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春秋》之诗”

黄若舜

关键词：诗史;文馆政治;三体五例;刚柔相济

摘 要：杜诗以《春秋》史笔革新古调，变“风人之诗”为“《春秋》之诗”，这一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转折在后世褒贬不一。本文重在分析杜诗史法变古的文化成因与美学意义。杜甫仰慕先祖文德，试图通过文馆制度进入盛唐学术中枢，他所创造的诗歌美学典范得益于盛唐经史文化氛围的熏习及其传承《左传》杜氏家学而来的个人学养。其诗歌创作深具凡例褒贬的法度，刚性的诗学气质之下暗藏着合乎比兴传统的柔软本质，故呈现出霸气与温厚兼备的独特美感，从而开创出中国诗史的崭新格局。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20）04-0016-09

Key words：
poetic history; politics of literature institution;three stylistic rules and five layouts;combine firmness with softness

Abstract：
The poetry works of Du Fu renovates ancient melodies in an inspired writing style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and turns “the poetry written in homophonic puns” into “the poetry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which is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oetry. An analysis of the cultural cause and aesthetic significance of Du Fus innovative way of poetry writing indicates that， as an admirer of his predecessors moral integrity and knowledge， Du tries to introduce a new system of literature institution to the academic studies in the prime of Tang Dynasty. His creation of new paradigms on poetic aesthetics can be ascribed to the impact of the academic atmosphere concerning Confucian classics and history in the prime of Tang Dynasty and his personal cultivation resulting from his inheritance of Zuos Commentary as a family learning. Dus poetic creation is highly recognized in both content and form. By learning from the historians touch， Dus poetic writing combines firmness with softness and has its unique beauty of aggressiveness and gentleness.

古今学者大多承认，杜陵以史法入诗是中国诗史的转折点。之前的诗人继承风雅比兴的《诗经》传统，歌咏一己之情志，为“风人之诗”;杜诗独出之以史笔，融世变波澜于生命体验之中，“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新唐书·文艺传》），后世誉为“《春秋》之诗”。这一取熔经史、自铸伟辞的“诗史”格局并非仅出于读者的主观感受与追认，更是作者精心营构出的个人风格，可以說老杜是有意识地以诗修史，试图革新古调。

然而，古人对于杜诗以史法变古却是褒贬参半，王夫之尤有微辞，他曾作“苛评”，认为誉杜者实不明诗之正道，乃“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王夫之《古诗评选》卷四）。那么应如何理解和评价杜诗史法变古的文学史意义？其文化成因与美学价值何在？本文认为，欲体认杜诗变古的意义，便要理解唐玄宗时期以文馆政治为中心的经史学术格局，发掘杜诗传承《左氏》家学的基本特点，从而领略其以《春秋》笔法融摄“风人之诗”的“诗史”新范式，及其刚柔兼济的独特美学风致。要解决以上问题，宜从杜甫的一桩“传经心事”说起。

一、传经心事：杜甫的家学素业与文馆情结

解析这桩“传经心事”，有助于理解杜甫以史法变古进行诗歌创作的文化成因。《秋兴》其三云：“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1]1487其中“刘向传经心事违”一句，古来便颇有争议，历观旧注大致有两种阐释。其一是从“政治抱负”作解。不少注释均征引《汉书·刘向传》“会初立《榖梁春秋》，征更生受《榖梁》，讲论五经于石渠”[2]1929一语，关注刘向“石渠传经”之事。赵次公释云：“刘向讲论五经于石渠，公言其心事欲如刘向之传经于朝，而乃违背不偶也。心事违，出《左传》‘王心不违。”[3]1148杜甫试图像刘子政一样入朝传经而不得，正如叶嘉莹所说的“欲传经而愿竟违，比之匡衡、刘向殆有不如为说”[4]148。

另一种解释则关注子美“家学”。同样征引《刘向传》，仇注则引用了另一部分内容：“成帝即位，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河平中，子歆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哀帝时，歆复领五经，卒父前业。”[1]1488显然此注重点不在刘向石渠传经，而在于向、歆父子家学赓续的故实。《杜臆》更为直接地作解道：“承贻谋于家，如刘向传经，而心事相违。按《刘向传》，初征向受《榖梁》，又讲论五经于石渠，后子歆亦受《榖梁》，领五经，卒传前业，而公弗克丕承厥祖也。”[5]275向、歆父子克承世德传经于朝，杜甫亦有家学，却不得其位，是为“心事违”。

笔者认为这两种理解都是正确的，杜甫自比刘向，本就展现了其纠合政治抱负与家族事业于一体的心态，而在仕途与家学两方面，杜甫与刘向也多有相似之处。《进〈雕赋〉表》中杜甫自豪于先君杜恕、杜预时代的“鼎铭之勋”，珍视“奉儒守官”的素王之业，祖父审言在他的笔下也并非仅是辞客，而是“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的文馆学士，“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1]2172正是这些“先祖故事”导致了杜甫的心结，尤其是祖父的文馆学士经历，使他对以盛唐集贤院为代表的唐代文馆制度寄予热望，认为只有通过集贤院才能实现其传经继祖的夙愿。

所谓“刘向传经心事违”，首先就是指杜甫本想复制刘向的经历，取径“文儒”路线以为仕进之途，却无奈中辍。葛晓音指出，盛唐“文儒”群体的形成有赖于玄宗时期以集贤院为中心的制度安排，这还关涉当时“文儒”与“吏能”的政治路线之争。[6]36在唐代，“文儒”实则便是文馆学士、文学侍从的美称，学士文儒群体的形成有赖于文馆制度的孵化哺育。文馆本是“古代从事图书典籍编纂整理工作的机构”[7]1，所谓“著撰文史，鸠聚学徒之所”（《旧唐书·职官二》），相当于《进〈雕赋〉表》中所说的“藏书之府”。缘此，中央文馆自然成为历代学术文化中心，并以经史学术左右中朝政教、制度沿革。从两汉的石渠、兰台等一直到唐代的修文馆（曾名弘文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玉海》卷一六五“唐三馆”条），中央文馆传经司籍、修撰国史，天子与文儒学士讲论经义、参验治道，这还启发了后世的经筵制度。

唐代的文馆学士类似于刘向一类的文学侍从，《新唐书·百官志序》云：“学士之职，本以文学言语被顾问，出入侍从，因得参谋议、纳谏诤，其礼尤宠。”[8]1183延揽培育文儒的文馆制度得以在唐代政教、学术两端发挥巨大作用，当与太宗朝“瀛洲学士”的典范意义有关。李世民即位前在秦王府开文学馆，号称“十八学士”。他登基后“又于正殿之左，置弘文学馆，精选天下文儒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听朝之暇，引入内殿，讲論经义，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9]4941学士为天子讲经论政，太宗命阎立本图像，褚遂良为之赞，时人以“登瀛洲”美之。

可以说，这种专为文儒创设、“舜举十六相”式的举贤模式深契杜甫的政教理想。仰慕贞观文治的杜甫一直试图进入集贤院成为文学侍从。他先是试图复制刘向的文学侍从之路。刘向入石渠前曾献赋并待诏金马，杜甫则在天宝十载献《三大礼赋》而待制集贤院。刘向献赋之后传经石渠、校书天禄，而石渠阁、天禄阁这些汉代国家藏书机构正是后世中央文馆的前身。[7] 2-8与两汉时期膺“传经”“资治”之任的石渠阁功能一致，杜甫心仪的集贤院“掌刊缉古今之经籍，以辩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其有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考其学术，而申表之”[10]280-281，可以说，杜公的“传经心事”便是欲如刘向借献赋而入石渠一般，终能侧身文学侍从之列。

其次，杜甫的心结与祖父审言曾“升荣粉署，擢秀兰台”[11]2723的天子近臣经历有关。杜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指的是其任修文馆直学士一事。值得一提的是，中宗时期的修文馆虽由贞观朝的弘文馆易名，其性质却变成了培育宫廷文学、豢养御用文人的机构，“每游幸禁苑，或宗戚宴集，学士无不毕从，赋诗属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优者赐金帛……于是天下靡然争以文华相尚，儒学忠谠之士莫得进矣”[12]6622。职是之故，玄宗即位之后即试图另立集贤院取代修文馆。[13]223-269开元十年至十三年前后，以张说出掌丽正书院（集贤院前身）与集仙殿改名为标志性事件，集贤院发生了重要的职能转变，由编修书籍、掌管学艺之所，进化为“集天下贤德之士，与天子讲学论道，助天子推行王道”的核心政治机构。1开元十三年玄宗作诗云：“广学开书院，崇儒引席珍。集贤招衮职，论道命台臣。礼乐沿今古，文章革旧新。献酬尊俎列，宾主位班陈。节变云初夏，时移气尚春。所希光史册，千载仰兹晨。”[14]35集贤院的崛起堪称玄宗荡涤武朝遗风，绍休贞观故事，进于开元全盛气象的信号;而杜甫所认同的也正是太宗、玄宗朝以经史学术为根基的文儒政治，而非武后、中宗朝的华靡之文。故其有意将祖父的文馆学士经历与家族的儒者素业关联，希图凭自己“随时敏捷”的文才获得进入盛唐经史学术中枢的机遇。

应该说，杜甫终其一生都将入仕集贤与“致君尧舜”的政教理想、“奉儒守官”的门楣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一度有望复制刘向由“献赋”而“传经”的仕进历程，却因主张吏治的李林甫当政而送隶有司，最终只能是“才杰具登用，愚蒙但隐沦……回首驱流俗，生涯似众人”（《上韦左相二十韵》）。多年以后杜甫对此节经历的回忆犹能烛照其耿耿孤忠，“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烜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莫相疑行》），“曳裾置醴地，奏赋入明光。天子废食召，群公会轩裳”（《壮游》）。杜甫虽不得其位，却始终以文儒操守律己，以至其晚年眼见阉竖弄权、集贤待制，诸臣对此却噤声不语，不禁大为伤感，遂借“瀛洲学士”之典作《折槛行》诗：“呜呼房魏不复见，秦王学士时难羡。青衿胄子困泥涂，白马将军若雷电。千载少似朱云人，至今折槛空嶙峋。娄公不语宋公语，尚忆先皇容直臣。”[1]1570

二、经史学养：复兴的《左氏》学与杜诗的凡例褒贬

考“刘向传经”用典，不难体察杜甫为家族素业、事功之心所驱动的文儒抱负;然仕途不顺，功业难成，这番“传经心事”便不得不寄托于吟咏，以“作诗”来加以转化和落实。同时，杜甫既怀“传经”夙愿，势必深受个人家学与盛唐经史学术整体环境的熏习，在入仕方面有过学养上的储备。正是这种突出的经史修养和内心深处不竭的精神动力，使他的诗歌别具迥异流俗的格调和不同凡响的气韵。

以上这些分析都引向了杜甫传承远祖杜预《左氏》家学，从而取法经史、自铸伟辞的问题。关于这点，前人从杜甫对先祖的推重之迹及杜诗用《左传》事典等方面作过不少论述。[15]5开元二十九年杜甫曾作文祭祖，辞曰“《春秋》主解，稿隶躬亲，呜呼笔迹，流宕何人……小子筑室，首阳之下，不敢忘本，不敢违仁”[1]2216，所谓“《春秋》主解”指的便是杜预《左氏》学，文中显然流露继祖之意。众所周知，唐初的《五经正义》堪称贞观文馆政治的产物，当中的《春秋正义》便取《左传》杜注，其原因在于：“晋世杜元凯又为《左氏集解》，传取丘明之传，以释孔氏之经，所谓子应乎母，以胶投漆，虽欲勿合，其可离乎？今校先儒优劣，杜为甲矣，故晋宋传授，以至于今。” [16]3691唐明经科有“九经取士”之制，《左传》一直被设立为“大经”。贞观二十一年，太宗更是下诏以“左邱明、卜子夏……杜元凯、范甯等二十有一人，并用其书，垂于国胄” [9]4942而配享孔庙，丘明、杜预在唐代的地位和影响可见一斑。

唐世重史，《左传》受到重视与史传、实录之学发达，修史之风大盛有关。汉魏以还，《左传》被认为是与《春秋》“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17]39的“翼经”之作。刘勰即认为丘明最得圣人微言，《左传》“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18]283-284。开元重要史家刘知幾在其《史通》中亦认为《左传》释经存史之功不容置疑，“必扬榷而论之，言传者固当以《左氏》为首”[19]10-11。因此，杜陵“传经心事”在这一语境下便与《左传》所代表的史传传统发生了重要联系，如陈贻焮便认为《遣怀》《昔游》《壮游》类似于杜公“自传”，《八哀诗》则为“列传”，其言可谓有见。[15]1029-1030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以集贤学士为代表的“盛唐文儒的另一特征，是与史家的接近和沟通”[6]36。开元天宝时期，集贤院渐夺诸馆之席膺修史之任，其前后两任主事者张说和张九龄俱有史才，张说一直任监修国史，开元十五年曾因诏在家修史而引发风波，李元纮便奏请张说、吴兢就史馆修史：“国史者，记人君善恶，国政损益，一字贬褒，千载称之，前贤所难，事匪容易。今张说在家修史，吴兢又在集贤撰录，遂令国之大典，散在数处。”[20]3040此事正说明了集贤院功能的外扩。《八哀诗》中，杜甫称与自己一样曾试集贤院的苏源明“学蔚醇儒姿，文包旧史善”，称张九龄“波涛良史笔，芜绝大庾岭”（《杜诗详注》卷十六），可见其对史才的特别关注。

考察唐代史学观念的演变，杜甫恰处在《春秋》学复兴的时代，在当时《左传》成为了有识之士重新规范史书修撰体例的经典依据。修史必重“凡例”，《左氏》也缘此而成为史官理当揣摩研习的对象，如刘知幾即认为：“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昔夫子修经，始发凡例;左氏立传，显其区域。”[19]88开元、天宝间文士时有不满于史迁开创的纪传体例，转而上溯《左传》，标举史家之“凡例褒贬”。曾任集贤校理的萧颖士便“以史书为繁，尤罪子长不编年陈事，而为列传，后代因之，非典训也”[21]3214，志在修撰名为《历代通典》的通史。他主张在史书中恢复《春秋》“托微词以示褒贬”的功能，重新调整修撰体例，“综三传之能事，标一字以举凡”，最终欲“扶孔、左而中兴，黜迁、固为放命”。[22]3278柳冕则以凡例褒贬之阙批评太史公云：“故夫求圣人之道，在求圣人之心，求圣人之心，在书圣人之法。法者，凡例褒贬是也，而迁舍之，《春秋》尚古而迁变古，由不本于经也。”他还认为“以迁之雄才”，若能“守凡例而书之，则与左氏并驱争先矣”。[23]5356

值得注意的是，杜预《左氏》学的精要之处，正是其《春秋序》中所论及的“三体五例”之学。所谓“三体”即是指《左传》通过“发凡”来阐释经旨，代表“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的“正例”;通过称“书”“不书”等以辨明书法，“起新旧，发大义”的“变例”;以及“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的“非例”。[23]3700-3702杜预深于律学，崇尚“文约而例直”（《晋书·杜预传》），这种特点深刻反映在其《左传》学中。其《春秋释例》云：“《公羊》、《榖梁》之论《春秋》，皆因事以起问，因问以辩义。义之□者，曲以通□，无他凡例也。左丘明则□周礼以为本，诸称凡以发例者，皆周公之旧制者也。传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书，著将来之法。”[19]418与《公羊》《榖梁》二传不同，《左传》出于古文经学，古文经学者认为孔子首先是史学家，“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24]3699，是在周公旧制的基础上行微言褒贬。《公羊》《榖梁》老吏断案式的属辞比事之法都因于具体情事而发，支离细碎又不明周公旧制;而《左传》则能领会孔子作《春秋》的修史背景和宏观意图，用明朗简约的凡例来加以呈现。因此杜学的特色即是研习具有一贯性的《左氏》凡例以明《春秋》之旨，“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而去异端，盖丘明之志也”[24]3704。

杜甫《偶题》云“法自儒家有”[1]1542，前人即留意到，杜诗中明于法度、谨于布置的风格分明能见出《春秋》义法与《左氏》凡例的影响。子美《哭韦大夫之晋》诗末云“《春秋》褒贬例，名器重双全” [1]1994，《八哀诗·赠李邕》径用先祖序文“发凡以言例”的句意云“各满深望还，森然起凡例”[1]1395。黄彻《 溪诗话》便揭示杜诗“凡例森然”的特色云：

諸史列传，首尾一律。惟左氏传《春秋》则不然，千变万状，有一人而称目至数次异者，族氏、名字、爵邑、号谥，皆密布其中而寓诸褒贬，此史家祖也。观少陵诗，疑隐寓此旨。若云“杜陵有布衣”，“杜曲幸有桑麻田”，“杜子将北征”，“臣甫愤所切”，“甫也南北人”，“有客有客字子美”，盖自见其里居名字也。“不作河西尉”，“白头拾遗徒步归”，“备员窃补衮”，“凡才污省郎”，补官迁陟，历历可考。至叙他人亦然，如云“粲粲元道州”，又云“结也实国榦”，凡例森然，诚《春秋》之法也。[25]346-347

此说便深刻地指出，杜诗在称谓书法上不但有极强的“正名”意识，且存在一种因时施设的整体考量，或能“见其里居名字”，或欲使“补官迁陟，历历可考”，这里便通于《左传》繁复无比、甚至时常错出互见的氏族、称谓之例。又如，将《八哀诗》中对诸公称谓的诗句拈出，亦可见出布置：“司空出东夷”（王思礼）、“司徒天宝末”（李光弼）、“郑公瑚琏器”（严武）、“汝阳让帝子”（李琎）、“呜呼江夏姿”（李邕）、“武功少也孤”（苏源明）、“荥阳冠众儒”（郑虔）、“相国生南纪”（张九龄）。《八哀诗》旨在“叹旧怀贤”，不难发现王思礼、李光弼、严武、李琎、张九龄是以官爵名，而李邕、苏源明、郑虔则以籍邑称。前五人基本上是以德行功业著称的公卿名将，地位远胜于己，可谓“怀贤”;后三者则是与杜公以才学论交的知音，可谓“叹旧”。其中严武虽年齿不及杜甫，于公却有收幕之义，《诸将》“正忆往时严仆射，共迎中使望乡台”[1]1370亦以官爵称之。同样的书法也见于《饮中八仙歌》，此不复赘。

又如杜诗纪日月之例亦有法度。《 溪诗话》另云：“子美世号‘诗史，观《北征》诗云‘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送李校书》云‘乾元元年春，万姓始安宅。又《戏赠友》二首‘元年建巳月，郎有焦校书，‘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史笔森严，未易及也。”[25]348-349其中《戏赠友》‘元年建巳月句仇注引《肃宗纪》云：“上元二年，以十一月建子为岁首月，至建巳月，帝寝疾，诏太子监国，改元年为宝应元年，复以正月为岁首。公诗作于未改元之时，故仍前称为建巳月。”[1]906可见此句十足是“春王正月”式的谨严书法。范温则以杜诗用月字例论作诗之“务去陈言”：“‘二月已风涛，则记风涛之蚤也。曰：‘因惊四月雨声寒，‘五月江深草阁寒，盖不当寒而寒也。‘五月风寒冷拂骨，‘六月风日冷，盖不当冷而冷也。‘今朝腊月春意动，盖未当有春意也。虽不尽如此，如‘三月桃花浪，‘八月秋高风怒号，‘闰八月初吉，‘十月江平稳之类，皆不系月，则不足以实录一时之事。若十月之寒，既无所发明，又不足记录。”[26]187-188其实杜公专记反常之事的诗法正暗合《春秋》记异，常事不书的重要原则。又蔡絛《西清诗话》引都人刘克说指出杜甫“元日至人日，未有不阴时”一句同样是“《春秋》书‘王正月意”，缘《方朔占书》曾载年后元日至人日这七八天时间内“其日晴，主所生之物育，阴则灾”，故公之所书意谓“天宝离乱，四方云扰，人物岁岁俱灾”。[1]1855-1856

类似凡例森然的特点，古人论杜多有总结。《春秋》谨于名伦等物，杜诗正名下字亦绝不轻发，极有法度。笔者难以义例解经之法通盘考察杜诗，但历史上有人作过类似的工作。元代申屠致远撰有《杜诗纂例》十卷，即以《春秋》义例之法总结杜诗篇章布置、句法安排等，惜乎其著早佚。《纂例》仅存题为虞集序称“昔夫子作《春秋》，因鲁史之旧文，据事直书而已……杜预因左氏之传，陆淳因啖、赵之说，皆纂为例以著之，是或求经之一道也”，申屠致远即沿用治《春秋》之法以治杜诗，取其“可以类相从者，录之以为纂例”。[27]261-262

三、刚柔相济：霸气与温厚兼备的美感特质

《左氏》家法与唐代经史学术的影响不但呈现在杜诗义例森然的书法中，更进而使其开辟出一种迥别于前的美学风致。浦起龙尝云：

诗运之杜子，世运之管子也。具有周公制作手段，而气或近于霸。诗家之子美，文家之子长也。别出《春秋》纪载体裁，而义乃合乎风。[28]5

中国诗史发展至杜诗，“吟咏性情”的诗学律典开始被杜诗“善陈时事”的史法所冲击，孟启提出“诗史”说时有意拈出“推见至隐”[29]15一词，暗示其诗法出于记事之祖《春秋》。而值得注意的是，史法入诗不但意味着诗歌创作从抒情转向叙事，还带来了美感特質方面的变化，这便是浦起龙所提到的“霸气”。传统的比兴诗学主温柔敦厚，“温柔”象征“王道”政治柔软而深远的力量，“霸气”则与这种主于“柔道”的诗学扦格不入;而少陵偏以气力雄浑凌铄千古，其抒情叙事“往往要到真处尽处”（焦竑《焦氏笔乘》卷三），“他人不过说到七八分，少陵必说到十分，甚至有十二三分者”（赵翼《瓯北诗话》卷二），此一近乎“实录”的风格令杜诗别具沉雄刚健之美，可谓大异于古昔，故也引人呰议。如王夫之始终觉得诗法、史法判然有别，诗“一用史法，则相感不在永言和声中，诗道废矣”，而杜诗恰“每于刻画处尤以逼写见真，终觉于史有余，于诗不足”。[30]651

然尤须注意，高扬杜诗“诗史”说者固重其中“史”法，却实更贵其合乎“经”义。且不论“毕陈时事”“逼写见真”的实录风格引出的是“《春秋》推见至隐”的政教之用，仅就美感而言，在浦起龙看来杜甫虽“气近于霸”，却终非一味行健，仍“义合乎风”，卒归温厚之旨，意即“刚健含婀娜”方为杜诗深致。此一不合于俗的见解实道出其中神髓。笔者以为，杜诗的美学特色正源于将《左氏》的褒贬法度融于“比兴体制”，从而形成了一种刚柔兼济的美感，杜诗刚性的诗学气质之下其实潜蕴着合乎比兴诗学的柔软本质。

直观而言，被后人称为“实录”（王得臣《麈史》卷中）的杜诗似乎并不合于传统意义上婉转讬喻、主文谲谏的比兴诗学，反而更像是受到了唐人“直书其事”的实录传统，与直陈切谏、近乎“讪谤”的言事传统的影响。唐代修实录崇尚直书是贞观文儒政治的产物，房乔等因玄武门事用晦，而“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31]391-392。此事奠定了贞观朝及之后“良史善恶必书，足为惩劝”的“直书”基调，史官需要为王朝发展的走向负责，承担作为“政治镜鉴”的重大使命。

贞观朝直书实录的修史风格与当时的政治风气是相表里的。《资治通鉴·唐纪》引唐太宗语：“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阼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12] 6360其时“主文谲谏”之风减，“直陈切谏”之臣多，“若不激切，则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讪谤”[31]347。而正所谓“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北征》）、“中兴似国初，继体如太宗”（《往在》），在杜甫眼中，贞观朝以谏官直陈、史官直书为主要特征的政学之风树立了一种君臣关系的制度性典范，其本人又因“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北征》）而遭贬，故而对那个崇尚直书直陈的时代极为神往。行次昭陵时他追怀贞观之治云：“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直词宁戳辱，贤路不崎岖。” [1]408这种理想亦时常寄托于其他诗作中，“汲黯匡君切，廉颇出将频。直词才不世，雄略动如神”（《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直笔在史臣，将来洗筐箧”（《八哀诗·故司徒李公光弼》）、“娄公不语宋公语，尚忆先皇容直臣”（《折槛行》）。

值得注意的是，贞观政风对于“比兴”概念在唐代的进展显然是有影响的。在古注中，“比兴”与臣下对君上的婉转进言方式密不可分，如《周礼·太师》郑玄注云：“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32]1719在很长时间内，温柔敦厚、婉转托喻的“比兴”堪称作诗的金科玉律，甚至可以视同诗的代名词。而唐人对“比兴”的运用却与过去有所不同，如程千帆在《杜诗镜铨披抄》中论及《舂陵行》，对于杜甫以“比兴体制”状元稹“质直”之作便有解读：“大抵唐人言比兴者，多非指作诗之法，但取其讽喻之意而已。然元作质直，亦不见所谓‘微婉顿挫者。公以关心民瘼，故深赏之耳。”[33]242意即唐人言比兴贵其讽喻寄托之意，如王运熙所说是“着重把比兴同美刺结合起来”[34]74，竟时常不事“婉曲”而出之以“质直”。究其原因或许当上溯《毛诗正义》。孔颖达在《诗大序疏》里对比兴“主文谲谏”的功能颇有微词，他认为“诗皆用之于乐，言之者无罪，赋则直陈其事，于比、兴云‘不敢斥言、‘嫌于媚谀者，据其辞不指斥，若有嫌惧之意。其实作文之体，理自当然，非有所嫌惧也”，意即无论在言事或是行文的过程中，臣子对于君王均无“嫌惧”的必要，“诗人所陈者，皆乱状淫形，时政之疾病也;所言者，皆忠规切谏，救世之针药也”，是以“言事之道，直陈为正，故《诗经》多赋在比、兴之先”。[35]565-566显然孔疏对比兴的解释受到了贞观政风的影响，而由于比兴是诗歌写作最为核心的手法，这也为唐代诗学的发展奠定了基调。[36]848-862洪迈《容斋续笔》卷二中曾以杜公大量诗例佐证唐诗直书直陈之风：

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復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杜子美尤多，如《兵车行》、《前后出塞》、《新安吏》……终篇皆是。其他波及者，五言如：“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不闻夏商衰，中自诛褒妲。” ……七言如：“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天子不在咸阳宫，得不哀痛尘再蒙。”……如此之类，不能悉书。[37]239

据此，直叙时事之风在杜诗中可谓展现得淋漓尽致。总体而言，杜诗抒情叙事皆常出之以直陈，这不但显出沉着痛快的感染力，更以其修辞之诚带给读者极大的心灵震撼。动人如“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狼狈如“天吴及紫凤，颠倒在裋褐”，残酷如“是时妃嫔戮，连为粪土丛”，悲悯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些诗句极富画面感，穷形尽相宛在目前。子美因疏救房琯陈陶之败获罪，《悲陈陶》却白描“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绝不讳言其责;仰慕哥舒翰勋业，《潼关吏》却直言“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故被后人称为“直笔不恕”。[38]6799广文先生远谪台州，杜甫伤其临老陷贼而送曰：“郑公樗散鬓成丝，酒后常称老画师。万里伤心严谴日，百年垂死中兴时。苍惶已就长途往，邂逅无端出饯迟。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卢世 论此诗曰：“诗到真处，不嫌其直，不妨于尽也。”[1]426

而在笔者看来，这种出乎赤诚的直书风格，便合于《左传》“尽而不汙”之例。《左传·成公十四年》标举“《春秋》五例”云：“《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杜预《春秋序》便据此解释《春秋》义例精神：

故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义起在彼，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是也。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会不地……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避……是也。四曰尽而不汙，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是也。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齐豹盗……是也。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长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24]3702-3703

所谓“尽而不汙”即是“直书其事，具文见意”，杜预在解释此例时举了“丹楹刻桷”的典故，指的是鲁庄公二十三年秋与二十四年春，庄公先后将桓宫的楹柱漆成丹红色，并在椽木上雕刻花纹。《春秋》常事不书，这两件看似无足轻重的小事，经文却都作了记录，《左传》释云：“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礼也。”[39]3861可见《春秋》本着“记异”原则直书此二事，盖因其“非礼而动，直书其事，不为之隐，具为其文，以见讥意，是其事实尽而不有汙曲也”[24]3703。

直书叙事贵在不动声色而令是非自见，读者虽惟见叙事之笔，却仍可以透达作者的褒贬判断或对于事件的潜在态度;而这种具文见意的书法便时常体现于杜诗以“赋”法直陈之处。“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32]1719，在铺陈直言乃至适当夸饰中，老杜的“抑扬褒贬之意”便沿隐至显。如古人对子美《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诗旨聚讼纷纭，钱谦益断为讽作，毛先舒以为子美温厚，且曾上《朝献太清宫赋》，语无讥刺。然笔者以为诗中描绘玄元皇帝庙的诗句近于赋法，“碧瓦初寒外，金茎一气旁。山河扶绣户，日月近雕梁”，与《春秋》用“丹楹刻桷”讥刺鲁庄公逾制的笔法非常相似，钱笺即云此四句盖“讥其宫殿逾制也”。又如“世家遗旧史”句似亦颇有微词，缘老氏“《史记》不列于世家，开元中敕升为列传之首，然不能升之于世家”[40]218。至如诗末云“身退卑周室，经传拱汉皇。谷神如不死，养拙更何乡”，尤颇见讽意。另仇兆鳌亦认为《朝献太清宫赋》“讽谕隐然，盖赋体之有典则者”[1]2122。仇注深通大赋“曲终奏雅”的讽谕传统，他对《太清宫赋》的解释与牧斋对《玄元皇帝庙》的笺释至少颇具启发。这种探赜微言的方式正揭出杜诗对《春秋》“尽而不汙”之例的运用。

又如老杜早朝诗，古人多颂其富丽精工、雄浑大雅，而黄生论其《紫宸殿退朝口号》则断此诗意在讥朝礼，志讽宫人垂袖引朝与宰相退朝会送之失度，并认为“人但取其浓丽工整，不知具文见意，《春秋》之法在焉”[1]438。许永璋进而认为《春宿左省》诸作亦“可以‘志讽二字衡之”[41]92。同样，“直”与“尽”也可见褒美之意，如《蜀相》发端云“丞相祠堂何处寻”，仇注便释云“直书‘丞相，尊正统名臣也。朱子《纲目》大书‘丞相亮出师，先后同旨”[1]737。

杜诗虽以“直”以“尽”而见其诚，却仍然给人以近乎“风人之义”的温厚感受，这实际上又与其深通“微”“婉”之例有关。洪迈曾以老杜《北征》“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一句为唐人“直辞咏寄，略无避隐”的典型，此句事咏明皇、杨妃马嵬之事，初读过去无疑是实录直书，可谓“尽而不汙”;然魏泰《临汉隐居诗话》却别有见解：

唐人咏马嵬之事者多矣。世所称者，刘禹锡曰：“官军诛佞幸，天子舍妖姬。群吏伏门屏，贵人牵帝衣。低回转美目，风日为无辉。”白居易曰：“六军不发争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此乃歌咏禄山能使官军皆叛，逼迫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诛杨妃也。噫！岂特不晓文章体裁，而造语蠢拙，抑己失臣下事君之礼矣。老杜则不然，其《北征诗》曰：“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不闻夏商衰，中自诛褒妲。”乃见明皇鉴夏商之败，畏天悔过，赐妃子死，官军何预焉？[42]324

对比刘禹锡与白居易的“实录”，杜甫此句反而并非“尽而不汙”，而是“婉而成章”了。赐死贵妃不因“官军逼迫”而因“天子醒悟”，杜甫如此回护玄宗曾引来葛立方的不满，他在《韵语阳秋》中认为老杜此句“意谓明皇英断，自诛妃子，与夏、商之诛褒、妲不同”，虽“出于爱君，而曲文其过，非至公之论也”。[42]645笔者以为，杜诗此处或可贻“曲文其过”之讥，却也正见其温婉之处。以孔颖达释“婉而成章”之例稍作解释。僖公十七年《春秋》经曰“九月，公至自会”，表面看经文极为平常，然《左传》释曰：“师灭项。淮之会，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九月，公至。书曰：‘至自会。犹有诸侯之事焉，且讳之也。”[39]3926僖公被齐人捉走，九月被放回，《春秋》讳其事而书“公至自会”，既“屈曲其辞”，又并不违背事实，终能“以示大顺”。可以说老杜“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之类的诗句，正是婉而成章的典型。

微婉主于曲笔，这与尚直书的史官文化存在着张力，但在重视礼法的古代，史官“微婉”之辞也有极高的道德价值。力主史官直书记事的刘知幾在《史通·曲笔》中亦不得不承认曲笔的意义：“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自兹已降，率由旧章。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19]196微婉曲笔有“直在其中”，即下笔既不违佞事实，又能存心忠厚，有所权变，自觉维护更高的伦理价值。缘此，史笔在根本上仍尚“直书”，而杜诗合于古典诗学柔软本质的一面，也通过“微婉”这个表述而得到极佳刻画。

四、结 语

相较于王夫之，本文更愿意领略杜诗史法变古的积极意义。在中国诗歌史上，杜甫既是古诗风调的革新者，实则也是风雅精神、比兴诗学最深刻的继承者。他不但以“善陈时事”的“诗史”格局冲击着传统，更以其对于《左传》义例褒贬、书法曲直的独到领会，开创出体气刚健而中心仁柔、直书见意却温厚微婉的美感特质，遂令“风人之诗”演为“《春秋》之诗”。追问这种诗歌美学典范的成因，或當溯源于他深受盛唐学术氛围陶染、传习《左氏》家学而来的经史修养，以及其在诗歌中寄托传经素业的文儒祁向。正是这些因素使其在仕途落拓时不安于“穷贱易安，幽居靡闷”的吟咏自适之境，而是以经史入诗、以《春秋》为法，用诗歌创作来安顿内心深处的高远意志和恢弘器局，从而开辟出中国诗史的崭新境界。是以，杜甫之为诗圣，杜诗之为“《春秋》之诗”，或可从而见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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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钱果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