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风尘》的性别化历史书写

艾翔

史诗从一种特定的文学史范畴下的题材演变为一种写作模式或风格后，越来越成为许多作家和评论家们的终极追求，甚至形成了“写当下”不如“写历史”的鄙视链。2018年尹学芸推出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菜根谣》，涉及到的历史大约三十年，但重点仍然是当下。2019年《岁月风尘》问世，讲述了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降冀东大地的风云变化，但作者显然不会出于“鄙视链焦虑”而有此作，毕竟一年前既获鲁奖殊荣。细读之后明显能发现，尹学芸的创作完全来自写作本身，并且将性别因素完美融合进小说叙事，创造出别样的风景。

一、 大变革中的新女性画卷

《岁月风尘》在宏阔的历史背景下刻画了生动真实的各色人物，最核心的当然是李勋、李荃姐妹。李勋外出求学，李荃参加革命，通过不同途径接受了现代思想，都表现出与传统女性不同的特质。在下甸艰难生活的李勋，为了寻求希望，毅然支持被杂牌军司令看中要求做副官却坚决不从的齐仲澍随军出征，体现出的胆识令孔营长赞叹。后来因为丈夫一封电报，踏上了充满未知与战火的沈阳寻亲路。同路遇的童养媳英娘无意识逃离包办婚姻不同，李勋是完全自主自觉地走上了追寻情感之路。在沈阳偶遇汪寒吉并获救，她外柔内刚的性格打动了这位同样受过现代教育的西华镇首富之子。李勋对异性的判断不是流于世俗，而是有自己的判断，因此钟情于难以相见且有政治分野的齐仲澍，而非近在眼前更细心惦念的乡邻晚生。

相比之下，作者对妹妹李荃倾注了更多心思。同李勋一样，李荃也丝毫不贪恋家庭，不畏惧世界，勇敢遵循内心离开了熟悉的家庭，都具有浓烈的革命性意义。二人的区别在于，李勋是为了情感，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为了情感联系的另一方的男人，李荃则是为了自己钟爱的枪，为了能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可以说，李荃比姐姐李勋更激进、更有胆魄、更独立也更有革命精神，不是自我革命，而是走向了大众革命。在李勋那里，已经同传统女性有了很大差别，能够清晰地判断时局并作出决定，坚定支持丈夫代替自己进行民族的和命运的抗争。李荃则更进一步，自己走入了战争，在姚飞飞牺牲后担任燕山游击队实际负责人，熬过了山里的寒冬，冒险重访被破坏的联络站，恢复同组织的联系，带领部队冲锋陷阵。在作为“铃铛”的时光中，她是“锦马超”一般骁勇的战士，一九四九年后则是不媚上不欺下的县委组织部部长。即使是婚姻，也被巧妙安排成了反常的“女强男弱”模式，李荃与陈兆林相比，不但年龄大、工作经验丰富、职位高，连性格都相反。还有更重要的是女将军和男书生的搭配，这些都强烈彰显着女性独立品质。后来陈兆林远乡任职，正是这种模式的弥补，用工作和生活对男性进行磨砺，而这些李荃早已经历。

到了激进政治运动时期，因为误判和愚昧，急于立功的民兵连长吴二振和孙大方为了捕获臆想中的国民党隐形飞机，设计埋伏导致英娘及腹中胎儿双双殒命，造成了恶劣影响。县委书记吕中虽然也对二人鲁莽表示愤怒，但出于政治影响考虑主张不事声张，遭到了李荃的激烈反对，认为“捂盖子”不可取，必须在大范围内提起警示，由此与原本关系良好的吕中心存芥蒂。这就不仅仅是正气的问题，体现出革命的女性视角，即李荃同传统女性的差异在于周身革命气息体现的现代性，与革命同道的差异则在于其女性身份及其实践。在革命语境下，主要对立双方是阶级而非性别，前者是跨性别的综合性概念，后者只是前者范畴内的一个子命题a，因此革命往往呈现出“去性别化”的一面，“男女平等”“同工同酬”正是这一特征的逻辑下游。因为“去性别”，改变了以往女性对男性的依附，获得了自足的独立性。但如果抛开理论，考虑到复杂的历史与现实，文明中的男性化因素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去性别化”的进程，会随具体情势呈现出程度不同的“女性男性化”现象，六七十年代的“铁娘子”便是这种政治化审美的产物。玛丽·比尔德也认为，公共领域获得话语权的女性大多具备雌雄同体的特征b。诚然这种男性化令女性获得了更高的政治地位与政治资本及其附带的其他社会权利，是革命及其叙事的必然且重要成果，但仍然是以丧失本性为代价的。尹学芸以其充沛的艺术创造力对这种男性化的革命叙事进行了勇敢而诚恳的纠偏，虽然李荃一度作为“假小子”扮相的“铃铛”领导游击队，但其女性思维从未消失。尤其是在写到崔红英剪去两条“具有象征意义”的长辫，固然是一个典型的革命化场景，但直接动因却是因为得不到陈兆军的感情，這时女性的“去性别化”并非彻底的革命行为（真正的革命已经成功，与革命的去性别化存在时间错位），反而因为情感驱动而保留了女性的性别特征。进一步说，在尹学芸的性别化历史叙述中，女性的革命并未掺入杂质，通过对男性化的有意规避反而更接近纯粹的革命理论与实践。另一方面，由于有意识地拒斥男性化、保留女性性别特征，更强化了其政治活动与生活中的独立性。男性话语中的理性、强逻辑性、暴力倾向随之弱化，女性思维中的感性、感情化倾向及其粘连的人性得以彰显，从而呈现出女性化的革命史观与革命叙事。可以说，李勋、李荃姐妹对应的正是觉民、觉慧兄弟的文学史传统，并且又为我们反观革命提供了独特的女性化视角。

男性在革命中更容易被政治化，或者考虑到文化因素——更愿意政治化，性别叙述下的女性则在革命中由于情感优先更靠近人性，但却因此多少被政治化叙事所疏离。男性往往要在事后或者事件将尽时动用理性重新将个体与（被极端化的）政治叙事进行隔离，重新整理人性的脉络，这便是女性作家意图在叙事中表达出的两性区别。小说在进行陈、李两个家族及现代革命的历史叙事的同时，还草蛇灰线地暗藏着多条断断续续的个人“痴情史”。首先是李勋对齐仲澍，其次是李荃对宋则，以及陈兆林对李荃、晚生对李勋，还有崔红英对陈兆林，这几对情感绵延十数年甚至数十年，跨越了纷繁多变的政治军事斗争与人事变迁，反而历久弥新。越是深爱，越是难以得到，这些不连贯的痴情史甚至越过了时代沧桑，成为笼罩整部小说的总体气氛。值得注意的是，如此繁多的痴情史是托付在百年革命史的基础之上，也就令慷慨恢弘的革命史变得哀婉，充满了日常的、凡俗的气息。即使在男性化革命话语不断规训的过程中，李荃的女性特质反复受到强化，比如缝被子以及渴望感情，甚至替姚飞飞考虑过胜利后的嫁人问题，表明革命女性依然还是女性。正是在这种氛围之下，忍冬看待自己青春期发育时，政治化的身体大大淡化，反而展现出更为纯净的自然的身体，性别意识进一步觉醒而更大程度独立于政治。虽然出于人文关怀，作者自始至终维持着淡淡的感伤情绪，但一代代个体与性别意识的生生不息，恰恰是革命的最好果实。

二、 女性化叙事特质的呈现

配合着新女性图卷的渐次展开，女性色彩鲜明的书写方式也是尹学芸作品的突出特点，现实题材的《菜根谣》与历史题材的《岁月风尘》完全可以比照阅读。与觉民、觉慧的姿态不同，李勋、李荃虽然积极走出家庭，但家庭的温暖无时不在滋养、召唤着她们，作者一方面写到革命时代的传统家族模式的滞重笨拙，另一方面也用充满情调的笔触描摹其静谧的意境。无论是陈家大院雨中屋檐挂下的水帘，还是新世界陵园中平等照耀生者与死者的和煦日光，意境的美好无不以背后人情人性的美好为支撑，让人在密不透风的革命大潮中安静下来享受美好事物。与此相应，小说也呈现了女性化革命视角的城乡，无论是上甸、下甸、柳树堡，都充满了脉脉温情，哪怕是窘迫下的温情，相反在沈阳，虽然暂时被战争胜利的喜悦气氛浸染，但旋即低沉甚至险些命殒街头，后来虽然做了县委领导职务，但也没透露出更多的情感。《菜根谣》也是如此，多次写到梦中场景和童年回忆，并着重关怀了乡间植物，与城市的焦躁、紧张、隐藏诸多秘密不同，乡村是温润、透明和坦诚的。

因大雪被困山里的游击队，面临联络、通行和温饱等多方面严峻挑战，尚处在“革命实习期”的李荃被美景震撼，受到了姚飞飞的训斥。此时，同姚飞飞相比，李荃的革命化尚不完全，女性特有的艺术化、感性的思维方式仍然具有强大支配力，审美优于功利存在。同样，思想进步却并未躬身革命的李勋得知汪寒吉遇难后，带着野菊花独自凭吊，作者用浪漫化的语言视自由的白鸟为逝者精魂，考虑到周围环境已经高度激进化，更于凄凉中透出暖意。《菜根谣》中的崔厚容与一般下岗工人和接触公司核心业务的女性一样身处复杂心绪与境遇，甚至因为这两重身份叠加承受着双重压力，但依然维持着靓丽典雅的装扮，与其气息相通的冯诺也挑选最美服饰装扮好友遗容。尹学芸笔下的新女性用自己的方式理解革命、寻求独立，并没有因为追求而放弃身份特质，没有被普遍性的男性革命话语规训为“去性别化”的中性，更跳脱了“女为悦己者容”的传统女性进步思想，一方面高度自持，另一方面也有高度自知，后者恰恰是当下年轻女性声张权益时普遍缺失的特质。

尹学芸的作品不是某种理念的副产品，更不是口号文学、金句辑录或鸡汤文，而是彻底的用性别意识思维模式构架全篇。小说的主要女性称谓有个颇具意味的变化，早年在传统大家族中只被称呼单名“勋”“荃”，后来走向革命的小女儿有了代号“铃铛”（对应女扮男装的身体），最终全面胜利恢复了“李荃”的全名，大女儿则是直接过渡到了“李勋”，背后有一个政治化、人格独立与现代性别意识形成的过程。在李荃的“铃铛”阶段曾与姐姐因为齐仲澍发生过争执，妹妹的逻辑是齐仲澍与其他国民党穿一样的衣服，所以所干的是一样伤天害理的事，姐姐的意识是齐仲澍与其他人不同因为没有伤害过身边人，两种思维模式的差异昭然若揭。后来因为设计捕获隐形飞机的闹剧加上英娘母子惨死的恶果，吕中的道理与“铃铛”如出一辙。许多女性都因为感情用事说了不合逻辑的话，但尹学芸冷静地将男女两性思维并陈，提示读者“不合逻辑”者的对面恰是同样不妥的“不近人情”。逻辑和理性自启蒙运动被高举，到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尤其是计划经济模式达到峰值c，为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但同时因此也忽视了对理性主义以及相关的“科学主义”的反思，事实上理性和感性一样都是人类认识世界并与世界发生互动的依据之一，无所谓孰优孰劣，只是各自发挥不同功用而已。

虽然以宏阔的革命历史为书写对象，《岁月风尘》呈现出的并非标准的史诗风格，重要的原因在于笑的运用。尹学芸笔下的军阀蛮狠霸道恣意妄为，革命胜利后的干部粗陋直率，姚飞飞对李荃“再女性化”叙述的调侃，宋则发现李荃性别后的窘迫以及其他人的误会，崔红英搁置新词汇使用旧词汇“流放”的行为，地委老秦对李荃的一厢情愿和弄巧成拙，吕中对陈兆林加紧备孕的生活化、私人化暗示，往沈阳路途中英娘偶遇李勋讲述自己悲惨境遇时露粗鄙态，童年忍冬的天真烂漫和乖巧懂事，民兵对两岸关系的误判及对捕获隐形飞机的愚昧期待，甚至在激进年代被批斗者杨老太太与造反首领胡忠勇地位始料不及的突然反转等等。所有这些在一般宏大叙述中或愤怒、或淡化、或借位、或忽视的情节点，《岁月风尘》都處理得云淡风轻，用清朗的笑声统一安置。达尔文认为笑的功能之一“就是向冒犯者表明他不过是引起了高兴。”d拉尔夫·皮丁顿也指出：“哭所表达的心境恰好与伴随着笑的那种心境相对立。——哭表现重新调整的需要，”相反笑则意味着一种包容，“这种惩罚意味着他的行为不值得严肃地对待”e。尹学芸用这种方式处理历史细节，也不限于历史题材。《菜根谣》整体情节焦虑压抑，叙述却不乏轻松诙谐，尤其是转述生活化的《晚报》而非政治化的《日报》中关于特朗普的政治新闻，将男性词汇变为女性化表达，类似的例子是“一个人的战争”。如此一来，沉重便幻化为轻盈，展示出蓬勃的女性叙事感。

三、 宏大历史的女性转述

尹学芸的写作是独特的，一方面她将史诗女性化，用女性的思维和女性的语调讲述，另一方面相比一般的女性写作又显得更为恢弘大气，直面重大历史事件，有北方的气质。《菜根谣》处理了1980年代市场化改革、1990年代全面市场化和下岗潮以及新世纪的官场、商场生态，《岁月风尘》更是横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军阀混战、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与建设直至六七十年代的激进政治实验与群众运动。

陈怀宇年轻时的人生态度并不积极，他觉得当时的国家整体腐朽，坦然接受一切现实但无力改变。李勋向孙顺打听丈夫状况，从孙顺对杀人轻描淡写的语气中可见，频繁的军阀混战已经严重扭曲了社会道德，人伦观念遭到沉重打击。进入革命年代后，革命实践需要将个体从家庭中分离出来，改造成为革命主体推动革命进程，因此生产出一套激进伦理用以替代传统伦理，李荃因为齐仲澍的关系对姐姐李勋怒目相向，李勋大约觉察到“同志”是“比亲情和血缘更亲更近一层的关系”。f作者不是用政治化视角，而是用女性化的伦理、情感视角看待历史进程。毫无疑问，同军阀混战时期的礼崩乐坏相比，革命伦理形成了一套能够推广且切实有效的伦理体系，填补了国人的精神缺失，但这不能掩盖其自身的激进性。这种激进性用政治理论足以完美诠释，但是如果进入女性视角，则会有别样理解。

建立全国政权后，新的执政者对全国民众进行了阶级划分。陈怀义代表当地政府在柳树堡主事，既通过“阶级”视野看懂了与兄长陈怀宇之間的差距，也同情后者，认为其不是恶霸也无血债，家资不会超过富裕中农水平。新中国成立前夕，李勋千里寻夫找到沈阳却扑空，驻守的解放军得知李勋意图后感慨如果俘虏齐仲澍则情况会好些，“俘虏”不再代表着一方胜利一方屈辱，而意味着一种革命的人道主义，背后是家庭的团圆。这与最初对陈怀宇的阶级认定一样，表明革命伦理除了杀伐果决、当破当立的暴力因素，更有延续不断的人情部分，但这种延续到了六七十年代激进政治实验发生了重大变化。

作者还将细腻的笔触伸向了常被遮蔽的历史角落。革命获得全面胜利后，围观革命的陈怀宇向参加过北伐的历史在场者李景阳询问徐朝宗下落，后者竟断然否认自己身边有此人，经过反复信息交流确认才依稀记起，但只有间接信息，令陈怀宇惘然若失。同样李景阳曾经协助过的交通员安庆，连曾经领导过本地革命的女儿李荃都闻所未闻，使李景阳一度如坠梦中。讲述彼时历史的一个关键词是“时间开始了”，意味着一个崭新的历史起点和即将开启的一段清晰历史，言之凿凿不容置疑。但《岁月风尘》展示了另一种历史起源，其中的人们因为易代的巨大震荡、物是人非以及记忆不清晰或信息没有全部开放，导致思绪万千难以平复，一种政治性的“物哀”之感。“时间开始了”的历史观得以迅速传播，不只是外在的多途径宣传的结果，应该也有稳定自身的内在迫切需求。

李荃上任县委组织部部长后不久，便前往下属的响集调查当地出现的骚乱，发现是因为曾经获得过荣誉的战斗英雄没有获得应有的报偿，因为“被遗弃”的误会引发了当地广泛的不满。受到冲击的所在地区政府力主镇压，遭到李荃坚决反对，认为这些荣军有过贡献，所提要求也合理，很多因为丧失劳动力而有恐慌情绪，并认真做了自我批评和耐心解释。这也表明百废待兴的社会，的确存在处理不得当的问题和缺乏经验的干部，以往1950年代的叙述和关于1950年代的叙述这样贴近地面反映生活的细节较少，尹学芸为读者开辟了新的认知窗口。

对革命史的讲述，李荃也显得与众不同。这位经常下乡考察工作的组织部部长，偶然在西华镇听到说书人讲到游击队最后一次惨烈的遭遇战，忍不住指出当时的战斗并没有讲述中的那么潇洒自如光彩夺目，甚至否认获得胜利。这不但是正视历史、正视失败，也不仅仅是挑战一般性历史言说，更重要的是李荃的判断标准是身边感情所系诸人的生存状态，大多牺牲，即使保留了火种，实现了某些目标，也不能为了鼓舞或者营造悲怆感而说胜利。当然历史观基于不同的思维方式，在大是大非问题外没有严格对错之分，但李荃引入了她自己感性的历史观，未尝不是一种丰富。

婚恋问题在宏大叙事下大多属于配菜，起衬托或铺垫主旨之用，但在女性化的历史叙述中理所应当地占据了主导位置。尹学芸用大量篇幅完成对李荃感情婚姻问题的讲述，以此作为对小说前半部分痴情史的平衡。新《婚姻法》颁布，女性的婚恋自主权获得了法律保护，包办婚姻被彻底废除，但五十年代仍有老秦、吕中等干部对女下属实行“介绍”“保媒”，并且因为未达预期而恼羞成怒，强行建议婚礼即刻举行，是用公权力泄私愤，严重违背了革命初衷。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乡村教师水香和永顺身上，新女性水香高调自由恋爱，导致永顺当街被掳走关押在菜窖里，水香给中央写信才派来调查组解决问题并促成婚姻。的确，历史书写能够迅速转弯，但是社会转型无论多快都必定有一个过程，过程中的人世百态最见情致。

在女性亲历者看来，激进政治实验源于上层专断和底层无知的合流，李勋坚定地认为是下甸人联手杀害了英娘，就意味着极端激进政治造成了极端恐怖与过度防备，伤害了人性。李勋的惊惧，对应的正是文化层面上女性革命视角的被压制。同时激进化的群众运动会激发人性恶，暗中扩大男性思维和行为模式，这便是时代悲剧的源头之一。

阿列克谢耶维奇认为女性应当自己对历史发声：“在绝对男性的世界中，女性站稳并捍卫了自己的地位后，却为什么不能捍卫自己的历史，不能捍卫自己的话语和情感？就是因为她们不相信自己。整个世界对于我们女人还是有所隐瞒的。女性的战争仍旧没有为人所知。”g不仅仅是意象或内容层面，更绝非呼喊口号，也没有逃避，尹学芸用她精准细腻又不失风范的作品向人们展示了女性的自信：女性的性别意识、个体意识和言说方式不仅能够由内而外编织出一部文学作品，更能从内部架构展现出一套女性独特的历史观，从而丰富我们对历史逻辑的认知。对此张莉的看法值得重视：“性别，只有差异，没有高下。真正的平等，就是要善待对方的不同，尊重彼此的差异。”h尹学芸用女性化的历史叙述，温和地而不是对立地展示同一片天地的另一番风景，应该正是张莉呼吁的新的女性写作。

【注释】

a[英]玛格丽特·沃特斯：《女权主义简史》，朱刚、麻晓蓉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版，第281-282页。

b[英]玛丽·比尔德：《女性与权力：一份宣言》，刘漪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2、39页。

c[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48-249页。

de[新西兰]拉尔夫·皮丁顿：《笑的心理学》，潘智彪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页，66、81页。

f尹学芸：《岁月风尘》，百花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55页。

g[白俄]S·A·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吕宁思译，九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406页。

h张莉：《在公共灾难时期，性别不平等现象在特殊环境下更加突显》，《新京报·书评周刊》2020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