Own. Grove Press. 1997. p.33.
　　Sau-ling Cynthia Wong.“Denationalization Reconsidered:Asian American Cultural Criticism at a Theoretical Crossroads.” Amerasia Journal 21:1 & 2.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