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路救国：中共与1923年铁路共管问题

【摘 要】1923年，临城劫车案发生以后，列强借端要挟提出国际共管中国铁路，以致中国面临被瓜分惨祸，陷入亡国危机。为护路救国，中共中央及旅欧党团组织等同敌人作了有力斗争，使中国暂时得以逃脱共管危机。与此同时，中共以此国耻事件为底色、以国恥记忆为染料，通过剖析国耻、回顾国耻、正视国耻进而洗刷国耻的舆论宣传，播撒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火种，宣传了中共的政治主张，成功塑造了中共作为无产阶级群众性政党的爱国形象，有效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关键词】中共;旅欧党团组织;铁路共管问题;护路救国

【中图分类号】K26;D2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20）05-0078-10

1923年5月6日，津浦铁路北上快车在山东临城境内被盘踞于抱犊崮的土匪孙美瑶毁路劫车，中国旅客25人与美国、英国、法国、墨西哥、意大利五国国籍的16名外国旅客被驱至匪窟成为土匪控制官府的筹码，是为震动中外之临城劫车案（以下简称“临案”）。①而“临案”发生的前一天是津浦铁路警务处处长张文通生日，护路队队长李景川率部前往庆祝，临城车站仅有副站长和挂钩执旗的苦力而已，以致土匪乘隙而入，毁路劫车;“临案”发生时，随车路警见匪势汹汹，并未抵抗，相率逃窜;“临案”发生后，路警也未及时请援。事前漫无防范，临事畏葸不前，事后不思应对，中国铁路警察之护路能力可见一斑，这无异于授人以柄。英国遂以中国铁路警察保护不力为把柄，借口保护外侨生命财产安全，暗中酝酿以外国人代任中国铁路警察，以谋国际共管中国铁路。为护路救国，中共中央及旅欧党团组织同敌人作了有力的斗争。因中国人民的激烈抵制，加之列强内部的貌合神离，列强的共管阴谋最终得以偃旗息鼓。而中共则以此为契机，宣传其政治主张，扩大了影响力。或许囿于史料的限制，抑或是个人的研究旨趣使然，学界对中共与1923年铁路共管问题之间的双向互动研究仅散见于部分党史著作中，且多是将目光聚焦于旅欧党团组织在国外所做的反共管运动，②至于中共中央在国内对铁路共管问题的因应则少有论及。为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就此问题略抒一隅之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护路缘起：“临案”引动铁路共管

浪潮

临城劫车案突发后，国际舆论夸大其词，绘声绘色地将中国描绘成“土匪世界”③，中国新闻记者亦盲目附和，视“临案”为“国耻”，且只关注被掳的外国人质。而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长陈独秀则率先在《向导》发文，指出列强故意鼓动舆论，无非是想借此掩盖他们“凌辱中国人的丑行，并达到共管中国的贪欲”①，英国人想借“临案”遮掩乐志华冤案②，日本人则欲借此缓解旅大问题的舆论压力。

在5月8日的外交团会议上，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即以中国土匪猖獗、政府无能为借口，率先提议待所有外国人质全部救出后，外交团应向中方提出添设津浦路警以及委派外籍车务长、会计主任、警官的要求，企图国际共管中国铁路。③但多数驻华公使恐此提议一旦泄露将影响人质的释放，故对此秘而不宣，于5月14日要求北洋政府增加兵警于各条重要铁路，并拟组织国际武官团前往临城调查一切。④有鉴于此，英国驻华公使只得动用其侵略中国的别动队——侨华外商的力量。翌日，侨华外商即开始为英国之共管阴谋摇旗呐喊。

5月15日，英国人中国协会上海分会主席马凯发表演说，要求“外人管理主干铁路，由外国军官办理护路警察”，甚至扬言“现信外国干涉将为官员及大部分华人公众所欢迎”。⑤英人此举多少带有几分试探中国舆论的意味，但在北洋政府及社会民众都关注于被掳外国人之际，唯有中共识破其阴谋，揭露其趁火打劫的行径是“重造在华势力”⑥。遗憾的是，中共的良苦用心仅震动了少数人的心弦，沸腾了他们的血液，⑦北洋政府当局却无动于衷。马凯的演说在中国舆论界并未激起太大的涟漪，这让外国人更加肆无忌惮。随后，侨居中日两国的英美人及英美本国部分舆论，“谓中国铁路宜移交国际共管之为愈”⑧。除此而外，英国政府方面在讨论“临案”时，亦高唱共管论调。5月16日，议员师杜华在下议院提议英国可与国际联盟或其他机关协定办法，“以便组织中国宪兵队，并聘外人为长官，藉资更加切实管理中国各主干铁路，或编练其他军队，俾得保护铁路搭客及货物”⑨。不久，国际武官调查团提交报告给外交团，认为“为了对付类似发生于临城的暴行，目前在津浦铁路上采取的保卫措施，是完全不够的”⑩。这份报告立刻被英国利用，成为其攫取中国路权的口实和依据。在6月12日外国人质悉数脱险后，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便乘机鼓动外交团成立由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七国驻华公使任委员的路警委员会，专议护路办法。此后，英国更是明目张胆地宣传其共管中国铁路的计划。

6月15日，《泰晤士报》等英文报纸开始卖力地批评中国的混乱状态，宣扬最合适的救济方法便是组建由外国武官统率的路警队伍，并扩大外国管理中国铁路的行政及财政权。k对此，中共党员张太雷发表评论，明确谢绝英国的“好意”，并提醒“铁路是国家的命脉，倘管理权再扩大而完全属之外人，中国的经济生命就将完全在外人之手了”①。然而，中共的刻意提醒仍未引起当局和民众的重视，亦未能使英国放弃其侵略野心。

为了攫取中国之路警权，英国秘密拉拢美日两国为其外援，并坚信倘若“美、日、英三国采取联合一致的政策”，那么“在未对中国人实行压制之前，中国人就屈服了”。②于是，6月19日，英国驻美大使馆致函美国国务院，鼓吹共管计划是“最可能产生有益效果的一个计划”③，希望美国政府在关键时刻能与其保持一致意见。随后，英国就此事征询日本政府的意见，同样提议由列强组织警察护卫队，强调需有“外国籍会计或运输科长的派任之权”，“他们将与中国人一起被赋予适当的规定的职责”。④当时巴黎各报也频繁登载临城劫车案，“频发侮我之词，不曰中国为‘土匪国，即曰华人为‘劣等民族，非置于列强共管之下不可”⑤。一时之间，北京、伦敦、华盛顿、巴黎皆弥漫着共管铁路之风，“共管论震动世界之舆论”⑥。

二、国门之外：中共旅欧党团组织

领导旅法华人反共管

鼓吹铁路共管的言论兴起后，法国舆论亦随波逐流，“旅法学生与华工皆受刺激甚深，甚至有不愿出街赴餐馆吃晚饭者”⑦。7月2日，更有所谓多数列强均已承认在中国设立万国警察的消息刊登于法国半官方性质的《巴黎时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得知此消息后，“气愤填胸，痛恨不已”⑧，当日下午召集旅法华工总会、北大同学会、华法教育会及少年中国学会四团体急议抵制办法六条⑨。翌日下午，周恩来作为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少年》杂志社的代表又召集了由8大团体共14名代表参与的旅法各团体联合会发起会，决议开展反共管的护路救国运动。

7月5日，由周恩来主持编写的《为国际共管中国铁路事告旅欧华人》刊登于《少年》杂志。周恩来鞭辟入里地分析了铁路共管的根源在于列强，一语道破列强的卑劣用心是“故造中国之乱再共享其利”。而之所以反共管，是因为国际共管中国铁路之后“全中国的铁路和其附近地域全将成为国际帝国主义的宰割场了”。如何洗刷国耻，在周恩来看来，中国人不应寄希望于北洋政府，所谓的友邦更不可期，只有集合起工农商学界的革命分子打倒军阀、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建立国民政府，实行民族自决”，才能“解决一切外交上的纠纷，到了那时铁路共管不期解决而自解决了”。⑩周恩来通过该文明确指出了现阶段革命的对象、力量、方向及目标，热情洋溢地宣传了中共的民主革命纲领，践行了中共三大的宣言，并将反共管运动“引入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正确道路”k。该文在巴黎广为传播，激发了旅法华人的爱国热情，越来越多的爱国志士参与到此次爱国群众运动之中。

7月8日，22个旅法华人团体包括周恩来、任卓宣、尹宽、袁子贞等旅欧共青团成员在内的共51名代表齐聚巴黎中华饭店召开旅法各团体联合会正式会议，会上推举产生以周恩来为中文书记的临时委员会，以领导反共管斗争。当晚，周恩来等人以旅法各团体联合会的名义致电北京《晨报》及上海《申报》，警告“铁路共管，等于亡国”，表明了旅法华人誓死反共管的决心，希望中国人民能并肩作战速起力争，与其依恃北洋政府，不如“另组国民政府，以除内奸，而御外患”。①此外，旅法各团体联合会还致函中国驻外各公使请其向所驻国政府正式声明华人反共管的态度与立场，并将反共管的宣言遍送巴黎各报，以求舆论支持。这些充满爱国热忱的通电极大地鼓舞了旅法的爱国青年，其呼吁中国人民全力反对共管的呼声也让美日等国感受到了巨大压力，使得两国就英国之共管提案交换意见时不得不慎重考虑。

美国政府本就怀疑英国提案是“为了恢复英国人铁路贷款的地位”②，眼见排外风潮已起，便答复英国对其提案的重要条款持保留意见，且乘势对外宣告“尤不愿列强利用临城事件以干涉中国之内政，致启未来之纷扰”③。随后，日本则表示“宜只协议铁路警备问题，他如会计监督或车务总管之协议，非北京外交团所应舆闻”④。这让英国大为吃惊，但仍不愿放弃共管企图，以为法国政府及舆论界并未对旅法华人的反共管运动表示过多关注，共管计划尚有转圜余地。然而，随着旅法华人反共管运动势头的日益高涨，情况再次出现了变化。

7月15日，26个团体数百名旅法华人齐集巴黎社会博物馆召开旅法华人救国大会。大会伊始，奉行“国家主义”的曾琦率先发言，认为“欲抵制列强之共管须抵抗列强、扫除国贼，而欲达此目的则须实行舆论运动、群众运动、革命运动与暗杀运动”，尤以暗杀运动为“最重要而不可缓者”。⑤他企图将反共管的爱国群众运动引向暗杀之路。对于曾琦别有用心的演说，周恩来坚决予以驳斥，批判国家主义派的谬论。他慷慨陈词：“国事败坏至今，纯由吾人受二重之压迫，即内有冥顽不灵之军阀，外有资本主义之列强，吾人欲图自救，必须推翻国内军阀，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⑥这就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减轻了国家主义派对此次爱国群众运动的干扰，再次将旅法青年引向革命的正确道路。最后，他用极具说服力的语言号召：“凡是具有革命新思想而不甘为列强奴隶军阀鹰犬的人，不论其属于何种派别，具有何种信仰，都应立即联合起来”，用“罢工、罢税、罢市、罷教的方法来动摇北京政府及其所倚赖的军阀的根本存在”，再以“各职业团体所建立的国民政府来否认北京政府的任何行动，担当起国民外交的大

任”。⑦周恩来的演说引起了多数代表的共鸣，得到了他们的拥护与支持。

继周恩来之后发言的是旅法华工总会书记袁子贞，他也认为“更要加倍努力去打倒军阀，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建设国民政府”。刘清扬则高度肯定了共产主义的救国之道，认为“五四之救国运动是盲目的，惟有共产主义的革命方算是真正的救国运动”。对于周恩来所说之推翻国内军阀，冯克毅亦深表赞同，以为“吾人欲免祸害，惟有废弃政府”。⑧而在惊闻北洋政府已聘请外籍教官曼德为路警训练顾问及驻法某领事对共管持欢迎态度的消息后，与会代表群情激愤，认为“此乃变相之共管，内阁人员断送国权”①。旅法华人救国大会顷刻间成了声讨西方列强与国内军阀罪行的疆场。这让与会旅法青年接受了一场反帝反封建革命思想洗礼的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争取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7月20日，旅欧共青团发表《国际共管与国民运动》一文，进一步指出铁路共管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际帝国主义，而土匪猖獗、政府无能不过是其发端之机会与推行之口实，这是由资本主义掠夺的本性所决定的。而同为掠夺者的军阀与列强狼狈为奸，又因利益不一致分派勾结，以致“战时更加延长，局势更加纠纷，而中国内乱的战争变成列强互斗的战争”。有鉴于此，旅欧共青团竭力呐喊，“除了中国共产党常常提出的纠合民众革命的势力，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组织国民政府，由国民政府来发展实业，振兴教育，整理财政……这条路外，再没有别的路可走”，深切盼望旅外华人“研究革命方法、宣传革命学说、实行革命运

动”。②旅欧共青团热烈的爱国情绪与崇高的革命精神震撼了旅法青年灵魂深处的使命感，也迎来了法国新闻记者热情的回应。

经过旅欧共青团与其他旅法团体的努力，7月31日，旅法华人招待法国新闻记者的聚会如期举行。当日，法国24家报社的记者与其他进步人士计30余人济济一堂，“颇极一时之

盛”③。招待会上，法文书记谢东发宣读了演讲稿，着重解释了革命之原因、中国内乱之原因及临城劫车案发生之原因，将矛头直指列强与国内军阀，并向法国舆论界表明了华人誓死反对列强共管铁路之决心。④次日，巴黎各报对于谢东发的演讲稿均大书特书，对旅法华人反共管的爱国运动多表示同情、支持，就连《菲嘉乐报》《辩论日报》等素来对华并无好感的法国旧报也予以报道，特表同情。《小巴黎人报》当日销售量高达180万份，《每日新闻》热销120万份之多，《巴黎时报》亦销售70万份。⑤可见此次旅法华人国民外交之反响。

旅法华人声势浩大的护路救国运动，美日两国对铁路共管案的不赞成，法国舆论对旅法华人反共管运动的同情与支持，终于迫使英国暂时撤回其共管主张。1923年8月10日，外交团提交给北洋政府的“临案”通牒中并未正式提出国际共管中国铁路的要求。这是中共旅欧党团组织领导下的旅法华人反对铁路共管运动取得的阶段性胜利。回顾此次中共领导的旅法华人反共管运动可以发现：中共旅欧党团组织通过剖析国耻、回顾国耻、正视国耻进而洗刷国耻的舆论建构，将中共的政治主张融于旅法华人的反共管运动中，巧妙地宣传了中共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践行了中共的民主革命纲领，在旅法华人中提高了中共的威望，为中共争取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亦加强了旅法华人团体的凝聚力。

三、国门之内：中共中央激扬文字，护路救国

尽管英国暂时搁置了共管中国铁路计划，但外交团始终抱着“要让全体中国人为在临城事件中对‘白人们施加的无礼行为‘赔礼、‘谢罪”⑥的决心，在8月10日照会北洋政府的临案通牒中，对惩罚及赔偿问题提出苛刻条件的同时，亦对铁路警备问题声明“保留关于路警详细办法之提出权利”①。如此措辞明显有侵犯中国路警权之嫌。与此同时，曼德向北洋政府所呈“护路”计划中“亦有另设路警机关以洋人为副官、副处长、训练官、督察等侵犯主权之议”②，這些计划无异于国际共管中国铁路。对此，中共中央予以严厉驳斥。8月15日，蔡和森将“临案”通牒全文披露于《向导》杂志，因不耻中国舆论界对“临案”通牒噤若寒蝉的媚外辱国行径而出言谴责，并讽刺北洋政府外交部所言之“路警关系中国主权甚巨”只是官样话，无实质意义。③罗章龙则直指曼德拟以外国警官统摄18000名中国路警的“护路”计划，他冷静客观地分析了该计划可能产生的恶果：一是曼德计划必将招来共管亡国之祸;二是如列强攫取铁路管理权后，此18000人必成压迫铁路工人的利器，铁路工会的运动将从此陷入困境;三是如上所述“护路”政策实施后，沿路各省份政治上、经济上所受的恶劣影响将愈严重，“即此便是国际共管之滥觞”。最后，他强调列强、军阀与北洋政府的“新进外交家”都是惹起共管祸事的罪人，呼吁“凡有血气的国民均应一致的起来向他们猛攻”。④

本就未曾放下侵略野心的英国，见中国舆论沸腾，恐曼德计划实施后“护路”实权终不能为其所有。于是，英国怂恿原路警委员会成员再组“护路”委员会，于8月20日的第二次“护路”会议上通过其变相共管之“护路”案，并主张将全国路警置于前上海租界巡捕房总捕头英国人卜鲁斯⑤之下，待外交团通过后即送交北洋政府，逼迫北洋政府承认。随后，“护路”案之行政局编制办法被披露于中国各大报刊，具体为：1.于交通部设立护路行政局，以外国军官为局长，握有全中国国有铁路之警察权;2.于各路设立护路办事处，归各外国军官管辖;3.组织护路队分驻各路，直接受护路行政局之指挥;4.各路会计及车务总管应由外国人充当，以确保护路警队之经费。⑥如此“护路”，实际是铁路共管之前提，而“铁路共管之日，即中国亡国之始也”⑦。

中共中央认为，全国铁路在此存亡之际，非护路救国不可。为此，《向导》登载《国人还不急起抵制英国亡我的侵略吗？》一文，将英国推向了反帝舆论的风口浪尖。翻阅该文，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威海卫之吞并危在旦夕，津汉租界满期又要挟续期，借口临案攫夺路权，海军示威将迫我为城下之盟，捕头督路已置我为刀下之肉，国亡在即！”等触目惊心的话语，接着历数英国之强盗行为，带领中国人回顾国耻，文末又指点迷津“以抵制日本有效的手段来抵制英国帝国主义亡我的侵略！”⑧罗章龙用言简意赅的话语剖析国耻，将“护路”案的严重性表达出来，认为“护路”案较之盐务与海关还要酷毒几倍，因为海关盐务制度“只是掠夺税源，范围有定;‘护路政策则自‘保护侨商以至于霸占铁路，深入腹地的种种政治经济军事的无限侵略，无不毕具”⑨。为洗刷国耻，走上光明之路，张国焘从中共中央第二次对时局的主张出发，倡导“唯一的方法，只有赶快由全国各职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学生会、工会等起来筹备和召集一个国民会议”，全国民众依靠这个国民会议，“内则攻打北京卖国伪政府和一切祸国乱国的军阀官僚政客，外则反抗铁路共管，制止列强一切侵略阴谋”。①

然而，国内很多人却不以为然，他们对“护路”案多持侥幸心理，以为有华盛顿会议相关条约的约束以及列强内部矛盾的牵制足以消除共管危机。为了破除这些人对华盛顿会议的迷信，帮助他们认清列强侵略的真面目，《向导》将“护路”案隐藏的各国之间的利益纠葛及时予以披露，“英国这次主持的护路案之目的，就是要倚靠他在中国路政上既得的优势地位，借着临案机会来确定他在中国的霸权。这样一来，第一受打击的是美国，第二受打击的是日本。假使英国护路案能告成功，美国华会政策便付之东流。英国若在中国重新建立这种绝对优势，美国新得到的世界霸权便将复返于英，而英日同盟迟早又将有复活之日。所以现在美国的反对，比较日本更甚。法国在骨子里，自然也是反对的，不过他知道这项反对的主人是美国（法国在远东地位居第三等），用不着他出面打丑，而对德问题扼英正甚，并且始终要得英国之妥协才能达到圆满目的，所以他对于护路案的态度是很鬼巧模棱的”，并预言“护路案中的各国利害冲突， 英日英法间是多少可以妥协的”。②此文振聋发聩，国内一些报刊开始将反帝矛头对准英国。8月24日，《华字报》因护路警察事，痛斥英国，建议改抵制日货为抵制英货。《北京日报》则云：“英政府久欲管理中国之铁路，此计划早已议定仅待时实施耳。临城劫案予英国以机会，英人遂利用外交团达其久抱之目的。”③在此形势下，北洋政府交通部也仓促发表护路办法，拟设铁路警备事务处综合处理全国铁路警务。

正食中国排日运动苦果的日本，见中国已产生排斥英国的情绪，于是打起转移中国排外目标的如意算盘，将英国是“护路”案罪魁祸首的身份公布于众，并声称“中日若能实行互助，可以打破野心国之觊觎东亚也”④。随后，日本国内各大报刊开始集中火力攻击英国，宣传中日一家亲。8月23日，《京津泰晤士报》则极力辩称“英国提议实无此事，此等提议乃外交团委员会向外交团提出”，而“委员会纯为便利起见，请英使馆起草提议条文，但此纯为书记职务耳”。⑤ 中国路警问题，成为英日双方争执的焦点。虽然日本的言论早已蛊惑不了中国民众，但部分民众囿于英国狡狯的宣传仍坚信英国比日本好，认为上述《京津泰晤士报》的言论近于实情，甚至将希望寄托于美法两国身上，以为起初美国对“护路”案反对最力，法国原本亦不赞成，“具见各友邦尊重华会议案，公道尚未灭绝”⑥。鉴于此种情形，以中共为代表的进步势力只得努力让民众正视国耻，遂将英美法日等国的侵略事实以直观醒目的方式一一呈现，并号召中国人民予以反抗和排斥。

毛泽东将威海卫交涉、旅大收回与护路问题联系起来分析，点明英国对中国的侵略比日本更厉害，英国已成为当前中国头号公敌。因为“威海卫交涉还是要把威海卫变为香港第二;汉口英租界、天津英租界期满仍要强迫续租;要求广九路与粤汉路接轨，欲置长江上游及西南各省于香港政府的经济侵略之下;关税会议则主张以研究厘金问题为限;最近更撇开一切假面具提出铁路共管案来了”。为此，他大声疾呼“国人应速起反对露骨侵略中国的海盗英国人”。⑦旅法各团体联合会则将法国拟派军舰赴华示威的侵略行径曝光，并发表第二次宣言，要求“全国着丧服，以示沉痛，而作民气”⑧。美国伪善的面具则被陈独秀戳穿，他认为美国之反对“护路”案“明明是不愿英国再行独占中国路政机关与海关盐务署鼎足而三罢了”①，美国政府以临案为借口提议列强各增加2万兵力来中国，分驻重要口岸，即是对华宣战，是侵略的明证。旅法各团体无不气愤填膺，特发出第三次对外宣言，表达坚决反对的决心，并警告列强“勿使中国民族失望，勿迫之至于极端”，否则“不免再演流血之祸”。②中共铿锵有力的呼吁勾起了全国民众的国耻记忆，使他们警醒，政、学、商各界纷纷发表反对通电，将反英宣传推向高潮。

而素以老奸巨猾著稱的英国，见“护路”案反对之声铺天盖地，自知以常规渠道获得外交团对“护路”案的同意绝非易事，于是佯言将凭借其在中国铁路上的优越权，再许中国新的借款，而与中国政府单独交涉。③毋庸讳言，英国此举意在将他国剔除利益博弈圈，以独自分割中国铁路利润，较之“护路”案更进一步。但是，“今日中国尚为最大而未发展世界市

场”④，日美法等国自然不愿放弃在世界最大商场上分割利润的机会，很快妥协。日本在征求美国的谅解后，于8月28日的第三次“护路”委员会上提出了四条修正意见：1.护路行政局之外籍副局长应是顾问性质，不应与中国护路局长获得同等权力;2.护路具体方案与重要人事任命，无需送交外交团同意，只需把计划的细节告知外交团。外交团对其若有异议之处，可以以外交方式去处理;3.取消车务总管一职，会计主任的职权则应限制在确保铁路警察所需的经费范围内;4.护路计划应先从京汉、津浦两路试行，再逐渐推广到其他各路。各公使除对第一条有异议外，关于后三条意见，“包括日本公使在内的每一个人都表示满意”。⑤这完全印证了此前中共中央的预言，“娴于‘亲善的日本，狂暴的法兰西，阴狠的英国不必说了，便是那素以中国良友自翔的美国都是这回暗幕中的主谋”⑥。中国民众终于认同了中共所言之列强“共同侵略中国之色彩更加浓厚”⑦的说法，“反对使团护路主张，几成为全国一致之舆论”⑧。

外交团方面，各国驻华外交团领袖公使符礼德与法国驻华公使因病滞留北戴河，美国驻华公使因中东铁路地亩交涉赴哈尔滨，更大的变故则是9月1日日本大地震，使日本对外交涉陷入停顿，“护路”案也因此被搁浅。对日本大地震，《向导》给予了跟踪报道与客观评价，指出“此次日本的大灾，不但是日本的大变故，并且是全世界的大变故”⑨。其意义有三：一是致使日本国际地位的跌落;二是促使苏俄在太平洋地位之增高;三是使得此后中国的大患只有英美两国。⑩中共审时度势，改变策略，建议中国民众“不但对于灾难中的日本人民应有充分之援助，而且在外交上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运动上，也须有个缓急轻重之别”k。可见，此时中共中央将英美视作中国革命最大的敌人。

事情如中共所预料的那样，英美两国开始加大力量侵略中国。“护路”案暂时陷入停滞之际，英美等国又以9月7日日轮“宜阳丸”被周西成军队在涪陵拦截为借口，提出外国舰队联合警备长江的办法，合力向中国发动更猛烈的进攻。①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反应，犀利揭示这是“借剧烈的刺激麻醉一般国人的心灵，使对于反对共管案失其所守”，并怀疑长江警备案中“掺杂有奴隶外交家的手脚，因为如此很可以使他们办理共管案容易成功”。②中共中央之所以有此疑虑，是因为在多数中国民众尽力排英之时，北洋政府外交部却欲牺牲威海卫以抵制“护路”案，所持理由竟是“如欲共管案和缓，须先对威海卫‘让步，以和缓英人之情感”③。与此同时，《大晚报》爆料临城土匪的军火乃美国所提供的新闻，④这足以证明中共此前的言论并不是危言耸听。《向导》立刻发声，批判依赖列强与军阀救国的梦想是“空中楼阁之幻想”，呼吁中国民众团结起来作国民党之后盾，以“合力攻倒军阀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国家”。⑤可见，彼时中共中央将国民党放在了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表达了新的政治诉求——以国民党掌握革命之领导权率领全国民众走上国民革命之路，并用行动践行了国共合作的主张。

与此同时，为消解中国民众的排英舆论，英国极力撇清自己与“护路”案的关系，宣扬“护路”案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国而非英国，所持理由则是列强共管可使铁路进款尽归中国。各国驻华外交团领袖公使符礼德更是亲访路透社记者，为英国辩解。⑥为免国人受其蛊惑，罗章龙以近期英国侵辱中国之事件反唇相讥，称英国此举堪比“乞怜于纸墨，徒为无谓之争辩”⑦。蔡和森则鼓励民众于双十节纪念日当天以抵制英货的手段予英国以实质性的打击，⑧获得了安庆学生联合会的积极响应。10月10日，即辛亥革命纪念日，安庆各校全体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反对贿选及铁路共管等问题。⑨不幸的是，曹锟还是通过贿选上位，而外交团乘机以暂缓觐贺要挟北洋政府承认“临案”通牒所有要求。为了获得列强的承认，10月15日，北洋政府外交部就“临案”第二次答复外交团，除铁路警备问题以自动处置搪塞列强外，关于惩罚赔偿要求，北洋政府竟全部屈服。如此屈辱之外交，民众莫不震惊愤慨。《向导》发文指出“临案”复牒的丧权辱国之处，指斥交通部聘请外人护路与外人要求护路并无实质上的差别，不过是“避名就实的自动处置”罢了，“不啻导国人入奴籍”，呼吁“我们应亟起反对洋人的侵略，并反对此洋奴外交家的处置”。⑩

然而，列强对“护路”案仍不肯放松，声称“护路”案不因承认“临案”而放弃，“且谓16国中已多数赞同，只待用人问题确定，即可提出于北京政府”k。实际上，用人问题才是最难解决的问题。英国策划“护路”案的目的之一是确保其铁路债权，因而最在意的便是用人问题，坚持由本国人卜鲁斯担任护路行政局副局长。日本也想夺得话语权，极力为北洋政府前总统府顾问日本人阪西利八郎活动。美国则以“任何国家不能靠着它在中国铁路方面的财政利益，而获得在铁路警察的组织与人事安排方面的特殊权益”为最低原则，认为“主要的武官应由在铁路方面与中国没有很大利益的国家的国民中挑选”。l尽管英国竭尽全力游说各国公使，但他们始终不为所动，尤以美国反对最力。果如中共中央所言，“护路案中的各国利害冲突， 英日英法间是多少可以妥协的，而英美间之妥协则决不可能”①，因为美国决不允许英国挑战其世界霸主地位。

在此期间，中共正将“护路”案与威海卫交涉、长江警备案等国耻事件联系在一起声讨英国，以激发声势更大的反英浪潮。10月28日，远在海外的旅法华人在中共旅欧党团组织的引导下在巴黎召开第二次华人大会，到会者数百人，会后致电国内各界反对列强“护路”，并致电外交团否认北洋政府所缔结之一切条约。②英国见反英舆论在各地持续高涨，外交团对“护路”案又难达成一致意见，北洋政府护路计划亦正切实推行，加之英国国内政争纷扰不已，“不得不将从来之极东政策暂行修止”③。因“临案”而起之铁路共管问题，终以中方自行护路暂时落幕。

从英国最初提出之“护路”案到日本之“护路”修正案再到英国修正后之“护路”案，列强大显幻术，迷惑中国民众。但中共中央总能抽丝剥茧，一针见血地剖析国耻，再以直观醒目的方式勾起国人的国耻记忆，激发民族義愤，以达到唤醒民众的目的。同时，对于北洋政府一再变更的自动护路办法，中共中央也能于细微处察觉其勾结列强丧权卖国的洋奴本性，并予以痛斥。可见，中共中央对时局的突变总能保持清醒的认识，且能审时度势，以权达变，为全国民众指明护路救国之良策，即国民党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

四、结语

自列强共管中国铁路消息发出以来，中共旅欧党团组织领导旅法华人从事护路救国运动，对内连发三次通电、两次告各界书，对外亦发三次宣言、招待一次法报记者、开两次旅法华人大会、10月10日特开国庆纪念盛会，以此打消列强共管中国铁路的企图。以上每一次举动都融合了中共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宣传，为中共争取到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加强了旅法华人团体的凝聚力。中共中央则以《向导》为阵地，以文字为武器，凭借剖析国耻、回顾国耻、正视国耻进而洗刷国耻的清晰思路，在重重迷雾中，揭露了外国列强的侵略本性与本国军阀的卖国罪行，激发了国民的爱国情怀，唤醒了国耻意识，进而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浪潮，打击了列强共同侵略中国的嚣张气焰，成功达到护路目的。

虽然因为时机尚不成熟，护路并未从根本上救国，未能真正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但因“临案”而引发的铁路共管问题的斗争策略和效果，可以证明中共选择的革命道路是正确的。《向导》通过对铁路共管问题的报道与评论，播撒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火种，宣传了中共三大的会议精神，表达了中共新的政治诉求，成功塑造了中共作为无产阶级群众性政党的爱国形象，有效提高了其影响力和感召力。自此以后，列强与军阀乃祸乱中国两大罪人之形象日渐牢固地刻在了中国民众的心里，成为“五卅”运动的重大动因之一。④

（夏雪，历史学博士，赣南师范大学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