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陕西公众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调查分析报告

谢雨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适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面临的重要课题。那么，陕西城乡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呈现怎样的图景？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不同面向在实际生活中是如何体现的？提升和制约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影响因素又有哪些？提高城乡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路径如何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十三五”时期是陕西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期，陕西省委书记胡和平指出，要深刻领会习总书记有关“三感”的内涵，解决好陕西“十三五”推动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的动力、方法、基础、环境、目的等问题，进一步开拓陕西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新境界。

2019年6月，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团队运用社会调查中国际上常用的CLT调查法，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在西北大学哲学学院、延安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安康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等高校社会学、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大力支持下，于2019年6月在西安、延安和安康三座城市对20-70岁的陕西居民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800份，过滤出有效问卷784份，问卷有效率为98.1%，调查结果基本反映出陕西公众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的状况。本研究报告即依据此次调查数据完成。

陕西公众获得感调查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引起社会强烈反响。陕西围绕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聚焦“四个全面”，落实“五个扎实”，着力推进改革，取得良好效果。我们对陕西公众获得感的调查，主要了解公众对获得感的理解，对自身获得感状况的评价，以及影响获得感的因素和对未来提升获得感的信心。

一、2019年陕西公众获得感整体评价

为获取陕西公众对获得感的整体评价，在调查中，我们使用李克特10级量表来测量公众对获得感的评价。即如果获得感满分为10分，请对您当前的获得感进行打分。调查结果显示，陕西居民2019年的总体获得感得分为6.9分比2015年调查（5.8分）提高了1.1分，上浮19.3%。2019年持正面评价（回答“很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受访者比例（63.2%）显著高出2015年受访者比例（25.4%）37.8个百分点。同样，2015年持负面评价（回答“不满意”和“不太满意”）的受访者比例（30.1%）显著下降至2019年的8.1%。这表明，陕西过去几年实施的系列改革发展举措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受到大多数居民的高度认可和肯定。见图1。

调查进一步发现，观察标准差的值，发现离散程度大，可见整体来说公众内部对获得感的感受不甚一致，不同群体的主观评价存在一定差异。主要表现在，受访者年龄越大，获得感越高，反之亦然。其中，20-29岁青年组和30-39岁中年组受访者在所有年龄段中的获得感打分最低。具体如图2所示。受访者婚姻状况不同，对获得感的打分亦存在显著差别。其中，“离异”和“再婚”受访者的獲得感评价最低。有无住房和医疗保险成为受访者评价获得感的重要依据，有房子和医疗保险受访者的获得感评价均显著高于无房、无医疗保险受访者。

二、公众对获得感的主观感受

当前，我们以获得感来评价改革成效，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既是改革的目标，也是检视改革成效的标准。然而，获得感并不等同于幸福感， 它相对客观，更强调实惠，更具体也更具有实际意义。

1、纵向比较，近半数受访者认为陕西居民的获得感得到较大提升;横向比较，陕西居民的获得感与邻近省份居民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居民获得感的强度和烈度既来自于生活感受，也来自于对既往生活经历的纵向对比评价。基于此，在调查中，我们请受访者对自身获得感做了一个纵向的对比评测，请他们对自己近年来的获得感状况进行评价。调查结果显示，近半数（49.4%）的受访者认为自己近年来的获得感“提升很大”（7.2%）或“有较大提升”（47.2%），另有接近四成（38.0%）的人表示“有一定提升”。相比之下，只有少数受访者认为其获得感近年来“提升不太大”（9.8%）或“没有提升”（2.8%）。见图3。调查进一步发现，若将陕西居民的获得感评价与邻近省份进行横向比较，则发现陕西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调查数据表明，当问及“与邻省居民相比，您认为陕西居民获得感近年来的提升力度”这一问题时，不到四成（39.4%）的受访者认为“很大”（6.1%）或“比较大”（33.3%），近两成受访者认为“不太大”（11.4%）或“不大”（6.1%），另有43.1%的受访者持“一般”模糊态度。依据5级量表赋值方法测量并求取平均值的结果发现，在公众眼中，与邻省居民相比，公众对陕西居民获得感近年来提升力度的总体得分仅为3.22分（标准差：0.942），处于“一般”和“比较大”略偏向“较大”的水平，整体评价比较积极。见图4。

2、居民在生活质量、生活环境、旅游休闲、家庭关系和养老保障等方面的获得感越来越好，但健康状况、教育保障、心态情绪和医疗保障等方面的获得感呈现出明显的恶化趋势

如上表1呈现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涵盖居民个人工作、生活、学习、精神/心理、社会交往、社会感知、社会保障和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十六项评价指标中，相比以前，受访者在“生活质量”、“生活环境”、“旅游休闲”、“家庭关系”和“养老保障”等方面感受“越来越好”，位次排在前五位，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对此均给予认同，占比分别为58.1%、58.1%、57.9%、56.1%、54.3%。可见，陕西近年来立足实际，强化措施，在全面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也得到了居民群众的较高认可。相比之下，不少受访者认为“健康状况”（17.4%）、“教育保障”（14.2%）、“心态情绪”（12.3%）和“医疗保障”（11.0%）等呈现出明显的恶化趋势，表现“越来越差”，已成为备受社会和公众关注和议论的焦点，这值得我们深思。除此之外，受访者表示近年来变得“越来越好”比较突出的还有：“归属感”（53.0%）、“人际关系”（49.2%）、“收入水平”（48.5%）、“住房条件”（48.3%）和“婚姻情感”（48.2%），这意味着随着陕西各项改革发展举措的落实和推进，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

3、对各项政策、举措提升居民安全感社会作用的评价

如表2所示，在本次调查中，我们以近年来陕西推出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方面的改革举措为基础，针对陕西省实际情况，在问卷设计中围绕9个选项分“作用很大”、“作用较大”、“有点作用”、“作用不太大”和“没有作用”五个评价等级就陕西省在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文化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建设等领域的发展状况进行了调查访问。在数据分析中，我们将“作用很大”赋值为5，“作用，较大”赋值为4，“有点作用”赋值为3，“作用不太大”赋值为2，“没有作用”赋值为1，从而得到综合加权比例，并据此对各项改革发展举措进行排序。见表3。如表3所示，在所列出的9项政策、举措中，影响力位居首位的是 “省内多条高铁线路开建”，逾八成（83.1%）的受访者认为“作用很大”（49.4%）或“作用较大”（33.7%），只有极少数人（0.4%）认为“没有作用”。“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被受访者认为是对提升居民获得感产生较大影响的另外两大举措，受访者认为两者“作用很大”或“作用较大”的比例分别为72.7%和73.3%。接下来是“加快教育改革”和“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受访者认为其对提升居民安全感“作用很大”或“作用较大”的比例分别为71.2%和69.5%。尽管受访者认为近年来上述两个领域的改革举措对提升居民获得感有所贡献，但相较前述政策举措的社会效能仍然偏小，距老百姓的需求和预期尚有较大差距。此外，不少受访者认为“完善五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一带一路建设”、“整治秦岭违建”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政策举措对提升陕西居民获得感也有不小的作用，认定这些政策、举措“作用很大”或“作用较大”的比例依次是：67.7%、64.5%、65.2%、63.4%。

三、公众对影响获得感因素的认定

调查结果显示，当问及“近年来，您在如下哪些方面的获得感较为突出”这一问题时，“生活质量”和“交通出行”的呼声最高，提及率分别高达53.0%和52.1%;被受访者排在第三位的是“城市绿化、环境建设”，47.1%的受访者提及此项;接下来是“医疗、卫生、养老等基本保障”、“收入水平”和“人际关系”等三项，受访者提及率均在三成左右，分别为32.3%、31.3%和29.3%;受访者对“教育”、“住房”、“婚姻情感”、“食品卫生安全”、“个人就业及事业发展”、“旅游休闲”的提及率也在两成以上，分别为26.8%、23.5%、22.8%、22.1%、21.8%、21.2%;被受访者排在末位的是“政策性补贴、大病救助等福利性保障”，只有16.9%的受访者提及此项，折射出受访者在该方面的获得感处于最低水平。见表3。

四、增强居民获得感的对策建议

影响人民获得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涉及物质、精神、分配、安全以及体制机制等多个方面，实现公众获得感该如何用力？又该从哪些方面/领域入手开展工作。受访居民在本次调查中也表达了他们的感受和想法。对于“要增强居民获得感，当前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急需解决的问题”，调查结果显示，在所列出的24項各类问题中，位居首位的是提高“收入水平”，选择比例为47.8%，高出第二个选项14个百分点;其次是“教育公平”，选择比例为33.8%。这表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促进教育公平是陕西增强居民获得感必须予以重点强化和关注的领域。接下来，“食品安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环境污染”等直接关乎百姓生活与尊严的民生问题依然被重点提及，提及率分别为32.8%、32.5%、30.6%和29.9%。其他选择率较高的政府应重点关注的工作领域/方面还包括：“社会风气”（23.3%）、“贫富差距”（22.6%）、“就业创业”（22.5%）、“政府作风”（22.0%）。相比之下，如下工作领域/方面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在居民心目中则均较低：“心态情绪”（8.6%）、“科技转化”（6.3%）、“发展动能”（5.4%）、“治理创新”（5.1%）、“国企改革”（3.1%）、“军民融合”（1.0%）。见表4。总体而言，“民生”议题依然持续升温，并呈现出日趋严峻的态势，成为陕西下一步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的重点领域和提升居民获得感的主要推动力。

陕西公众幸福感调查

幸福感，是人们根据内化了的社会标准对自己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肯定性的评估，它既是一种主观感受， 也一种情感体验。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作为反映民众生活状态和社会运行状况“晴雨表”的居民幸福感己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词，已愈来愈成为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考核指标和决策参考。

近年来，陕西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坚持创新发展理念，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坚持协调发展理念，区域城乡联动发展成效显现;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加大;坚持开放发展理念，“三个经济”持续发力;坚持共享发展理念，人民群众生活持续改善，经济社会发展驶上“快车道”。我们对陕西公众幸福感的调查，就是围绕相关内容展开的。

一、2019年陕西公众幸福感整体评价

为获取陕西公众对幸福感的整体评价，在调查中，我们使用李克特10级量表来测量公众对幸福感的评价。在问卷中以“如果幸福感满分为10分，很幸福为10分，很不幸福为1分，请对您当前的幸福感进行打分”提问。调查结果显示，陕西居民2019年的总体幸福感得分为7.04分。逾六成（66.4%）受访居民认定自己的生活“很幸福”（15.3%）或“比较幸福”（51.1%），认为生活“不太幸福”的只占5.4%。认为生活“很不幸福”也仅为0.5%，另有近三成（27.7%）受访者持“一般”模糊态度。总体上，陕西居民2019年幸福感处于“一般”和“比较幸福”偏向“比较幸福”之水平。这一结果表明，大部分陕西居民整体上对自己的生活质量持积极的正向评价，主观幸福感较高。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陕西过去几年实施的系列改革发展举措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受到大多数居民的高度认可和肯定。具体如图5所示。进一步比较发现，不同地区居民的幸福度存在显著差异。延安市居民的总体幸福感得分最高，为7.19分，其次是西安市（7.10分），最后是安康市（6.79分）。见图6。调查还发现，居民的幸福感没有因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和职业等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

二、公众对幸福感的主观感受

幸福本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但一直被人们约定俗成地用来表达对生活现状满意的愉悦感。陕西近年来持续在GDP的增长上创造一次又一次的奇迹，城乡居民的物质生活档次也在随之不断攀升，从精神层面来说居民对生活现状是否感到幸福就成了提升居民整体生活水平的关键衡量标准。由此，幸福感成为生活满意度的主观感受指标，成为目前许多国家、各种机构都在测量的一项监测社会生活变化的重要指标。为了解陕西居民心目中的“幸福生活”图景，探询陕西居民衡量幸福的尺度，本次调查不仅对陕西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进行了纵向测量，也从经济状况、身心健康、职业状况、家庭生活、基础设施及社会环境满意度等6个维度13个子项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陕西居民“幸福感”进行实证分析。

1、高达87.2%的受访者表示生活幸福感有一定改善

调查结果显示，当问及“在您看来，近几年您生活幸福感的变化状况？”这一问题时，受访者表示自己近年来的生活幸福感“有很大改善”（6.1%）、“有较大改善”（34.8%）和“有所改善”（46.3%）的受访者比例高达87.2%，明确表示“同以前差不多”的只占14.6%，另有2.2%的人认为“更差”。具体如图7所示。这一调查结果表明，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在持续向更高水平发力的同时，不断从产业、医疗、住房、教育、生态、公共服务等领域保障民生，让居民生活得更舒心、更有幸福感。分地区来看，延安市受访者评价最高，认为近年来生活幸福感“有很大改善”或“较大改善”的比例达46.6%，其次是西安受访者，比例为36.7%，最后为安康市，比例仅为26.9%。具体如表5所示。

2、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婚姻/情感、精神/心理状态满意度平均水平处于比较满意状态;生活质量、健康状况、社会保障、医疗保健、旅游休闲满意度平均水平一般;子女教育、住房状况、收入水平、就业/创业满意度平均水平较低且偏向于较不满意

居民生活幸福感是与居民当前的生活满意度、生活乐观度和生活压力感密切相关的，既涉及居民在工作、学习、生活中愉快和不愉快情感的体验，也包括他们对生活系统中各领域满意度的综合判断。为了更深入地探讨陕西公众的生活幸福感，我们在问卷中设计了生活领域中的13项分指标请受访者评价。调查结果表明，在所列的13项指标中，“家庭关系”得分最高，高达3.82分，逾60.0%（63.1%）的受訪者对家庭关系表示“很满意”或“比较满意”。这说明，陕西居民在生活中很重视亲情的培养和维系。其次是“人际关系”和“精神/心理状态”，得分分别为3.72分和3.63分。相形之下，“就业/创业”、“收入水平”、“住房状况”和“子女教育”等指标被排在最后四位，受访者满意度评价较低，均处于“一般”水平。其中，对“就业/创业”表示“很满意”或“比较满意”的受访者比例仅占31.4%，近半数（48.1%）受访者持“一般”评价;对“收入水平”、“子女教育”和“住房状况”表示“满意”的受访者比例均只占四成左右，持“一般”评价的比例分别达到了37.8%、41.5%和40.6%。可见，优化“就业/创业”环境、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完善教育、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和服务是陕西今后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总体来看，公众对当前生活诸方面的满意度评价均在4分以下，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公众对陕西近年来相关发展政策需要调整、加强和完善。具体如表6、表7所示。

3、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状态和能力感

相关研究显示，居民的日常心理状态、社会承受力和自我能力感评价是现实生活环境、社会发展状况的反映，同时，它又会作用于人们的社会实践中，从而成为评价个体生活幸福感的重要指标或隐性指标。故此，本次调查中我们专门设计了表征对居民个体心理状态和能力感的相关指标，请他们作答，并根据各地公众对自我日常心理、承受力和能力感的评价来揭示他们的生活幸福感。具体如表8、表9所示。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在“生活适应能力”（3.72分）、“生活自信心”（3.58分）、“心态平衡能力”（3.51分）等方面对自己给出了较高的评价。相比之下，受访者对工作节奏、工作压力和生活负担等方面的感知则不容乐观。近半数（48.6%）的受访者认为生活节奏“很快”或“较快”;55.1%的人认为工作压力“很大”或“较大”;50.8%的人认为生活负担“很重”或“较重”。尤其对“创新发展能力”，普遍评价较为消极，平均得分仅为2.95分，明显趋向弱的消极评价。这一结果表明，当“入园难”、“上学难”、“买房难”、“看病难”和“就业难”等基本民生问题不能得到保障，而社会竞争更加激烈，生活压力不断加大时，人们的社会不适应感、焦虑感明显增强，陕西正逐步进入“全民焦虑”时期。

三、公众对影响幸福感因素的认定

对于近年来给自己生活幸福感带来困扰的主要因素，调查结果显示，“收入太低”被排在首位，被认定为影响生活幸福感的首要因素，提及率接近半数（45.6%）;其次是“购房”，近四成（39.6%）受访者认为房子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下拉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被受访者排在第三、四位的分别是“孩子上学”和“生活负担重”，均有三成以上的受访者关注，提及率分别为34.0%、34.0%;约三成（27.3%）的受访者认为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转型，“工作节奏太快，压力太大”已上升为影响生活幸福感新的重要的因素;不少受访者认为“个人发展前景暗淡”、“健康状况”、“医疗保障”和“就业创业”等四项对居民生活幸福感的作用和影响也不可轻视，提及率分别为25.6%、24.1%、21.3%、20.6%;至于“心态不好”、“人际关系紧张”、“与家人关系紧张”和“失业待业”等影响因素，只有少数受访者提及，提及率分别仅为12.6%、10.9%、8.1%、6.7%。见表10。

四、提升陕西公众幸福感的对策建议

影响人民幸福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涉及物质、精神、分配、安全以及体制机制等多个方面。那么，充实幸福感该如何用力？又该从哪些方面/领域入手开展工作。受访居民在本次调查中也表达了他们的感受和想法。调查结果显示，在增强居民幸福感的诸多因素中，受访者有很多期待。其中，“健康的身体”、“家庭和睦”和“丰厚的收入”被多数受访者认定是增强居民幸福感最为重要的三大因素，期待也最高。三个选项不仅排序位居前三甲，提及率也远高于其他选项，分别为58.1%、55.2%和53.8%。与上述看法不同，约三成左右的受访者认为“居住环境舒适”（31.1%）和“子女有出息”（30.1%）能增强居民幸福感。

除此之外，中选率较高的能增强“幸福感”的因素还包括：“健康的心理”（25.1%）、“个人发展前景好”（24.3%）、“融洽的人际关系”（22.4%）、“有车有房”（21.9%）。至于“丰富的业余生活”、“稳定的社会局势”、“社会法制健全”和“足够的休闲时间”等因素，受访者认为它们对增强幸福感的作用不太大，提及率分别只占12.3%、12.3%、10.7%和7.3%。见表11。总之，在受访者看来，要增强居民的幸福感，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从而构筑增强幸福感的系统动力。

陕西公众安全感调查

安全感是人们渴望稳定、安全的心理需求，包括认知评价、情绪反应、生理和行为变化等，如对社会治安状况的主观感受和评价、对一定时期和空间下社会治安破坏力和控制力的综合主观心理感受等。在我国快速发展变化的社会转型时期，不可避免会面临诸多不安全感的诱因，如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交通事故、信任危机、道德滑坡等。提升公众的“安全感”是提高国民幸福感整体水平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我们开展的陕西公众安全感状况调查，主要围绕公众对安全感的整体评价;公众对个体安全、社区安全和社会安全的评价;对各项政策、举措提升居民安全感社会作用的评价;对重大社会问题和影响安全感因素的判断;对提升安全感路径的建议等维度展开调查设计和调查实施。

一、公众对当前社会安全的总体评价

为获取陕西公众对安全感的整体评价，在调查中，我们使用李克特10级量表来测量公众对安全感的评价。即如果安全感满分为10分，请对您当前的安全感进行打分。调查结果显示，安全感平均得分为7.18分，安全感总体得分较高，处于“比较安全”水平。其中，近七成（69.0%）受访者表示当前社会 “十分安全”（18.1%）或“比较安全”（50.9%）而认为“不太安全”和“不安全”的受访者分别仅占3.8%和0.9%、，另有26.3%的受访者认为“基本安全”。见图8。不过，观察标准差的值，发现离散程度大，可见，整体来说公众内部看法不甚一致，不同群体的主观评价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有无住房和医疗保险成为受访者评价安全感的重要依据，有房子和医疗保险受访者的安全感评价均显著高于无房、无医疗保险受访者。进一步调查发现，与前几年相比，逾八成（83.9%）受访者认为当前的社会“安全感”“有很大好转”（17.3%）或“有好转”（66.6%），认为“和以前一样”的只占12.8%，只有极少数（3.3%）受访者认为“比以前更严重”。见图9。

二、公众对安全感的认知与评价

1、对社区安全评价很高

调查结果显示，认为所在地区“十分安全”（10.0%）、“比较安全”（52.3%）和“基本安全”（35.8%）的受访者比例高达98.1%，而认为“不太安全”和“不安全”的受访者僅占1.5%、0.4%。见图10。

2、个人信息安全和网络安全愈加重要

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对“财产安全”、“交通安全”和“社会安全”的评价相对较高，被排在前三位，平均分值分别为3.64分、3.53分、3.52分。其中，近六成（58.5%）受访者认为“财产安全”“十分安全”（14.0%）或“比较安全”（44.5%）;认为“交通安全”“十分安全”（7.7%）或“比较安全”（49.4%）的受访者比例占57.1%。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个人信息”和“网络安全”被排在后两位，平均分值均在3分以下，分别仅为2.91分和2.81分。认为“个人信息”和“网络安全”“不太安全”或“不安全”的受访者比例均占四成所有，分别为38.7%、39.6%。具体如表12、表13所示。可见，随着社会信息化、网络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信息网络安全案件、事件时有发生，信息网络安全保障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网络信息安全社会的构建已刻不容缓。见表12。调查进一步发现，对于生活、公共场所/区域的安全状况，受访者认为安全状况比较好的地方或区域分别为：“居住小区”（3.89分）、“学校周边”（3.74分）和“繁华市中心”（3.61分）。其中，高达75.3%的人认为“居住小区”“十分安全”（16.7%）或“比较安全”（58.6%）;近七成（67.0%）受访者认为“学校周边”“十分安全”（12.7%）或“比较安全”（54.3%）。相比之下，受访者对“车站”和“娱乐场所”的安全状况评价不高，认为其安全状况一般，平均分值分别仅为3.19分和3.01分。尤其是“娱乐场所”，近三成（27.9%）受访者认为其“不太安全”（20.8%）或“不安全”（7.1%）。见表14、表15。

三、对各项政策、举措提升居民安全感的评价

要提升陕西居民安全感，有必要对影响居民安全感的各项政策、举措作出探究。我们以近两年来陕西推出社会治理和社会建设方面的改革举措为基础，针对陕西省实际情况，在问卷设计中围绕7项政策、举措分“作用很大”、“作用较大”、“有点作用”、“作用不太大”和“没有作用”五个评价等级就陕西在提升居民安全安感的状况进行了调查访问。在数据分析中，我们将“作用很大”赋值为5，“作用较大”赋值为4，“有点作用”赋值为3，“作用不太大”赋值为2，“没有作用”赋值为1，从而得到综合加权比例，并据此对各项政策举措进行排序。见表16。如表16所示，在所列出的7项政策、举措中，影响力位居首位的是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近八成（78.3%）受访者认为“作用很大”（46.2%）或“有较大作用”（32.1%），只有极少数人认为“没有作用”。“加强污染防治工作”和“完善治安防范设施”被受访者认为是仅次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可对提升居民安全感产生较大影响的两大举措，受访者认为两者“作用很大”或“作用较大”的比例分别为76.6%和72.2%。除此之外，不少受访者认为“加强网络监管”、“推进平安陕西建设”和“严惩食品药品安全犯罪” 等对提升陕西居民安全感的作用也不可小觑，认定这些政策、举措“作用很大”或“作用较大”的比例依次是：71.0%、70.7%、70.0%。

四、对主要社会安全问题和影响因素的判断

1、对影响安全感社会问题/现象的认定

调查结果显示，当问及“您认为近年来如下哪些影响安全感的社会问题较为突出”这一问题时，在所列出的19项社会问题中，位居首位的是“电信诈骗”，选择此项的受访者比例达48.3%。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通信业的快速发展，电信诈骗犯罪也呈现出快速高发态势，并成为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治安的突出问题和广大群众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其次是“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提及率为41.6%;逾三成多（33.5%）受访者认为近年来呈爆发式增长的“非法集资”犯罪对居民安全感的影响日趋加重，已成为重大的社会隐患。其他选择率较高的社会问题依次是：“青少年违法犯罪”（29.9%）、“交通肇事”（27.7 %）、“盗窃抢劫”（25.3 %）、“公共场所偷盗问题”（25.1%）、“制假贩假现象”（24.9%）、“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行为”（24.8%）以及“套路贷”（24.6%），这其中尽管是新旧犯罪问题交叉但却以新型犯罪形式居多，值得我们关注与深思。此外，有少数受访者提到了固有的一些社会问题，如“城郊及农村地区社会治安问题”、“卖淫嫖娼”、“外来人员违法犯罪”和“机动车被盗”等，提及率位列后四位，分别为12.9%、11.4%、11.0%和9.8%。见表17。

2、对影响居民安全感主要因素的认定

对于影响居民安全感的主要因素的判断，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的看法不一。其中，认为“居民法制观念淡漠”和“诚信危机，道德失范”是影响居民安全感主要因素的支持者最多，二者不仅被受访者排在前两位，且提及率相同，均为37.7%。“对违法犯罪打击力度弱”和 “居民自我保护意识不强”的中选率也比较高，也都超过了三分之一，分别有33.6%和33.6%的受访者认为上述两项是当前影响居民安全感的主要因素，也是今后社会治理中应该重点做的工作。约三成左右的受访者认为“新型违法犯罪增多”、“青少年犯罪率攀高”和“网络犯罪日趋严重”等是近年来上升趋势明显影响居民安全感的新问题、新因素，提及率分别为29.5%、28.5%和28.0%。相对来说，以下因素的影响力在受访者心目中较低：“社会矛盾尖锐”（20.9%）、“政法队伍力量薄弱”（19.7%）、“新闻媒体的报道过于夸大”（9.8%）、“政府福利待遇少”（9.1%）。见表18。

五、提升公众安全感的对策建议

调查结果显示，在提高居民安全感方面，受访者对政府有很多期待。其中，受访者选择率最高的是“加大打击违法犯罪力度”（50.6%），其次是“增强民众防范意识”和“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及率依次为47.0%和43.4%。接下来，不少受访者认为“严惩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和“预防青少年犯罪”变得越来越重要，提及率分别为33.8%、32.6%，被排在第四、第五位。受访者认为其他也应重点加强的工作还包括：“引入网络监控新技术”、“完善治安防范设施”、“加强网络监管”、“公共场所/重点区域加强巡逻”、“加强政法队伍建设”，中选率均超过或接近了四分之一，分别有29.4%、28.4%、26.9%、25.2%和24.6%的受访者认为上述四项工作是提高居民安全感方面应予以重点加强和完善的。相对来说，“加强流动人口管理”（19.1%）和“深化城乡基层治理”（17.74%）在受访者看来则不太重要。见表19。总而言之，我们必须从社会和心理两个层面着手，切实提升公众的安全感。要树立大安全观，正确处理社会安全和公众安全的辩证关系，进一步认识到公众安全感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把公众安全作为社会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公众安全感的顶层设计，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时，根据公众的年龄、职业和经济收入等特点，注意点面结合、有的放矢。进一步完善财产、人身、交通、医疗、食品、就业、隐私和自然环境安全的法律规范，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的安全需要。充分发挥舆论引导的作用，帮助公众实现自我认同与自我接纳，获得内心的安定与充实。

六、对未来个体和社会发展的态度

陕西正处在大建设、大发展、大跨越的关键时期，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五新”战略任务，就是全面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是对追赶超越科学定位的积极响应，是对“五个扎实”明确要求的热切回应，是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严格落实，是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扎实推进。将有助于统筹施策、精准发力，走出一条贯彻中央要求、遵循客观规律、具有陕西特色的发展之路。

调查结果显示，当问及“您对个人将来生活前景的态度”时，近八成（77.4%）受访者表示“十分乐观”（12.0%）和“比较乐观”（65.4%），仅有1.7%的受访者表示“十分担忧”，另有两成多一点（20.8%）的人表示“有点担忧”; 当问及“您对陕西将来社会发展前景的态度”时，超过80.0%（84.9%）受访者表示“十分乐观”（17.3%）和“比较乐观”（67.6%），仅有1.9%的受访者表示“十分担忧”，另有13.3%的人表示“有点担忧”。总体来看，大多数受访者对全省未来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但对个人发展前景则持谨慎乐观态度。具体如图11、图12所示。

提升全省人民的安全感，要切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牢记初心和使命，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新发展理念，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安全感。

结论与对策

一、陕西公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整体评价

1、大部分陕西公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即“三感”水平都較高，近七成或超七成的受访者都持积极肯定态度。不过，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和不同地区公众的“三感”两极化情绪比较突出，女性的安全感评价低于男性;受访者年龄越大，获得感越高，20-39岁的受访者的获得感最低。有无住房和医疗保险成为受访者评价“三感”的重要依据。延安公众“三感”水平最高，西安其次，安康最低。

2、近半数受访者认为陕西居民的获得感得到较大提升，尤其在生活质量、生活环境、旅游休闲、家庭关系和养老保障等方面的获得感越来越好。不过，与邻近省份相比，陕西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居民在健康状况、教育保障、心态情绪和医疗保障等方面的获得感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

3、高达87.2%的受访者表示生活幸福感有一定改善。分地区来看，延安居民生活幸福感变化最大，西安次之，安康变化最小。分领域来看，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婚姻/情感、精神/心理状态满意度平均水平处于比较满意状态;生活质量、健康状况、社会保障、医疗保健、旅游休闲满意度平均水平一般;子女教育、住房状况、收入水平、就业/创业满意度平均水平较低且偏向于较不满意。

4、陕西居民的安全感评价较高，逾八成受访者认为当前的社会安全感有很大好转或较大好转，近七成的受访者对财产安全、交通安全和社会安全持肯定态度，约40.0%的受访者对个人信息安全和网络安全表示担忧。多数受访者积极支持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加强污染防治工作和完善治安防范设施。

5、大多数受访者对全省未来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但对个人发展前景则持谨慎乐观态度。

二、陕西公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倾向与趋势

1、教育、医疗、收入水平、住房、食品卫生安全等民生话题再次触动公众敏感神经，社会关注度高，舆情沸点低，容易引发舆论热潮。健康状况和心态情绪成为影响“三感”水平的新因素。

2、影响陕西居民幸福感的诸多因素中，收入水平低、购房压力大、孩子上学难、生活负担重成为陕西公众四大“压力源”，收入水平低占主导位置，第二至第四压力源分别为：购房压力大、孩子上学难、生活负担重等。“工作节奏太快，压力太大”已成为影响生活幸福感新的重要的因素。

3、电信诈骗、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和非法集资已对陕西居民的安全感构成严重威胁。青少年违法犯罪、交通肇事、盗窃抢劫和公共场所偷盗问题等社会问题对居民安全感的影响不断上升。

4、影响居民安全感主要的因素包括：居民法制观念淡漠、诚信危机，道德失范、对违法犯罪打击力度弱、居民自我保护意识不强。

三、提升陕西公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路径选择

1、坚持以经济建设作为优先发展目标，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根本出发点，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为民生目标，为满足和提高公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构筑物质基础。

从本次调研结果可以看出，体现经济取向的“收入”问题是公众衡量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高低的重要标准。陕西公众“三感”评价大都以经济为基础，它与收入水平、全省经济发展状况、就业机会、发展机会等经济发展指标呈有直接关联的强关系。因此，在保证经济增长目标继续运行在上升通道合理区间的背景下，需加大政府财政面向社会民生领域的倾斜程度和投入数量，加快实施城乡公众收入倍增计划，从而使公众拥有更多、切实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推进和深化教育、医疗体制改革，深度体现社会政策设计及其实践的公正公平性和可及性，构筑公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固的社会支持系统。

公众对教育、医疗、就业和社会保障等四个方面作为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也是目前陕西社会改革面临的突出社会问题。它们既是公众“三感”的基础，也是考量社会和谐状况的晴雨表。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上述问题的反映比较强烈，对政府的期待比较高。特别是教育和医疗这两个与老百姓切身利益关系密切的民生问题依然是制约公众“三感”的关键因素。因此，陕西应在上述四个领域实现突破，制定包括教育、医疗、就业和社会保障四个方面在内的系统的社会政策，彻底解决择校问题、教育资源优化问题、实施城乡公众大病保险制度等问题，完善事关民生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化、系统化，加快向“服务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提高和增强公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供福利基础。

3、细化“民生”建设，关注公众日常生活和微观社区系统建设，破解影响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结构性阻力，为提升公众“三感”建构稳定的民意基础。

2019年，受猪肉涨价、非洲猪瘟疫情和周期性因素叠加等影响，导致其他物价上涨的连锁反应，给居民生活带来了一定影响。而物价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事关社会稳定和公众“三感”的社会问题、民生问题。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对于陕西公众来说，本来经济收入水平不太高，自身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加之宏观环境严峻，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所以，物价的突然集体上涨，且某些领域的物价涨速过快涨幅过大，这不仅给其带来较大的生活压力，也成为制约他们“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升的重要因素。因此，应将“稳定价格水平”置于民生政策的重要位置，将“调结构”和“防通胀”作为工作的两大任务，同时适时启动对困难群众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

4、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推进健康陕西建设，促进公民身心健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本次调查结果也显示，当前，陕西社会主义市場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使整个社会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急功近利、心浮气躁、焦虑迷茫、失衡偏激、怨天尤人等不良社会心态不同程度存在，给个人幸福、社会稳定、国家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这些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主要体现为：经济生活中的心理失衡感比较强、政治生活中的心理无助感上升、文化生活中的心理空虚感增强、社会生活中的心理焦虑感上升。因此，我们要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作为根本遵循，从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和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等四个维度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推进健康陕西建设，促进公民身心健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5、加大打击违法犯罪力度尤其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和套路贷等新型犯罪、加强污染防治、增强民众防范意识、严惩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和预防青少年犯罪，为满足和提高公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创造安全环境。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和套路贷等新型犯罪高发频发，严重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已经成为社会一大公害。公安机关应继续依法严厉打击，坚持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最大限度地挤压犯罪空间，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不断满足公众的安全感，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要家庭、学校、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犯罪，给青少年创造一个有利于其身心健康的良好的社会环境。

作者简介

谢雨锋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社区社会工作、社会调查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