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五重世界意义党课讲稿

中国式现代化的五重世界意义党课讲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以下是达达文档网分享的内容，欢迎阅读与借鉴。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习近平这一重要论述，为当前深刻把握和全面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创新贡献及其在世界上的意义提供了基本遵循。对此，当前学界予以了广泛关注，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内涵、鲜明特征与世界意义》《唯物史观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坐标与世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内涵及世界贡献》《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建构及其世界意义》《比较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意义》等。这些成果为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提供了基础。但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这一重要定论中“新的选择”新在何处、如何实现及其对全人类文明的“原创性贡献”“世界意义”等问题，还有待继续深入领会、研究和阐释。为此，本文拟以中西方比较的视角，运用大历史观，依据共性与个性哲学原理，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征，剖析西方现代化发展特征及本质属性，从社会主义发展史、现代化发展史、人类文明发展史等方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性贡献进行再分析。通过对中国式现代化世界性贡献的深入阐释，更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意义。

　　一、以“中国式”的现代化突破“西方化”的现代化，为世界提供了独立自主的现代化新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从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对西方现代化垄断的突破，为世界其他不同制度、不同地区、不同文明的国家或地区提供了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借鉴。

　　现代化进程肇始于西方。欧美国家以工业革命为开端，开启了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以欧美国家为主要代表的西方现代化（以下简称“西方现代化”）本质上是资本主导的现代化，其特征表现为：经济领域围绕资本的不断增殖进行机械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私有化等；政治领域围绕资本的“自由”与“平等”流通推进“民主化”；文化领域则以维护资本伦理为宣扬基调提倡“理性化”；社会领域呈现为原子化社会，将人与人的关系庸俗化、功利化；对外则以金融与战争为手段，主张资本的全球化，为资本扩张服务。综上，欧美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构成了西方现代化的主要发展形式，有关其理论与实践开始向全世界传播。不同制度、不同文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其影响下或主动或被动地开始现代化探索，丰富了世界现代化路径的内涵。

　　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对现代化进行了探索。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尝试，动摇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主导地位。苏联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工业化、公有制、国家政权等方面积极有益的探索对东欧、中国等地影响深远。但因后期苏联式社会主义制度陷入僵化，脱离了人民群众与本国实际，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苏联式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戛然而止。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其专著《历史的终结》中宣称共产主义探索的终结，认为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人类历史的发展只有西方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这一条路。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国家或地区对现代化也进行了探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美国家以西方现代化为参照标系，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全面仿照西方现代化，盲目迷信西方。即使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拉美国家亦不顾自身发展实际，依旧盲从西方国家，以致经济深陷“中等收入陷阱”、政治纷争不止、社会动荡不安，现代化进程亦随之停止。拉美地区的现代化实质是对西方现代化的描摹，并不是由其内部衍生出的独有现代化路径，其现代化特征仍是以欧美为中心、拉美沦为外围，以外围供养中心的依附型现代化。除拉美地区外，东南亚、非洲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亦是如此。

　　因此，长期以来，现代化之路为西方主导，现代化理论由西方垄断，现代化制度只能是资本主义制度，现代化文化以西方为尊，遂产生“西方化=现代化、现代化=市场化的思维定势和‘美丽神话’”。

　　习近平指出：“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一百余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依据中国特殊实际，成功开拓并创造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路径，丰富了世界现代化发展史，以“中国式”现代化冲破了“西方化”对现代化模式的长期垄断：从路径上打破了只有西方化才能实现现代化的武断论调；从理论上深化了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主要特征及现实意义；从制度上破除了唯有资本主义制度才可以走向现代化的迷信；从文化上贡献了中国智慧，以文明互鉴交流超越“文明冲突”。这为不同制度、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文明类型的国家提供了一条全新的、独立的、自主的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走自己的路，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不屈不挠，苦苦寻求中国现代化之路”。从引用西方器物到模拟西方制度，再到学习西方文化，中国却落入越学习，现代化实现的可能性越小的痛苦境遇。如习近平所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中国现代化没有也不可能取得成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艰辛探索，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创造了根本政治前提和社会主义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基本国情，充分发挥后发国家优势，积极吸收经验教训，突破苏联式现代化条框限制，用几十年的实践就走完了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历程，并誓言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进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历史已证明，在既有模式面前亦步亦趋或削足适履、囿于成例，必将使本国人民陷入灾难之中，并不会带来真正的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丰富和拓展了现代化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5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四个现代化”，首次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明确表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邓小平将“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进一步具象化，以《礼记·礼运》中的“小康”一词来表述中国式现代化，初步确立了20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并提出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基础之上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丰富内涵、主要特征、重大原则、本质要求等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刻的阐述，进一步丰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

　　国情的差异性决定了各国应基于自身独特国情，选择与本土相适宜的制度推进现代化建设，即使是同一制度在不同地域中亦可衍生出不同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并不盲从苏联式现代化模式，且逐渐冲破苏联模式束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十分重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针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失误，他指出：“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表示要立足自身，建设真正属于自己的现代化：“要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亦多次强调要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如会见德国总理舒尔茨时就曾强调：“中国独特的客观条件决定的，是中国社会制度和治国理政的理念决定的，也是中国在实现现代化长期实践中得到的规律性认识决定的。”

　　不同文化铸就了不同现代化的精神内核。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写道，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当时古代希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等文明都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文化传统，并一直影响着人类生活。”古希腊罗马文明，构成了西方现代化文化基因，后又在吸收基督教义的基础上，经文艺复兴与理性启蒙运动得以进一步丰富，最终在资本主义文化的兴起与发展下，共同筑成了西方现代化中的文化底蕴。中国式现代化则代表了传统中华文化走向现代的赓续，展示出古老文明如何在现代化发展中重焕生机与活力，体现着传统与现代和谐并存、相得益彰的生动局面，这为其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文明古国或地区提供了现代化发展借鉴，如同文明的轴心时代，多种现代化道路可与中国式现代化、西方现代化共同交织，形成新的“现代化轴心时代”，丰富世界现代化发展史，推进人类文明发展进入新阶段。

　　西方现代化是现代化发展的一种模式，但西方现代化的个性弱点与潜藏危机已开始显露。尤其是随着新冠肺炎疫情下世界格局的深刻调整，资本主义体系内在危机加速演进，以资本为核心的西方现代化发展遭遇阻滞、缺乏动力、走向失衡：经济衰退复苏乏力、政治民粹主义流行、文化冲突不断、社会动荡加剧、生态维护态度反复。面对日益困窘的西方现代化，其他国家更加迫切需要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且更有活力、更为包容持续的现代化发展途径。据此，习近平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在于：“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二、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超越“少数人富裕”的现代化，为世界提供了均衡共享的现代化新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其均衡共享超越西方片面狭隘的“少数人富裕”的现代化，为人类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公平、共享的现代化道路选择。

　　西方现代化进程至今已逾数百年，但覆盖国家以欧美国家为主，惠及人口规模仅十亿左右。西方现代化的本质特性决定了这条道路不能真正实现全人类现代化。西方少数人的现代化是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西方现代化是以资本的积累与扩张为内核的现代化，其本质是通过资本增殖实现资本的不断集中。资本的创造与集中不仅体现在迫使广大劳动者与“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更有“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的过程，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资本压迫大多数人的手段为马克思所愤慨：“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如英国的圈地运动，羊毛纺织厂主的财富在积累，自耕农却永久地失去了土地，于是“第一种人积累财富，而第二种人最后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没有可出卖的东西。大多数人的贫穷和少数人的富有就是从这种原罪开始的；前者无论怎样劳动，除了自己本身以外仍然没有可出卖的东西，而后者虽然早就不再劳动，但他们的财富却不断增加”。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再次印证：“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一种手段，这种手段可以使资本加速积聚在少数人手中，并且压垮那些没有这种额外收入就活不下去的小竞争者。”资本外部积累与内部竞争同向进行。纵观资本逐渐积聚的过程，资本巨头亦因资本集中而不断减少，以致于出现“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的现象。进入21世纪，资本集中趋势并未改变，且愈演愈烈。以美国为例，2004年最富有的1%美国人共赚取了大约1.35万亿美元——比法国、意大利或者加拿大的国民总收入还要多。从2002年到2007年，最富有的1%美国人获得了美国国民收入增长值的三分之二，是其余99%美国人的两倍；2010年上述的1%小团体收割了国民总收入的93%。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在总统就职演说时提到：“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我们国家首都华盛顿的一小群人收割着政府的利益果实，而大众承受着代价。”疫情后美国的财富分裂更加极化，美国的中产阶级规模较五十年代大幅减少。2021年美联储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收入1%的超级富豪总资产超过了中产阶级的总和，是美国有统计以来的首次。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对此称为“百分之一有、百分之一治、百分之一享”。资本主义生产的内生规律——资本集中，决定了西方资本主义带来的现代化只是掌握资本的“少数人富裕”的现代化，不可能实现广大人民群众走向美好生活的愿景。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社会所有制进行了本质区别：“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习近平在谈论中国式现代化主要特征时首先表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中国以超大人口规模整体均衡迈入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开展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实现了从全面建设小康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飞跃。“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提前十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纵观全面小康，它“是全体人民共同享有发展成果的小康。不让一个人掉队，不让一个区域落下，不让一个民族滞后”，突出社会主义均衡、公平、共享的优势，开启了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实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目标，为人类走向现代化探索了新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邓小平多次强调：“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习近平更是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一步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人民至上、公平共享的特征。但必须明确指出，共同富裕不是“均富”“整齐划一”的平均式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实现共同富裕路径既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习近平坦言，“我们对解决贫困问题有了完整的办法，但在如何致富问题上还要探索积累经验”。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充分利用各种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要素，更好激发其创造与活力，规避不利因素。因此，应辩证地看待资本的作用。对于资本既要有效充分利用资本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也要发挥“无形的手”对资本的扬弃，防止资本像在西方现代化中无序自由的野蛮扩张，发展成为“少数”剥削“大多数”的利器，滑向西方现代化的老路，即对于资本要规范引导，为其设置“红绿灯”，扬长弃短。这就决定了实现共同富裕应将发展重点落在“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努力破除阻碍与束缚、循序渐进，以取得实质性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循序渐进实现共同富裕的超规模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主体、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普惠性现代化；是更加公平、更加均衡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为解决世界性发展难题和普遍性发展困境提供了参考依据，也提供了公平共享的现代化路径。

　　三、以“物质与精神协调”的现代化超越“物质单向度”的现代化，提供了全面协调的现代化新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注重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超越“物质单向度”的现代化，为人类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面和协调发展的现代化路径。

　　西方现代化越来越凸显了西方国家的物质发展与精神发展背道而驰。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毫不吝惜地称赞资本主义的积极推动作用，肯定了其丰富人类物质文明的成就，“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然而，物质丰富却造成了人的发展困境，“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如此，人与其所生产的产品之间构成了劳动的“异己性”，“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异己性之下，人越劳动，得到的越少；生产创造出来的产品越多，所遭受的压迫越深，于是“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劳动并没有为自己创造财富实现自由和解放，相反，异化成了压迫人性自由的工具，造成“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产生资本主义物质世界丰富与人类精神世界匮乏的情况。即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现代化物质产品越丰富，人的自身内部世界越贫乏，人的精神、社会关系愈发庸俗化、金钱化、利己化。因此，“对这一时代说来，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资本家亦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共同构成了人被“物化”的实质。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细致地刻画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关系的物化：“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于是，人不再是目的，而成为了手段。“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受到抬举的奴隶，但他们毕竟还是奴隶，因为是否是奴隶既不是由服从，也不是由工作难度，而是由人作为一种单纯的工具、人沦为物的状况来决定的。”人的自由的丧失，随着资本主义发展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继续存在并深化；随着消费主义、娱乐至上等宣传而日益加深，逐渐形成“一种平庸而单面”的西方现代社会。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是对现代化本质的复归。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始终坚持以创造“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社会为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属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物与人的全面均衡协调的发展。

　　以高质量发展实现物的丰富与人的自由双向和谐，推动人的全面而又立体塑造。我们党始终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任务，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调动一切积极有效的合理因素不断丰富物质文明。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坦言，“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明确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如果“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大力发展生产力，才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但如果精神文明建设不能同步跟进，任由其恣意“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即没有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则会影响物质文明的推进，甚至将物质文明引入歧途。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深入把握新发展阶段的历史方位中，明确以贯彻新发展理念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以新发展格局为经济现代化路径选择，实现我国经济总量100万亿元的突破，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为实现人民幸福生活夯实了物质条件。高质量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高素质劳动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努力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标。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上，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以全过程民主解构西方民主话语体系，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得广大人民群众成为政治民主的主要参与者、促进者、受益者；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繁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继续回应人民对美好精神生活的追求与渴望，实现物质、精神都富裕以及人的真正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了均衡共享的可参考的现代化路径。

　　四、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超越“人与自然割裂”的现代化，提供了包容持续的现代化新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超越“人与自然割裂”的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乃至全人类提供了内嵌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的现代化路径。

　　受西方现代化思想影响出现了人与自然的割裂和对立。恩格斯认为资本家首先考虑的只会是能否直接产生效益，并不在乎对自然、社会产生的更深远影响，他予以警告：“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然而，恩格斯的劝告并没有促使西方现代化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相反，西方现代化边发展、边污染的现代化道路带来了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危机，并伴随着资本的殖民活动和资本的空间生产，使生态危机呈现出全球化发展的趋势。

　　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借由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近代自然科学兴起等，在开发、利用自然的过程中产生了人可以征服自然的错误认知，“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这种观点自古典古代衰落以后出现在欧洲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高度的发展”。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就曾指出虽然现在最先进的工业国家认为自己降服了自然力，可以利用自然力为其服务，“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恩格斯强调事物是相互联系的，要从更加长远、更为系统的目光来看待眼下的做法。他认为“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事实果真如此！每一次对自然的征服，都遭到自然更加激烈的反噬，产生了一系列环境事故，如“雾都”、泰晤士河污染、酸雨、马斯河谷烟雾、洛杉矶光化学烟雾、日本水俣病、亚马逊热带雨林消逝等，以及由此引发的生态失衡下的大型传染疾病流行，如西班牙大流感、禽流感、中东MERS呼吸综合征、埃博拉等新发传染疾病。正如习近平所言：“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利用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但过度开发也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迫使野生动物迁徙，增加野生动物体内病原的扩散传播。”恶化生态环境的反噬并没有使西方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纠偏原有发展方式，而是采用转移污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发展与生态文明保护同步进行的现代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在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时谈到：“我国现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否则资源环境的压力不可承受。”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又进一步表示，“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系统观的一脉相承，亦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制天命而用之”“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等协和生态观的继承，明确了人与自然间并不是单向维度的利用与被利用，而是多维系统下的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生态与眼睛一样是人们日用而不自觉的存在，保护生态即是由自在向自为的跃升。生态更关系到经济发展后劲，若不注重环境保护，即使发展，最终亦会流向生态治理，造成牺牲巨大与收益甚小的强烈反差。因此，中国的发展以绿色为底色，坚持系统观念，正确处理好整体与局部、长远与当前的关系，进一步把握自然规律，“深化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规律性认识”，坚守生态利用的边界和底线，构建和谐共生的人与自然关系。在“双碳”目标引领下，通过保护生态环境，利用生态环境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生态产业化；通过技术革新、淘汰落后产能和工艺，促进产业升级，实现产业生态化；而生态产业化与产业生态化相互融通催生出绿色金融，形成绿色、产业、金融于一体的生态产业经济体系，最终实现绿色生产、富裕生活和绿水青山的可持续文明发展道路，以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真正做到保护生态与经济发展并重，实行绿色持续发展。

　　五、以“和平、共赢”的现代化超越“殖民、掠夺”的现代化，提供了合作发展的现代化新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以“和平、共赢”的现代化超越“殖民、掠夺”的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全人类提供了合作发展的现代化新路径。

　　西方现代化向外发展具有极强的负外部性。新航路的开辟为西方现代化带来原罪底色：“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西方的资本主义强国之所以能够进入现代化强国序列，正是建立在“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侵略扩张之路上。马克思曾引用威·豪伊特的研究来表明殖民罪恶：“所谓的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愚昧和残暴无耻的人种都无法比拟的。”这足以证明同时代人们对这种弱肉强食的现代化的反思。西方的向外发展是以殖民为目的，牺牲他国为手段，其所宣扬的现代化亦只是西方对外扩张中不自觉的附加项，并不是主要目的。

　　西方现代化的历史亦是大国争霸、你输我赢的博弈历史。资本主义从一国发展到多国，引发了发达工业国在经济市场、海外殖民地、军事等领域之间的竞争，由此引发两次世界大战。二战结束后，局部冲突、经济金融军事等领域之间的对峙依然存在。如英国霸权的衰落与美国霸权的确立，美国对日本、德国经济的打压，美欧与苏联的对峙，北约的扩张，等等。这显示出西方现代化的外向性发展中最突出的排他性与独占性，即只能有一个最强者，其他国家的崛起必然导致大国之间争霸的“修昔底德陷阱”，两国相争只能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这种现代化最终走向了暴力与紧张。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开启缘于西方现代化负外部性的冲击，其探索开始于痛苦与灾难，因此，更能理解一条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之路的重大意义。“永不称霸”亦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现代化建设向世界许下的郑重承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主动承担大国责任，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践行和平使命，睦邻友邦，从未向他国主动挑起战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践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实现经济实力的跃升，以自身发展贡献世界发展，维护世界发展为自身发展提供和平环境，实现中国与世界共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受到广泛认同，进一步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从“1979年至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2%，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长2.7%左右的水平，增长速度和持续时间在世界范围内名列前茅，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自2006年起，中国连续15年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的历史证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需要中国力量的维护，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是密不可分的整体，是彼此紧密联系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注重自身发展，而且笃实践履了世界和平“建设者”、国际秩序“维护者”、全球发展“贡献者”的责任担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力量支撑。

　　中国式和平发展与合作共赢的现代化，是对西方“国强必霸”“修昔底德陷阱”等非此即彼式的经典传统国际政治世界观的颠覆。中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在脱贫攻坚战中取得重要胜利，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为世界贫困人口的下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为世界减贫方案提供中国智慧，推动他国减贫事业的纵深推进。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全球经济复苏乏力，逆全球化浪潮不绝，世界局势出现动荡，中国坚定奉行互利共赢，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水平，扩大自由贸易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引进先进科学技术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升级，提出国际大循环倡导“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进行更深层联动。迈上新征程，中国将“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2021年9月21日，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习近平指出不同的现代化文明可以在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中和谐共生、并行不悖，他强调：“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应该承载不同形态的文明，必须兼容走向现代化的多样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将为世界现代化发展提供和平开放的现代化道路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体，于自身特性中体现出共性，又在共性中绽放特性。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世界现代化一般性的表现，同时又基于中国具体实际，为世界提供了独立自主、公平共享、全面协调、包容可持续、和平开放的现代化道路选择。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相适应，深入推动了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蓬勃发展。它是一定历史、现实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在立足中国自身、汲取苏东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实现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超越，有力回击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唯一性”，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中国式现代化不仅丰富和拓展了现代化世界发展史，更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实践证明，人类通往现代化不是由单一道路实现的，道路的多样性是实现现代化的基本形态，不同的文明应该走与之相适应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的创造与拓展为其他想保持自身特性后发国家对现代化道路选择提供了借鉴和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