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你是我一个人的天荒地老 [爱是一个人的天荒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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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上海，中国公学。　　大学一年级的现代文学课上，一个年轻的教师站在学生们面前，说不出一句话，在这样令人窘迫的沉默里，他背过身，提笔在黑板上写：“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学生们善意地笑了，宽容了他的惊惶。他便是沈从文。
　　他的学生里有一位少女，相貌清秀美丽，是苏州乐益女子中学校长张冀�的三小姐，公认的中国公学校花。她便是张兆和。
　　张兆和与沈从文，一个名门闺秀，一个清贫男子。他们全然是两个世界的人，然而，奇妙的缘分却将两个人联系在了一起。
　　沈从文对张兆和的爱恋来得默然，却是一发不可收拾，写给她的情书一封接一封，绵延不绝地表达着自己心中的倾慕。他写道：“我曾做过可笑的努力，极力去和别的人要好，等到别人崇拜我，愿意做我的奴隶时我才明白，我不是一个首领，用不着别的女人用奴隶的心来服侍我，但我却愿意做奴隶，献上自己的心，给我爱的人。我说我很顽固地爱你，这种话到现在还不能用别的话来代替，就因为这是我的奴性。”在信中，沈从文近乎卑微地爱着张兆和，把她当做顶礼膜拜的女神。
　　可张兆和对沈从文却很冷淡，他的信，她一封也没回。
　　沈从文那时出版了很多小说，已经有了一些名气，他全然可以借着教师的身份，去接近张兆和，比如替她多修改几次作业，或者扯上几个文学话题，在她面前侃侃而谈，显示自己渊博的学识。但沈从文并没有这么做，他就像一个天真的孩子，只是单纯地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献给了她。
　　这件事在整个中国公学闹得沸沸扬扬，作为一个大家闺秀，张兆和不愿意陷入这样的桃色新闻中。于是，她带着沈从文的情书去见了胡适校长。
　　没想到，胡适并不站在她这方，反而大力夸奖沈从文的才华。胡适对张兆和说：“他顽固地爱着你。”而张兆和的回答倔犟而骄傲，她说：“我顽固地不爱他。”
　　之后胡适写信给沈从文：“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用错情了。”可胡适的劝说没有起什么作用，沈从文依然一封接一封地写着信。
　　1930年，沈从文离开上海，赴青岛大学任教，他的情书从上海写到了青岛。“我希望我能学做一个男子，爱你却不再来麻烦你。我爱你一天就要认真生活一天，也要极力免除你不安一天。为着这个世界上有我永远倾心的人在，我一定要做个努力、踏实的男人。”沈从文的态度转变了，他不再苦苦纠缠，于是，张兆和的态度也有了微妙的变化。她在日记中写：“自己到如此地步，还处处为人着想，我虽不觉得他可爱，但这一片心意总是可怜可敬的了。”
　　她想到沈从文居然为自己守候了那么久，坚持不懈地写了这么多信。当他用温暖庄重的方式表达他的深情时，她的心动摇了。
　　1933年暑假，张兆和从中国公学毕业了，回到苏州家中。沈从文便从青岛来到苏州张家拜访。沈从文是有备而来的，他带了一大包礼物送给张兆和，全是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包括托尔斯泰、妥斯陀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作家的著作。张兆和也极有教养，她觉得礼物太贵重，只收下了《父与子》与《猎人日记》。
　　从那以后，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关系有了质的变化，“顽固爱着”的沈从文终于打动了“顽固不爱”的张兆和的心。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京成婚。婚后，张兆和随沈从文去了青岛，在那段新婚的甜蜜时光里，沈从文的创作力也得到了极大的激发，著名的《边城》就写在那段时间，小说中那“黑而俏丽”的翠翠，便是以张兆和为原型写的。
　　因为母亲生病，沈从文回了一趟湘西。在路上，他又为张兆和写了许多情书。信中沈从文叫张兆和“三三”，而张兆和则叫他“二哥”。张兆和担心着：“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为了这风，我很发愁，就因为我自己这时坐在温暖的屋子里，有了风，还把心吹得冰冷。我不知道二哥是怎么支撑的。”沈从文安慰她说：“三三，乖一点儿，放心，我一切好！我一个人在船上，看什么总想到你。”两人用清丽的语言表达着绵绵的思念、款款的深情。
　　若是一切在1934年戛然而止该多好。可惜3年后，抗战爆发了。
　　1938年，沈从文去西南联大任教，因为年幼的孩子需要照顾，张兆和留在了北京。
　　分离的日子里，两人依然靠书信传情。在张兆和的信里，柴米油盐的琐事成了信的主题，沈从文与张兆和结婚后，两个人都不善理财，家中没有多少积蓄，留在北京的张兆和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很困难。于是，她开始说沈从文过去不知节俭，“打肿了脸装胖子”“不是绅士而冒充绅士”。而在沈从文的信里充满着对感情的疑虑与猜疑，他认为，张兆和有多次离开北京与他相会的机会，但总是故意错过，他怀疑张兆和不再爱他，不愿意与他一起生活，想设法避开他。
　　面对困窘的生活及纷飞的战火，优美诗意终究敌不过柴米油盐，徒留下一片现实的苍白。
　　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被郭沫若批为“桃红色文艺”，世态炎凉又一次呈现在他们面前，艰难的生活加上众人的冷眼，张兆和又一次抱怨了，她不明白为什么沈从文不积极向上，不向新中国靠拢。
　　她全然不知自己在沈从文的心中有着怎样的地位，她只知道，自己已经不再是当年中国公学里的那个女学生，不再是那个明媚的少女，她已经是人妻，两个孩子的母亲，她要面对柴米油盐，盘点一家人的生计，从小衣食无忧让她忍不住对现在困窘的生活心生怨责。
　　可是沈从文做不到转变，他的“三三”不只是他的妻子，还是那位“女神”，在“女神”的责备和世俗的批判双重压力下，他的精神几乎失常。
　　这事过了不久，沈从文就去世了。
　　很多年后，张兆和曾写过一段话：“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已经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之后。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她懂了，可她永远也无法重头来过了。
　　沈从文这一生至死都深爱着张兆和，为她的一封信哭得又伤心又快乐；为她的一个笑容、一句赞赏欢喜不已；为她的一次生气、一个抱怨而陷入无穷的苦恼里，甚至想去轻生。爱只是他一个人的天荒地老。
　　沈从文坟地的对面是一片悬崖，崖上蓬勃生长虎耳草，《边城》里的翠翠，只有在梦中才能摘到。他爱过的“那个正当年的人”，便似那悬崖上的虎耳草，这一生他没有摘到，于是，他将生生世世守望她。（摘自《西南联大的爱情往事》辽宁教育出版社）
　　抽文：我希望我能学做一个男子，爱你却不再来麻烦你。我爱你一天就要认真生活一天，也要极力免除你不安一天。为着这个世界上有我永远倾心的人在，我一定要做个努力、踏实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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