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媛望族大结局是什么_为什么你做不了名媛?

　　当她们被重新提起的时候，我们才开始重新学习那段传奇的历史和围绕在她们身上奇异的光芒。她们和她们的故事，这些被转了个角度重新发出迷蒙光线的传奇，在谈笑间变成了茶余饭后个觥筹交错间的谈资，浸透了对那个过去时代的唏嘘感喟，也从高谈阔论的茶盏酒杯里弥散开来，折射出现时代的投影。
　　
　　时至今日，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这个名媛“遍地开花”的时代，却不时依旧会怀着无限美好遐想，从嘴边轻念一个特定词组，“民国名媛”。满带着骄傲与羡艳，又有几分深深的落寞与唏嘘。那些黑白照片里绝代风华神情后的人生，埋藏着旷世的宿命与情殇，她们是张爱玲笔下那动荡岁月的沉香屑，是一朵朵妖娆丰满不啻红尘的富贵花。
　　民国名媛身份尊贵、门槛极高，仿佛经时光和文化的淬火细细磨合而出，是上帝悉心打造的精美瓷器。她们的父亲、祖父多是前朝要员、当时权贵，家室高贵，饱受传统文化浸淫；她们又长于西风东渐的变革时代，学习西洋的文化，模仿西洋的做派。从她们身上或可看到古老的东方女性矜持的婉约美和西方女性解放的自由精神之交叠。
　　她们似乎离我们很遥远，美貌优雅，才艺卓然；长于堆金累玉的土壤，被无数名匠细心烘焙；身受世家门风的熏陶，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嫣然百媚。她们又似乎离常人家女儿很近，因为身为女子，她们同样难以掌控自己的命运，浮萍般地飘零在乱世，经历人间百态，情爱冷暖。
　　
　　东方的波伏娃们
　　文：阿鲤/默默
　　
　　民国名媛出生和生长的年代，正是古老的帝国面临着庞大转型之时，她们绝对讲究阶级讲究出身。在等级社会，上流社会的女子们往往有机会得到更好的教育，接触到更先进的思想，并用这样的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很多革新并非是自下而上的，而是自上而下。
　　民国时期的名媛们是中国最早的女权斗士，她们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有的甚至于离经叛道，“嘲笑有金色翅膀的蝴蝶”，追求跌宕起伏、充满挑战的人生，堪为那个时代东方的波伏娃和乔治桑。
　　时年就有年仅19岁的蒋碧薇不满家族婚事，与徐悲鸿私奔东渡日本。蒋家是宜兴名门，为了掩盖女儿的“丑闻”，甚至准备了一口棺材对外界宣称女儿已经死了。而大名鼎鼎的才女陆小曼，和徐志摩乃是二婚。女作家《呼兰河传》的作者萧红更是不羁，两度怀着孩子嫁人。可见民国新女性们对爱情的追求多么大胆和疯狂。
　　更有沪上名媛严仁美，当时号称上海滩第一美人者惊动一时的离婚案。严仁美的祖父是沪上著名的资本家严筱舫，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并出任第一任董事。严仁美才14岁就出落得十分美丽，由父亲主导早早地和苏州巨贾马家的公子订了婚，订婚之后父亲不同意她再读书。然而聪慧的她喜欢念书，喜欢学校生活，就读于当时上海滩赫赫有名的贵族女子学校中西女中，毕业考还考了年级第一。为了争取到读书的权利，严仁美绝食抗议，两天没有吃饭，最后在外祖父母和姨妈的斡旋下，严父终于答应只要她嫁人，就可以继续上学。但严仁美婚后，和出身旧式家族的丈夫实在缺乏共同语言，更加不能忍受丈夫的一些恶习。几经挣扎，终于干妈盛关颐和闺蜜孔令仪的帮助下鼓起勇气离了婚。
　　姑且不论时代的好坏，抛却政治，只谈文艺，谈逸事，谈时代风尚，民国的确是人才辈出，星汉云集的时代。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在那个时代个性类型虽不同但却在不同舞台圈子里活跃的女性精英。也许“精英”这个词汇用在这些精致的女人身上，显得太过硬气，但那是中国女人开始真正跨出深宅大院，迈上历史舞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女性，无论贫贱，都有一股子烈性，一股子坦率，用中国女人从未有过的激情参与社会，用中国女人从未有过的姿态活出自我。
　　
　　学会大声争取权利
　　“五四”之后，女性的个人意识逐渐觉醒，不仅仅体现在追求婚姻自由这一点上，女性开始从各个方面维护自己的权益，实践男女平等。中国第一例女子维权的案例就发生在民国。
　　故事的女主角是当时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大资本家，晚清重臣盛宣怀的七小姐――盛爱颐（1900-1983）。这位七小姐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大概是她和宋子文曾有的旧情，宋子文从美国回来，到盛家的汉冶萍公司工作，因此结识了盛七小姐。一个是海龟才俊，一个是大家闺秀，两相互生情愫。但当时的盛家是上海滩的高门大族，而宋家还未有正式进入上流社会交际圈。据说盛爱颐的母亲，起初觉得宋子文留洋归来仪表堂堂，也可堪良配，禁不住女儿几番苦苦哀求，遂差人去打听宋家情况。结果得到禀报：“宋家是广东人，他父亲是教堂拉琴的。”
　　盛家自然不可能让七小姐下嫁，于是此事便作罢。
　　然而盛七小姐虽然不曾留过洋，却是新时代女性。私下里依然和宋子文保持着联系，直至宋子文南下广州投身革命，请求盛爱颐和他一起私奔。大家闺秀的教育在这个时候拉回了盛爱颐，她没有办法抛下母亲和家庭，与宋子文一同南下。便掏出一把金叶子，给宋子文做路资，并许下承诺等他回来。但1930年，宋子文重回上海滩时，已是使君有妇，盛爱颐空等了一场，32岁才心灰意冷草草嫁人。
　　这一番故事不难看出，盛爱颐十分有主见，敢作敢为。虽然是深深庭院里的大家闺秀，却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和自由。1927年秋天，盛家当时的掌门人，盛爱颐的生母庄夫人去世。遗产一半被归入盛氏义庄，一半由子孙继承。然而盛爱颐的哥哥盛四和盛家义庄的一位董事一起，具状向上海临时法院提出，要求将早已归入义庄的那部分遗产提出来由儿孙分掉，未出阁的七小姐和八小姐被排除在外。然而按照民国当时的法律，未出嫁的女子同样具有遗产继承权。盛七小姐不服，向盛四提出了十万银元的留洋经费。盛四不肯，盛爱颐遂将她的哥哥和侄子们告上了法庭。
　　此案在当时的上海滩乃至全国轰动一时――虽然民国讲究男女平等，法律规定女子亦有继承权。但大家族析产多沿袭传统，男女一视同仁难以真正实行。盛爱颐的这个官司，是民国第一例女子为了争取自己权益的公案，开社会之新风，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场广受关注的官司在一个月后以盛爱颐胜诉告罄，为以后的女子维权树立了榜样。盛七小姐也拿到了自己该得的遗产，五十万银元。
　　
　　一袭旗袍的进阶
　　时代的变迁与进步，亦在女性生活的各个层面展开，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乃是衣着风尚的转变。与现代不同，中国古代的审美标准是以小脚、小胸为美，脚要“三寸金莲，盈盈一握”，胸讲究“丁香雪乳，含而不露”，所以古典美人们要裹脚，要束胸。不得不说古代男人变态，集体恋童癖。女子更是不允许肌肤外露，要包裹严实。
　　中国女人被禁锢了几千年，然而禁锢从民国开始被打破。1930年，曾任民国内务总长朱启铃的长女朱洪筠，身着西式泳装在北戴河游泳。被当时的报纸报道，一时舆论纷纷。卫道士们纷纷站出来指责女性袒露身体有伤风化，大家闺秀更不应如此，有损家族声誉。然而从今日的眼光看来，朱洪筠这一身连体式泳装可谓保守。这一时期，在国内的许多大都市，诸如上海，北平，天津，开始有身着泳装的摩登女郎出入公共浴池和海滩。
　　而作为Fashion Icon的民国时期的名媛们，把旗袍这种传统服装穿得是摇曳生姿，乃至穿出中国，走向世界，使旗袍成为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女性服饰文化的代表。
　　旗袍可以说是中西文化交媾的一个体现，民国设计师在传统的满族旗装的基础之上进行了改良，摒弃掉旗装直线条的设计，采用西式剪裁，勾勒出女性婀娜的身体线条。早期的旗袍发源于京派文化，稍显刻板保守，旗袍初到上海是以无袖的长马家形式出现的，“袍身宽松、廓形平直，长度在踝关下之上或大约小腿肚的地方，倒大袖。领、襟、摆等处仍喜做滚边镶饰，但繁褥之风日减。”秋冬时穿的夹旗袍，倒大袖，只有一道花边装饰，已略显腰身。1924年秋，末代状元刘春霖之女刘沅颖下嫁《玉梨魂》作者徐枕亚，新娘当时穿的就是这种倒大袖旗袍。
　　十里洋场的沪上名媛淑女们将旗袍发扬光大。1930年代，屡经改良的旗袍迎来黄金时期。旗袍的每一次革新都离不开名媛们推波助澜，旗袍更是成为当时女性在社交场合的礼服，“我这个寒士之妻，为了应酬，也不得不旗袍革履，和先生太太们来往了起来。”郁达夫的第一任妻子王映霞谈及婚后生活如是说。
　　最终让旗袍成为世人眼中中国女性的标志服装的，则是当时的第一夫人，宋美龄女士。宋美龄虽然自幼留美，作风洋派，但独独对旗袍十分钟爱。1943年，她赴美演讲的时候，正是穿着旗袍。这位第一夫人的不俗谈吐令国际社会印象深刻，她的优雅衣着同样引人注目。据说宋女士的衣柜里清一色的全是旗袍，她御用的设计师每过两三天就得为她做一件新的。
　　名媛们不仅爱穿，更喜欢自己参与设计旗袍。近代才女张爱玲就是一例典型，自己设计，然后找人按她画的图样订制。连为张爱玲做衣服的老师傅都对她崇拜不已，称赞她可媲美服装设计师。张爱玲曾经有一句名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骚子。这位名媛才女最著名的一张照片上，她也是穿着一袭华美的旗袍，冷艳而矜持。
　　旗袍便于展示胸部，凸显身材。旗袍的流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民国社会的逐步走向文明开化。而民国时期女性衣着风尚的变化，也绝不是时尚潮流变换那么简单，更是女性群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性以更加自信自爱的心态去展示自己的身体，这是一种内心诉求的外在表达。而民国名媛们在这场变革亦或是革命中，走在了最前端。
　　
　　新式夫人的秘密武器
　　届时将自家女孩儿送往西式学堂念书的大家长们，首选的当然是当世的几大女子名校。一个是上海中西女塾，一个便是圣心学堂，还有一个便是被人们称作是“外交官夫人摇篮”的金陵女子大学。
　　不管你来自富商巨贾还是高官侯爵的家庭，进入这些女子学堂之后，你都将迎来一个新的开始。除了流利的英文，良好的社交能力，优雅的谈吐举止，甚至马术游泳音乐舞蹈，都将成为这些女孩子踏入未来社交圈的傍身利器。
　　这些名校大都由来自教会的外国传教士创办，他们的初衷本来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发展更多的教民，只是无意中教会学校的建立成为了撼动几千年来囚禁女子的深闺内宅，成为了打破她们封闭生活的敲门砖。
　　除却高昂的学费，女子贵族学校亦有中西结合教育的理念，甚而成为了出生显赫的名门之后以及新士绅阶层培养子女、适应变革的新时代的首选。父辈们竞相将女孩子送往那些被称为名媛学堂的地方，等待着她们某天从校园走出，走进真正属于她们的天地。
　　事实上民国总理熊希龄的夫人毛彦文，张闻天的女儿张素我，黄炎培的女儿黄学潮，著名的宋氏三姐妹，“南唐北陆”的唐瑛、陆小曼等等社交名媛皆是出自这些名校。
　　而名媛学堂中西女塾的校花傅文豪，号称“上海三大时髦小姐”之一，在上个世纪20年代，还在中西女塾读书时的傅文豪便背着家人偷偷摸摸地拍完了电影《古井重波记》。每次去片场，她都谎称是去同学家补习功课，幸而那时媒体闭塞，一时她也竟能瞒天过海，影片拍摄完毕她都未被家人和校方发现，直到报上刊登了影片公映的广告，她才不得不向母亲坦白。从此她也永远地失去了再登荧幕的机会，《古井重波记》在当年获得了票房的成功，傅文豪成为那个时代中国第一位电影女明星，即便明星生涯昙花一现，也掩盖不了她出挑敢为、追求自我的鲜明性子。
　　
　　洋货时代的风向标。
　　上海著名的申记杏花酒楼有一则著名的广告，“中西女中同学及社会名流时常光临的著名粤菜鼻祖――杏花酒楼”。如今人们难以想象，一个学堂竟然有如此的时尚号召力。更不要说在没有娱乐明星的时代，那些名门出身，念名学堂的名媛们，是怎样成为了各大报刊倍受追捧的少女明星。
　　其中著名的就有交际名花FF小姐――中西女塾的学生殷明珠。这位来自江苏的美少女，祖辈曾是前清的翰林，父亲极擅丹青水墨。说来这个家庭极富喜剧色彩，原本书香门第家中不算富裕，然而这个画家在临终前曾买了一张“发财票”，也就是今天的彩券，不想在临终竟然意外中奖，也就这样殷家突然暴富了起来。
　　少女时代的殷明珠便离开了江苏来到上海。在中西女塾里她的英文水平高出同辈许多，平时的打扮也非常西化，不仅个性活泼，还能歌善舞，骑马游泳，经常开着私家车穿行于市。在校园中，她被同学起了个“Foreign Fashion”（外国时尚）的外号，简称FF。
　　进入社交圈后，FF小姐的名号便也一直延续下去。平时她总是喜欢一身飒爽的女士西服，最爱模仿的是好莱坞明星宝莲的装束，架一辆亨斯美车。最终她以中西女塾“首席校花”的美誉高调毕业。
　　FF小姐不仅喜欢洋货，还喜欢根据自己的喜好设计改样。一次她在南京路的高级皮鞋店定做了一双自己设计的高筒皮靴，由于款式独特，鞋店特别做了两双，一双留在了店内的橱窗中展示，号称“FF式女鞋”，以此活广告来招揽客户。这招被多家成衣店复制了过去，于是乎上海的各大店铺都充斥了FF的字样。
　　
　　新文化下的女士们
　　提起民国那会儿沙龙文化的女主人，第一个让人想到的一定是“太太客厅”的林徽因，但有的名媛选择的则是徘徊于沙龙之外，成为新文化的缔造者。“油票大王”的女公子周淑苹，不仅是上海滩上有名的社交名媛，还是位著名的作家，翻译家。直到80岁高龄，还浓妆艳抹作为舞厅的常客，成为尖沙咀不可被人忽视的风景线。没人知道这位打扮“出位”的阿婆原来就是当年红极一时的上海滩社交名媛周淑苹。
　　有人愿意活在镁光灯下受众星捧月，而有人则愿意躲在书案前俯首疾书，让后人感叹她才是那个时代的传奇。而有的人，她的一生便似一幅文人画，不露山不露水却自有一番风流态度，例如张充和。
　　合肥的“张家四姐妹”几乎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另一幅手卷，张元和嫁给了著名的京剧小生顾传�，张允和的夫婿则是语言学家周有光，张兆和更是为人所知，因了沈从文那些著名的情书，那乡下人笔下的“三三”早已为众人所爱慕，而最富才情的张充和更是远嫁到了国外，成了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的妻子。
　　人们总是喜欢将她称为是民国最后一位才女，她在四姐妹中似乎是最默默无闻的一位，也是最晚一位步入婚姻殿堂者。她自小便有着自己的世界，即使有了婚姻也从不让自己失去独立的世界。和其他名媛不同的是，她选择求学的地方是北京大学，而在16岁之前她一直在家中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吴昌硕朱谟钦等名人都曾做过她的老师。
　　她5岁学书，至今90多岁高龄依然每天笔耕不辍，在耶鲁大学讲授中国书法和昆曲。2003年，她的三位姐姐和丈夫先后离世，如今她独自一人住在耶鲁，每天依然与书相伴，成为了耶鲁活着的中国古老文化的标本。
　　
　　“才子控”的限量版爱情
　　文：李其芸
　　
　　民国名媛不仅父辈、家族友人是当今在野或已下野的上流社会的知名人士，她们的丈夫，也几乎都是庚子赔款出去的欧美留学生，这些先生们都需要一位中西融通、娘家有广博关系网的太太相助开拓事业，所以只有高贵宗谱的名门之女才是他们新娘目标。虽然她们的婚姻不一定美满，但名媛的婚礼，不仅在当时会上报纸头版头条，全国争相传颂，是政商名流间的大事、小市民们的热点谈资，有的结合甚至对共和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高高在上的大家闺秀，也无一例外地谋划着如何抓牢一生的幸福。只是这些聪慧绝顶的名媛们，不知是她们过于任情任性，还是应了红颜薄命的老话：林徽因夫唱妇随、贤惠安分，老公却不住地绯闻缠身。赵四小姐和张学良相爱一世，除了大半辈子没名分的缺陷，算是很美满了。倒是宋美龄令人诧异，以一桩政治联姻开头，却善始善终白头偕老。其他诸女，不是婚姻波折就是孤独终老，令人叹息。宋庆龄“非英雄不嫁”的慈悲怀抱、高坚节气，只是成全了一个女人悲怆却又孤独的一生。胡兰成，那个被张爱玲记住的人说：我不要你记住我，我要笼罩你的生活。
　　这些让后世感慨万千的民国名媛们，不乏以其后半生的种种孤苦与老去时依旧动人的容颜巩固自己，争得那惹人叹息的一笑芳华。她们的悲剧大多开始于不同于世俗的天煞的心动，这心动的文艺程度令今人人发指，纯粹极了。诸位见惯锦衣玉食、西洋稀奇的女人们，在“才子控”这件事上不管不顾毫不含糊。如果说，这“坏品味”让这些女人飞蛾扑火地与不安、敏感、动荡的结合，造成了她们悲剧的一生，那么真要安安分分找个才华上不那么出色、品行上不那么混蛋的人嫁了，这一生，悲剧可能是没了，但遗憾起来却又让那不甘寂寞的生命捶胸顿足。
　　铁血年代，男人为天下而战；而名媛们难免会计较那看似微小实则宏大的情愫，对于普通女人来说，她们营生的是一个一日三餐赚钱养家的男人，而名媛的爱动起真格来，却能营生出一个撑得起家国天下的男人。宋氏三姐妹中一个成为国母，爱国爱民，万民景仰；一个嫁给蒋介石，权势显赫，呼风唤雨；还有一个与孔氏家族联姻，善于积财，富甲天下。她们对20世纪的中国拥有不可思议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因而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中了“才子毒”的名媛的爱悲凉又恢宏，极能成就一个男人，却很少能毁灭，大多都毁了自己。为人的劣势通常是为文的优势，这些拥有旷世才华的先生，通常在性格上存在很大缺陷，他们有不同常人的敏感以致多情，更有生来即做某事的使命感以致自私。名媛们除非能站在更高的角度去俯视与宽宏地爱，否则一旦对这才华敬畏与仰望，便丢掉了自己，越是纯粹的精神之交，结局大多越悲惨。张爱玲在遇到胡兰成之后开始凋零，最后客死美国，名媛用起情来还真不是一般凡夫俗子可以承受，但有着钱、权交易目的的婚姻竟能大多落得全身而退。
　　名媛是那样美好的女中极品，然而当中国最后一个名媛章含之逝去，传统名媛在中国可谓已经绝迹。世上万物相辅相成，当这生活中缺乏那么一簇与名媛相应的同样出身世家，在专门男子学校（如旧的格致中学、华童公学等）受过严格训练的各公子的烘托和催化，名媛名花无主，也会凋谢黯然……还是老话，只有大观园内才出得了金陵十二钗，有了贾宝玉的痴才会有林黛玉的幽和薛宝钗的乖，有贾琏的风流才会有凤姐平儿的娇俏和泼辣……世界万物，都是这样互映互辉、斗艳斗丽而生生不息的。
　　从旧上海的名伶到今日的名媛，似乎都与美貌连接在一起，但是作为一个新世界的名媛除了美貌还要拥有过人智慧以及灵活的交际能力，而且无论如何一定要与钱或权搭上关系，无论是千金小姐还是嫁给有钱人，哪怕是自己赚钱，都要有有钱的家族背景。正因为这一点，很多香港娱乐圈的明星尽管钱赚得也不少，也经常出席派对，但人们对她们的定义始终只是明星。
　　女人天生就多一层改变命运的契机――婚姻。许多嫁入豪门的女子，无论是全职主妇，抑或是参与夫家事业，都可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交名媛：有时仅仅是身份的改变就可获得“Socialites”之上的称谓。前者有嫁给传媒大亨默克多的邓文迪，这样一个身材高挑但绝对称不上漂亮，也毫无家世背景的女人，成功地征服了被称为世界传媒界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的新闻集团总裁默多克，成为了“传媒大王”的第三任妻子。后者有曾经成为瑞典王妃的港女文雅丽。此外，事业成功的女性一样可以进阶社交名媛。
　　1928年，美国《时代》杂志创始人之一Briton Hadden 开创了“socialite”这个词，用以形容爵士年代反叛的年轻女孩。时至今日，“socialites”一词的释义更加复杂化与社会化。她们有豪门级别的丈夫或男友，有豪门背景，是Super Star或话题女王。她们也许还有自己成功的事业，是一群在金字塔顶端骄傲微笑的天之娇女――这里的“上流社会”并非旧日的阶级概念，而是人类智慧、美貌、品德等优异品质的被认同与无限放大。
　　正如巴黎的成年礼舞会，是巴黎传统本土贵族女儿进入上流社交圈的活动。现在，这是巴黎社交界唯一一个向全世界开放的贵族舞会。能拿到请柬进入成年礼舞会观礼的，全球只有250个人。有资格参加舞会的小姐们年龄必须在17―21岁之间，漂亮而且身材苗条，出身历史可圈可点的名门望族，自己本身具备高学历和聪慧的头脑。往年被邀请的名人后代包括克林顿的女儿、海明威的孙女、托尔斯泰的重孙女、戈尔巴乔夫的孙女、贝聿铭的女儿等等，而她们的男伴也将是王子、爵位传人或家族集团的继承者。
　　不可否认的是，强大的家世背景几乎是社交名媛的必要条件之一。但好在当下社会崇尚人性，推崇“世界是平等的”这一理念，即使是上流社会也已经不盲目崇拜蓝血基因（常用“蓝血”来指代欧洲贵族），普通女子同样有进阶可能。
　　
　　“名媛”一词所不能承受之重
　　文：一躲
　　
　　一直以来，蒙尘的不止是“名媛”这个名字，还有整段暧昧不明的旧时光。因此当她们被重新提起的时候，我们才开始重新学习那段传奇的历史和围绕在她们身上奇异的光芒。她们和她们的故事，这些被转了个角度重新发出迷蒙光线的传奇，在谈笑间变成了茶余饭后个觥筹交错间的谈资，浸透了对那个过去时代的唏嘘感喟，也从高谈阔论的茶盏酒杯里弥散开来，折射出现时代的投影。透过这些投影的重叠，人们更愿意自欺欺人地看出自己的影子来。
　　当代人眼中的名媛，大多数有着高贵的族谱，身份贵起三代。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弥补人们对现时社会里缺少贵族的缺憾。除此以外，她们后天受过优良的中西文化双重教育，获得著名学府抑或女子学校的文凭，在她们的家庭名师中，有前朝的遗老遗少举人学士，也有英国或俄国没落贵族的夫人，教授她们全套的中西礼节和生活方式。名媛们讲英文，读诗词；学跳舞钢琴，又习京昆山水画。在那个上层社会仍然存在的年代，她们驾车兜风、骑马打猎、举行派对、打网球、玩棒球，甚至开飞机。她们中很多人的父辈或世交都是当时在野或下野的上流社会知名人士；她们后来的丈夫，也几乎都是有得一身西方左派和学问的归国留学生，少年得意娶了她们，也正踌躇满志打算为新社会新时代做一番事业。围绕在她们身边的每个名字，哪怕到现在听来，都是段段如雷贯耳、能大书特书的传奇。
　　毕竟从来都是一样，女人的夺目艳名很多时候是由身后的背景或者周遭的环境赋予的。古时如此，民国如此，西方如此，东方也毫不例外，喧哗的现世更是不落人后。
　　名字之间需要对比，我们早已擅长此技。首先被重新提起的名媛，是民国时候的才女们――这也是绝大多数当代女性最熟悉的角色――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流传至今的故事、书画、小说和影像里，有着在我们看来明显高于那个时代绝大多数女性的才华甚至容貌。为此，她们的才情被借来反复研磨，被讲故事的人当作颜料涂抹在现世的轮廓上。
　　凌叔华、冰心和林徽因，是在很多对民国知晓一二的人心上留名的三位才女，也是民国京派文学的重要代表。这三位才女都出身世家。凌叔华生在京城仕宦书画之家，父亲与齐白石、陈半丁、陈寅恪交好，她自己更是师从慈禧身边的女画师缪素筠学画，又在辜鸿铭老先生那里打下了诗书文艺的基础。冰心和林徽因都是福建人，也都在仕宦家族长大，在国内念完大学后出国游历一番再回到国内。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冰心回国在大学任教，成为新文学的传奇。而林徽因与梁思成一起开始了对中国建筑半个世纪的勘察研究，也把关于名媛的神话推到了最令人仰慕的程度。现代人赞誉得最多，猜疑得最多的也是她。
　　众所周知的是她的情史。也许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这些名字能流传多久，她的情史就能流传多久。那个时代，是我们举目四望，能看到的最接近文艺复兴的时代之一，林徽因也正是一位身上环绕着文艺复兴光芒的女性，多才多艺，对事业专注。我们期盼看到的美丽名字，一定要不负众望地串联起所有引人遐思的素材：文学、艺术、东方、西方、情爱、纠葛，野史的繁盛和正史的功成名就。现代人已经从容地掌握了这样一套方法论，不失时机地把注视的目光在倾慕和质疑之间游离。我们早已深谙结构与解构，被当代光怪陆离的故事训练得耳聪目明，作为旧时传奇的二手制造者和传播者，我们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流露钦羡的神情，而什么时候应该不遗余力地挖掘出被历史掩没的插曲。
　　上面三位才女，她们之间便是被这样建立起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诗人徐志摩，凌叔华与林徽因之间多了些耐人寻味或者说是被人反复寻味的纠葛；而与凌叔华和冰心相比，林徽因是在社交场合更受欢迎的名媛。不管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还是东方文人气质的汇聚，沙龙女主人向来是被社会名流们追捧的角色，常常与钱锺书的《猫》一起提及且被拿来悉悉嗦嗦地解读的是冰心那篇《太太家的客厅》，偶尔读起这篇讽刺小说的后来者们，乐于争论女主人的原型是林徽因还是同为“京派”名媛的陆小曼，在把客厅高朋与文学名人一一相对应中找到对号入座的乐趣.
　　产生名媛的那个时代并不比现代寂寞，一样的车水马龙一样的众生嘈杂。人是那个时候的人，但解读她们的方式，却全然是新的。有一种能被载入史册的方法是重写文学史，夏志清重新发现的张爱玲便是用了这种最妥帖的方式。虽说没有夏志清就没有后来被广为阅读的张爱玲，但勤奋的阐释者总是一点就透、举一反三的。当代的读者从张爱玲那里看到整个上海的繁华和苍凉，看到男女之情的沉溺和香烬燃完的一地碎屑，自然也看到了女人是怎样被无奈地卷入所谓时代洪流。而这正是我们从一个个美丽名字里看到的大景象：出身良好的女人们只是在尽心竭力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而本身就充满传奇色彩的时代，把她们一个个打造成了光芒中心的名媛。
　　这些女人们的故事太动人。唐瑛与陆小曼的“南唐北陆”简直是交际场上的江湖传说，男人们提起不由感叹两句现在还有几人既擅钢琴又能唱昆曲，而女人们则感叹当年是否只有社交名媛才穿得起“云裳服装公司“的定制成衣。前文所说的出身昆曲世家的张家四姐妹，每个人的故事都能絮絮叨叨成一部小说，最难得的是，她们各有各的幸福。
　　当代人念着那些逝去名媛的名字，是在怀念，也是在提示这个时代。我们总叹息时代没有传奇，传奇早就被某些单一的价值观和一往无前的浓重色彩所湮没，旌旗一挥就能在尘泥和遥不可及的云端划出道鸿沟。
　　“时代”是个暧昧的词，女人的美丽可以点点滴滴地流传下来，真心诚意赞赏旧时名媛的，在当时是男人，而在现在，却多是女人。因为大概只有女人才更知道在流逝的故事和红颜面前、时间更迭之中我们少了什么又多了什么。那些名字，用来做八卦噱头也好，用来做励志佳话也好，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做的，不过只在阐释艰涩现实的劳累之余，把这些美丽的名字一遍遍重写，直到字里行间透出我们自己愿意看到的趣味和意义。
　　
　　名媛，只能是极少数
　　文：钟顺顺
　　
　　名媛是极小极小众，永远只有那么一小撮，永远限量，不会因为社会进步，物质丰沛而增多泛滥。这样譬喻：满大街的LV，赝品通常是正品的N倍；在光鲜的社交场合，满池子疑似名媛，或许一个真的都没有。
　　是这样。就象财富能带来奢侈品，却不一定带来奢侈品味一样，一个女人即便能随意出入奢华场合接触达官显贵嫁得富豪夫婿坐拥有金山银山，也不一定能冠以“名媛”头衔。换言之，在一个民生普遍富庶的社会里，奢侈品高高在上的地位频频受到威胁，但与之相匹配的奢侈气场与气度以及奢侈内涵，却是使爆发户们立即现形的试金石；而与之相比，成为“名媛”的各种硬件与软件更为苛刻，一个不达标即被全盘否定。
　　获得“名媛”资格认证的硬件要求，是控制名媛泛滥的先决条件，“英雄不问出处”在这里是行不通的。来历不明是伪名媛们的死穴，多少打着“名媛”噱头的出来混的大小明星，大小名人，都是“出身”这一关纷纷落马，并成为笑柄。所以说，你能不能成为名媛，你说了不算，甚至你的爹妈说了也不算，他们若是普通市井人家或者撞到大运的爆发户，你即便锦衣玉食长大，高端文化调教，也断不能挤身“名媛”之列。但你高端文化调教之下脱胎换骨之后，能嫁得世家子弟，你的女儿有可能进入名媛圈子。这已经是第三代了。
　　有爆发户，他们为自己拥有财富却无法获得与财富想匹配的地位而懊恼，为不晓得怎样才能让别人把羡慕自己钱财的目光投向羡慕自己本身而咬牙切齿。钱财似乎一直在品位与地位门槛之外，而这个门槛到底高几许？这个问题如果是真名媛，她们是永远不会去考虑和顾虑的，甚至连一闪念都不回有。因为这就是他们血液中的事情，与生俱来。而伪名媛则为这个问题殚精竭虑着，无时不刻不为撤消这门槛苦恼。凡是奔“名媛”名头去的，谁还缺钱？动辄炫富炫名牌的富二代三代们张口就是限量版的或者更大的牌子，这都不算奢侈，但若有人敢说自己是名媛就是奢侈，甚至是恬不知耻。
　　一度，满人最爱说“没落的贵族也是贵族”，以表示对一朝得势让他们堕入没落的贫民的不屑。社会学家们也达成共识：以出身来作为界定是否“名媛”的先决条件。这样不但能够轻而易举地将“名媛”的地位始终保持在高贵、精致的阶层内，还能够在同样的金钱与地位面前，区分出真正的高雅和劣俗。
　　时过境迁，过去提起“名媛”两字，会令人联想王公侯爵，家世显赫，名校调教，诗书礼仪以及裘皮、珠宝、众星捧月般的高高在上。而今，随着全球财富的增长，除了家庭背景不能达标之外，有钱人家的女儿，可以无限接近“名媛”做派了。名校调教，诗书礼仪以及裘皮、珠宝、众星捧月般的高高在上变得轻而易举。即便成不了名媛，但重复它们的生活方式是完全可能。
　　已然这样，那我们就对“名媛”定义宽容一点点吧。只要，女孩们学养够，并能把神情、举止、气质调整到与财富相匹配的优雅，名媛也好，淑女也好，爱叫什么叫什么吧。“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英国诗人蓝德的一句诗歌，也是一个不是名媛十分钟爱的诗句。她是杨绛。她本色中的绚烂华丽，雍容优雅的气派，锋芒内敛后的不动声色，满腹学识的智慧令她成为现代名媛们必须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