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建设推进共同富裕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数字乡村建设推进共同富裕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是“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共同任务，共同富裕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的时代使命。以下是达达文档网分享的内容，欢迎阅读与借鉴。

　　一、问题提出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治国理政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乡村振兴”“数字乡村”为代表的一系列战略工程持续加速乡村共同富裕发展，以“科技”赋能农村、以“技术”转型农业、以“数字”普惠农民等“三农”共富之路愈发行稳致远。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共同富裕研究也如火如荼，大致可分为价值引领论、技术赋能论和同构共生论等三类范式。一是价值引领论。“共同”和“富裕”是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与核心要义，这一复合内涵引领着产业生态、治理范式的转型升级。在范围引领上，指向全民的“共同”规定着数字乡村建设框架及其行为边界，如数字化补齐农业发展短板、填平农村发展“洼地”。在内容引领上，“富裕”须以物质和精神的全面富裕为锚，如文化资源的优选丰富了共同富裕的内涵。在目标引领上，从缩小发展差距的诉求，数字乡村建设融洽着乡村关系治理。二是技术赋能论。从赋能应用看，乡村共同富裕离不开技术赋能，数字乡村建设已成为乡村智慧治理的重要构成。从赋能创新看，数据要素规模的高弹性为融合传统要素的乡村生产生活提供了更多选择。从赋能效果看，数字技术及其场景的拓展应用也大大延伸了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活动空间。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对农业生产生活的全方位嵌入提升农村资源配置效能。三是同构共生论。数字技术创新与共同富裕的推进具有时间的耦合性与目标的一致性，其协同价值孕育于农村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着眼于消弭城乡二元壁垒，数字乡村建设以技术创新推动着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优化，体认着共同富裕“全民富裕”“全面富裕”内涵。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多集中于分别地讨论共同富裕或数字乡村建设命题，而较少对两者的关系机理作系统研究。比如，乡村数字化为何能推进共同富裕发展，以及数字乡村建设又是怎样推进共同富裕进程的议题，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数字赋能与共同富裕在乡村场域的多维耦合表明，共同富裕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指引，引领着数字乡村建设方向；而数字乡村建设已然成为推动共同富裕实现的新引擎，二者在乡村建设探索中不断调适并走向协同。我们认为，厘清数字乡村建设嵌入共同富裕的逻辑、运行机制是讨论乡村富裕共同体“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的前提。为此，本文拟围绕数字乡村富裕共同体的概念框架，从数字乡村建设推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出发，讨论其可能性空间及其可行性路径。

　　二、数字乡村富裕共同体的解释模型

　　近年来，源于社会学的“共同体”概念已进入多学科分析框架，如“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三农”领域的应用也是如此，学者们以“乡村治理共同体”、“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等概念建构，不断拓展着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研究。如果说共同体是指建立在特定关系之上的人与人之间共同生活圈层及其稳定的相互关系，那么，“数字乡村富裕共同体”则是在多元关系互动的乡村建设过程中，以数字建设赋能共同富裕为行动方式，以“共同”和“富裕”为内容结构，由具有共同价值、合作意识与共识行动的村民、政府部门、涉农群体和数字组织凝聚而成的相对稳定的发展型社群组织。这一共同体组织既指向乡村发展成果均衡共享的数字生活关系赋权，也对应着缓解乡村相对贫困所需富裕增量的数字生产力赋能（如图1所示）。“数字乡村富裕共同体”概念及其解释模型由此形成，而以该模型解释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共同富裕也是逻辑自洽的。这是因为：其一，从数字乡村富裕共同体的客观实践看，数字乡村富裕共同体既着力于“做大”也着眼于“分好”数字乡村红利。在生产关系层面上，以统筹三次分配功能与红利共享的均衡发展增进着共富之“共”；在生产力层面上，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财富收入的增量、夯实着共富之“富”。它全面回应了中国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使命。其二，从数字乡村富裕共同体的运行机理看，数字乡村建设全方位补齐着农村发展短板并成为赋能共同富裕的新引擎，而“数字中国”进程中的乡村共同富裕则引领着富裕方向，内在地规定着数字乡村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共识性目标。提升乡村共同富裕的均衡水平既需要“做大”也要“分好”数字乡村红利，其核心要义在于构建兼容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共同富裕的动力引擎机制、共同富裕赋权数字乡村建设的目标引领于一体的数字乡村富裕共同体组织。这样一来，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共同富裕发展的动力引擎机制与共同富裕赋权数字乡村建设的目标引领机制，相互耦合于数字乡村富裕共同体的组织运行中。

　　（一）引擎：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共同富裕的动力机制

　　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中国”的治理单元，也是接续共同富裕发展的新动能。以推动农村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科技强农为促进共同富裕的引擎，数字乡村建设破解了传统土地、人力等资源闭环运转困局，而以数据、信息、技术持续创新着数字化应用。首先，数字乡村范式下的智慧农业、数字物流、智能水利等数字化基建工程，为乡村振兴体系化地供给着动力支持；其次，数字赋能乡村建设致力于提升包括村民在内的乡村主体的数字素养与技能。通过组织培训，让更多农民拥有使用手机成为“新农具”的能力，形成直播带货式“新农活”的核心竞争力；最后，数字化增进农村生产现代化、生态宜居化以及生活和睦水平。以数字赋能为动力、以数字乡村建设为抓手，在生产上致力提质增效与质量兴农、在生态上推进绿色兴农与绿色新农村、在生活上复归和美乡村情感。

　　（二）引领：共同富裕赋权数字乡村建设的目标机制

　　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方位表明，如何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促进乡村共同富裕历史地成为数字乡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有锚定共同富裕的数字乡村建设，才会持续引领以农业经济富、农村生态富、农民精神富为内容的数字化新农村、新农业、新农民的乡村富裕共同体发展。由此，共同富裕应视为数字乡村建设“定盘星”，它引领着富裕的“共同”内容。其一，共同富裕为数字产业振兴提供财富基础，着力推进着农民数字化增收和农村现代化水平。其二，共同富裕为数字生态乡村提供可持续底色。如利用数字技术转型绿色经济，数字化推进产业结构绿色升级，打造富有地域特色、承载田园乡愁和现代文明的生态乡村。其三，共同富裕为数字人才吸纳树立价值标杆，引领农村人才建设的现代化。数字乡村建设的关键在人，越来越多的返乡创业、反哺农村的“乡贤能人”参与数字乡村建设，数字化人才的吸纳多领域地融洽着乡村文化氛围。

　　（三）耦合：增量与共享兼容的数字乡村富裕共同体

　　源于物理学概念的耦合，指的是两个实体相互依赖的一种状态。在分类上，兼容了财富增量与财富共享的数字乡村富裕共同体应归于“内容耦合”。就数字乡村建设与共同富裕的关系而言，二者耦合于中国式现代化与高质量发展语境下的数字乡村富裕共同体之中。共同富裕可从“共同”和“富裕”两方面意蕴作解读，其中“共同”反映生产关系的赋权，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分好蛋糕”，要求富裕对象“不落一人”；“富裕”则指向生产力的赋能，它表征为富裕程度普遍达到既定水平的生产发展、生活和睦、生态宜居等乡村富裕共同体发展所需的生产能力。共同富裕是“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系统工程。面对“不充分不均衡发展”的“三农”问题，数字乡村建设从增量与共享两个抓手持续夯实着乡村富裕共同体的基础。

　　三、数字乡村建设推进共同富裕的可能性空间

　　（一）富裕增量的乡村数字化赋能

　　从数字乡村富裕共同体的内容构成看，共同富裕的增量发展具有富裕增收和可持续的双重涵义。在富裕增收方面，数字乡村建设为农民就地就近增收提供了新动能；在增量可持续方面，确保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作为数字乡村富裕共同体的底线任务。

　　其一，数字化赋能农民就地就近增收能力提升将为乡村共同富裕提供可能。在方式上，数字赋能农民增收可从直接性增收致富和间接性收入增长两个方面展开。在直接收入方面，面对主要依靠人力与经验的传统农业低产、少产状况，数字农业通过农产品产前数字化宣介、产中专技人员远程在线指导、产后市场大数据分析及其精准投放，扩容了农业产量增收、农民收入增长的可能性空间；在间接收入方面，网络平台“直播带货”等乡村电商已然成为数字赋能农民富裕的“新工具”。“数字下乡”“数农兴商”进一步开发着数字乡村的增收效应。电商农特产品、民俗民宿的乡土乡愁、文史文旅的数字化服务相互促进，从“产品”到“服务”再到“情怀”，“产业+服务业”的农村电商成为联结农民富裕的新媒介。

　　其二，以大数据防止规模性返贫是乡村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共同富裕是以乡村为主战场的社会系统工程，而防止贫困复归则是增进乡村共同富裕的重要表征。一方面，面向预警监测和精准帮扶的智慧平台，不仅大幅提升监测灵敏度，也为有效防范规模性返贫风险提供组织保证。如将重点脱贫对象信息入库实时监测，自动对农户村民信息作系统分析，若发现异常则自动触发相应层级的预警。另一方面，以防贫保险抑制规模性返贫的制度保障夯实着数字乡村共同富裕共同体的基础。在大数据精准识别并倾向性地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多一份”保障的同时，发挥社会资本的扶农助农作用，健全政府主导、企业出资、农民受益的复合保险模式，将农业人口全信息纳入线上保险系统。

　　（二）红利共享的乡村数字化赋权

　　在数字中国战略下，乡村群体的数字红利分配状况与共同富裕水平密切相关。数字化红利的共享既推进了数字乡村富裕共同体的富裕水平，也凝聚着乡村关系和睦共治的价值共识。因此，精准实施财富分配的物质红利共享与数字化营造和睦共治的情感红利共享，为数字乡村富裕共同体的价值共识开辟了数字化赋权的新通道。

　　一是数字化精准对接财富分配过程。如果说数字乡村富裕共同体的首要任务是缩小贫富差距，那么数字赋能的乡村建设因其内涵的“均衡”分配价值而应被视为提升共同富裕的抓手。首先是依靠手机等数字化“新农具”发家致富奔小康，稳定且快速的增收使农民“鼓起了腰包”，为数字乡村建设打开共同富裕之门提供了可能。其次是由面向数字乡村建设的二次分配所拓展的财富共享的可能性空间。在农民数字化市场增收的基础上，以“有形的手”调节过大的初次分配差距，精准调节低收入群体的物质生活保障，以“均衡与可及”为靶向持续引领乡村共同富裕发展。最后是物质财富第三次分配的数字化渠道又进一步丰富着乡村富裕共同体的共享形式。互联网叠加第三次分配的数字化慈善事业突破了物理空间限制，数字化地显示乡村留守儿童、失能老人等乡村弱势群体需求，为社会慈善组织更便捷地落地帮扶提供了可能。由此可见，三次分配的财富平衡功能大大增进着共同富裕的内涵，乡村数字富裕共同体建设将不断从“可能”走向“可行”。

　　二是数字化和睦共治乡村情感。乡村情感可理解为人们关于乡村人、文、地、景的道德评价与价值体验。一般而言，情感价值生成与认同往往需要寄生于特定的关系组织。如作为一种场域的共治范式，以“融情于法”“融情于礼”“融情于利”的方式，将乡土情怀融入乡村场域，和谐美好的乡村氛围下的情感认同由此形成，数字乡村富裕共同体的情感基础将更加坚实。因此，以法治、德治、自治为着力点而共同推进数字乡村情感共同体的协同治理是可能的。具言之，从法治层面看，数字乡村治理以自上而下的“硬治理”规约着弱势群体保护机制，如以适老化改造为内容的建章立制增加了老年群体感受亲情的温度，增进着和美乡风的实现；从德治层面看，以代际互动为形式，年轻一代的“数字反哺”带动老年群体融入的数字乡村“内循环”，以德法同行理念助推乡村情感聚集，营造“年轻一代安土爱乡、老年一代知足常乐”的和睦场景；从自治层面看，以其自下而上的“软沟通”形式，以数字化赋能乡村人文建设，以乡情室、议事厅为媒介，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最大化凝聚了“留守老人”“返乡能人”“乡贤长老”的情感归宿。

　　四、数字乡村建设推进共同富裕的可行路径

　　从“可能”到“可行”的逻辑，共同富裕发展须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为前提，它既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动力引擎功能，更要托底共同富裕的目标引领价值。为推进数字乡村富裕共同体建设，在生产力层面上，数字乡村建设应着眼于农民收入和乡村富裕水平，从生产、生活、生态等维度推进共同富裕；在生产关系层面上，数字乡村建设须兼顾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均衡，着力破解乡村相对贫困与城乡鸿沟等急难愁盼问题以推进共同富裕。

　　（一）数字赋能乡村共同体发展：聚焦富裕增量的做大“蛋糕”

　　承前所述，数字乡村建设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动力引擎。从发展的涵义看，乡村共同富裕其实是一个集物质、精神和生态于一体的财富共同体。在增量意义上，数字化提升生产力以做大“蛋糕”为数字乡村富裕共同体提供了红利共享的“资金池”。就做大“蛋糕”而言，以农业增收、产业转型为内容的数字化生产应作为推进数字乡村富裕共同体建设的“牛鼻子”工程。

　　一是数字化生产助力农业增收。作为数字乡村富裕共同体“增量”的一种转型方式，农业生产数字化升级可从应用与融合的两方面去做大“蛋糕”。一方面，拓展数字化乡村建设的生产创新应用，为共同富裕提供动力型“新农活”“新农具”。随着信息技术与农机农艺的数字化叠加以及智慧农业的迭代，生产设备智能化为农业丰产、效益提升提供了硬件条件。另一方面，科技与农业的融合则持续升级了农村生产力及农产品生产方式，增进农业发展的内生增长动能。电子商务进村、“数商兴农”项目加速着农产品登上“线上舞台”，“直播带货”“乡村网红”经济打开了乡村土特产品市场的新通道。由此，随着农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数字乡村富裕共同体的组织凝聚力也不断增强。

　　二是数字化生态推动农村产业转型。如何构建共同富裕、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生态的统一关系，是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命题。其中，乡村生态产业如何转型是数字乡村富裕共同体建设绕不过去的话题。为此，一方面，要加快传统农业的数字化生态转型步伐，大力发展绿色农业。如建立温室环境智能控制和数字化农业系统，加速由传统消耗资源类型向节能减排类型的产业转换。与此同时，加大“互联网+农业”的场景嵌入，提高绿色农产品知名度美誉度，以数字技术助力绿色农业种养殖业发展。另一方面，要依托数字技术挖掘诸如农村生态文旅等新产业。根植乡土文化、厚植乡愁情怀，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数字化再现乡村人文景观、历史风貌，着力创新特色乡村文旅产品，在农民增收的同时提高数字乡村富裕共同体的财富增量。

　　（二）数字赋权乡村富裕共同体发展：锚定均衡共享的分好“蛋糕”

　　分好“蛋糕”，重在“好”字。共同富裕既是全体人民的普遍富裕，也是在富裕程度、速度、时序上允许差异的一种数字化富裕组织形态。它聚焦在区域、人群和城乡之间作好“蛋糕”分配。为破解乡村发展不均衡问题，在数字赋能乡村建设过程中分好“蛋糕”应是重中之重。

　　一是关注农民的发展权，数字化缓解乡村相对贫困。一般认为，某种因经济发展不平衡、基本公共服务差异而导致村民收入虽满足基本标准但尚未达到既定生活需求的发展性贫困，即为相对贫困。如果说，找准贫困原因以提升贫困农户收入是缓解相对贫困的必由之路。那么，从“贫”“困”两端入手，数字化缓解相对贫困则是数字乡村富裕共同体均衡发展的关键。

　　乡村之“贫”指向经济维度，侧重于数字乡村富裕共同体的收入状况。为数字化抑制收入之“贫”，一方面，利用大数据健全扶贫助贫信息共享机制，按家庭收入、健康水平、就业状况等多维指标分级分类地界分相对贫困，进而根据其贫困等级予以精准施策；另一方面，数字化提升农民内生动力以破解技能难题，以手机等为新农具、以数据为新农资，获取数字化生产红利，以“数商素养”“兴农科技”防止规模性返贫而不断提升数字乡村富裕共同体的质量。

　　乡村之“困”指向社会维度，侧重于数字乡村富裕共同体的发展需求。为抑制发展之“困”，应着眼安全和自我实现需求，因村施策地数字化赋能乡村富裕共同体发展。一方面，推进农村医疗设备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让“智慧医疗”更多地惠及农民，使其真正获得“互联网+医疗健康”的数字创新红利，由此纾解农民健康之困；另一方面，利用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吸纳农民进入并共享劳动机会。抓住新产业、新业态模式迭代升级的时间窗口，拓展农民就业、创业的可能性空间而持续缓解农民的自我实现之困。

　　二是赋权农村统筹发展，数字化消弭城乡贫富差距。人群、城乡等多领域的资源配置差异是客观现实，其中城乡维度的贫富差距是其重点。因而注重乡村端口的数字赋能可以作为削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的切入点。为此，应加强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引导，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一方面，建立城乡市场数字化统筹机制，及时打好城乡制度补丁，数字化赋能“科技下乡”“人才进城”等工程所需的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发展乡村数字经济，加快农村产业转型升级，如创新“智能种养”“数字手工”“智慧文旅”等多品种融合发展的乡村新业态，以此不断缩小城乡差距而优化数字乡村富裕共同体的组织结构。

　　五、结论与讨论

　　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是“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共同任务，共同富裕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的时代使命。事实表明，数字乡村建设为数字赋能及其场景应用提供了多样态的“试验场”，它助益着城乡发展差距的消弭与数字乡村富裕共同体的发展。把握好数字乡村建设和共同富裕的统一关系是推进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既要着眼于共同富裕对乡村数字化的目标引领，也要着力于启动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共同富裕发展的动能引擎。如同车之两轮，在精准制导物质财富分配与和睦乡村情感复归方面，前者数字化地赋权着乡村富裕共同体“共享”的引领之轮，而后者则从扩大农民增收与防止规模性返贫的抓手，数字化地赋能着乡村富裕共同体“增量”的引擎之轮。总之，数字乡村建设从“赋能富裕”和“赋权共享”两个方面协同推进数字乡村富裕共同体的韧性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限于研究旨趣与能力，本文对拓展数字应用的乡村适配、因村施策地增进本地化特色，以及由点及面地试点推广等议题还缺乏讨论。此外，如何定义数字乡村建设赋能数字乡村富裕共同体的关系范式，也仍须进一步挖掘。例如，锚定共同富裕目标，如何进一步实现城乡统筹以消弭乡村数字鸿沟?如何长效化解决数字乡村发展的赋权与平权问题?如何借助数字技术手段拓展适老化智能服务创新红利?总之，数字赋能乡村富裕共同体发展的命题仍需深入，而着眼于共同富裕的数字赋能乡村振兴也应进一步探索。这是因为，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命题，也是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前提。由此，不断拓展共同富裕与数字乡村研究、持续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及其治理经验应用，当然地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