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世界史意义
时间：2020-08-18 08:54:0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中国崛起的世界史意义（上）? 张剑荆
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国家转型有可能改变延续了上百年的局面。上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正在造就一个经济强国。如果中国政治经济转型成功，那么，中国的力量以及特有的地缘地位，将有望引起一场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体系的革命性变化。当代国际体系将不得不根据中国崛起这一新的现实而做出相应的调整。
时事分析家和观察家总是喜欢用转折点之类的词。他们习惯于把某一重要事件发生的年份称作分水岭。在这样做的时候，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是过于任意和过分夸张。世界的形成很少是革命性的，即使是革命性的，这种革命也总是植根于旧世界旧制度之中，因此，革命发生的原因，新世界形成的材料，总不过是旧的。所以，很难说一个时间点之前，一点儿都没有新世界的影子，也很难说一个时间点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因此之故，几乎没有什么选择是没有争议的。这种对转折点和分水岭的关注，自然是不得已而为之。在面对纷繁杂芜的信息堆积时，毕竟需要一个方便的办法。同时，转折点的选择，体现着分析家特定的角度和世界观。
德鲁克在上世纪８０年代描述当时和未来的世界时指出，１９７３年是当今世界与过去世界的分水岭，而１８７３年则是另一个分水岭。德鲁克根据他所提出的这个划分，描述了正在出现和已经出现的“新现实”。他依据“新现实”逻辑，也就是“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压力下帝国解体”的普遍模式，准确地预言了苏联的解体，他说：“如果不是更早一些的话，在今后２５年内，俄罗斯帝国也将会消失，或至少将会从欧洲的帝国转变成欧洲和主要是亚洲的帝国”。德鲁克是１９８８年写下这些话的，他预言苏联解体的时间与苏联解体的实际时间相差十一年，这一差距并不影响对德鲁克预言的评价。历史已经证明了他的预言以及据以预言的理由。福山则把１９８９年柏林墙的倒塌，视为“历史的终结”，从此，世界被分成后历史的世界和历史的世界两部分。这两位思想家的划分，具有权威性。
大体上可以这样说，今日世界特征的日趋显现，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８０年代，改革旧世界的趋势加速了，崩溃的趋势开始变得明显起来；９０年代初期，苏联解体了，冷战终结了。
尽管对于我们今日所处世界究竟从什么时间算起仍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以冷战的终结作为基本的标志，大体上是正确的。以此为界限，上溯到７０年代，或８０年代，都是可以接受的。德鲁克说从１９７３年算起，因为这一年发生了石油危机，这一年前后，西方战后世界的基本体制—布雷顿森林体制—解体了。也是在７０年代，中国开始了政治转型。１９７８年，改革进程正式启动了。７０年代还有其他重要的事件，像日本经济的崛起并构成了对美国的挑战，苏联进入勃列日涅夫后期，苏联体制丧失了进功势头，开始变得教条和僵化。进入８０年代，社会主义世界的改革势头愈益强劲，冷战格局日渐瓦解，１９８９年柏林墙的倒塌，１９９０年两德统一和第一次海湾战争，到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５日苏联最终落幕，世界历史十分明显地进入了新的时期。当福山做出“历史终结”的断言时，苏联还没有解体，但是，到１９９２年年初的时候，一切都变了，苏联已经解体，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那年的１月到２月的南巡中，提出要接受市场经济，１９９２年下半年，中共十四大决定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因此，１９９１年，应当是旧世界的最后一年，其标志就是：冷战秩序终结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被抛弃了。１９９２年，则是新世界的第一年，其标志是：欧亚大陆上两个大国同时选择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
从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和世界秩序的视野中看，对于塑造１９９２年开始的新世界来说，有四大革命性事件最为重要。它们是：１、信息技术革命；２、全球化革命；３、欧洲统一革命；４、中国崛起革命。
限于篇幅，笔者以下着重谈谈中国崛起革命。
历史总是充满着神秘和奇迹。在欧亚大陆的西部因为走向统一国家而使全球体系尤其是地缘形势发生革命的时候，在欧亚大陆的东部，一个传统大国因其近２０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和国家的统一也正在崛起为全球大国。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在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发生的两个巨型国家的迅速成长的事实，再次唤起人们对于这个大陆历史上作为历史中心而伴随的无数战争、人民苦难和希望与失望交织的众多革命的记忆。假如我们目前谈论的事件在若干年后都变成了事实，那么，未来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将会把我们这个时代称作一场持续性革命的中点来对待。
从现代国际体系演变的历史来看，全球体系的真正出现，是在１９世纪欧洲扩张进欧亚大陆东部地区以后。在此之前，不存在一个全球意义上的国际体系。在此之前的几千年中，一直是多中心的，这些中心彼此几乎独立地发展着，每一个中心都有自己独特的组织体系和原则，相互交流如果有，也是在很低的水平上进行的。这种低水平的交流，是与生产力发展的低水平，尤其是交通工具的低水平和对于天、地、自然以及世界知识的水平相一致的。
人们都承认，西方现代国际体系的出现，始于１５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人们把这场地理大发现看作现代全球体系的起点，这是有根据的。但是，从１５世纪到１９世纪的近四个世纪中，是多个国际体系竞争日渐激烈的时期，西欧体系尚未确立其统治地位。甚至在印度成为英国女王皇冠上的明珠之后，西欧国际体系也仍然只是竞争中的国际体系的一个（尽管是最强大的一个）而不是全部。正如美国学者彭慕兰所指出的，欧亚的大分流，发生在１９世纪，在此之前，“我们有的是一个多中心同时没有占统治地位的中心的世界”。
在欧亚大陆的东部和东南部，占支配地位的国际体系是围绕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对于这个体系何时瓦解，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１８４０年是转折的年份。在此之前，中国体系是独立的和自足的，尽管自１５１１年葡萄牙人进入东南亚的马六甲开始，进入了漫长的体系危机时期，但是，危机是十分微小的，即使在发生了１８４０－１８４２年的鸦片战争后，这个体系仍然受到了很小的损失。李剑农先生写道：当时的中国人还是认为中国为世界文化之宗，不承认西洋夷人也有什么可称为文化的，不承认西洋炮火的威力是文化的威力，只认为此次的屈辱为“蛮夷猾夏”，如旧历史上偶然间发生的事件。统治阶层最为伤心的，就是今后与英国来往公文，须用平等款式。应当说，与英国交往采行平等款式，对于这个自奉为天朝上国的清王朝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它所触动的仍然不过是朝贡体系的毛皮，而未触动这个王朝的内心和朝贡体系的核心。在鸦片战争后，清帝国似乎还显示了中兴的景象。朝贡体系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有加强的迹象。这一判断是立足于鸦片战争之后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朝贡次数增加的统计资料上的。
即使说朝贡次数的增加只是表明“清朝朝贡完全成为一种贸易手段”，朝贡体系“使得东亚首先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世界”，但是，没有证据证明，贸易的增加相应地伴随着朝贡体系松懈和瓦解的迹象。
中国朝贡体系的瓦解，是在１８９４年的中日战争之后。１８９５年签订的《马关条约》标志着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彻底瓦解。甚至可以认为，日本通过《马关条约》要达到的目的之一就是瓦解这个体系。《马关条约》确认了朝鲜脱离中国体系，成为独立自主国，中国割让了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近岛屿给日本，日本在中国获得了与英国一样的权益。甲午战争的失败，首先改变的是中国和日本在朝贡体系中的地位。借助《马关条约》以及随后的日俄战争１９０５年，日本改变了以往边缘地区的地位，而且作为一个新崛起的竞争者，打破了中国所具有的地位以及背后的关于国际体系的思想。对于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学者称之为日清战争及其最终签订的《马关条约》对东亚世界以及日本在民族国家体系中的地位的影响，日本学者信夫清三郎评论说：“日清战争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以粉碎华夷秩序为目的。其主要手段是与清帝国进行武力斗争；第二个方面是围绕瓜分中国和朝鲜的领土问题与列强竞争，陆奥外交正是强烈意识到这一点而进行的；第三个方面是镇压出兵地区的民众”。其次，甲午战争以及１９００年发生的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显示出清朝政权完全丧失了对国家的统合能力。作为原来朝贡体系的核心国家，清帝国陷于自顾不暇的境地，更遑论维持朝贡体系的完整了。中国自此面临着被殖民的命运，因此也就无法抵抗西方体系和新近加入这个体系的日本对原来朝贡国的蚕食与殖民了。第三，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去的不只是苦心经营数十年的北洋海军，不只是台湾及其附近岛屿，不只是天文数字的赔款，同样严重甚至更为严重的，是中国文明的失败。
甲午之战的惨败，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重大的关头。历时半个世纪的那种三心二意的帝国改革运动，被证明是完全不成功的。１９００年试图利用义和团“扶清灭洋”，抵制国际体系崩解的努力，更加显示了清朝统治阶层已经无法再提出象样的解决危机之策了。清帝国的统治阶层，于是被日益焦灼的紧迫感所左右，政策取向上迅速走向激进。但是，中国的转型进程，已经不再取决于上层的意愿了，激进或渐进，问题或主义，都不重要了。
伴随朝贡体系瓦解的，是帝国转型的彻底失败。从清帝逊位一直到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中国基本上处在半主权状态。而在这种情况下，之所以没有像印度那样沦为殖民地，只能由当时国际体系的特殊情状来解释。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正处于转型阶段，即使在西欧，也进行着激烈的竞争。同时，国际体系中，新崛起了几个强国，日本，美国和德国，国际体系需要解决这些新崛起者对体系挑战的问题。竞争迫使这些国家接受在中国建立起一个相互制衡的结构。或许可以将这种结构称作“以夷制夷”，或许可以更准确地说是“夷人制夷”，后者强调的是一种外国之间自动的调节利益的机制，前者更侧重于清朝政府的有意调控。
这种格局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时期。国际体系虽经一战的调整，但是，中国面临的国际问题，仍然是在华竞争的大国之间的利益平衡，随着日本强权的崛起，这种平衡越来越难以维持，越来越向着日本通吃的方向转变。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国、英国结盟，便是顺理成章的战略选择。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国际地位达到了近代以来的顶峰。之所以在半壁江山沦陷后国际地位反而上升，可以说是朝贡体系解体后“夷人制夷”、“以夷制夷”方式的延续。日本的发动的全面战争，使反日联盟发现了中国的地缘价值，这一发现推动着中国的战略地位迅速提升。中国及时地、成功地将这个“新发现”转化为政策。在１９４３年１０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赫尔利把中国视作“四大国之一”，在敦巴顿橡胶园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主张把中国列为“负责和平的四大国之一”，对中国的战略定位，赫尔利说：“日本将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失去作为一个东方大国的资格，唯一真正的东方大国就是中国了……因此，如果要确保远东稳定的话，任何安排都得以中国为中心来进行。”
抗日战争期间以及战后获得的国际地位，是国际战略平衡的产物，与中国自身的战略思想和力量，都关系不大。即使在１９４９年新政权建立后，也未曾改变这一点。“一边倒”的政策以及７０年代中美关系的解冻，属于典型的国际战略平衡思维的产物。只有６０年代，似乎是传统政策的例外，在这十年中，中国奉行的是革命的外交政策。但是不幸的是，６０年代的革命性外交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国际孤立，而这种孤立，在近代国际体系中，并不是保全中国的办法。中国近代史上的有识之士，也从来不敢作此幻想，更不敢践行。当然，孤立的构想从来都不缺乏，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还有学者呼吁要学习英国的“光荣孤立”。这种想法之所以显得空洞，原因在于对近代国际关系的现实缺乏了解。
在朝贡体系解体后的上百年中，国际体系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战略，其程度之深，似乎可以说，是国际体系选择中国，而不是中国选择国际体系。中国的地位往往根据大国利益平衡的结果而定。
但是，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国家转型有可能改变这一延续了上百年的局面。上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正在造就一个经济强国。如果中国政治经济转型成功，那么，中国的力量以及特有的地缘地位，将有望引起一场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体系的革命性变化。当代国际体系将不得不根据中国崛起这一新的现实而做出相应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