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释放结构性潜能
时间：2021-01-25 03:58:4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刘世锦
这次论坛以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为主题，很有现实意义。笔者就“以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释放结构性潜能”为题谈一些想法，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采取更加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增长指标。中国经济首先受到疫情影响，但是又率先恢复，走势基本符合预期，三季度已经达0.7%，全年可争取2%左右的增长，正常情况下，明年可以争取7%—8%或者以上增长率。有人说是不是要重返高增长轨道，其实不是，因为今年基数低，明确恢复到正常状态就是这样的增长速度。今明两年平均速度要把两年加起来除一下，能达到5%左右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增长状态。今年由于疫情的冲击，并没有提增长速度指标，明年怎么办？对此笔者提一个建议，采取就业指标打头，GDP指标收尾的指标体系。过去讲稳增长是为了稳就业，而且就业指标也能够有效的衡量全社会的资源利用状态，这个指标如果用的话，笔者觉得是个硬指标，是要力争完成的指标。目前，用的是城镇调查失业率和新增就业人数的指标，还没有形成一个城乡统一的就业状况的指标。原因是过去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的隐蔽失业难以计算、难以度量，统计能力不足。但是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有了实质性变化，城镇化率已经到了60%，数字技术在某些方面已经全球领先，所以只要真正高度重视，拿出疫情跟踪那套办法和劲头，完全可能形成全面客观及时反映城乡就业真实状况的数据，为判断经济和就业形势提供可靠的依据。笔者想呼吁，“十四五”期间把就业指标搞好，形成全社会统一的就业指标。
除此之外，可以采取一些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全局性指标，包括居民人均收入、物价水平、宏观杠杆率、全要素生产率、单位GDP碳排放强度等，每个指标的含义都很丰富。GDP指标还是要的，但应该是预期性、结果性、后置性的，不再作为挂帅指标。事实上，前面的指标如果处在正常或者好的区间，GDP增速就是适当的。
第二个问题，实现2035年的远景目标，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提升增长质量。这次五中全会提出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最近我看到一些研究，认为要实现这样的增长目標，这个时期的平均增速不能低于4.7%，或者是要达到6%，甚至8%以上才能实现。这一研究通常假定汇率水平不变，或者仅有小幅比如1%—2%的升值。这个假定笔者认为很有问题，因为它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经济增长的质量。汇率变动很复杂，从长期来看，最重要的变量是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是增长质量的核心指标。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的缩小，部分取决于实际增长速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汇率水平的变动。
从潜在增长率讲，今后15年平均增速要达到4.7%难度很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能跻身于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很重要的是汇率变化，而汇率变化直接与经济增长的质量相关。笔者提供了研究团队初步的研究成果。日本、德国等二战以后的发展经历表明，一段时期内人均收入差距的缩小，汇率升值的贡献要大于经济增速的贡献。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数据库资料，2019年我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约为14682国际元，相当于日本1975年、德国1971年的水平。从1975年到1991年16年间，日本实际GDP年平均增长4.4%，累计增长99.6%;日元兑美元汇率年平均升值幅度为5.1%，累计升值幅度为120.3%。从按美元计价的日本人均GDP增长来看，日元兑美元汇率升值的贡献要大于GDP实际增长的贡献。从1971年到1987年16年间，德国实际GDP年平均增长2.3%，累计增长43.2%;德国马克兑美元汇率年平均升值幅度为4.3%，累计升值幅度为95.1%。从按美元计价的德国人均GDP增长来看，德国马克兑美元汇率升值的贡献要远大于德国GDP实际增长的贡献。中国要实现2035年的远景目标，立足点、注意力应当更多地放在改进增长质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上，而非过度追求难以企及的增长速度。这是一个基本观点。合理的汇率升值，加上能够争取到的实际增长率，2035年的目标是有可能实现的。
第三个问题，要通过更大力度的改革释放结构性潜能。随着经济恢复到正常的增长轨道，宏观政策也要相应回到正常状态。但是我想强调，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重要区别在于，我们还有相当大的结构性潜能能驱动增长，主要不是依赖于宏观刺激政策。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高速增长期的结构性产潜能，像房地产、基建、出口等等，动能已经逐步消退，所以“十四五”期间要着力发掘与中速增长相配套的结构性潜能。笔者想提出开放型、内需为主的国内大循环或者说双循环的“1+3+2”结构性潜能框架。“1”是以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为龙头，为下一步中国的中速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它为什么能承担这么大的使命，是因为有更高的要素集聚效率，今后五到十年这个范围能提供70%—80%的增长潜能。“3”是指在实体经济方面，要补上我国经济循环过程中新的三大短板。一是基础产业效率不高的短板。在这些领域，仍然不同程度的存在行政性垄断，竞争不足，补这个短板是要给全社会降成本。二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的短板。今后10—15年，中等收入群体应该力争实现倍增，由现在的4亿人增加到8亿—9亿人。补上这个短板，扩大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同时扩大人力资本。三是基础研发能力不强的短板。最近“卡脖子”的问题讲的比较多，基础研究、源头创新是我们内循环中的“卡脖子”环节。这个环节补上以后，我们才能够有效的应对外部“卡脖子”的挑战，中国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一个创新型的国家。“2”指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这是全球范围、中国具备一定优势的新增长潜能。简单说，“1+3+2”结构性潜能就是一个龙头引领、补足三大短板、两个翅膀赋能。
这些结构性潜能今后5—10年都能发挥作用，但不同程度地受到体制机制政策的束缚，往往是看得见、抓不住，不少潜能是用不上的。所以下一步应该通过更大力度、更有实效的改革开放使这些结构性潜能“变现”，成为现实的增长动能，具体地说，应推动五大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