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藏羚羊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
时间：2020-10-13 04:00:0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四郎央宗
关键词藏羚羊 法律保护机制 野生动物
一、藏羚羊的分布及保护状况
（一）藏羚羊的分布
藏羚羊，别名西藏黄羊，主要分布在海拔3800米至54000米左右的高寒地区，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考古学家推断，藏羚羊存在于青藏高原是从距今至少260万年前的更新世早期，从我国的区域来看，主要栖息在西藏、青海、新疆南缘以及四川西北地区的高山草原、草甸和高寒荒漠地带。它们与青藏高原恶劣的气候抗争，成为珍稀野生动物，号称“可可西里的骄傲”，其羚羊角具有药用价值，羚羊绒及其织贸品，经走私贩卖等行为，通过国际非法贸易“沙图什”（意为“羊毛之王”）市场引起了消费者的追捧。印度和巴基斯坦人奉此为上等的装饰品，20世纪80年代绒毛织品异常活跃，逐渐成为欧美市场的时尚。进而不法分子将借枪指向了藏羚羊，藏羚羊在高原荒漠被猎杀，一度进入濒危灭绝危机。
（二）藏羚羊的经济价值
起先，野生动物保护力度不够，尤其是气候恶劣、海拔奇高的无人区内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明刀暗枪、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游客的惊扰、时尚走俏的扼杀，藏羚羊遭遇了生存难题，供其生存的空间和安全系数越来越低。
在不法分子对利益的驱动下，层层剥离，藏羚羊的绒毛具有柔软、韧性强、保暖性能佳、色泽柔和等特点，以每年6月份产仔前的绒质量最佳。在中国境外，1公斤藏羚羊生绒价格可达1000-2000美元，而一条用300-400克藏羚羊绒织成的围巾价格可高达5000-30000美元。价格最高可达4万元一条，在加大利润的驱动下，每年大量的藏羚羊被屠杀，对其剥皮以保留绒毛，运至拉萨取绒，转经尼泊尔走私至克什米尔制作绒毛织品。走私野生动物制品成为了第二大非法贸易。2019年1月至12月，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野生动物”为关键词搜索，全国基层法院审理的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案件共计928件。
二、藏羚羊的保护现状
藏羚羊生存的严峻问题，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家加大了对藏羚羊的保护，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20世纪60年代青海成立了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机构;1987年将藏羚羊列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行列;1988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1995年成立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1997年建立了可可西里、羌塘草原和阿爾金山三个自然保护区。
阿尔金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与香港探险学会联合于1998年6月，组织了对保护区西部藏羚羊产羔地的首次考察。近些年，国家动物研究所、林业部门、草原部门以及科研团队加大对藏羚羊的跟踪和调查研究，利用卫星定位藏羚羊的生活轨迹，记录藏羚羊孕育新生命。西藏加大了对藏羚羊的保护，普法执法力度加强，对非法猎杀行为进行了严厉打击。对藏羚羊保护区设置了层级保护，层报保护制度，严加落实对藏羚羊的保护。据人民日报报道，濒临灭绝的藏羚羊数量己恢复至20余万。
三、藏羚羊的法律保护机制
（一）法律保护机制
2020年鉴于新冠肺炎源自野生动物事件，对《野生动物保护法》进行了修订，对野生动物、濒危动物的保护加大力度对违法犯罪行为规定了严惩。该法第三条“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规定了野生动物所有权属性，即藏羚羊属于国家所有;第六条“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义务。禁止违法猎捕野生动物、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藏羚羊栖息地特殊，生存条件苛刻，在保护藏羚羊的保护实施上具有较大的难度，规定了对藏羚羊的分级分类保护制度，由国务院相关部门组织对野生动物进行评估，并按照评估每5年对目录进行调整。2002年通过《中华人名草原法》对草原的权属、规划、开发建设利用、保护以及对主管部门监督检查职责和法律责任进行了细致的规定，野生动物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国家层面强有力的制度保障。2017年10月，国务院修改了《自然保护区条例》。草原和荒漠作为具有特殊保护价值的领域，列入了第十条。并把自然保护区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试验区，对各区的保护和人类活动范围和权限进行了严格的规定。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制度逐渐趋于完善，并且野生动物自身到生态环境的保护进行了一体化。目的在于保护赖以生存的环境，其实质在于规范人类活动。
2020年2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作出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强化责任落实，坚决制止野生动物非法交易，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坚决打击违法犯罪和非法交易，夯实野生动物保护群众基础。本《决定》要求各级政府扛起责任，加强组织领导，责任主体延申至乡镇（街道）、村（社区），建立健全联席会议制度，形成监管合力，强化源头治理，流通梳理。虽然本《决定》的出台迫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紧迫，但实则国家发展、社会建设、生态建设和长治久安的需要，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宪法》以及《刑法》明确规定了破坏国有财产的法律后果，但法律的灵魂是用法，有法而不用法，法律就形同虚设。因此，司法人员、执法人员、法律监督部门以中国实际发展前景为站脚，推动野生动物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为目的，全面落实法律监督实施。
（二）执法现状
藏羚羊从猎杀到走私贩卖，涉及一系列环节和部门，从枪支的拥有、使用、猎杀、运输、走私、贩卖以及违反法律破坏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的执法力度不到位，权责划分部明确，责任到位不清晰，还是处罚力度不够使得犯罪分子再权衡利弊之后选择的违反行为。环境保护部门保护国家各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承担生物多样的安全;工商部门负责打击非法贸易行为;公安部门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包括野生动物的杀害以及严重造成社会危害和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海关严格把控非法走私行为。
各级监管部门法律地位逐步降低，对面繁杂的保护工作、以及对违法犯罪行为的规制，行政资源有限，打击严惩力度不够，监管部门显得力不从心。各部门职责看似明确清晰，但近些年野生动物非法交易、非法捕猎、走私，甚至由“野味食物”潮流而引发的全球性新冠肺炎来看，各部门交叉作业，通力配合工作上仍然存在缝隙或职责划分不明的情况。《野生动物保护法》第48和49条中处罚主体为“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主体需要进一步明确职责，部门踢皮球是社会治理中效率低下，不能解决事情的主要因素之一。例如，在打击盗捕、偷猎野生动物违法活动中，公安部门作为唯一由执法能力的机关本应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但其却不具各部分野生动物监管活动的行政主体资格，甚至会出现因自身越权而违法的行为。边检口岸作为国家安全和维稳最重要的进出口，对商品流通严加把控，贯彻落实现行法律规定的“全面禁止重点野生保护动物及其制品的流通”，结合各缔约国签署的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保护野生动物和打击非法贸易行为，共同守护人类生存的空间和资源。
违反法律行为的猖狂，在一定程度与惩戒力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实际执法中以口头惩戒、罚金较多，不足以致警示效果，另一方面对刑法犯罪的处罚中缓刑适用比例较多，在200件样本案件中，有168件适用了缓刑，占比达84%，182件适用了罚金，占91%。我国在缓刑适用的规定中，根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社区矫正的表现以及其他评估，减弱了惩戒力度。难以达到对犯罪的威慑性、权威性、和惩戒性。
四、藏羚羊的法律完善建议
人与野生动物处于生态一体，按可持续发展战略需求，对野生动物保护，构建多部门横向、纵向的联动机制、科学立法、加强执法。完善立法，权责划分清晰;加大对法律法规的实施，按照法律法规以及部门规章，在各级政府的协调和调动下，工作无缝对接。加强执法力度，在权责不明确的灰色地带，层级上报层级解决。对非法持有枪支、严禁枪支的使用和流通，非法走私、贩卖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故意毁坏国家、集体财产等非法行为，进行全面禁止，严厉打击。须提高民国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必要性、坚决性的意识，以2020年的肺炎疫情为经验教训，坚决实行保护动物，宣传保护野生动物的科普活动。
综上，藏羚羊作为珍贵野生动物，具有良好的经济价值和平衡生态的作用，目前我国有诸多法律法规从各个层面对其进行了保护和法律保障，但需要贯彻落实，各部门全力协作、通力配合、努力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不仅仅是现代都市的法治，更要延申到中国的大江南北，祖国的角角落落，才能保护好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