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水河畔觅旧踪

杨卫

我的老街

年龄越大，越容易怀旧。或许这是因为时间的压缩作用吧。人走得远了，后面的路，反倒越来越长了。故乡的老街，对于我，就是一串长长的回忆，总是能够给我提供美好的想象，帶给我无穷的回味。常常，当我困顿的时候，只要回想起故乡的老街，心里都不免会为之一振，涌出一股暖流，呈现一生的滋味。

我的故乡在湘北地区，是南洞庭的重要门户。连锦不绝的雪峰山脉，在这里趋于平缓，形成一片开阔的冲积平原，谓之洞庭平原。一条发端于湖南城步苗族自治县北青山的赧水，与一条发端于广西资源县越城岭的夫夷水，从左右两源合并于邵阳县双江口，转而为资江，再流经邵阳、新化、安化、桃江等地，从我故乡穿过之后，汇入洞庭湖。因此，我的故乡，也是资江上最为重要的转运码头。

资江是洞庭湖的分支，与另外的湘江、沅江和澧江并称为四大流域，纵横交错、穿梭于潇湘境内。湖南自古之所以被誉为“鱼米之乡”，与这四条江河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充足水源不无关系。一年四季川流不息的河水，不仅适合于水稻和各类水生动植物的生长，而且也给丘陵地带陆路不甚便利的湖南，带来了水路上的发达。所以，古时湖南境内的城镇，大都是位于江边，沿河而起，在风水上更有河北筑城为阳、河南建市为阴的讲究。我的故乡，坐落在益水之北，故而得名益阳。

关于益水，古文献里多有记载。但大都语焉不详，隐约其辞。因此，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悬念与猜想。益水是否就是现在的资江？或是另有其它源流？历来都有不同看法，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不管分歧多大，有一点恐怕大家都无异议，那就是益阳的先民们择居于此，确实是因为这里依山傍水，有着适宜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

据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益阳境内就有了人类居住，在此牧猎耕种，繁衍生息。如果追溯起来，距今已有五千年左右的历史。东周以前，益阳区境属《书？禹贡》所载九州中的荆州管辖。战国时期为楚国黔中郡属地。公元前221年，秦灭楚后，立长沙郡，下设九县，益阳作为其中的一个县，由此得名。算起来，就城市的历史而言，益阳已经有两千多年了。

据说，益阳也是目前中国仅存的四座两千多年不曾更名的城市之一，可见其性格之顽固，历史之悠久。其实，只要略晓一点历史知识，就能知道历史上不少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都曾跟益阳发生过联系。比如三国纷争时，红脸关公就是在此演绎了一出“单刀赴会”的英雄故事；
比如唐宣宗时，宰相裴休也曾在此护法讲学，留下裴公亭等著名的历史遗迹……

但尽管如此，益阳相比邯郸、成都和即墨这三座两千多年没改名的历史古城，无论是就其影响力，还是知名度，都要略逊一筹。不过，这倒成了好事，因为恰恰是这种边缘状态，为世人所忽略，反使其躲过历次战乱，也幸免于现代化的过度开发与建设，以至于今天仍还保留着一条明清古街。而我，就是出生于这条老街上的。

其实，我的祖籍并非益阳，父亲是山东泰安人，1953年从西安邮电学校毕业之后，为响应国家号召，主动申请南下到湖南来工作，这才奠定了我作为益阳人的基础。据说，父亲留在益阳，完全是由于母亲的缘故。因为父亲到益阳后不久，便认识了益阳本地出生的母亲，并很快坠入爱河，以至于回绝了调省城长沙工作的机会。这也真正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冥冥之中自有安排，该错过的会错过，该相遇的必会相遇。

我和益阳老街结缘，便是由于父母的结合。之前，他们住哪里，经历了些什么？我不知道，反正待我出生时，我们家就搬到了老街上。现在我还记得，我们家当年住的房子，是老街上为数不多的砖瓦房，乃一幢旧式的二层小楼，我们家在二楼。那是益阳市邮电局的一处老家属院，我们住的小楼，是家属院的后面一排，前面均是青砖加木制的小平房。故而，从我们家的阳台放眼望去，能够看到前面和周围一大片乌溜溜的黑屋顶。

这些由木材与青砖混合建筑的黑瓦房，就是遍布于益阳老街之上，最为典型的明清建筑了。它们大都是就地取材，取当地的山石、树木等材料建筑而成。就其风格而言，一方面结合了湘西山区建筑的某些特点，如用麻石打基、以木材做梁等等；
另一方面也借鉴了一些江南水乡的建筑模式，如以青砖砌墙、用黑瓦铺顶等等。由此而形成一种独属于益阳老街上的建筑风格，呈现出遵循自然、巧于取舍、开合有度、公私分明的实用美学特征。

此外，这些建筑的内部，也颇为复杂和讲究，往往是以二合、三合或是四合天井院为基本单位，用一个又一个的天井院落，将房屋与房屋之间，以及房屋与过道、楼层之间有机地组合起来，再灵活地布置卧室、客厅、厨房等用房，既合理安排了采光与通风，又给单一的住房，赋予了变化的空间。真可谓虚实对应，既独立又整体，既丰富又无比协调。

我们住的那个家属院，名为院，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天井，只不过是翻新了，属于新式的天井。在我印象中，我们院的那个天井，要比一般民居的天井大一号，而且还铺上了水泥。或许，这是因为邮电局征其作为家属院后，拆旧补新，加以改造之后的结果吧。

但尽管我们的天井院，已经旧貌换新颜。可是，除了我们的那幢二层小楼，左邻右舍的房子，仍旧是低矮的青砖木屋，透着明清时期的古朴气息。如果从我们楼上下来，要出门的话，就得跨过那个水泥板的天井，然后再穿越这些老屋。我还记得，这些老屋分布在两边，其间有个走廊，益阳人叫巷子，完全是封闭式的。因此，巷子里非常昏暗，只能从两头借光。不过，巷子那头甚为撩人，因为穿过去，便是益阳当年最为热闹的临兴街了。

临兴街属于益阳市大码头片区，听名字就知道它当年兴旺的程度。在我出生时，虽然是“文革”时期，到处都在抓革命，临兴街早就脱去了昔日的繁华，但仍不失为益阳的商业中心。当年益阳老城最为气派，也最为高大的几栋建筑——-大码头百货商店、副食品商店、益阳饭店等等，就坐落在我们街边。而老益阳的市政府、银行、邮电以及商业局、粮食局、航运局、新华书店等机关单位，也都与我们相距不远。所以，那一带是老益阳名副其实的中心。

事实上，在陆路交通尚不发达的年代，大码头作为水运的交通枢纽，几乎成了益阳的最大门户。大码头的“大”字，就是因之而来。不过，听老一辈说，更早的老益阳，其繁华地段，并不在资江上首的大码头这边，而是在下首的西门口、南门口和东门口一带，那才是益阳古城的城郭。但是，明清之际，随着越来越多外来人口的迁入，尤其是资江上游宝庆（邵阳）、新化、安化等地的“排牯老”，即排筏工人，将益阳作为温柔乡与安乐窝，纷纷落户于二堡、三堡和大码头这片，并大规模地输入外来文化与外来思想，带来无数的商机，也就将益阳老城的中心，逐渐引向了大码头一带。

正是因为大码头一带，掺杂了不同地方的人，融合了不同地区的文化，所以，这一带的生态极为丰富，可谓三教汇聚，九流云集。上世纪八十年代，迁出大码头之后的我，初涉社会，又曾回到此地玩耍過一阵。那时候，在益阳街上玩，只要是从大码头出来的，其它地方的年轻人都会敬畏三分。原因就在于大码头这一带的人，彪悍勇猛，喜欢霸蛮，有着码头文化的传统。我记得，有一次我受了别人的欺负，还专门跑回大码头搬过救兵。当然，这些都是年少时的轻狂与躁动，是我搬出临兴街多年后的事了。

回到过去，大码头遍布着酒楼茶肆，宅第店铺，以及戏院、钱庄、赌馆、烟舍等等，既是益阳的商业中心，也是益阳的建筑博物馆。在我儿时，这里许多地方还保留着明清时的原貌，除了大码头百货大楼、副食品商店、益阳饭店等几栋新式洋派建筑以外，其它建筑都还是旧式的模样。这些建筑用青砖、黑瓦为材料，与木梁、木柱、木窗、木门等相结合，辅之以木雕、石雕和凌雕为装饰，形成一种既美观又实用的民居风格，也充分体现了益阳人兼容并蓄的性格。此外，古老的麻石街，贯穿于这些青砖木屋之间，将街头巷尾巧妙而有机地连接起来，又赋予了老街幽深醇美的古韵。

我儿时，大码头上面的二堡、三堡以及下面的东门口、南门口一带，仍还留有不少这样的麻石街。父母常带我一起去老街走亲串门，因此，我很早就体会了老街的古韵，闻到过老街上的烟火气息。那时候，如果从我们住的临兴街出发，往上走依次是群众街、永清街、聚庆街、新兴街和涌泉街，往下行则是福星街、乾元街、西正街和东正街，其街长延绵不断，有整整十五华里。其时，两边还没有出现什么高耸建筑，有的只是一些错落有致的老店铺。

这些老店铺的铺面并不大，均是青砖木屋的结构，经年累月，风吹日晒，早已斑驳褪色，泛起了陈旧的深褐色。但屋子虽然破旧且不宽敞，可店铺和商品种类却很丰富，既有百货店、南货店、杂货店、粮油店、肉食店、花布店、糖果饼干店、槟榔烟丝店等等，也有切笋子的、磨米粉的、修洋伞的、补鞋的、编簟子的、扎灵屋子的、卖刷把子的、炒瓜子的、摆小人书的小摊小铺……真可谓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因此，这些店铺里经常热热闹闹，挤满了从四面八方涌来的乡民。这些乡民或是乘船而至，或是步行而来；
他们有的挑着箩筐，有的挎着竹篮，一个个东张西望地穿梭于老街之上，总是能够趁兴而来，满意而归。

那时，汽车还很稀有，老街上除了单车，能够载人的，就只有人力车了。这些人力车和着单车，一起在老街上出出进进，跑来跑去，给老街增添了不少色彩。印象最深的，还是黄昏时刻。每到此时，逛街的人流渐渐散去，挂在街边电线杆上的广播，就会照例响起。而随着广播声响起，老街上的一些居民，便会纷纷往麻石街边摆出桌椅，有出来乘凉的老人，有趴在那里写作业的孩子，还有一家人热气腾腾围坐一起吃饭的情形……诸如此类，以暮色为背景，在渐消的夕阳下，共同演绎出老街温馨而安详的一幕，让我至今仍还记忆犹新。

因为益阳是个移民城市，码头文化盛行，故而，也引起一些善心人士的担忧。所以，历来都有人在此兴建庙宇，至近代甚至还有不少西洋人，不远万里跑到益阳来传播福音，在此兴办教会，建立教堂、学校、医院等等。凡此种种，都是这些善心人士和布道者，希望借助于宗教信仰的力量，移风易俗，为益阳塑造纯朴敦厚的民风。

据说，过去十五华里的益阳麻石街上，曾有九宫十八庙。它们分别是五福宫、帝王宫、天后宫、药王宫、福星宫、万寿宫、紫云宫、乾元宫、南岳宫，以及关岳庙、玉皇庙、地母庙、师公庙、水府庙、魏公庙、白马庙、财神庙、轩辕庙、七公庙、张飞庙、天符庙、城隍庙、明星池、神农庙、葛公庙、江神庙、圣庙等等。而教堂与教会也同样分布甚广，不仅城内有五马坊的信义大教堂，城外的资江对岸，即桃花仑一带，也屹立着信义神学院、信义医院、信义中学、信义小学等许多教会建筑。只可惜我出生在“文革”，那时的民间信仰，均已被迫停止。所以，我没有感受过那种浓烈的宗教氛围，对老街上的信仰情况，也是知之甚少。

1975年，横跨资江的益阳大桥建成通车之后，我们家便由资江北岸的老城区大码头，迁到了资江南岸的新城区桃花仑，自此搬出了老街。不过，虽然我离开了老街，后来一直生活在新城区，长在机关大院内。但老街作为我的出生地，其悠远的历史感与浓烈的人情味，一直令我梦魂萦绕。

一晃数载过去了，我离开故乡益阳已经有二十多年，迁出老街则更为久远。如果不是听说老街要拆迁，我可能很难再回去，老街也就会成为我遥远的过去，凝固于我的记忆深处。然而，一个即将拆迁的信号，却犹如闪电，划开了我平静的生活，也唤醒我跟故乡的联系。后来，通过几位当地艺术家的联络，我参与了发起保护老街的计划。这对于老街上出生的我，当然是责无旁贷，属分内之事。其实，我们呼吁保护老街，不止是为了给自己留住记忆，更为重要的是，为古城益阳的发展，寻找自身独特的优势。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集体主义与功利主义的驱使下，迅速扩张，形成了千篇一律的发展模式。短期看，这种发展现象，似乎不可避免；
但长远看，却使许多城市丧失了个性，也失去持久的竞争力。事实上，如今这种千城一孔的城市形态，其敝端早已经显露无遗。许多城市也开始了反思，甚至有些地方为了打破这种同质化的局面，不惜花重金来修筑一些伪古董建筑，打造所谓特色老街、特色古镇等等。从这个意义上看，益阳尚还保留着真正的明清老街，是件幸事，是天赐益阳人的福气，当地政府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如何保护老街，将其有效地利用起来，开发成益阳独特的风景资源与旅游品牌，却是考验当地政府执政能力与管理智慧的关键所在。作为老街上走出来的益阳人，我只希望老街能够延续和发展，因为它是古城的灵魂，也是我的根……

我的小学

回想起来，我的读书经历，非常曲折，单就小学而言，就读过好几所。这是移民子女普遍面临的问题。因为我虽然出生于湖南益阳，但籍贯却在山东泰安。作为山东人的父亲，当年被学校分配到湖南来工作，虽然与益阳人的母亲结合，落户在了湖南，但几乎每年都要回山东老家探亲。这期间，也常会把我带上。所以，每到这时，我都要暂时中断学业。而往往再从山东老家返回时，我都错过了学期，也就很难再跟上班了。这时候，如果就地降级，父母会怕我丢面子。于是，只好将我转学，到另外一个学校去复读。于是，我读书经历中，也就出现了不断转学的情况。

算起来，我的小学，曾经读过四所学校。如果抛开在山东老家短暂读过的一所村小学，单就在湖南益阳读过的小学，就有三所。它们分别是原益阳缝纫机厂子弟小学、原益阳大渡口小学和益阳桃花仑小学。这其中，我读书时间最长，受教育最完整，也对我人生产生深刻影响的小学，当属桃花仑小学。

益阳桃花仑小学，是益阳最早的新式小学之一，前身为信义小学，是挪威信义会在益阳兴办的教会学校，始建于1905年。初建时选择的地址，并不在现在的位置，而在资江南岸的碧津渡下首，即后来的大渡口附近，也就是再后来的益阳航运局所在地。1910年，信义小学由资江边的碧津渡，迁至现在的桃花仑，围绕桃花仑信义大教堂，新建校舍和住宅区，扩大了招生，才初具规模，有了后来桃花仑小学的雏形。

说到挪威信义会，它与益阳的关系，可以说是渊源已久，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首先，它与近代中国开埠以后，大批西洋贸易与文化涌入有关；
其次，也跟益阳作为资江门户的重要性，尤其是清末繁荣起来的大码头，作为资江最为重要的水上枢纽，因其贸易的繁荣，带来大量外来人口的聚集，而亟待精神认同与文化启蒙等因素有关。

众所周知，基督教虽然教派繁多，但核心教義，都是强调救赎，推崇博爱。正是这样一种宗教理念，支撑着他们的传教士，使他们带着殉道精神，不惧艰险，很早就沿着世界贸易之路，将他们的教义与上帝的福音，引向了世界各地。其实，早在唐太宗时期，基督教的聂斯脱里派，即“景教”，就已经传入中国。只是因为它的教义“上帝创世说”，与东方文化相冲突，后被皇帝下令禁止，从而未能传播开来。数百年后的元朝，基督教又曾再度来华，但仍因价值观的矛盾，以及元朝的覆灭而功亏一篑。直到明朝万历十一年（1583年），意大利神父利玛窦来到中国，以融入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姿态，调整其教义的传播方式，才得以使基督教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但尽管如此，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仍限于极小范围，往往只是在士大夫阶层与沿海个别区域流行。

基督教全面进入中国社会，应该还是1840年，即门户被迫开放以后的事。由于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均以战败而告终，使得当时的清政府不得不被迫开埠，接受世界贸易，从而也为西方文化的全面渗透，创造了条件。基督教从原来的沿海个别城市，大面积向内陆转移，正是随着贸易的进军路线，而不断扩展开的。不得不承认，这种被动的贸易关系，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不平等现象，也不排除个别传教士，心怀不轨。但就整体而言，贸易促进了发展，基督教则启迪了民智。尤其是基督教的救赎精神，从自我忏悔开始，为不平等的贸易竞争，而不断进行价值弥补，到内地建教堂、盖医院、办学校等等，更是造福一方，不仅传播了文明，也解救了许多苦难的中国民众。当年进驻益阳的挪威信义会，便兼有这样的使命。

话已至此，必须还得交待一下益阳当时的小环境。正是因为清末的门户开放，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也使得资江下游的重要门户——益阳，迅速发展起来。尤其是城外新开辟的“大码头”，作为资江当时最为重要的转运中心，吸引了南来北往的“排牯老”（排筏工人）、贩子、估客和商人等来此聚集，从而也就将城市中心引向大码头，掀起商业水运文化的高潮。“银益阳”的赞誉，就是出现在那个时候，可见，当年益阳繁荣的程度。

但尽管当时的益阳，水运繁荣，商业发达，可还是有一个极大的缺陷，那就是在十五华里的麻石街上，没有一所像样的学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缺失。不仅如此，大码头兴起，催生出来的码头文化，也诱发了违背商业道德的诸多恶行，如强拦硬买、拖欠货款、不讲信用，甚至欺行霸市等等，可谓恶势力横行，黑社会猖獗。所以，急需一种道德力量来束缚。挪威信义会，就是在这种价值严重缺失的背景下，不远万里来到益阳的。

所谓信义会，是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教会。“信义”二字取自该宗主要教义“因信称义”，强调的是信靠耶稣，而不在于履行教会的条条框框。该会主要分布于北欧各国与美国等地，进入中国内地，是从十九世纪末开始。

由于益阳大码头的乱象，以及礼崩乐坏的现状，引起了不少外来贸易人士的担忧。所以，信义会也随之将其作为拯救与启蒙的重灾区。据益阳县志记载，早在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陆续就有来自挪威、芬兰、美国、丹麦、德国等不同国家的近百名外国教牧人员，深入益阳各地传教。但是，后来对益阳贡献最大，在益阳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最多的，还是挪威人。他们不仅在益阳建教堂，传播福音，而且还针对其道德缺失的现状，制定了一系列拯救人性、打造信义的人文工程。其具体规划是：由挪威基督教差会直接在益阳成立“中华信义会”（后改为湘中信义会），下办信义小学（后桃花仑小学）、信义中学（后益阳市一中）、信义大学（后益阳师范）、信义医院（后益阳市中心医院）、信义电讯（后益阳电信局）、信义教堂（后益阳市天主教协会）、育婴堂和瞽目院等等。我所就读的桃花仑小学，就是当年的信义小学。

在我读书时，中国尚未进入全面城市化的进程。所以，益阳还基本保留着过去的旧貌，与世纪之初的印象相距不远。那时，桃花仑小学的主体，还都是信义小学的基础。学校除了篮球场进行了改造，另建了一栋新的教学楼以外，其它建筑，大都还保留着旧式的模样。其中，有一幢老式的小洋楼，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们有好几个年轻老师都住在里面，而我却常常因为调皮，被他们喊过去训话。所以，那幢小洋楼，我进进出出是个常客。

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是一幢以大理石为基础，水泥砖为材料，建造而成的西式小洋楼。主体风格仍沿用了歌特式建筑的设计，保留了高耸的屋顶和尖形的拱门，以及修长的束柱、硕大的窗户等等。但也吸收了一些中式元素，尤其是借鉴了一些江南建筑的特点，比如白墙、黑瓦等等，从而形成一种东西合璧、中西融汇的建筑特色，呈现出一种兼容与调和的美感；
洋楼有好几层，楼梯在楼内，沿着墙边向上盘旋，扶手均为石材，结实厚重；
但楼板隔层，却是木制的，时间久远，早已老化开裂，人走在上边，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我们的年轻老师们，均住在顶层的阁楼里，那些房子的开间很小，屋顶还是斜的，但倾斜的屋顶上，大都有一扇伸出去的天窗；
透过天窗，能看到外面的参天古木，微风拂过，树叶微微颤动，犹如摇摆的舞蹈，启人联想……

此外，我印象较深的，还有我们学校的老校门。那个老校门，还是当年信义小学在桃花仑建校时的校门，虽经年累月，已显斑驳，但几经修缮与维护，仍然庄严地屹立在那里。它是由一个宽大的拱形门洞，与厚重的木质门板组合而成，旁边是厚厚的岩壁，涂着白粉；
拱门上方铺着黑瓦，与校园内的建筑相呼应，连成了一片极具特色的建筑群；
巨大的硬木门板，镶在大理石门框上，门板上面还用铆钉拼出一些装饰图案，无不给人一种肃穆感。那时，学校的大队干部们，常在校门口检查红领巾，而我和几个捣蛋鬼，又常因为没戴红领巾，被阻止入内。故此，我们会常在校门口跟大队干部们发生争执……至今回想起这些，仍觉得少不谙事，难为了当时对我们好的老师和同学们。

回到我们学校的所在地——桃花仑，其实，历史并不长。就这个地名而言，也是伴随着挪威人在此创业而出现的，不过百余年。二十世纪之前的益阳，老城区主要分布在资江北岸，南岸还是一片未开发的凹凸荒地。据史料描述，当时资江南岸的益阳，地貌就如同一个山字。山字的两边，由西至东，是相距十里地的会龙山和赫山，山字两个凹的地方，则是秀峰湖与大海塘，而中间这一竖，就是现在的桃花仑了。不过，这一竖的真实地貌，却要比两边矮很多，实际上只是一个近十平方公里的土岗。且当时也不叫桃花仑，而是以山上自然生长的植物命名，分别叫：竹山坪、茅草湾、茶树城等等。

二十世纪初，挪威人选择到这里创业，并把始建于碧津渡下首的信义小学也一并迁来，便是看上了这里的地理优势。那时候，洞庭湖几乎每年都要发水灾，而在资江流域，来得最早，也是来势最凶的水汛，被称之为“桃花汛”。大的桃花汛来到时，这片土岗的四周，都会被淹没掉，惟独这片土岗郁葱青翠，像是云海里的一仑山峰，屹立在那里。于是，挪威信义会便看上了这片福地，一致决定给这里命名为“桃花仑”。为了使这个地名，能够更加形象化和具体化，挪威人还专门从国外引进当时最为先进的桃树品种，不仅自己在此广为种植，还引导当地农民一起栽种。所以，不出几年，这里便桃树成林，一到季节，桃花就满山遍野地绽放。桃花仑因此也就名实相符了。

到我记事时，桃花仑的桃树，基本上已经砍光了。故而，我没见过那种花团锦簇的盛况。不过，我虽然没有在桃花仑见过桃树，但当年挪威人随同桃树一起种植的酸枣树，我却是见过许多，也吃过不少树上的酸枣。由于酸枣树生长速度极快，待我懂事时，这些挪威人种植的酸枣树，大都已是参天大树了。我记得，当时的桃花仑小学、市一中学（原信义中学）、老地委（益阳原为地区，1994年改为市，此为原益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所在地，其大部分地块都是原信义中学的所在地）等大院内，都有大棵大棵的酸枣树。我有几次逃课，便是和高年级的同学一起，偷着跑去地委大院里打酸枣吃。那种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的情形，仿如昨日，至今仍还历历在目。

由于我小学总是转学，读书不连贯，再加上有点小调皮，所以学习成绩一直不好。为此，父母伤透了脑筋。为了能使我的学习尽快提高，父母绞尽脑汁，想尽了办法。将我从大渡口小学转学至桃花仑小学，就是父母为提高我的学习成绩，所做努力。现在说起来，可能转个学很容易，交钱便可以解决。但当时却并非易事，尤其是对我这样学习成绩差的学生，从较差的学校转入较好的学校，可谓是难上加难。

说到益阳大渡口小学，算起来，我只在那里读过两年书，时间是1976年至1978年。此前，也就是1975年，因母亲在益阳缝纫机厂工作的缘故，我在其子弟小学发蒙，正式步入学堂。但同年底，因全家赴山东探望奶奶，只好中止缝纫机厂子弟小学的学业。待再回益阳时，已是1976年春，早就错过了开学。所以，父母开始重新考虑我的读书问题，干脆就此把我转到了离家较近的大渡口小学。

再说说我们家。其实，原来并不在资江南岸，而是在老城区的大码头。1975年，首座益阳大桥修通前后，我们家由南岸迁至北岸，落户在了桃花仑的益阳邮电局。自此，我便在桃花仑一带读书、成长，度过了人生中最为美好的少年时光，以及最为骚动不安的青春岁月，直到20岁出头离开益阳。

回到大渡口小学，它跟桃花仑小学一样，都离我们家不远，只是方向不同而已。大渡口小学紧靠资江边，因为依着益阳过去著名的大渡口而得名。在益阳大桥尚未出现之前，大渡口是贯通益阳南北两岸的重要渡口之一，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不过，随着益阳大桥的修通，连接两岸的纽带，被转移到了桥南和桥北，大渡口作为传统的轮渡码头，也就日益冷清了。大渡口小学正是在这个时候筹建起来的，是为了顺应北岸居民大量迁往南岸后，孩子们的读书需要。它出现的时间并不长，而且在我们这一届之后，也取消了小学建制，改为了初级中学。所以，包括许多益阳人，都不知道大渡口小学的存在。只是对于我，这所学校很重要，因为我后来又在这里读过初中。不过，那已是后话，此处按下不表。

我在大渡口小学读了两年书。1978年底，全家再次赴山东探望奶奶，我只好又一次中断学业，随父母去了老家。这期间，我曾在山东老家的一所学校插班，读了几天书，但因为不习惯那里的饮食，又半途辍学回了益阳。父母看我这样来回折腾，学习成绩日益下滑，甚为着急。这才有了将我降级，转入桃花仑小学的想法。但要进桃花仑小学，绝非易事。因为桃花仑小学是名校，其前身信义小学不必详尽，已出过何凤山等著名校友，单只说1956年更名以后，桃花仑小学也一直是益阳的重点小学。所以，要入该校，确实需要一些门路。

據我父亲后来透露，我当年入桃花仑小学，有好多人帮了忙。其中最主要的人物，是时任益阳教育局的贺局长。他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一直很关心我的学习，为了能让我入桃花仑小学，他还专门给校领导写了信。其次，还有我父亲的另一位朋友姚医生，他夫人是当年桃花仑小学的教务主任。此外，知名儿童文学作家卓列兵先生，也为我进入桃花仑小学读书出过力。

卓列兵先生是我父亲的文友，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开始发表儿童文学作品，我很小的时候，便在《红小兵》等杂志上，读过他写的小故事。因为我父亲也爱好文学，过去，卓列兵先生曾来过我家，跟我父亲一起交流，这些我都还有印象。那时，我父亲和卓列兵均是业余作者，除了文学创作，都还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我父亲是邮电局的报务员，而卓列兵则是桃花仑小学的教师。因为这种背景和这层关系，为我读书之事，我父亲免不了要去麻烦卓列兵先生，而他自然也会鼎力相助。如此这般，有局长打招呼，有教务主任接收，又有老师的认可，我进入桃花仑小学，也就水到渠成了。

我在桃花仑小学读的那个班，名为新46班。之所以“新”，是因为这个班原本不在计划内，而是为应时之需额外添加的：一方面集中了当年从外校转入的大批新生；
另一方面也吸收了本校的一些降级生，可谓是七拼八凑的组合。称其为“新”，也纯属是无奈之举。因为前面已经有了46班，而后面的47班，则属于下一年级了。所以，加个“新”字轻装上阵，也就有了我们这个新46班。

其实，不单我们的班次新、同学新，我们的班主任，也是新来的。她叫晏立新，原来在资江北岸的学门口小学教书，1978年调入桃花仑小学，首先就是教我们这批“杂牌军”。晏老师年轻漂亮，那时不过十七八的芳龄，正是美丽青春好年华。我现在还清楚记得，晏老师当时的模样：身材苗条，清丽雅致，透着一股清纯动人的美；
她喜欢扎辫子，两根麻花辫，或垂于胸前，或耷拉于肩后，楚楚动人……多少年以后，我曾对外展示过我们的小学毕业照，有朋友看了当时的晏老师后，惊叹不已，追问我后来从事文艺工作，是不是因为当初受了美女老师的影响？我没有回答。但我想，人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我后来走上文艺之路，与晏老师的爱美之心，以及最早对我们的审美熏陶，应该或多或少还是有些关系吧。

晏老师对教学很投入，其最大特点，就是能够与学生融为一体。也许是因为年龄差距不大吧，晏老师常能跟我们一起交心，甚至课后，还能跟我们一起玩耍。那时，晏老师就住在学校里面，她的宿舍就挨着我们教室。所以，我们有什么不懂之处，可以随时去向她请教。另外，晏老师的教学方法，也很灵活，懂得因材施教。我们班有个同学，严重偏门，语文和其他科目一塌糊涂，但数学却特别拔尖，经常能越过我们年级，做一些高等数学题。晏老师针对他的数学特长，不仅专门辅导，而且还推荐他去参赛，给他增加信心；
再有，我和几个捣蛋鬼，不爱读书，喜欢运动，晏老师就干脆把我们组织起来，成立了篮球队，让我们发挥运动的特长；
当然，对我个人而言，获益最多的，还是晏老师针对我们这些落后生，制定的一系列帮带计划。

所謂帮带计划，就是组织几个家住不远的同学，由成绩好的带成绩差的，成立学习小组，放学后集中到某位同学家，一起做作业，一起讨论，一起学习。这种办法确实很奏效，因为人是环境的动物，尤其是孩子，特别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晏老师把我们这些调皮鬼，与优秀学生放到一起，不仅可以让优秀学生帮助我们，而且还可以增加我们学习的信心。

关于我们这个学习小组，我必须隆重介绍一下。因为我们小组，不仅集中了我们班的几个班干部，而且她们也是班上最漂亮的女生。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晏老师的特意安排，总之，通过美的感召，我们几个调皮捣蛋的家伙，终于循规蹈矩起来，心悦诚服地开始学习了。

若干年后，随着微信的出现，我们失散多年的老同学，又通过微信建立了联系，并且还组了“新46班”的微信群。这之后，我回过几次益阳，也跟当年我们一个学习小组的几位女同学，如刘小燕、汤晖等一起聚过。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我依然还能从她们身上看到过去的那种纯真与秀美。只可惜，我们小组的另一位美女张冰，很早因病去世了，想着她的早逝，再想着她美丽的容颜，我不禁怅然若失。故人已乘黄鹤去，还有我们许多美好的时光……

不过，时光流逝，虽然改变了许多，但对于多数从桃花仑小学出来的师生，后来都还是往好里变了。学生们自不必说，从小到大，就是一路向上的过程。单说我们的老师，后来我们的班主任晏立新调到了广东，以优秀教师身份在深圳退休；
美术老师盛景华，后来成了知名书画家、作家；
音乐老师易可可，后来调入湖南卫视工作，成了重要的记者……由此，我想起了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的那句话：“上升的路与下降的路，都是同一条路。”或许，桃花仑小学，就是我们这些人命运的必经之路吧。

只是对于我，还是有些遗憾。我儿时上学走过的那条路已不复存在，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我的家乡益阳早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我曾经走过的路消失了，桃花仑小学的小洋楼、老校门等等，一概毁于现代化的轰鸣中。现在的桃花仑小学，被淹没在高楼大厦之中，据说已跟周围楼群连为一片。不过，我只是听说，却再也没有回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