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溯源、比较与展望

甘梅霞 马艳

摘要：“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因构筑了一个“中间层次”的分析范式，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由原来的抽象分析走向“具体化”分析，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个重要流派。当前国内对该理论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存在“去戈登化”现象。文章试图从追溯戈登创立该理论的背景开始，梳理两代“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发展脉络，复归该理论的原初目标和框架，进而指出第二代“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五大创新，最后探讨该理论发展中存在的四个方面不足，以展望其发展空间。

关键词：积累的社会结构;自由的SSA;管制的SSA;全球新自由主义SSA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0）03-0055-009

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流派之一的“积累的社会结构”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簡称SSA）理论始于20世纪70—80年代，由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戈登等创立，21世纪初又经大卫·科茨等学者的继承和发展一直延续至今。20世纪90年代起，该理论被广泛运用于分析众多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演变中，包括欧盟、日韩、南非、阿拉伯世界和印度等，表现出强大的解释力。接近半个世纪的理论发展反映了两代SSA理论研究者们致力于把马克思的概念、方法和理论带到更具体的层面、更广泛的话题和更宽广的时空中，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延续和活力提供了鲜活证据。当前国内对SSA理论的关注大多偏向第二代SSA理论以来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存在“去戈登化”现象。[1]本文试图梳理SSA理论的发展脉络，从其创立的源头开始，展示SSA理论的原初目标和框架，进一步识别SSA理论中的代际传承和创新，最后分析SSA理论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展望其发展空间，探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条重要血脉的当代延续。

一、“积累的社会结构”的理论溯源

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的历史既不曾像传统均衡经济学声称的那样，“良好增长”是资本主义的常态，也不曾像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期望的那样，资本主义陷入永久的萧条和停滞。相反，长期快速扩张和长期停滞紧缩交替出现，二者都是资本主义历史的常态，并且往往以每50～60年为一个完整周期。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激进学派经济学家在参与新的一轮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讨论的过程中，因循马克思主义传统，从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波动的动力出发，提出“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力图以这一全新的学术范畴甄别资本主义大历史中各个阶段的广义制度特征，并以这些制度集合的建立与崩溃解释资本主义长期快速扩张和长期停滞紧缩交替出现的原因。这为理解资本主义经济长周期提供了一个“和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历史叙述相比，要更为一般和抽象，但与资本主义的一般抽象理论相比，则更特殊而具体”[2]135、基于“中间层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个重要流派。

（一）“积累的社会结构”概念的提出

1.大卫·戈登1978年最早提出SSA的基本概念

二战结束后，发达资本主义犹如“凤凰涅槃”，开启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第四次长波的上升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GDP和人均GDP均实现了翻番式的增长，史称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史上的“黄金年代”。正当人们沉浸于看起来似乎没有限度的经济增长狂欢时，1973—1975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骤然陷入危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整体利润率比“黄金年代”高峰值下降了近20%，美国和欧洲更是骤减了35%。（1）利润率的下降引致了投资，进而产出和实际工资的大幅下降以及失业率的急剧攀升。此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实施传统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政策来抚平危机，结果却导致了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危机，宣告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幻灭。

这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激起了一股理论界对长经济周期研究兴趣的新浪潮。对此，主流经济学认为人们应该像“牛用尾巴赶走苍蝇”[3]那样，对此次危机轻松处之，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给出了一些与此截然相反的答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出现周期性危机是由内部机制而不是外部冲击导致的，这些内部机制根本上是受相互对抗的阶级的相对权力和斗争状态影响的。[3]但是，基于资本主义经济从两次大萧条（19世纪末和1930年代）中恢复的历史经验，将1970年代的增长停滞确认为资本主义的最后危机是不明智的，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解释19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增长停滞的原因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到未来新一轮资本主义经济扩张发生的可能性。[4]由此，解释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原因成为那个时代的理论主题之一。积累的社会结构（SSA）概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戈登（David Gordon）提出的用于刻画资本主义不同阶段特征、解释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原因的学术范畴。

1978年和1980年，戈登发表了两篇SSA理论的“种子”文章。1978年，戈登在《长期坐过山车般的上升和下降》一文中指出，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对于长波的系统研究必须从资本积累的分析开始，因为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经济波动的动力。而资本积累是“通过强迫和竞争的条件进行的”[3]，阶级斗争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导致不确定性的产生，这种不确定性会破坏盈利性，从而干扰资本积累的进行。于是，在从购买原材料到生产到实现剩余价值和再投资的资本循环过程中，持续的资本积累依赖于社会结构的稳定。这种社会结构的稳定需通过一整套制度的建立来达成。[4]因此，戈登在1978年文中首次但也是初步地将持续资本积累所需要的结构性稳定的制度清单（2）称为“积累的社会结构”，其中，“积累”指资本积累。（3）在任何给定的历史时期，如果这个结构崩溃，那么在资本主义积累得以继续之前，一个新的结构必须替代旧的结构。不同的积累的社会结构表征了不同的“资本主义积累阶段”，资本主义长波的历史是资本主义积累各个阶段依次接替的历史，本质上也就是不同的“积累的社会结构”依次接替的历史。[3]

2.大卫·戈登对SSA概念的进一步解释

1980年，戈登发表了题为《积累阶段与经济长周期》的文章。这篇文章一方面进一步将1978年文中提出的SSA概念具体化，另一方面，开始基于SSA概念构建SSA分析方法。

首先，1980年文中首次构建了一个筛选支持资本积累所需的具体制度的“4*13”框架，从而列出了一个支持资本积累所需的制度清单。其中的“4”是指“四大逻辑种类”（four logical categories）[5]，包括积累的代理人、积累的动力、积累的系统条件、个体资本积累的条件。按照这四大种类，戈登列出了13项对于积累获得稳定环境而言必要的具体制度。从积累的代理人看，相对稳定的企业内部结构对资本家做出决策是必要的;从积累的动力看，资本间的竞争结构和阶级斗争的适度性对于持续快速的积累而言是必要的;从积累的系统条件看，货币系统的稳定、国家内部社会关系的稳定构成快速持续积累的另一个必要条件;从个体资本积累的条件看，生产资料的获得中，中间产品的供给结构、社会家庭结构、劳动力市场结构，剩余價值生产过程中劳动管理的结构、剩余价值实现过程中消费者最终需求结构、资本周转过程中的金融结构、行政管理结构对于资本的持续快速积累而言都非常重要。

其次，戈登1980年发表的这篇文章推动了“积累的社会结构”由一个单一概念向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发展。他指出理论界对于长周期的分析仍然存在“阿喀琉斯之踵”，那就是在理解长周期时缺乏一个连贯的、统一的理论基础。此前的理论分析都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社会关系结构看作是理所应当的，并且，在没有正确考量结构与决定资本积累的社会关系矛盾之间的关联的情况下，解释经济繁荣和停滞的交替，导致理论界无法解决关于长周期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包括：为什么长周期反复出现？为什么长周期持续大约50年？是什么决定了长周期的波幅？一个周期中停滞的根源与下一个周期中刺激复苏和新一轮积累的创新或事件之间的关联是什么？因此，他在1980年的文章中详细阐述了稳定的资本积累需要的制度、积累的社会结构的整体性、经济危机与积累的社会结构间的关系、新的积累社会结构对解决经济危机的必要性。他把自己的这项工作称为“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阶段观念的概念性重塑”。[5]

第三，《积累阶段与经济长周期》一文开始树立SSA方法在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独立性，为SSA方法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出现作了铺垫。虽然戈登仍然将马克思主义危机趋势看作经济危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显然，他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增加了由特定积累的社会结构自身引致危机的可能性。他将积累的社会结构潜在的变化定义成“一个在积累的社会结构层次上相对独立的动力”[5]。他分析了马克思主义指出的传统危机趋势引致经济不稳定的具体路径，这个路径贯穿于积累的社会结构当中，因为缓慢的积累会抽干制度维持所需的资源，加剧的竞争和阶级冲突会进一步侵蚀制度稳定性，通过这种方式，积累的社会结构参与了危机的制造，也在长波危机的解决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4]

（二）“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框架的形成

1.戈登、爱德华兹和赖克关于SSA的初步理论框架

如果说戈登在1978年和1980年发表的关于积累阶段的两篇论文是SSA理论的种子，那么1982年戈登在与爱德华兹、赖克（简称GER）合作的《分割的工作，分化的劳动者》一书中，进一步明确了SSA的功能、SSA方法的目标、SSA方法的分析框架，标志着SSA理论框架的初步形成。

GER明确指出SSA的功能是为资本积累提供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更具体直观地表达了SSA在资本积累中的功能。在1982年的著作中，我们读到：“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强调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和资本主义阶段的重要性，他们把资本主义划分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但是，仅仅考察产品市场的竞争条件不足以真实反映资本积累过程的广度和复杂性。因为资本积累赖以实现的资本主义生产不可能在真空或无序的环境下进行。资本家不可能也不会进行生产投资，除非他们对自己所期望的回报率能做出合理且确定的估算。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还是主流经济学家都承认投资和预期之间的关系。尽管如此，二者都忽略了形成利润率预期的外部环境，因此没有对这种环境的分析给予足够的分析。”[6]GER认为，宏观动态分析应该从这种外部环境出发。

GER进一步明确了SSA方法的目标在于解释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快速增长和长期停滞交替出现的原因，而不是要表达资本主义经济长周期的周期性和规则性。因此，1978年和1980年的文章中，戈登使用的都是“长周期”（long cycles）或“长经济周期”（long economic cycles）的概念，而自1982年后，戈登在他参与的所有文献中均转而使用“长期波动”（long swings）的概念。在《分割的工作，分化的劳动者》中，GER明确指出增长和停滞交替背后的驱动力蕴藏于SSA的构建和崩溃中，我们读到：“长期波动更多的是积累的社会结构是否能够成功促进资本主义积累的后果。”[6]而在戈登关于SSA的早期著作中，他还分析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危机趋势和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的回弹在繁荣扩张时期的崩溃中所起的作用。

GER将SSA的“4*13”分析框架变为“3*12*3”分析框架，并明确了在分析影响资本主义长期波动过程中，SSA方法强调的是多因素而不是单因素的影响。如前所述，在1980年的文章中，戈登给出了筛选具体制度的“4*13”框架，而在《分割的工作，分化的劳动者》一书中，GER提出了“3*12*3”框架。其中，第一个“3”是指资本积累的三个步骤，即“购-产-销”过程中涉及的制度;“12”指货币信用系统、国家干预形式、阶级斗争结构、自然资源供给系统、中间产品供应、劳动力市场、社会结构（家庭、学校等）、管理层结构、劳动过程组织、最终需求结构、资本家间竞争结构、销售和市场体系制度;最后一个“3”是指货币信用、国家干预和阶级斗争结构这三项制度是所有制度当中最重要的三项。[6]说明GER进一步阐明了积累的社会结构中涉及的制度的异质性。传统的长波理论多是单因素理论，通常仅关注经济因素，而GER将影响因素拓展到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

GER1982年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到探讨SSA自身的演变中，即每一個SSA都有其探索、巩固和衰败的生命周期。戈登1978年和1980年的文章关注SSA的定义、SSA与经济危机的关系问题，而在《分割的工作，分化的劳动者》中，GER分析了以美国劳动者无产阶级化、同质化、分割化为制度特征的三个历史阶段的演进，以及这三种制度从探索到巩固再到衰败的演化过程。

尽管GER早期曾分别用不同的方法分析过美国资本-劳动关系的历史，但在SSA理论框架初步确立后，他们把这一框架运用于重新剖析这一历史，发现SSA框架有更好的解释力。

2.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SSA理论分析框架的进一步完善和应用

戈登关于SSA框架的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他早期的两篇开创性的理论文章（1978，1980）以及与Richard  Edwards和Michael Reich合作的《分割的工作，分化的劳工》（1982）一书中关于SSA框架的进一步阐发。第二个阶段则是进入20世纪末期21世纪初，他将SSA理论框架置于一系列实证分析之下，基于二战后美国SSA的具体分析，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宏观经济表现的社会结构模型（a social structural model of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简称SSMMP模型）[7]，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构建和实证应用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做出了不可忽视的示范作用。这些研究大多数是Samuel Bowles，Daivid Gordon和Thomas Weisskopf（BGW）合作的。

BGW在1989年发表的《商业支配和经济僵局：保守经济学的一个结构性回顾，1979—1987》一文中构建了SSMMP模型。他们提出“观测到的资本权力”（Measured Capitalist Power，简称MCP）（4）和“潜在的资本权力”（Underlying Capitalist Power，简称UCP）两个概念，“潜在的资本权力”由SSA决定，“观测到的资本权力”由“潜在的资本权力”和“当前的经济状况”（State of the Economy）决定。BGW在文中列出了决定“潜在的资本权力”的SSA，包括四种制度：资本-劳动协定、“美国治世”、资本-居民协定、资本家间竞争的规制，列出了反映“观测到的资本权力”的七个指标：失业成本、工人抵抗力、贸易条件、政府管制程度、资本的税收份额、进口渗透度、产品的市场紧俏程度，经济状况由两个指标反映：产能利用率和实际利润率。SSA决定着“潜在的资本权力”，而“潜在的资本权力”和“经济状况”一同决定着“观测到的资本权力”，“观测到的资本权力”与“经济状况”一同决定着企业的盈利水平，企业的盈利水平和“经济状况”最终决定了资本积累率，如图1所示。他指出，一个显著的长波下行是由“潜在的资本权力”被侵蚀导致的[8]，而“潜在的资本权力”是由SSA决定的，因此，“潜在的资本权力”被侵蚀也就是SSA被侵蚀。在此理论框架基础上，他们运用美国1956—1986年间的数据估计了这些具体制度、资本家权力与经济表现（利润率和积累率）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SSA方法不仅很好地解释了战后美国经济长波的扩张的兴起，也很好地解释了长波下行的原因。[8]

进入20世纪90年代，SSA分析开始走向综合，戈登认为20世纪80年代非主流宏观经济学提出的很多观点和方法对主流宏观经济理论形成了有益补充，由于这些观点和方法有许多共同之处，可以对这些理论进行综合，并把他们统一在SSA理论框架下，构建一个“社会结构主义的宏观计量经济”（Social Structuralist Macroeconometric）模型，简称SSM模型[1]，或称解释长波的完整的积累模型（Complete Model of Accumulation），以使这个模型成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积累模型（inclusive models of accumulation）来解释长波。[8]在这种理论构想的指导下，1991年戈登发表的文章《长波内外：内生性/外生性争论与积累的社会结构方法》中就将熊彼特主义强调的技术创新因素纳入到1989年文章中提出的SSMMP模型中。他解释道：“技术创新的爆发和资本家权力的结构（正如SSA分析强调的那样）都有可能影响长波动力。”[8]并且用美国的数据比较了技术和社会因素对生产率、利润率和积累率的相对贡献，发现社会因素对生产率增长、利润率增长的贡献比技术因素大近十倍，社会因素对积累率增长的贡献比技术因素大近三倍。

SSM模型的主要特点在于：一是试图综合凯恩斯主义对需求决定的重视和马克思主义对阶级冲突的强调，使SSM模型兼有两者的基本特征;二是SSM模型高度重视积累的社会结构和调节主义者的研究方法，因为不同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积累和增长逻辑以及动力的不同，是由制度结构或体制来限定的。[1]

或许是由于早就预见到了运用SSA方法分析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复杂性、庞大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挑战[5]，戈登虽然认为这项工作充满希望，但遗憾的是无法预见什么时候能够真正完成[1]。因此，戈登晚年把“阶级冲突的调节”和“竞争的调节”这两个核心制度从前述12个积累条件中单列出来。BGW的研究就是从资本主义阶级冲突的核心（即资本与劳动的相对权力）开始，研究影响资本相对于劳动的权力的具体制度与利润率之间的关系。令人遗憾的是，随着1996年戈登辞世，由他开创的SSA的研究只能推进到这一步。

二、两代“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比较

在戈登时期，SSA理论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具体化为“积累过程-积累的社会结构”[9]，在马克思传统危机理论之外，为解释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生和消解增加了一个制度原因的解释，在此理论框架下对二战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和停滞做出了较为成功的解释[10]，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甚至一些学者对这一理论给出了更高的评价，认为戈登的积累理论是资本主义分期理论的最高阶段。[4]但是，一方面，SSA理论对新自由主义制度的兴起一直没能给出足够的回应[10];另一方面，因为SSA方法仍然存在很多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它的发展在戈登阶段还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此后，Kotz与Reich、McDonough（KRM）等人继承了戈登时期的SSA理论成果、坚持“制度集合-阶级冲突-资本积累”的方法框架的基础上，化解了SSA理论面对的挑战，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这一理论框架，构成了21世纪的SSA理论。KRM对戈登时期SSA理论的发展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重新定义SSA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化解了新自由主义时期SSA理论面对的挑战

2008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由新自由主义导致的金融危机。如何在SSA方法的框架下理解新自由主义？从制度结构特征而言，它满足作为一个新SSA的条件。但是，从其促进经济增长的效能而言，由于传统SSA理论的承诺不符，因为传统SSA理论认为一个新SSA能大力推动经济增长，而实际上，新自由主义下的经济增长表现是低于标准值的。面对使用传统的SSA理论来解释新自由主义时期的困难，马丁·沃尔夫森和大卫·科茨重新定义了SSA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新SSA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由此，便不妨碍把新自由主义定义为一个新的SSA。SSA也不一定会促进资本积累，资本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主体，他们创造一种新的SSA的目标是促进盈利，只要能够实现这一目标，是否投资在实体部门就并不是那么重要了。例如，新自由主义并没有促进资本的快速积累，但是却提高了总收入中的利润份额，从而最终提高了美国的利润率。[11]

（二）把SSA中的制度区分为“核心制度”和“外围制度”

在戈登时期，SSA理论的文献声称“长波扩张”让位于“长波萧条”阶段是必然现象，但是并没有对这种“必然”给予充分的解释。过去的SSA理论认为，原因在于SSA的腐化和崩溃，并给出了三种理由：第一，积累过程本身包含的危机倾向（如，消费不足、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会瓦解既有的SSA;第二，SSA只能缓和而并不能根除阶级冲突和竞争，阶级冲突和竞争终将导致既有SSA的崩溃;第三，积累过程与既有SSA之间的关系有两种，一是积累过程瓦解了既有的SSA，二是同样一个SSA，在开始时是支持积累的，但后来却演变为积累的障碍。但进一步的问题是，当既有的SSA开始腐化时，为什么不通过调整来修复？过去的SSA文献给出的答案是，既有的SSA是无法轻易进行修补的，因为SSA是一个“相互协调的整体”，长波扩张伊始“SSA的一整套制度”就存在，只要其中一个或多个制度开始腐化，整个SSA就会停止运作。改变这种局势需要建立一个政治联盟以进行重大的制度变革。这虽然有利于解释长波危机之所以跨时那么长的原因，但是依据历史经验，SSA的某些制度并不是在长波扩张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长波扩张开始很久以后才出現，例如，布雷顿森林体系直到1950年代中后期才得以充分建立并发挥作用，晚于二战后资本主义新一轮长波扩张的启动。为解决这个问题，科茨提出了改进方法，把SSA中的制度区分为“核心制度”和“外围制度”。一个新的长波扩张的开启，或许并不要求具备一整套新的SSA，而只要新SSA的“核心制度”足以有效调节阶级冲突和资本间的竞争，可能就足以启动新的长波扩张。科茨认为这种“核心模型”与“传统版本”相比有两个优点：一是更符合历史证据，二是对SSA的产生提供了更合理的解释。但是，科茨也在文中指出了他提出的SSA理论的“核心模型”不仅需要理论上进行进一步的探索，也需要运用它对不同国家的长波和SSA进行历史性的考察。这为后续SSA理论的发展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

（三）重建SSA调节的五大核心矛盾分析框架与SSA类型的甄别

相比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把危机趋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的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矛盾导致的危机）看作长期危机的根源，SSA理论更多强调群体和阶级之间的平衡，危机的根源在于调节阶级冲突和资本间激烈竞争关系的制度的崩溃，而不是强调传统的危机趋势。[12]遗憾的是，戈登等人在后期的著作中把“劳资阶级冲突”和“资本家间竞争的调节”单列出来，只考察了他们早期著作中列出的12个“积累条件”中的这两个条件[12]，于是，马丁·沃尔夫森和大卫·科茨将两个“积累条件”复归到五个“积累条件”，即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五大核心矛盾，据此进一步发展了甄别不同SSA的方法，将资本主义SSA划分为“自由的SSA”（Liberal SSA）和“管制的SSA”（Regulated SSA）两种类型。[13]

1.资本主义社会五大核心矛盾与不同SSA特征的甄别

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五大核心关系包括：劳-资关系、国家-公民关系、资-资关系、劳-劳关系、自由-管制意识形态关系。调节这五大关系的制度特征定义了SSA的特征，包括：劳资矛盾的暂时缓和方式、国家对经济的作用、资方内部矛盾、劳动者内部矛盾、主导意识形态的特征。[11]

2.明确SSA的两种类型：“自由的SSA”和“管制的SSA”

资本主义SSA包括“自由的SSA”和“管制的SSA”两种类型。两种不同类型的SSA之间差异在于：第一，劳资矛盾暂时缓和的不同方式。在管制的SSA中，劳动者掌握很大的权力;在自由的SSA中，资方不接受劳方的和解，从而对劳方具有高度的主导优势。第二，国家对资方和劳方关系调节的不同方式。管制的SSA中，国家对资方的管制加强了工人阶级的权力，使得劳资力量相对平衡;自由的SSA中，国家对资方行为管制有限，国家的强制力倾向于资本家的利益。第三，资方内部矛盾调节的方式不同。管制的SSA中资本家间往往通过相互尊重的行为实行竞争管制，而自由的SSA中竞争往往是自由和残酷的，从而更不利于劳方。第四，自由的SSA中，劳动者间的关系趋向于竞争，从而加强了资方力量;而管制的SSA中，劳动者之间更为团结，从而有利于加强劳方力量。第五，两种SSA具有完全不同的主导意识形态。自由的SSA中，主导的意识形态是宣扬个人主义，对竞争不加约束，“自由市场”和国家干预措施会危及经济的发展和个人的自由。管制的SSA中，主导的意识形态是警示不受限制的市场活动的危险性，坚持文明竞争的优势，并标举政府调控对经济发展和人类福利的贡献。[11]

当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定形式进入它的危机阶段，最终如果不是产生一种新型资本主义就会向超越资本主义过渡，这意味着人们可以期待更多的变化，而不仅仅限于对金融系统的紧急财政救援和政府刺激项目。如果只是资本主义重构而不是替代资本主义，那么，根据历史经验，在美国将会出现一个更倾向于政府管制类型的资本主义，但是，政府-管制型资本主义有几种不同的可能类型，具体会出现哪一种类型取决于不同阶级和群体斗争的结果。[14]

3.明确不同类型SSA对应的经济危机类型和经济增长率不同

不同类型SSA对应的经济危机类型不同。“管制的SSA”会导致“利润挤压”型危机。韦斯科普夫和科茨的研究都表明，美国在“管制的SSA”期间出现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实际工资的提高对利润形成了挤压。[15]而从2008年金融危机的经验看来，“自由的SSA”会导致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强制投资”和金融危机。科茨的研究表明，从1900年起，美国经历了两个“自由的SSA”和两个“管制的SSA”，“管制的SSA”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均比“自由的SSA”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快且稳定。[13]但需指出的是以上的结论需要得到更多的实证研究支持，以证明他们的普遍性和规律性。

（四）运用SSA理论对资本主义进行阶段划分并提出“全球新自由主义SSA”概念

1.运用SSA理论对资本主义进行阶段划分

大卫·科茨在“管制的SSA”和“自由的SSA”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美国1900—2000年间的经济增长情况和相应的制度，将这一期间划分为四个阶段，依次是“进步主义时代”（1900—1917）、“一战后至二战前”（1917—1937）、“二战后至新自由主义前”（1947—1975）、“新自由主义时代”（1979—2001）。其中，“进步主义时代”和“二战后至新自由主义前”这两个时期是“管制的SSA”，“一战后至二战前”和“新自由主义时代”这两个时期是“自由的SSA”。[13]因此，从美国的经验证据看，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是“管制的SSA”和“自由的SSA”交替的历史。事实上，这并不是学界首次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放松资本管制和加强资本管制交替出现的特征，例如，波兰尼在1944年《伟大的变革》中就曾有此表述。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已经经历了一个由竞争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而在关于美国的SSA文献中，这三个SSA似乎内含着朝对资本管制越来越强的制度结构演化过程，但新自由主义SSA出现后，这一演化进程中止并出现了倒退。[13]

2.“全球新自由主义SSA”概念的提出为SSA分析框架增加了国际制度纬度

科茨和麦克唐纳2010年在描述1979年以后至今的资本主义变化及主要特征时，认为“全球新自由主义”一词很好地把握了当代资本主义SSA的本质，提出了“全球新自由主义SSA”[16]的概念，從而为SSA分析框架增加了国际制度纬度。

戈登时期的SSA分析框架虽然也考虑了一些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制度条件对资本积累的影响，如进口产品渗透度和国际资本投资对国内资本竞争格局的影响，但是已经落后于现实的发展，不能准确地描述1980年代左右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发生的新变化。这些变化包括跨国公司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将生产环节在全球配置带来的生产全球一体化、全球货币一体化、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全球化、金融独立化;这些变化得以持续，得益于各种国际制度的支持，包括撤销对资本流动的管制、保障资本跨国界流动的国际或各国内部的法律体系、相互持股、合资办企业、外包机制、管理资本主义生产和阶级关系的跨国机构、美国霸权通过NATO的拓展及欧洲的扩张得以恢复、政府对金融机构管制的放松。上述国际制度在各国政府的作用下与国内制度形成互动，形成了资本对劳动力的全面支配。这些国内制度包括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下国家放弃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管理手段、缩减社会福利、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的负担由资本和富人转移到工资者身上、公共服务由政府资助下的私人企业提供、经济核心部门和自然垄断企业被私有化、更具抑制性的社会控制政策。科茨和麦克唐纳认为，这些国际和国内制度，以及这些制度有利于资本获取利润的特征使得全球新自由主义应当被视为SSA。

（五）将生态环境因素纳入SSA分析框架，将SSA扩展为SSSA

第一代SSA理论没有考虑生态变化对资本积累的影响，张沁悦和麦克唐纳将资本积累与生态变化的矛盾运动纳入SSA分析框架，从而将原有的SSA范畴扩展为“可持续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 of sustainable accumulation，简称SSSA）范畴。其核心除了包含传统SSA协调的五大矛盾关系的核心制度之外，还包括协调资本与生态环境矛盾的第六大核心制度，他们运用SSSA框架对生态和经济循环过程及包含两者的社会制度结构进行综合性考察，从而揭示全球生态变化的原因并探寻解决路径。[17]

三、“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不足及发展空间

只有客观分析当前SSA理论研究仍然存在的不足及发展空间，才能不断将其推向更高的境界，这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条重要血脉的当代延续。

（一）从学说史角度看，缺乏对SSA理论发展脉络的全面梳理

当前对SSA理论的研究，尤其是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大卫·科茨等为代表的第二代SSA理论中，从一个理论的学说史构建角度来看，这至少导致以下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对以大卫·戈登为代表的SSA理论创始者的思想和方法研究甚少，导致了“去戈登化”现象，没有对SSA理论的兴起和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发展逻辑进行学说史追溯，缺乏对两代SSA理论的比对，笔者的研究正是基于这种不足而做出的，但还远远不够;二是过度依赖大卫·科茨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SSA理论的介绍来理解和运用SSA理论，从而留下有可能错失第一代SSA理论内含的丰富宝藏的遗憾;三是没有对SSA理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后凯恩斯主义、熊彼特主义的源流关系进行深入剖析，这不利于SSA理论在经济学理论谱系中的地位确认。

（二）从理论成熟度角度看，一些关键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一是缺乏对推动SSA重构的主体的研究，从而遭遇“资本主义可以自我调节”的质疑。谁推动了一个新SSA的产生？是否要求一种“阶级联盟”和“当局”进行组合，来推动必要的制度变革？或者，SSA以更为杂乱无章的方式出现于很多不同群体的小胜利中？[9]科茨在1987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但至今仍未得到足够的研究，从而使SSA理论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资本主义可以自我调节”的论调。基于当前全球新自由主义的统治仍然很强大，并没有出现自动向新的积累结构转化的迹象，科茨指出，资本主义可以自我调节的假设是错误的，这种调节离不开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压力，在这种压力产生之前，新自由主义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18]但是，推动SSA重构的主体是谁？他们重构SSA的动力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有待全面深入的回答。

[7]Samuel Bowles， David Gordon， Thomas Weisskopf.Business Ascendancy and Economic Impasse：
A Structural Retrospective on Conservative Economics，1979-87[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89，3（1）：107-134.

[8]David Gordon. Inside and Outside the Long Swing：The Endogeneity/Exogeneity Debate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s of Accumulation Approach[J]. Review，1991，14（2）：263-312.

[9]大衛·科茨.长波和积累的社会结构：一个评论与再解释[J].张开，顾梦佳，崔晓雪，李英东，译.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9（2）：188-215.

[10]范春燕.21世纪“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评析[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5）：50-55.

[11]Martion Wolfson， David Kotz. A Reconceptualiz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J]. 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2010，1（ 2）：209-225.

[12]David Kotz . Long Waves and Social Structures of Accu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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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David Kotz. Neoliberalism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of Long-Run Capital Accumulation.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2003.35（3）：263-270.

[14]David Kotz.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of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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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Thomas Weisskopf. Marxian Crisis Theory and the Rate of Profit in the Postwar U.S. Economy[J].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1979，3（4）：341-378.

[16]David Kotz， Terrance McDonough. Global Neoliberalism and the Contemporary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Ed.Mcdonough， Reich and Kotz.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its Crises：
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 Theory for the 21st Century[M]. London：Cambridge Press，2010.

[17]张沁悦，特伦斯·麦克唐纳.全球生态变化与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J].学术月刊，2014，46（7）：30-34，38.

[18]大卫·科茨，刘祥琪.新自由主义与长期资本积累的社会积累结构理论[J].国外理论动态，2004，（10）：11-15.

（责任编辑  吴晓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