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新诗抄》:周策纵的“海外五四新诗学”_诗抄

　　摘要:周策纵教授《海外新诗抄》的编辑,建构了五四新诗1949年后在海外发展出的新版图。中国新诗发展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没有因为政治的变化,大陆与台湾形成极左极右的对拉而中断,仍有一批海外的知识分子诗人,把四十年代的诗歌传统带到海外继续发展,这种继承五四到四十年代诗歌创作传统,并在五、六十年代的海外继续发展出来的诗学,可以称之为“海外五四新诗学”。
　　关键词:周策纵;海外新诗抄;海外五四新诗学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0)4-0022-11
　　
　　一、关于五四的权威论述
　　1954年,周策纵(1916-2007)先生在密芝根大学政治系完成以《五四运动及其对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Its Influence upon China’s Social-Political Development)为题的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聘他到哈佛东亚问题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其中重要的研究项目就是改写他的五四论述的论文,当时共事的还有洪煨莲(1893-1980)、杨联�(1914-1990)、费正清、海涛玮(James Hightower, 1916-1999),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 1916-1999)等,在这些中西学者的内识和外识的跨学科,与多元文化思考的学术环境中,在传统的西方汉学(Sinology)与新起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学术思潮中,他修改完成了《五四运动史》(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196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至今已再版了八次,另外还有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平装本,因此奠定了其五四学的学术权威地位。
　　
　　周策纵对五四运动的权威性论述,建立在好几项客观的史实研究的方法上。他以细密的分析,精密的历史眼光,洞见五四运动是一项多面性的社会政治事件,然后以客观的历史事实与态度去描述和研究。由于五四运动本身的复杂性,和后来各党各派的不同解释,更使亲身参与者,所见者、所闻者、所传闻者,前后的回忆往往自相矛盾,或加油加醋,或无中生有,抹黑抹红。所以他大量采用当时的报刊记载和个人的“当下”的回忆,对后来的说法和解释,不得不审慎怀疑。透过这些原始资料,让当时的人和事,自己替自己说话。周策纵教授曾从1915到1923年间的报刊中,直接间接检阅过六、七百种。《五四运动史》中所搜集到的资料,本身就为后来的学者研究现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文学奠定了基础。因此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也将其出版成资料集,书名为《五四运动研究资料》(Research Guide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他认为五四是知识分子所主导的一项多面性的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的启蒙运动,大前提是对传统重新估价以创新一种新文化,而这种工作须从思想知识的改革着手,用理智来说服,用逻辑推论来代替盲目的伦理教条,破坏偶像、解放个性、发展独立思考等,以开创合理的未来社会。五四思潮不是反传统主义,而是革新知识,抛弃旧的不好的传统。由于它抬高了理智和知识,使五四精神到现在仍有其重要性。因为它引导中国走向未来的知识时代。他断定五四运动时期为1919到1923年,因为1924年以后,中国两大政党受了苏联的影响,吸引知识分子革命,抛弃五四早期思想文化革新的理想和作风,他认为那是扭曲了五四精神。他所坚持的论点,至今仍为国际学术界所重视。
　　二、《海外新诗抄》与
　　海外五四新诗学的建构
　　在1960年的《五四运动史》之前,周策纵教授就启动了编辑《海外新诗抄》的计划,试图维护1949年以后五四新诗的原有精神。在当年,传承与发展,只有在海外才较有相对的自由,因为五四新诗到了台湾或在大陆,都受到不同程度上的政治思想形态、社会政治对抗运动与激情的影响,那已经不是五四原来的精神与传统。他关于五四运动的论述,对其意义与影响,也是如此小心排除非五四的因素。所以他强调并坚持1919-1923期间的发展与事件才是真正的五四运动,之后便受到政党政治与左右思想形态的利用及影响。《海外新诗抄》的新诗,包括各种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发展的多种形式的新诗,如自由、抒情、格律、现代主义诗歌。而所谓海外,是指1949年前后从中国大陆把新诗火种带出去的中国诗人,地区以香港与美国为主。
　　可惜周策纵教授生前还未编好与出版,自去年开始,我与心笛决定将它完成,计划今年(2009)底由台北的文史哲出版社出版。周策纵教授这部诗选的编辑,意在建构五四新诗在1950年后在海外持续的发展,继承原本五四的精神与传统。中国新诗发展到1940年代末,没有因为政治的变化,大陆与台湾形成极左极右的对立的影响而中断,仍有一批海外的知识分子诗人,把四十年代的诗歌传统带到海外继续发展。
　　所谓海外,最重要的版图,以当时美国纽约的白马社及其相关诗人群最具有代表性,在1950与1960年代最为活跃。这些诗人都是知识分子,没有明确的政治思想形态,他们出国前,已经开始写新诗,到了海外,完全没有政治思想意识的压力,自由地尝试与探索新诗的各种表现手法、形式与主题,创造多元化的中文诗歌,延伸了早年五四的精神与传统的一个重要部分。当时纽约的刊物,就有白马社自己出版的《生活半月刊》(1956)、《海外论坛》(1960年-1962年)及1951年林语堂(1895年-1976年)创办的《天风月刊》(1951年-1952年),由女儿林太乙及夫婿黎明主编。1954年林语堂因为应聘新加坡南洋大学校长的职务,全家离开纽约,刊物就停办了。美国的《少年中国晨报》(旧金山出版)有的副刊也是新诗发表园地,像心笛(浦丽琳,1932-)在1950年代中期留学美国时,就常在上面以“心声”为笔名发表新诗。这批诗人也经常在香港的刊物如《人生杂志》发表诗作,或出版诗集,如黄伯飞(1914-2008)1957出版的《风沙集》与1959年出版的《天山集》,艾山(1912-1996)1956的《暗草集》都是香港人生出版社所出版。周策纵的《海燕》也是在香港出版。同时也有诗人如李经(卢飞白,1920-1972)的诗在《文学杂志》、《自由中国》上发表,艾山的《埋沙集》、心笛的《心声集》在台湾出版。
　　
　　胡适(1891-1962)甚至称“白马社是中国的第三文艺中心”。顾献梁(1914-1979)和唐德刚(1920-)等人是组织白马社文艺社的发起人,前者提议用“白马”,含有唐朝玄奘留学印度白马取经之义,后者加上文艺是怕别人误会其组织的目的,唐德刚说:
　　
　　胡适之先生对我们这个“白马社”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林先生去后,胡先生就变成我们唯一的前辈和导师了。他显然是把他自己所爱护的小团体估计过高,因而把它看成中国新文学在海外的“第三个中心”!
　　“白马社”的组织,在范围上说是比“天风社”扩大了,因为它有“文”有“艺”。
　　
　　唐德刚对历史与小说比较有兴趣,他认为诗歌贡献最大,胡适看重白马社也因为是诗。他的看法正确:
　　
　　胡先生最喜欢读新诗、谈新诗、和批评新诗。而白马同仁竟是一字号的新诗起家。他们厚着脸皮彼此朗诵各式各样的新诗。这些白马诗人中有稚态可掬的青年女诗人心笛(浦丽琳);有老气横秋的老革命艾山(林振述);有四平八稳“胡适之体”的黄伯飞;也有雄伟深刻而俏皮的周策纵。……在老胡适的仔细评阅之下,心笛的诗被选为新诗前途的象征,“白马社”中第一流的杰作。作者是个二十才出头,廿四尚不足的青年女子。聪明、秀丽、恬静、含蓄。诗如其人,因而新诗老祖宗在她的诗里充分地看出今后中国新诗的灿烂前途。
　　
　　“白马社”诗人虽然不多,但以其作品的多样化,就是一个诗坛。胡适喜欢的新诗都是纯情的抒情短诗,如心笛的这样的玲珑秀丽的作品《喜遇》(1956.8.27):
　　
　　比祥云还要轻
　　喜悦
　　在静极的田野上
　　起飞
　　似一束星星
　　抚过一架自鸣的琴
　　
　　昨日下午
　　碰见你
　　清湖的眼睛
　　隐显中
　　漾起雾幻诗
　　浪散出不知名的字
　　
　　1956年的台湾诗坛,在反共文学主导下,注重艺术的、个人感受的抒情纯诗能到这种境界的不多,所以胡适认为白马社不但是中国大陆和台湾之外的第三个文学中心,更有着预示“今后中国新诗的灿烂前途”的作品。
　　
　　当时台湾的现代诗还不成熟,像李经、艾山这样高水平的现代诗也不多见。现代主义诗歌的代表艾山非常杰出,敢试验与创造现代诗,请读艾山的《鱼儿草》:
　　朋友对我讲失恋的
　　故事我说譬如画鱼
　　明窗净几
　　脑海里另植珊瑚树
　　移我储温玉的手心
　　笔底下
　　掀起大海的尾巴
　　鳞甲辉耀日月
　　缀一颗眼珠子 一声叹息
　　添几朵彩云
　　借一份蓝天的颜色吗
　　梦与眼波与轻微喟的惜别
　　水是够了
　　忘却就忘却罢
　　我卑微的园子内生或死
　　都为装饰别人的喜悦
　　
　　这首诗收录于1956年出版的《暗草集》,由此可见白马社的许多诗歌,尤其艾山、李经、心笛,在五十年代已写出这样的现代诗歌,可说早已走在台湾现代主义诗坛的前面,这是急待研究的被忽略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史的一章。从现代诗的本质来说,另一位李经的诗也很重要,文字艺术可说是现代诗的登峰造极,同时又超越狭窄的中国的感时忧国的精神,敢于探索世界文明的空虚与病源,成为世界性的现代诗,就如他的艾略特研究,可与国际对话。可惜他创作严肃,作品不多。我有幸在1968年至1969年间在威斯康辛大学曾上过李经(卢飞白)的中国现代文学与艾略特两门课,常向他请教,发现他的现代主义的诗与台湾最好的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是美国芝加哥批评家R.S. Crane, Elber Olson, George Williamson 和 Richard Mckeon的高足,他的艾略特研究曾惊动美国学界。非常可惜《白马社新诗选》中只有李经老师的三首诗,但都是极品,如《叶荻柏斯的山道》(第五曲,鸡唱之前),是一首跨文化的长诗,意象、结构、智性与感性都有中国旧诗与艾略特现代派诗歌的传统。下面这首纪念他与艾略特在伦敦见面的长诗的一段,可见其功力:
　　
　　他清瘦的脸苍白如殉道的先知,
　　他微弓的背驼着智慧,
　　他从容得变成迟滞的言辞,
　　还带着浓厚的波斯顿土味,
　　他的沉默是交响乐的突然中辍,
　　负载着奔腾的前奏和尾声---
　　他的沉默是思想的化身
　　他的声音是过去和未来的合汇。
　　
　　“白马社”诗人作家真不少,胡适、顾献梁、唐德刚、周策纵、黄伯飞、艾山、李经、心笛、黄克孙(1928-)、何灵琰等。诗人之外,还有吴纳孙(鹿桥,1919-2002),他的名作《未央歌》就是在白马社时期写的。周文中也因为白马社而搞起音乐,成为作曲家,蔡宝瑜很年轻就成为美国顶尖的陶塑界人物。但以诗歌最为热闹,其作品的多样化足以形成一个诗坛。
　　
　　中国1940年代现代主义的诗人,如西南联大时期崛起的诗人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当时带来很新的气象。他们在五十年代以后,显然因为政治的干扰,中断了其现代主义前卫诗歌的探求与试验。崛起于上海地区的辛笛、陈敬容、杭约赫的新现代主义探索,也在1950年代以后突然放弃了。《海外诗选》中所选的艾山、李经,都是接受过西南联大现代主义诗潮的学生诗人,艾山出国前作品写了不少,收录在到了美国后在香港出版的《天山集》。由于抗战与内战,他们当时作品还没被人注意。到了美国他们都一直创作,是继承中国1940年现代主义的传统的诗人。因为如此,《海外新诗抄》不止选录1950年代的诗作,也特别选了他们一生的作品,以说明中国现代主义的持续发展及其作品面貌。
　　三、五十年代的殖民地香港:
　　建构海外五四新诗学版图的出发点
　　《海外新诗抄》也选了香港1950至1960年间的新诗作品。这是无中断的继承五四新诗运动的重要场域。所以这本诗集同时也把他们的重要性显露出来。
　　1950年代香港属于英国殖民地,当作家从大陆出走,第一站的香港具有改变思想与生活方式的公共空间的意义。每个人凭着个人的爱好和努力,可以默默追求创作上的理想,无须担心政治思想形态的压力,那些许多隐形权力的宰制。所以当周策纵教授在五、六十年代构思、计划这本选集时,他要明确的建构1949年以后中国五四新诗运动在海外的发展新版图,除了台湾及美国,英国殖民统治的香港也被看作继承五四新诗传统的重要基地。所以大批诗人留在香港,在不同派别的刊物上发表诗作,世界各地的诗人在香港发表作品或出版诗集,譬如杨际光的(贝娜苔,罗缪)《雨天集》,上面提到的周策纵《海燕》、黄伯飞《天山集》都是在香港出版。周老师原来打算大量收入生活在香港的诗人。但是很多五十年代移居香港的诗人后来便定居下来,融入了香港的社会与文坛,再加上近三十年香港文学主体性的成长,他们已经受到重视与承认,像黄继持、卢玮銮、郑树森编《香港新诗选1948-1969》、黄继持、卢玮銮、郑树森编《早期香港新文学作品选》与胡国贤编《香港近五十年新诗创作选》,这些选集都说明,许多诗人从徐(1908-1980)、力匡(1927-1991)、徐速(1924-1981)、燕归来、李素(1910-1986)、夏侯无忌(1930- )、岳心(徐东滨,1927-2004),到林以亮(宋淇,1919-1996),都是香港作家,已受到应有的承认与研究。因此本集只选了数目很少的当时定居香港诗人的作品。我们发现周策纵教授当初选的多数诗人都是自由、抒情、格律派诗人,因此我们额外加上了林以亮与夏济安(先后居住香港、台湾、美国)的现代主义的诗,因为前者把格律与现代主义的诗相结合的新诗学带来香港,后者把五四的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诗先后带来香港与台湾。
　　
　　正如陈灭(陈智德)所指出,五十年代从内地来港的新诗作者如徐、力匡、徐速、夏侯无忌、李素等诸位亦继承“五四”文学传统,特别在形式上承袭新月派,并强调浪漫情感,有延续“五四”及藉此表达乡愁之思的文化需要;另外少数现代主义诗人如林以亮针对他们相对保守的文学形式和过于感伤的语调而提出调整,林以亮企图制约情感,那是五四新诗到了四十年代的新方向。四十年代香港新诗多元并存的局面,从选集中可看出,政治立场上的左与右、诗形式上的格律与自由,内容上的晦涩与明朗,都有所呈现。
　　1949年后前往东南亚继续创作的诗人甚多,周策纵原来就选了去了新加坡的力匡,我们增加了先后自我放逐香港、马来西亚与美国的杨际光,他继承与创新了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中文诗歌。他们代表把五四多元的新诗带到海外的重要诗人,现在力匡与杨际光都受到香港学界的重视,所以他们的作品也不必选录太多。其实前往东南亚的诗人很多,如黄崖、尧拓及其它的人,但是很多诗人后来都已融入当地的社会与文坛,发展成马华诗歌、菲华诗歌或泰华诗歌的诗人,因此他们不在《海外新诗选》的范围与对象之内。这是另一个有待研究的有趣课题。
　　四、五十年代新诗学:
　　断裂、继承、漂移、蜕变与多元现象
　　中国五四所发展的新诗传统,到了五十年代,因为大陆与台湾的政治对立,左右思想形态的干扰,就没有继承四十年代的诗歌发展,发生了断裂。张曼仪、黄继持、黄俊东、古兆申等八人编选的《现代中国诗选:1917-1949》感慨地说:
　　
　　由于中国的政局急遽变动,没有充分时间让他们进一步沿着自己的方向开拓,但他们确是忠于时代,忠诚于诗艺。虽然五十年代中国诗并没有接着四十年代这派诗风发展,这批诗人的努力,究竟是值得尊敬的。
　　
　　断裂严重的情况,以大陆与台湾最为严重。 但香港与海外就不一样。由于过去学者在审视中国新诗的发展的视野,只聚焦在大陆或台湾,往往忽略了香港及海外的诗人及其作品,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新诗在四十年代以后产生了断裂现象。学者的误解是因为海外的史料还未被整理。譬如林以亮1950年代在香港的《人人文学》(1952-1955)与《文艺新潮》(1956-1957)发表诗与诗论,心笛以心声为笔名发表在旧金山的《少年中国晨报》的诗,卢飞白以李经为笔名发表在台湾《自由中国》、《文学杂志》的诗,实鲜为人知。所以陈灭说:
　　
　　对九十年代的读者来说,香港新诗无疑是一种没有历史的文学。它的过去,被藏匿在幽暗的角落,存在与否几乎受到怀疑,只近年在不少由中国学者撰写的有关香港文学史的论述里因政治需要而受到“照顾”。《香港新诗选1948-1969》作为一系列整理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学的研究,可说是一项发掘藏匿者的工作。郑树森的《导读》一如他在《香港文学大事年表》序所言,自觉为重构历史的工作,同时了解到重构的局限性,具有开放和自省的态度。就《导读》和所选作品,编者有意突出五六十年代香港新诗多元并存的局面。郑氏指政治立场上的左与右、诗形式上的格律与自由,内容上的晦涩与明朗,都得以并存,又指出香港新诗与台湾现代诗的渊源关系。此“并存”局面大异于同时代的中国(大陆)和台湾,原因值得进一步探讨;“并存”当中的抗衡和调整,使整个局面更形复杂,更是香港新诗建立主体性的重要契机。
　　
　　 如上所述,依据香港主体性的五、六十年代的诗选建构起来了,如《香港新诗选1948-1969》与《香港近五十年新诗创作选》。而且香港五、六十年代的诗歌研究也开始建构香港诗歌本体性的论述,如梁秉钧《1950年代香港新诗的传承与转化:论宋淇与吴兴华、马朗与何其芳的关系》、陈灭《重构“没有历史”的历史:评〈香港新诗选1948-1969〉》、郑树森《五、六年代的香港新诗》便是很好的论述。
　　如上所述,香港和海外,尤其美国都是具有不必改变生活方式与思想形态的公共空间,诗人可以自由探索与开拓诗歌的个人第三空间。郑树森说:“五十年代初活跃于香港文坛的诗人多数是格律派。年龄较大的诗人是徐(1908-1980)和林以亮;年轻一辈则为力匡和齐桓(夏侯无忌,1930生)”,他们试验十四行诗等西方诗的形体,非常强调有形的有节奏的、有音乐性的诗歌。但是后来,走向现代主义的诗歌很多,形成了多元并存的局面,但是也形成香港自己的特色。
　　其实《海外新诗抄》所选的在美国的中文诗人群也是如此,而在大陆刚好相反,四十年代以后,大家回头写散文式的民歌体白话诗。刚到美国的时候,像黄伯飞、周策纵、西艾、艾山,多是继承了四十年代的格律诗派,就如周策纵的第一本诗集《海燕》与艾山《暗草集》都是抒情的格律诗,但是他们两位后来都是大力试验各种诗体、各种主题,包括现代主义的诗,尤其艾山。他与李经在五十年代已走向比台湾香港的更前卫的现代主义诗歌。
　　这本诗选清楚地显示,在一个没有政治社会主导的诗歌时代,诗歌只是个人创作的思想、想象与文字艺术。他们不断探索创意世界,因此诗人的创意发挥到极致。像周策纵,他一生的诗歌创作《胡说草:周策纵新诗全集》与《周策纵旧诗存》,可以看作一部中国诗歌史或中国诗歌全集的横切面与缩影,从自由白话诗、象征诗、格律诗到现代主义诗,不断以旧诗词的形式创作,主题与内容也千变万化。域外的五四、离散与文化流变为他的新旧诗建构了属于他自己特有的弃园诗学。周策纵从1948年流放美国之前开始写作,一直到2007年逝世时,从不间断,虽然作品不多,但其尝试过白话自由诗、格律诗,又如何转向现代诗与后现代诗?又如何通过语言变迁、跨中西政治文化、边缘思考等建构了一种新的新诗学,一种我所谓的“弃园诗学”。周策纵《我在大西洋里洗脚》(1959)是一首很典范性的格律诗,有闻一多、徐志摩的韵律与社会文化内涵:
　　
　　我在大西洋里洗脚
　　满天的星斗浮起泡沫
　　这里该有我故乡的江水
　　水上却没有往日的渔歌
　　
　　我冒着狂风奔向大海
　　潮水像雪花对我飞来
　　这四周全没有人的声影
　　只我的脉搏和海潮澎湃
　　
　　我背后虽然是灯火辉煌
　　却要去追求暗淡的星光
　　让海风吹去我温暖的喘息
　　飘散到那边的人们的心上
　　
　　这沙滩上布满了无数的脚印
　　像墓碑上镌刻着不朽的碑文
　　我独自徘徊在这水边凭吊
　　踩乱了许多含蓄的风痕
　　
　　由于他大胆的试验,诗不断地转型。试读下面写于一九九二的《读书》,哪里像从五四走过来的诗人写的诗?请读:
　　
　　他躺在床上读书
　　从甲骨文直读到草书
　　把头发越读越白了
　　他用手去摸一摸西施的笑
　　她噗哧一声发嗔说
　　你当初为什么不呢
　　
　　他脸也红了
　　头发也黑了
　　一页又一页 有人待在谁的黄金屋里
　　只听见咯咯的笑声
　　再翻下去
　　是一阵哭泣
　　他赶快把书关了
　　可是头发越白越读呢
　　
　　就如洛夫所说,通过“一阵调侃,一种深沉的反思,处理手法颇有‘后现代’的趣昧。”余光中对周策纵的《海峡》(1996)这首诗读了竟敬佩不已,因为“意象逼人”,他还说“匠心独造,老来得诗而有句如此,可佩也”。请读这首诗:
　　
　　当然都是可以载船或翻船的水
　　不料从这边或那边望去
　　却总有点儿水土不服
　　
　　波涛上晚霞拖一条血红的绳
　　不知会牵出喜事还是丧事
　　总比在别人屋檐下还好些罢
　　
　　这水,有些人是亲自渡过的
　　有些人是父母亲渡过的
　　当然也有些远祖父母�.....
　　这样就能造成海峡么
　　
　　反正水没记性
　　鱼又不是太史公
　　然而,回头就是两岸
　　难道该让人比鱼还滑头吗
　　
　　余光中指出:
　　
　　此诗风格清俊,深入浅出,饶有知性,可以上追冯至、卞之琳、辛笛。所谓十四行,全无押韵,句法也不齐,甚至段式都呈“倒意大利体”,前六后八,另成一格。
　　
　　余光中所说“可以上追冯至、卞之琳、辛笛”极含深意,因为周策纵是一位敢于尝试与试验各种形式与内容的诗歌,由于他创作生命长久,在他一生所写的新诗作品中,几乎可以轻易找到代表各个诗派特色的诗,从胡适、康白情、徐志摩到闻一多、戴望舒、艾青到台湾现代派及后现代的诗人。
　　又如心笛自大学时期便自我放逐在异国的社会边缘,远离政治权力,置身于正统文化之外。心笛的诗歌,在一个没有政治化的民族国家书写的压力之下,不必为什么永恒的主题而写,她的想象的空间无限,她写出了作为女性个人内外世界的境界,充满创意的诗,因此为胡适不但欣赏佩服,称为中国“新诗前途的象征”,心笛的抒情诗的意境,唐德刚以美国女诗人Emily Dickinson (1830-1886)相比。从下面的两首短诗,可见中国自冰心、朱自清、康白情以来的自由抒情诗的被提升到极致的境界,这是把现代主义化的理智带进了四十年代以前纯感情的抒情诗:
　　
　　变成了乞丐,
　　伸出手
　　诚心地
　　到处索求着“真”。
　　那些路过的人
　　吝啬而又聪明,
　　赐给我一脸笑,
　　却只美丽而又空虚。
　　――《乞丐》
　　硬街头,
　　点着一二三四五个水龙头。
　　失去荣耀的阴沟,
　　吐着白气,
　　没声没形没嗅。
　　铁样的门锁着,
　　铅般的窗关着,
　　钢骨水泥墙围着,
　　这是散工后纽约市的大楼。
　　
　　抬起头,
　　一窄片死灰的天,
　　朝前顾后,
　　没树没鸟没狗。
　　――《散工后》
　　
　　艾山与李经都是抗战时期在西南来联大读外文系的学生,同时期受到现代诗运动的影响。李经抗战时就读昆明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四年级时参加青年军,做了一年翻译工作。胜利后返清华园完成学业,1947年毕业,毕业后留校教了一年英文,1948年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美国,进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后来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艾略特:他的诗论的辩证结构》(T.S. Eliot: The Dialectical Structure of His Theory of Poetry),被誉为论艾氏诗歌理论的重要突破。可惜他在西南联大与北大的文学活动,尚未有考证,但是他到美国写的现代主义的诗,肯定是直接从大陆继承五四的现代主义诗的火种,不属于台湾的现代主义。
　　
　　艾山考入北京大学,七七事变后进入昆明西南联大,1938年外语系毕业。与同学陈三苏(羽音)赴香港结婚。1948年秋与妻留学美国,出国前以笔名林蒲写了很多诗,收录在《暗草集》(香港:人生出版社,1956),他显然继承了五四的何其芳和闻一多格律、象征派的诗,到了美国,他的诗从五四的传统新诗,走在台湾的现代主义的前面,这些1954-1959年在美国写的现代主义诗作,后来收入《埋沙集》(台北:文星书局,1960),创造了另一种异于台湾或香港的现代主义的诗。
　　六、“海外新诗学”的两重结构:
　　“海外五四新诗学”与“世界新诗学”
　　“海外新诗学”具有两重结构:“海外五四新诗学”与“世界新诗学”,因为这些知识分子诗人、在五、六十年代与以后经历过两种社会与文化生命的历程,具有前后两种不同的诗人身份证。第一重诗学是继承了四十年代的各种传统,在五、六十年代的海外发展出来的,我称为“海外五四新诗学”。或以当时胡适的“第三文艺中心”话语来说,也可称为中国的第三种新诗学。痖弦在编选《当代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时,就注意到这群诗人的重大历史意义:
　　
　　此外,我们也选录了三、四十年来散居英美(特别是美国)老一辈诗人们的作品。这些诗人,大多于抗战前后赴往美国,他们的创作基本上承袭了1949以前新诗的诗风……对于1949年以后台湾的现代诗与现代主义,接触较少,感觉陌生,显然不曾受到台湾现代诗激烈的影响,而与大陆“政治挂帅”文坛更不屑一顾,因此,他们仍然依循新文学运动发展出来的轨迹前行,并肯定自己是新文学运动以降中国文学的衣钵传人。他们独塑的风貌与舍我其谁的豪迈气质,很明显的造就了1950年以来中国文学的“第四个文坛”……
　　
　　同时痖弦也说:“此中诗人以周策纵为首,另有白马社的诗人亦属之。”
　　这一批诗人知识分子自我放逐海外,特别是美国,而不回归中国,继续在海外创作。放逐的、边缘的、世界的文化与诗学孕育了第二种“海外新诗学”的诞生。而这个“海外”,更确定的说,应称为“白马社新诗学”,或是“世界中文新诗学”,他们几乎全是抗战前后从大陆出去,留学美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国际性的公民诗人。像周策纵、李经、艾山、心笛等人的感性、题材都很离散、边缘或称国际性。这是有待深入研究有趣而重要的课题。
　　
　　所以这部《海外新诗抄》,以作品建构了至今被遗忘的中国新诗历史:这批海外诗人知识分子,延续中国五四新诗的精神,以及中国四十年代的新诗传统,这种在五、六十代海外的诗歌,我称为“海外五四新诗学”。但是经过五十年代,这批定居在海外的尤其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永远自我放逐,变成美国华人,他们诗歌在多元文化、边缘的情景中的流变、转型,最后自己成长成另一种新的诗学,这种海外诗学,或更准确地说是“白马社诗学”,它与五、六十年代的海外五四新诗学不同,与大陆、台湾与今日的香港新诗也不一样。1949年前后很多诗人从大陆到了台湾,如覃子豪、钟鼎文、纪弦,他们已成为台湾新诗不可分割的诗歌传统。黄崖、姚拓及很多当年与友联文化事业有关的诗人变成新马的文学作家。也有很多知识分子诗人到了香港,像徐、徐速、夏侯无忌、林以亮,在五六十年代的他门属于“海外五四新诗学”,后来落地生根,在文学身份证上又归化为香港本土作家了。
　　我在上面的论述中一再的重复使用一些话语,如我多次指出,艾山与李经创造了另一种异于台湾或香港的现代主义的诗,而心笛悄悄继承四十年代抒情诗的传统,到了美国,把现代主义诗歌的技巧、理智、语言、想象艺术带进了四十年代抒情诗,创造了一种世界性抒情诗。像周策纵,他几乎融会了五四新诗各种试验过的诗歌,加上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艺术,再与时跟进,从自由、格律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他的诗集可以看作为一部中文的诗歌史,中文诗歌全集。
　　这一群诗人知识分子,他们在六十年代以后,完成了继承五四现代派传统的诗歌使命以后,其中不少还继续写了一辈子,他们的写作传统与后来在1960年以后从台湾去欧美,或七十年代从大陆出去的作家,完全不同。譬如原来台湾的杨牧、杜国清与非马、原来港澳的叶维廉与张错,就属于另一种诗学。对于他们的诗学异同的精细分析,至今尚被学界忽略,这本诗选的出版,就提醒我们这是急待开拓的研究课题。
　　我上面说过,李经的诗最超越,他的文字艺术可说是现代诗的登峰造极,同时又超越狭窄的中国的感时忧国的精神,敢于探索世界文明的空虚与病源,成为世界性的现代诗。夏志清在《中国现代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一文中说:“英、美、法、德和部分苏联作家,把国家的病态,拟为现代世界的病态;而中国的作家,则视中国的困境为独特的现象”。所以中国作家,从不敢逾越中国的范畴,从不进入现代文学的主流。其实唐德刚、周策纵、黄伯飞、李经、心笛、西艾、黄克孙、杨继光等人的诗歌,不但继承五四的传统,也超越了五四传统,他们以中文尝试书写了世界诗学。
　　
　　关于周策纵的生平与学术,见《中国文哲研究通讯》17卷第三期(2007年9月)“周策纵教授纪念专辑”,第1-112页;王润华、何文汇、痖弦编《创作与回忆:周策纵教授七十五寿庆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
　　Chow Tse-tsung,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Its Influence upon China’s social-political Development, Michigan, 1955, pp.861. (密西根大学的亚洲学会博士论文库档案编号:DA15:1644;UM12,53)。见Leonard Gordon and Frank Shulman (eds.) China p.68.
　　Chow Tse-tsung,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平装本由史丹佛大学出版社出版(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出版;中文翻译本有很多种,丁爱真、王润华等译《五四运动史》上册(香港:明报出版社,1995);杨墨夫编译《五四运动史》(台北:龙田,1984);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哈佛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22日给本人的信说共印了八次。平装本的版次不详。
　　Chow Tse-tsung,Research Guide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
　　周策纵:《认知•评估•再充:〈五四运动〉中译本再版自序》,《五四运动》上册(香港:明报出版社,1995),第1-6页。
　　心笛、周策纵合编《纽约楼客:白马社新诗选》(台北:汉艺,2004),见周策纵、唐德刚、心笛的序文、后记与附录。1968、1969年期间,周策纵拿出搁置很久的资料,请淡莹继续找资料,后来因为她毕业离开去教书,计划就停止了。
　　根据加州大学(Santa Barbara)东亚图书馆的彭松达先生的查询结果:《海外论坛》World Forum始于1960年1月,第1卷第1期终于1962年10月第3卷第10期(美国国会图书馆目录)(哈佛燕京图书馆目录);《天风》Tienfeng Monthly始于1952年4月第1期,终于1953年1月第10期(美国国会图书馆目录)(哈佛燕京图书馆目录);《生活》或《生活杂志半月刊》China Life 起迄年份不能确定,有说起于1951(美国国会图书馆目录),有说起于1950(史丹福胡佛图书馆目录),看来1951比较正确,可能停刊于1956年9月第123期(哈佛燕京图书馆目录)。
　　引起胡适的注意,并告诉心笛的父亲浦薛凤与母亲陆佩玉,后由母亲收集出版成她的第一本新诗集,见浦丽琳《心声集》(台北:自印本,1962),前有母亲的序文。
　　黄伯飞:《风沙集》(香港:人生出版社,1957);《天山集》(香港:人生出版社,1959);艾山《暗草集》(香港:人生出版社,1956)。
　　周策纵:《海燕》(香港:求自出版社,1961)。该书由香港友联出版社印刷及友联书报发行。
　　王润华编辑的《卢飞白选集》即将由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出版,附有作品发表的刊物与年代。
　　艾山:《埋沙集》(台北:文星书店,1960);心笛《心声集》(台北自印本,1962)。
　　唐德刚:《“新诗老祖宗”与“第三文艺中心”》,《胡适杂忆》(台北:远流2005年)。
　　《纽约楼客:白马社新诗选》,第24页,第349页。
　　Fei-Bai Lu, T.S. Eliot: The Dialectical Structure of His Theory of Poet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
　　他1972年逝世后,我曾编辑他的诗文集,诗25首,单篇论文13,寄到台北出版,后来稿件被出版社遗失。周教授的序文发表于《传记文学》22卷四期(1973年四月)。我有两篇论文纪念他,附在遗失的诗文集里,见《卢飞白(李经)先生的文学观及批评理论》、《美国学术界对卢飞白的艾略特诗论之评论》,收入我的《中西文学关系研究》(台北:东大图书,1987),第246-268页;第269-275页。
　　《白马社新诗选》,第243-244页。
　　李经:《伦敦市上访艾略忒》,《文学杂志》4卷6期(1958年8月),第8-9页。
　　关于白马社的创社历史与活动,见《白马社新诗选》的序文、附录;心笛《白马啸西风:依稀回忆50年代“白马社”兼记胡适轶事》,李宁编《中美关系系列》第一册(纽约:纽约天外出版社发行,2006),第160-179页。
　　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轮》(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249-309页。
　　艾山:《天山集》(香港:人生出版社,1959)。
　　他们在出国前的作品,尚有待研究,希望《海外新诗选》出版后,会引发注意与更深入的研究。到了1980年代之后,台湾逐渐注意,如王志健(上官予)《六十年诗歌选》(台湾:正中数书局,1973);痖弦编《当代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台北:天视,1980);参考痖弦《〈现代诗的省思:《当代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导言〉》,《中国新诗研究》(洪范,1981),第34-35页。
　　杨际光(贝娜苔,罗缪)《雨天集》(香港:1968)。锺文苓的评论写于1951,可见诗集早已编好,延后出版,《雨天书》新版由吉隆坡雨林小站于2001再版。
　　黄继持、卢玮銮、郑树森编《香港新诗选1948-1969》(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黄继持、卢玮銮、郑树森编《早期香港新文学作品选》(香港:天地图书,2000);胡国贤编《香港近五十年新诗创作选》(香港:香港公共图书馆,2001)。
　　陈灭(陈智德)《重构“没有历史”的历史:评〈香港新诗选1948-1969〉》,《信报》1998年7月11日。
　　如《香港新诗选1948-1969》与《香港近五十年新诗创作选》都有选录。
　　张曼仪、黄继持、黄俊东、古兆申等八人编选,《现代中国诗选:1917-1949》(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部,1974),《导言》,第35页。
　　梁秉钧《1950年代香港新诗的传承与转化:论宋淇与吴兴华、马朗与何其芳的关系》,《现代汉诗论集》(香港:香港岭南大学人文学科研究中心,2005),第98-110页。
　　陈灭:《重构“没有历史”的历史:评〈香港新诗选1948-1969〉》,《信报》,1998年7月11日。
　　郑树森:〈五、六年代的香港新诗〉《香港新诗选1948-1969》,第1页。
　　王润华、周策纵、吴南华编《胡说草:周策纵新诗全集》(台北:文史哲,2008)与陈致《周策纵旧诗存》(香港: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2006)。
　　王润华:《五四、离散与文化流变:周策纵的弃园新诗学》,第七届东亚学者现代中文学国际研讨会:都市文学与社会变迁,2008年11月22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
　　《胡说草》,第331页。
　　《白马社新诗选》,第198-199页;《胡说集》,第155页;第224页。
　　《胡说草》,第158页;《白马社新诗选》,第226-227页。此诗发表于1996年5月25日的《联合报》副刊,后收入余光中、萧萧等编《八十五年诗选》(台北:现代诗季刊社,1997年),第31页。有余光中的小评。
　　Fei-Bai Lu, T.S. Eliot: The Dialectical Structure of His Theory of Poet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
　　痖弦《现代诗的省思:〈当代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导言》,《中国新诗研究》,第34-35页。痖弦因为把东南亚划为第三个文坛,所以美国成为第四。
　　夏志清:《中国现代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中国现代小说史》(台北:传记文学,1991),第535-5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