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的“看齐意识”
时间：2020-11-05 16:00:1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江洋
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在敌人的五次围剿打击下，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三人团”出于安全保密等原因，既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也没有向全军指战员进行政治动员，便匆忙进行了扩红、筹款、安置伤病员和确定留守人员等工作，然后带着“共和国”的全部家当和依依不舍、犹豫不决的心情仓促上路。尽管当时的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已经没有了决策权，但是许多命令和指示还都是以中革军委、甚至是以朱德名义下发的。可想而知，当时红军的大多指战员，并不了解中央上层的指挥变化，仍然是在“朱总司令”的指挥下行动。由此可以看出，红军中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和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素质相当高。
湘江失利是“看齐意识”的起因
转移初期，英勇的红军将士，一举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虽然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十分残酷，但前三道封锁线的战斗其实也很激烈。尽管事先已经由朱德、周恩来策划，派出何长工、潘汉年与粤系军阀陈济棠达到了协议，但由于传达的迟延和具体执行的偏差，红军的先头部队还是与把守前三道封鎖线的粤军发生了战斗，有的战斗甚至十分激烈的战斗，敌我双方都损失不小。据资料统计，中央红军在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时就损失了3700人，并牺牲了红三军团四师师长洪超；
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时又损失9700人；
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时再损失8600人。到湘江边上，面对第四道封锁线时，红军已经损失22000人（其中有一部分是逃散），只剩下64000多人了。
面对蒋介石布好的口袋，红军最高指挥者不听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的劝告，依然要求部队“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
英勇的红军将士，面对5倍于己的敌人，浴血拼杀3昼夜，以24000多人伤亡的惨重代价，终于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
冲过了湘江之后，三人团的最高指挥员博古承受不了惨烈打击和自责，极度恐慌。他无法向共产国际交代，更无法面对英勇的红军将士。此时，他那曾经咄咄逼人的自信已经荡然无存，内心几近崩溃，竟拔出手枪想自杀。
在残酷的事实面前，由王稼祥提出召开一次高层会议，得到了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的支持。于是，在红军占领遵义之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解决红军的行动去向和总结失败教训、明确红军指挥等问题。
遵义会议是“看齐意识”的确立
后来的党史研究认定，遵义会议是我党我军一次重大转折的会议。其实，会议的本身只是转折的一个环节，而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湘江之战的惨败，一系列错误指挥导致的失败，已经构成了转折的“前因”。如古人所讲：“祸兮福所倚。”没有惨痛的失败，就没有后来的深刻反省和改正错误的决断。
因此说，遵义会议是一次痛定思痛的会议。
遵义会议还是一次探索真理、实事求是的会议。
参加这次扩大会议的既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也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负责人。这是一个年轻的会议，20位参加者平均年龄34岁。而会议的主持人就是错误领导的主要成员博古，他明知道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对自己的错误进行清算，但是严格的党性和尊重真理的基本素质使他能够给大家这一机会。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大胆地对博古和军事顾问进行了批评；
而作为“反报告”的发言者张闻天，则更是对博古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评。张闻天本是“留苏派”的骨干，在中央苏区时也是王明左倾路线的积极推行者，而且在苏联时与王明、博古都有很深的交情。然而为了探索真理，为了寻求正确的道路，他毅然抛弃个人亲疏，勇敢地向三人团的错误开火。继而，王稼祥、朱德、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李卓然等人都起来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几乎是“一边倒”。这些共产党人抱着探索真理的纯正动机，客观地分析和总结失败的原因，同时认真分析当前局势和毛泽东的主张，最后形成了“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等重要决定，同时赋予毛泽东协助周恩来进行军事指挥的“话语权”，即“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即使是当时被称为“反对”毛泽东的凯丰，也只是对毛泽东说“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知了些《孙子兵法》”，并表示保留自己的意见，而在以后的工作中积极地执行了会议决议，并逐渐站在了支持毛泽东的立场上。
当时没有针对政治问题进行争辩和讨论。张闻天后来总结说，这是“党内斗争的一个示范“。因为当时讨论政治问题的时机并不成熟，在当时非常关键的时刻，回避一些无法解决，同时也是解决条件不成熟的问题，而集中解决紧要的指挥问题，这是实事求是思想的最好实践。
遵义会议又是一次独立自主的会议。后来有党史专家研究认为，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召开并取得成功，与我们当时因电台损坏而与共产国际“失联”有很大关系。中共从建立就在共产国际的严格控制之下，所有会议、决议以及党的领导人变换，都要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甚至直接由共产国际委派。其原由，一是因为共产国际是马列主义的代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指挥部，中共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服从共产国际是一个原则问题；
二是共产国际给予中共有力的支持，包括每年提供一定数量的活动经费——以前党中央在上海时的活动经费主要依靠共产国际提供保障。但此次危难之际，恰逢电台损坏，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下召开了一次独立自主的会议，成功地解决了自己的紧要问题，这也是一种天赐机遇。试想，如果有共产国际干预，会议结果还不知道会是怎样。
此次会议，“关键少数”起到了决定作用，他们用大量的事实和精辟的论述以及有理有节的策略，说服了与会者，大家采纳了“少数人”的意见。这不能不说是对我党高级领导人马列主义水平和党性原则觉悟的一次体现和检验。
从此，全党在核心层面有了看齐意识，大家是向真理看齐、向实事求是看齐、向能够执行正确方针的领导者看齐。
土城战役和四渡赤水是“看齐意识”的检验
其实，毛泽东的核心作用是逐渐形成的，经历了一个认识和检验的过程。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放弃了去黔北创建根据地的打算，决定北渡长江争取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北创建根据地。当部队行进到一个叫土城的地方准备渡过赤水时，毛泽东根据得来的情报，建议在此打一个伏击战，消灭尾随的川军4个团。周恩来等军委领导马上支持和批准了他的意见，并决定由他亲自指挥这场战斗。
可是，这竟然是一场遭遇战，而且以我军的失败而告结束。原因一是情报有误，原先得到的情报是敌人只有4 个团，可战斗打响之后才发现敌人竟有7个团；
二是我军轻敌，原以为川军的战斗力不强，所以开始并没有让红一军团参加战斗，没有想到这伙川军异常勇猛，装备又好，他们组织部队对红军实施了反包围，一时间我军的指挥机关也处在敌人的团团包围之中，参战部队想撤都撤不出来；
三是对此种后果没有补救方案。一时间，我军处在非常危难时刻。此时，身为红军总司令的朱德，端起冲锋枪亲自冲到前线，指挥战斗；
周恩来下令调动我军的精锐干部团全员出击充当敢死队，同时传令红一军团投入战斗，终于将部队撤出战斗。军史上被称为“我军级别最高的战斗”——后来的共和国三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刘少奇、杨尚昆）、一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五任国防部长（彭德怀、林彪、叶剑英、耿飚、张爱萍）和十大元帅中的7位以及200多位将军都参加了战斗，敌我双方各自伤亡3000多人。
多年以后，毛泽东也曾谈到自己指挥过的这次败仗。但是，追求真理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因此动摇对毛泽东的信任。周恩来亲自去做博古的工作，动员他交出领导权，放手让毛泽东指挥。他说：“实践证明，打仗还是老毛比我们强。”有了这个基础，毛泽东从此开始施展“四渡赤水”的神来之笔，面对十倍于己的围堵敌军，他调动敌我得心应手，最后终于彻底摆脱了蒋介石精心布下的包围圈，使几万红军绝处逢生。多年以后，当二战名将蒙哥马利访问中国，当面称许毛泽东指挥的三大战役时，毛泽东不无得意地说：“不如我当年的四渡赤水。”
长征全过程是“看齐意识”的确立
在此后的长征路上，广大红军指战员坚信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坚信毛泽东的正确指挥，全军高层指挥员向毛泽东看齐，以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以不怕牺牲的奋斗精神，完成了毛泽东的一个又一个战略部署，使毛泽东的组织艺术和指挥艺术变成胜利的现实。
在遇到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时，党中央的领导集体和高级指挥员坚持向毛泽东同志看齐，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坚决一致的斗爭。在红一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发现这是红军中的两支主力，便请红一军团的政委聂荣臻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吃饭，对他们特别“关心”，还调兵力补充他们的部队。但两人不为所动，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反对分裂。在后来随同红四方面军行动的朱德，冒着被软禁和暗杀的危险，坚定地表示“朱毛不可分，要我反对毛泽东做不到”，和刘伯承一起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后来毛泽东称颂他“度量大似海，意志坚如钢”。在毛儿盖会议上，毛泽东在周恩来因病缺席的情况下第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他的建议赢得了与会同志，包括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和总政委陈昌浩以及在遵义会议上“反对”过自己的凯丰等人的一致赞同。“会议气氛良好，意见一致，毛泽东为之欣慰，特地表扬了陈昌浩的发言”（见《红军长征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213页）。从此，向毛泽东的看齐意识，逐渐成为全党和全军的共识。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概括的那样，长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远征”。高度的看齐意识，给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以充分展示的舞台，同时也给了正确路线、正确思想的实践以时间和机会。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刚刚两个月，毛泽东即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讲话，对长征的意义给予了高度概括，其中不无深情地说道：“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至此，我们还应加上“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也是追求真理、勇于实践、不怕失败、坚持“看齐”的。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走上前台后，并没有马上主持党中央的全面工作，博古交出“负总责”的领导权后，按照毛泽东的建议，由张闻天主持中央工作，而张闻天也以极大的工作责任心和热忱投入到工作之中。直到党的七大前夕，在经过共产国际的认可，排除了王明争夺党内领导权的干扰后，张闻天把党的日常工作交给了毛泽东负责，党的领导核心进一步形成，全党的看齐意识形成了一种自觉，党的建设也由此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一个个胜利接踵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