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准则和条例发言稿：破旧立新，扎紧制度笼子+ 建党98周年主题征文：生命是党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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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准则和条例发言稿：破旧立新，扎紧制度的笼子+?建党98周年主题征文：生命是党给的
学习准则和条例发言稿：破旧立新，扎紧制度的笼子
? 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面对错综复杂的革命形势，毛泽东同志指出：“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一句话拨开了革命队伍前方的迷雾，点明了革命前进的方向。今天，面对严峻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面对现行的部分监督条例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情况、新问题的现状，我们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而当务之急就是要调整我们的党纪党规，把制度的笼子扎紧扎好。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这正是党扎紧制度的笼子的有力举措，无论是从立意亦或是内容上，较之于旧的《条例》《准则》，新《条例》《准则》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更为全面、具体、准确。
“德”之一字，是做人之本，更是为政之基，修身立德是我们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的必修课。然而在我们的队伍中，有些领导干部不思进取，不修廉政之德，被欲望冲昏了头脑，抵挡不住诱惑，滥用手中的权力，谋一己之私，无视党纪党规，不仅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更折损了队伍形象。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坚持以德治党，紧扣党章，围绕廉洁自律的主题，提出了“四个必须”和“八条规范”，加强正面倡导，把自觉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和努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制度化，纳入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的行为规范手册之中。新《条例》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也给了我们前进的动力，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加强党性修养，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从点滴做起，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落到实处，在工作实际中培养高尚道德情操，做德才兼备的好公仆。
有人唱红脸，则必有人唱白脸。如果说新《准则》扮演的是红脸，那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扮演的就是白脸。“法必明，令必行”，严明纪律永远是管理我们队伍的关键所在，旧《条例》中对于部分违纪行为缺乏严肃有效的责任追究处分机制，未能给违纪分子形成有力震慑，同时面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旧《条例》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条例》明确规定了政治、组织、廉洁、群众、工作、生活这六大纪律，为党员领导干部列出了一张清单，划定了不可触碰的纪律红线。我们务必要绷紧思想上的弦，经常对照党章党规检查自身，杜绝出现任何违纪行为。在行使手中的权力时，要用纪律这柄戒尺来加以衡量，确保依法用权，权为民所用，一切按照规章制度办事，不给贪污腐败留下滋生的温床。
万物更替，除旧布新，是一切事物发展运动的原动力之所在，新《准则》《条例》与时俱进，把监督制度的笼子扎得更为紧凑，对我们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来说，是一种监督约束，更是一种提升自我的动力，唯有我们做到了自律，他律才会发挥实效。
?建党98周年主题征文：生命是党给的
我的舅父刘有福活了104岁，在世时他经常讲：“我的生命是党给的”。
1935年2月，直罗湾战斗结束后，我腿部负了伤，部队又要出发，政委杨礼见我的伤口还没有好，又患了“伤寒病”，高烧40度，他决定留四个同志抬我走。我心情沉重地要求说：“就把我丢在附近老乡家吧。”政委严肃地说：“什么都可以丢，就是不能丢伤员！”他说着摸摸我的额头，安慰说：“小鬼，别胡思乱想，你们在后边慢慢走吧。”这时，在我身边的指导员王东亮也嘱咐说：“听从政委安排，你们尽量快点跟上，别掉队太远了。”我正在发高烧，精神迷迷糊糊，再也没说什么，只是含着眼泪点点头，看着他们离开。
我躺在担架上，每天烧的不省人事，十几天之后，我才清醒过来。只见4个担架员只剩下3人，有一个同志因为饥饿牺牲了。我清楚的记得，临出发时每人只有3斤炒麦，吃了10多天怎么忍受得了。现在只有3个担架员轮换抬着我，在茫茫无边的草地上行走着。
一天傍晚，来到马矿山边，爬到半山腰，大家都感到累了，便停下来休息。刚刚坐下，有个同志忽然有气无力地翻了翻眼睛说：“同志，我不行啦，对不起，我不能继续……”话没说完就瘫倒在草地上，再也没有起来。
“对不起”这句话，是应该我向他说的，可他……我心理一阵绞痛，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另两个同志掩埋了牺牲的战友，劝慰地对我说：“不要太难过了，你放下心来，我们两个人，也一定要把你抬着找到部队。”我还能说什么呢，只有紧紧握着他俩的手，心里有千言万语表达不出的感激。
我们继续爬山，越往上爬雾越浓，整个山岭陷入阴沉的迷雾中。这时，我感到象有块石头压在胸上，闷得我喘不过气来，同时也听到两位战友急促的喘气声，担架在不停地左摇右晃，看情形，他俩也是坚持不住了。我说：“咱们休息一会吧！”他俩同意了，把担架放在一棵大树下。这时，我的伤口疼痛难忍，打开绷带一看，受伤的左腿溃烂面变大了，心想：这时要是有点药，不，哪怕是有点开水洗洗也好呀！一个战友可能看透了我的心思，他两手强挺着身站起来说：“我去找点柴禾，用行军壶烧点开水给你洗洗。”
他在附近东找西转的捡柴禾，我看他每次捡柴弯下腰，都是咬牙挺身，我心里像刀扎，实在不忍心再看他捡柴那么吃力的样子，几次劝阻，他都微笑着拒绝了。我后悔不该让他看到我的伤口。
他捡的柴禾足够烧一壶开水了，不料，就在这时，他一头栽倒在地上，不动了，我情不自禁地惊叫他一声，一点反应也没有。这时，我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劲，挺身爬过去，摸摸他的鼻子、嘴巴，呼吸没有了，我心里凉了半截，又一个战友为我牺牲了。
只有两个人了，我们弄些石头和树枝，给这位牺牲的战友筑了个“坟墓”。本想写个牌子，实在是找不到东西写，我心里感到格外难过。连续三个战友为我倒下了，可是我连他们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这时，我不由自主的转过头，对身边仅有的一位战友说：“同志，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吧！”
我这突如其来的问话，把战友弄迷惘了。他愣了一会，略有所悟地抖起精神说：“我叫刘宏柏，共产党员，是四川巴中人。他们三个都是共产党员，红军战士，一个叫王洪才，一个叫万金山，一个叫朝天明。”说着，他用手拍拍胸脯，抖擞起精神说：“不要紧，我的身体可健实啦，还能顶一阵子。”他这样说，分明是为了安慰我。其实，他瘦得皮包骨，面色蜡黄，两眼深陷，嘴唇干裂得挂着血丝，二十多岁的人简直像个老头子。因为随身带的干粮早就吃完了，哪能有好身体。
这时，我万分感动地说：“刘宏柏同志，趁你现在还有点力气，你先走吧！”他大声说：“走！丢下伤员我一个人走，那算什么共产党员！那算什么红军战士！”接着，他有挺胸直脯地：“我会想方设法把你带出草地找到部队的！”
山下传来枪声，我俩大吃一惊，怎么办呢？如今我俩手无寸铁，抵抗是不行的；走吧，别说我有伤有病，就是刘宏柏也没有这个力气啊。刘宏柏同志想了一会，像下定决心似的说：“就在大树里过夜吧！”说罢，他把我拖进大树窟窿里，然后他就爬过来，用石头和树枝把洞口堵得严死死的。
夜风吹得树枝飒飒作响，寒冷刺骨，肚子也饿得咕噜直叫。我俩在大树窟窿里依偎在一起，熬着这难熬的夜晚。
第二天早晨，听听外边没有动静了，我们便爬出树洞。我从地上拿起一根木棍，撑起身子，试着迈动脚步，脚一着地，伤处就像踏在刀刃上，疼痛钻心，头上滚下豆粒大的汗珠，不由双腿一软又倒在地上。刘宏柏同志急忙过来，又关切又埋怨地说：“你不要逞强啦，现在你不能走！还是我背着你慢慢走吧。”
他背起我向山下走去，山坡路窄，走起来东倒西歪，跌倒好几次。每次跌倒，他都负疚地投过抱歉的目光。看着他的眼神表情，我心如针扎。他有什么“负疚”的过错呢，完全是我连累了他呀！
我俩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一天只能走十多里路，有时宿石洞，有时住树林，实在找不到住处，就只好睡在露天里。至于吃的，所带干粮早已吃完，全凭刘宏柏同志找些野菜、烂瓜、树叶、青草什么的充饥。有一次他去找吃的，两手空空回来了，坐在地上闷声不语，半天才指着自己的脚说：“把它吃了吧！”我惊奇地问：“吃什么呀？”他手指自己脚上穿的一双牛皮凉鞋说：“只有它能给你充饥了！”我心想，满山遍野都是荆棘棱石，没有鞋怎么走路，我坚定地阻止他。他却说：“我的脚好办，还是你的肚子要紧。”
从此以后，他就光着脚背我走。我能体会到，赤着脚走在石路上，脚要痛得步步咬牙。处于这种状态，除了木头人，谁也不会再安心趴在他的背上。我深思一想：这样下去，不但我走不出草地，刘宏柏同志也够呛。于是，我果断地说：“刘宏柏同志，休息一下，咱们好好谈谈好么？”他立刻回答“好，休息一下可以，有啥子谈的呢？”我说：“现在我的伤寒病好了，可是你的身体越发瘦弱了，我还趴在你的背上磨蹭下去，咱俩谁也出不了草地……”他不耐烦地说：“看，你又来了，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阶级兄弟，生，生在一起；死，死在一堆！我怎么能忍心把你丢下呢？”我急不可耐地说：“你听我说完，我的伤一时半晌也好不了，你一个人先走，追赶部队，然后派人来接我，这样，咱俩也许都有望得救。”
我说的话，可能打动了他的心，他默想了许久，又摸摸我受伤的腿，拍拍我的肩膀说：“你说的也是个办法，可是在人多的时候你怎么不早说呢，现在把你一个人丢下我不忍心……”稍停一会，我又劝说了一阵，他才含着眼泪点点头，在他身上乱摸一阵，看动态他是想找出点什么有用的东西留给我，但他什么也没有摸着，无可奈何地嘱咐我一句：“你顺着这条路一直向前走，不要转弯，而后我们好来接你。”
唯一的战友刘宏柏恋恋不舍的走了，他低着头不停地擦眼泪，回头看了又看，脚步是那样地迟缓，慢慢消逝在我的视线中。
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整天忍着疼痛和饥饿，艰难的向前爬动，每前进一尺，都要咬牙一阵，我几次想到死，可是转念一想，我没有这个权利，我的生命是几个共产党员、红军战士用宝贵生命换来的，我要坚持、坚持、再坚持！为了报答死去的几个战友的宝贵生命，我要坚持到最后一息。天已黄昏，我连走带爬，到了一个村庄附近，伤口越发疼痛难忍，浑身上下一点力气也没有，实在动弹不得了。恰巧这个时候，遇上一位老乡，他是四川地中人，在红岭战斗中他负了伤离开红军，在芷民区安了家，他是一名共产党员。当他知道我也是共产党员红军战士后，热情好客地把我搀扶到他家。
我在这位老党员、老战士的帮助下，伤口渐渐地痊愈了。一天，他欣然打听到丹巴有红军，我兴奋得情不自禁紧紧拥抱这位老党员、老战士，随后和他告辞，赶向丹巴找红军。
又经过几天的奔波，我边走边问，终于找到了我们的红军团部。这时，我也实在太累了，一弯腰坐在石阶上，浑身像瘫痪了一样，不能动弹了。记不清那天是什么节日，只见人们出出进进，十分热闹。一个军人从院里走出来问我：“小家伙，你是哪个单位的？你想找谁？”这时，我听声音，看相貌，模模糊糊认得他是我们的指导员王东亮，可能因为我瘦得变了模样，他认不出我了。
我有气无力地刚想回话，指导员便向身边的一个同志说：“快给他搞点吃的，看样子他是饿的不行了。”正说着，政委杨杨礼走过来，指导员紧跟过去，小声对杨政委说：“好像是咱们那个受伤的小文书找上来了。”政委惊啊了一声，顺手扳起我的头，左望右看，连声说：“刘有福，真是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说着连忙叫人把我扶进房里。
晚上，我向杨政委、指导员倾诉了分离后的坎坷经历，我像游子回到母亲的怀抱，滔滔不绝，心里舒畅极了。可是，就在这时，我又想起在我身旁倒下去的战友，还有活着离开我的共产党员刘宏柏同志，他在哪里?现在怎么样了？为什么没有看到他？一想到这些，我就越发感到，我的生命是党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