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诗学中重塑地域历史与文明
时间：2021-02-01 20:05:0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刘波
之前读阳飏的作品，我看出他喜在诗中钩沉历史，这是一种古典爱好，也是诗人的美学。历史是理性的，我们似應更多地以寻求真相的目的来切入其内核，当然，这是历史学家的专业。对于文学来说，历史也是可演绎的，小说是运用最多的体裁，而散文诗如何对接历史，还真是一个挑战。阳飏的定位并不复杂，他写下的这一组《甘肃：史与事》，不仅仅局限于历史片断的再现，而是撷取与甘肃这一独特地域有关的历史物事，进行了一种诗化的重塑。
与很多纯粹的历史抒情不一样的是，阳飏没有将此题材直接处理成严格分行顿挫的诗歌，他选择以散文诗来容纳历史的烟尘，重叙远古文明的遗产。由故事进入那些人物和事件，就不至于将历史写得只剩下线性的时间和空洞的概念。史在事中，方见生动;而以事见史，可在时间与空间的转换中保持历史的真实和主体性。在《黄河古象》中，对于大象这动物，阳飏一直从远古讲到清代，简单的勾勒皆通过一个个场景来串联起大象之演变的整体。它作为景观的有用，见证了整个华夏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最后回到了当下对黄河古象的凭吊，“让我的想象踩着桥一样的象牙从马莲河的这边散步到那边”。诗人的落脚之处在于唤醒绵延不绝的生命意识，那些景观和遗址，无不与人有关，人并非要征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人创造的文明，经由这些“风景”来保存和延续，这本身就是阳飏写下这些文字的初衷。
如果要追问阳飏何以重新发现这些历史的变体，我想除了语言创造的动力，很大可能还是基于对遗忘的抵抗。他写礼县秦公簋的传奇故事，写齐家坪遗址，写《西狭颂》摩崖碑刻，写唐代天水籍画家“大小李将军”，这些地方历史遗迹虽然被呼吁要保护，但还是离我们越来越远，而我们对这些文明也相对陌生，这可能就是历史的宿命，然而，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正折射出了人类善于遗忘的本性。唯有如实地记录，可让历史成为引领我们反思与求索的思想源泉，成为我们不断靠近内心的美学实践，这些可能不是阳飏预设的写作目标，但他以娓娓道来的文字印证了历史的启蒙之意。“簋更像是大腹便便的文官。秦公簋一口气念了篇一百多字的铭文。古文字拗口，连续念30遍始觉典雅”（《礼县秦公簋的传奇故事》）。拟人的描绘中，古代祭器中的极品获得了美学修复，它不仅是艺术的瑰宝，也是文明的象征。阳飏的这种历史书写，立足于史实，没有过多地停留于细节的叙事，他所要体现的还是历史的气息，修辞上虽趋于古雅和精练，但透过表象的罗列，仍然呼应着现代性的历史书写范式。
由此，我也读到了理性背后的某种神秘感，阳飏不需要像科学家和历史学人那样精准地定义这些文明遗迹，他以多向度的视野参与对其审美价值的重建，为它们在文学地理学的意义上确立了自身的丰富性。他在书写《中国邮政标志“驿使图”》时，对于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驿使图”作了清晰的梳理，从汉代到唐代，从宋代到清代，驿使骑马疾驶，越跑越快，诗人还对唐代杨贵妃吃荔枝要驿使赶路送达作了丰富的联想，“安史之乱逃亡的唐玄宗再一次想起荔枝牙疼肚子疼，跳胡腾舞旋转如风的大胖子安禄山蛔虫一样，在唐帝国的肠子里蠕动着”。历史的漫画化并不一定是真要还原当时的现场，在说明和陈述性的文字之外，这恰恰可能是阳飏在散文诗里要完成的文学铺陈，否则，它很可能就变成了单纯的“事件的分行”。在《仇池国，及杨大眼》中，诗人戏剧化地讲述了仇池国和将军杨大眼的奇闻轶事。在“乱世枭雄者圈地称王”的背景之下，杨大眼“其眼大如车轮”的奇异形象呼之欲出，他让小儿停止啼哭，以强力获得“军主”之位，其显赫一生的事迹都记录在书法史上的北魏名碑《杨大眼造像记》之中，对此诗人写道：“西汉水，溯河而上顺流而下的人，骑着马儿，带着他们的铜剑远去。他们会去涉另一条河，依旧带着他们的铜剑。/这些落日下的身影，始终与西汉水缠绕在一起。”历史在人物远去后逐渐定格为一幅幅沧海桑田的画卷，诗人要留下的，就是“西汉水”和流逝岁月交织的倒影，这些唯美的图景表征了历史的存在与其当代回响。
无论如何，诗最终还是要回到文学的体验中，因为过分拘泥于史，就丧失了以这种方式书写的意义，其价值正在于语言世界内的历史形象的再造。阳陋在写天水麦积山小沙弥时，为历史劈开了一道透亮的缝隙，让文明之光照射进来。他是如何为小沙弥素描画像的呢？“细眯的双眼，嘴角上的微笑。这尊北魏133窟的小沙弥造像，亦如一个面对老师的学生”（《天水麦积山小沙弥》）。一场仰望的观看，勾起了无数令人难忘的场景。当思绪被拉回到记忆中时，历史也必须回到当下，回到具体的个人，就像他在写华夏第一县甘谷时，甘谷一汉墓曾出土盛有半壶酒的青铜壶，穿越千年的酒，让诗人羡慕起周代“酒人”之职，遂感慨道：“天天闻着酒香，微微醺，真好。”这才是鲜活的人生，无需过多渲染，所有的生动、快意与美感尽藏字里行间。
生活是至高的历史，也是最大的现实，再多的美化和虚构，都不足以让历史在真相的层面上获得勃勃生机，如同阳飏在参观平川瓷窑遗址且用了很多比喻后所言，“放弃所有关于瓷器的比喻”。我们进入历史的语境，最终还是要走出来，回到个体生命的当下，接受现实的检验和洗礼。在阳飏的散文诗中，历史和现实的对接，是要以史为鉴吗？他可能并无此意，只是回溯历史，难免要以当下作为参照，唯有如此，那丰沛的历史才是我们生活和思考的镜像。我们在阅读这一组历史镜像时，于古雅语言的接受中，又获得了一种“诗与思”的超越和升华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