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劳动力供给、工资粘性与中国经济周期

邓红亮，陈浩农

摘 要：通过同时引入异质性劳动力供给和工资粘性拓展了包含五类外生冲击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在此框架下考察异质性劳动力供给和工资粘性对经济周期的作用及传导机制，并分析两者传播和放大外生冲击作用的异同，研究发现：同时包含异质性劳动力供给和工资粘性的一般均衡模型要明显优于非异质性劳动力供给和无工资粘性模型;异质性劳动力供给和工资粘性均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外生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在不包含两者的情形下，投资冲击的贡献度变小，技术冲击和政府支出冲击的贡献度变大。

关键词：
异质性劳动力供给;工资粘性;经济周期;DSGE模型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20）04-0106-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8BJY172）

一、引 言

自Diamond（1982）[1]、Mortensen（1982）[2]和Pissarides（1985）[3]建立包含劳动力市场的搜寻与匹配过程的理论模型（简称“DMP模型”）以来，国外学者纷纷运用DMP模型及其扩展模型研究经济周期问题，为现实中的经济波动作出了较好的解释，该模型也逐渐成为研究劳动力市场波动与经济周期问题的基准模型。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采用DMP模型及其扩展模型模拟分析中国的经济周期波动，但是模拟效果不太成功。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相比，中国劳动力市场中工人的流动性偏低，工人的异质性特征更明显，这主要由中国特殊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所决定;另一方面，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劳动力市场不存在明显的工会组织，市场的就业波动较为平滑，工资粘性与工人的议价能力也相对较弱。因而，简单套用国外的DMP模型将难以较好地刻画中国经济周期的波动特征，因此，如何将中国劳动力市场特有的典型特征和工资粘性等因素纳入到标准DMP框架，构建适用于分析中国经济周期的理论模型是学术界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

目前，关于异质性劳动力供给和工资粘性对经济周期影响的文献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传统DMP模型或经济周期模型中引入工资粘性来考察其对经济周期的作用。Smets和Wouters（2007）基于贝叶斯估计方法发现，工资粘性的引入可以较好地解释美国的经济周期现象[4]。Gertler等（2008）使用一个可估计的DSGE模型，发现工资粘性条件较好地解释了失业的动态变化[5]。這些研究结论进一步启发学界对工资粘性作用的探讨，许多学者开始将工资粘性纳入到标准DMP模型展开研究。Shimer（2004）将工资粘性引入传统DMP模型发现，工资粘性的引入提高了失业与岗位空缺的波动幅度，但对福利的影响有限[6]。Hall（2005）基于DMP模型研究了粘性工资条件下的就业波动，认为工资粘性的引入可以增强模型的解释力[7]。Gertler和Trigari（2009）将交错议价的工资合约引入DMP模型，发现工资粘性对雇佣新员工有重要影响，模型较好解释了劳动力市场的周期性波动[8]。Christiano等（2016）认为工资粘性是在企业和工人协商工资过程中产生，并发现该工资粘性可以更好地解释经济周期波动[9]。就国内相关研究来看，学术界对工资粘性的经济效应研究主要集中于DSGE模型[10，11]，只有少数研究在扩展DMP模型框架下探讨工资粘性的作用，例如叶正茂和王仕进（2014）在新凯恩斯框架下通过引入劳动市场摩擦与工资粘性，考察了中国通货膨胀持续性的产生机制[12]。二是通过将异质性劳动力供给特征引入一般均衡模型以刻画其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效果。Chang和Kim（2006）在一般均衡框架下讨论了异质性劳动力供给的作用，发现异质性特征的引入较好地拟合了现实中的工人流动和收入分配情况[13]。Foroni等（2015）在新凯恩斯框架下讨论了劳动力供给因素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认为劳动力供给冲击是导致市场参与率波动的主要原因[14]。Elsby等（2015）研究了劳动力的边际参与对劳动力市场波动的影响，发现劳动力的边际参与可以解释约1/3的失业波动[15]。Ahn和Hamilton（2016）研究了劳动力供给异质性对失业的动态影响，发现工人流入失业群体和永久性失业的增加是导致经济萧条的重要原因[16]。Krusell等（2017）基于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经济周期中工人的流动情况，发现就业率和失业率的波动较好地解释了经济周期中工人流动的数量和质量[17]。国内关于直接考察异质性劳动力供给的文献几乎没有，学者们更多的是侧重对劳动力市场结构和市场转型等问题的研究应用，例如盖庆恩等（2013）分析了中国劳动力市场扭曲情形下，经济结构变化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18]，卢锋等（2015）考察了中国宏观经济周期与劳动力市场转型之间的关系[19]，吴昊和李萌（2020）研究了技术进步对就业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20]。

总体而言，国内外就异质性劳动力供给和工资粘性的宏观经济效应的文献已较为丰富，但从微观视角出发将两者完整置于同一分析框架的研究并不多，对异质性劳动力供给和工资粘性作用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效果及其内在根源等关键性问题尚缺乏深入研究。鉴于此，本文构建一个同时包含异质性劳动力供给和实际工资粘性特征的DSGE模型，系统地考察异质性劳动力供给和工资粘性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随后，采用贝叶斯方法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并模拟输出异质性劳动力供给和工资粘性对中国经济周期的作用效果。为保证模拟结果的稳健性，通过改变参数值，对模型中的部分重要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

二、理论模型

借鉴Krusell等（2017）[17]的异质性劳动力供给模型，构建一个包含技术冲击和工资粘性等在内的DSGE模型，其中包括家庭、中间品厂商、最终品厂商和政府等四个部门。

（一）家庭的经济问题

假设经济中的家庭处于[0，1]的连续统中，家庭均为同质且具有无限寿命，其目标是获得最大化终身效用。借鉴Krusell等（2017）[17]的做法，将总劳动力供给区分为就业、积极寻找工作的失业工人以及消极寻找工作的失业工人三类，在传统效用函数中引入就业和积极寻找工作的效用损失，将代表性家庭的效用函数设定如下：

E0∑

[email protected] t=0βt（（Ct-hCt-1）1-σ-11-σ-ν1Et-ν2St）（1）

其中，β代表家庭主观折旧因子，h为消费习惯参数，σ为家庭风险规避系数，Et∈{0，1}为就业显示变量，Et=1和Et=0分别代表就业和失业。St∈{0，1}为搜寻显示变量，St=1和St=0分别表示积极参与工作搜寻和消极参与工作搜寻。参数ν1>0，ν2>0分别代表工作和积极搜寻工作的效用损失。家庭的预算约束满足：

Ct+It+BtRtPt=WtEtzt+Kt-1[rtμt-a（μt）]

+（1-Et）IbtStbt+Bt-1/Pt+Dt+TRt（2）

其中，Rt为名义利率，Pt代表名义价格水平，Bt为政府债券的持有量，Wt为家庭参与劳动获得的实际工资，zt代表中性技术进步，rt为有效资本租赁给中间厂商获得的利率。a（μt）为单位资本开发成本，满足a（μt）=ι1（μt-1）+ι2/2（μt-1）2，ι1、ι2>0。稳态时，μ=1，a（1）=0，且a′′（1）/a′（1）=ι2/ι1=kc。Ibt为失业津贴的显示变量，Dt代表家庭从公司获得的实际利润，bt为单位失业津贴，TRt代表政府的总转移支付。Kt-1为家庭的资本存量，满足：
Kt=（1-δk）Kt-1+εit[1-S（It/It-1）]It，其中It为新增投资，S（It/It-1）为资本调整成本，满足S（It/It-1）=κ/2（It/It-1-1）2，稳态时，S（1）=S′（1）=0，S″（1）=κ>0。εit代表投资冲击，满足：

ln εit=ρiln εit-1+ηit，ηit～i.i.d.N（0，σ2i）（3）

（二）工人

假定市场中的工人处于[0，1]的连续统中，所有工人均为同质且具有无限寿命。市场中的工人具有就业和失业两种状态。对于工人就业而言，他将获得实际工资Wt，并将有pe的可能性获得来自其他企业的就业机会。对于失业工人而言，假定市场中存在两类失业工人，一类为积极寻找工作，另一类为消极寻找工作，其中前者因为积极寻找工作而获得失业津贴bt（bt≤Wt）的同时，也将有put的可能性获得工作机会，后者由于消极寻找工作而无法得到失业津贴，且假定其获得工作机会的概率为pnt，满足pnt=ζput，ζ∈（0，1]。

对于市场中的分离作用，假定外生分离率恒定为δ。由于市场的分离作用，部分该期就业的工人将在下期成为失业工人，且假定这些失业工人成为积极寻找工作的工人概率为λu，成为消极寻找工作的工人概率为λn（λn=1-λu）。由于受外界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段时间后，积极寻找工作的工人将可能成为消极寻找工作的工人，假定该事件发生的概率为λun。下面重点讨论不同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价值函数。

1.就业工人的价值函数。对于t期的就业工人，他除了获得当期的就业工资和损失外，还将在t+1期面对以下六种互斥事件：（1）该工人具有pe的可能性在保留原工作机会的同时还获得了来自外来企业的就业机会，此时获得的价值用Vee表示;（2）该工人具有1-2δ-pe的可能性保留原工作机会且未获得来自外来企业的就业机会，对应获得的价值为Ve;（3）该工人具有δput的可能性成为积极寻找工作的失业工人，并立即获得新的就业机会，对应的价值用Vue表示;（4）该工人具有δ（1-put）的可能性成为积极寻找工作的失业工人且未获得新的就业机会，此时的价值為Vu;（5）该工人具有δpnt的可能性成为消极寻找工作的失业工人，却立即获得新的就业机会，对应的价值用Vne表示;（6）该工人具有δ（1-pnt）的可能性成为消极寻找工作的失业工人且未获得新的就业机会，此时的价值为Vn。因此，就业工人的价值函数Vet满足如下Bellman方程：

Vet=Wtzt-ν1+Etβλt+1λt{（1-pe-2δ）Vet+1+

peVeet+1+δ[（1-put+1）Vut+1+put+1Vuet+1+

（1-pnt+1）Vnt+1+pnt+1Vnet+1]}（4）

2.积极寻找工作的失业工人的价值函数。考虑到t+1时期积极寻找工作的工人将面临两种可能状态，即要么获得就业机会，要么继续寻找工作。由此得到积极寻找工作的失业工人的价值函数Vut：

Vut=bt-ν2+Etβλt+1λt[put+1Vet+1+

（1-put+1）Vut+1]（5）

类似地，可以得到消极寻找工作的失业工人的价值函数Vnt：

Vnt=Etβλt+1λt[pnt+1et+1+（1-pnt+1）Vnt+1]（6）

（三）最终产品厂商

假定代表性最终产品厂商利用中间产品为Yi，t，i∈[0，1]，并按照以下Dixit-Stiglitz生产技术生产唯一的最终消费品Yt。

Yt=∫10Yεpt-1εpti，tdiεptεpt-1 （7）

其中，εpt>1，εpt表示价格加成冲击，满足：

ln εpt=（1-ρp）ln εp+ρpln εpt-1+ηpt

ηpt～i.i.d.N（0，σp）（8）

（四）中间产品厂商

假定中间产品厂商为垄断竞争厂商，并采用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生产函数生产中间产品：

Yit=εAt（μtKit-1）αL1-αit（9）

其中，μtKit-1和Lit分别为中间厂商i生产所需的有效资本和雇佣的劳动力，α为资本产出弹性，εAt代表中性技术进步，满足：

ln εAt=ρAln εAt-1+ηAt，ηAt～i.i.d.N（0，σA）（10）

假定厂商雇佣工人的单位成本为ψ x2t/2，资本租金率为rt，工人的实际工资为Wt，中间产品的价格为1。可以将厂商的总价值函数表示为如下Bellman方程形式：

F（Wit，Lit-1）=Yit-WitLit-ψ2x2itLit-1-

rtμitKit-1+βEtλt+1λtF（Wit+1，Lit）（11）

（五）纳什工资议价

根据工人和厂商的价值函数，可以分别推导出工人Vt（）和厂商的剩余价值函数JFt（）①。对于模型中的均衡实际工资，借鉴Gertler和Trigari（2009）[8]等的做法，通过求解厂商与工人之间交错工资合同来确定，即求解以下最优化问题：

max Vt（Wnit）θJFt（Wnit）1-θ （12）

S.t. Wnit+1=Wnit，ρ

Wn*it+1，1-ρ

其中，θ和ρ分别代表工人的议价能力和实际工资粘性程度，Wn表示纳什议价工资。

（六）劳动力市场

假定市场中匹配技术为：

Mt=ωuφtv1-φt （13）

其中，ω代表匹配效率，φ∈（0，1）为失业的匹配弹性。vt为t时期总的岗位空缺，ut为t时期总的失业人数，满足ut=1-Lt。

假设uut和unt分别代表积极寻找工作和消极寻找工作的失业工人人数，则两者分别满足以下动态方程：

uut=（1-put）（（1-λun）uut-1+δλuLt-1）（14）

unt=（1-pnt）（unt-1+λunuut-1+δλnLt-1）（15）

其中，Lt-1表示t-1时期的就业人数，满足动态方程：Lt=（1-δ）Lt-1+xtLt-1，其中（1-δ）Lt-1表示上期未被分离而留下来的就业工人，xtLt-1表示t时期企业与工人匹配成功的人数。

失业工人找到工作机会的概率put和岗位被填补的概率pvt分别满足：

put=Mt/ut=xtLt-1/（1-（1-δ）Lt-1）（16）

pvt=put/φt （17）

其中，φt=vt/ut表示市场强度，满足等式：φt=vt/ut=vt/（1-（1-δ）Lt-1）。

（七）政府政策问题

设定政府支出满足以下等式：

Gt=（1-1/εgt）Yt（18）

其中，εgt代表政府支出沖击，满足：

ln εgt=（1-ρg）ln εg+ρgln εgt-1+ηgt

ηgt～i.i.d.N（0，σg）（19）

参照王曦等（2016）[21]的研究，采用泰勒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刻画货币当局的政策操作，具体表达式为（对数线性化形式）：

t=ρst-1+（1-ρs）（ρπt+ρyt）+Rt（20）

其中，参数ρs表示货币政策惯性，ρπ和ρy分别表示货币当局对于通胀和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Rt为货币政策冲击，满足：

Rt=ρRRt-1+ηRt，ηRt～i.i.d.N（0，σR）（21）

（八）资源约束

在均衡中，产出将全部用于消费、投资、政府支出、资本利用和雇佣调整成本，据此得到刻画资源约束的条件：

Yt=Ct+It+Gt+a（μt）Kt-1+12ψx2tLt-1（22）

三、参数估计与模型适用性分析

（一）参数校准与估计

首先，对于一些影响模型稳态的结构性参数，参考标准DSGE文献的做法，根据实际数据和已有相关研究进行校准。对于家庭主观贴现因子，参照郭豫媚等（2016）[22]的做法，取β=0.98;参考卞志村和杨源源（2016）[23]的做法，取风险规避系数σ=2。对于稳态时的资本折旧率和资本利用率，参考王国静和田国强（2014）[24]的做法，分别设定δk=0.025和μ=1。对于资本产出弹性α，借鉴邓红亮和陈乐一（2019）[25]的做法，将其校准为0.55。关于失业匹配弹性φ和雇佣调整成本参数ψ，参照Gertler和Trigari（2009）[8]分别校准为0.5和160;参照Krusell等（2017）[17]的做法，将就业工人获得其他外来企业就业机会的概率pe校准为0.121，将就业工人和积极寻找工作的失业工人的效用损失参数分别校准为ν1=0.485和ν2=0.042。关于消极寻找工作的失业工人寻找工作的概率参数ζ，Ravn和Sterk（2017）[26]校准为0.468，本文设为0.5。借鉴Christiano等（2016）[9]的做法，将稳态时雇佣成本与产出占比（0.5ψx2L/Y）校准为0.0091。

对于剩余参数利用贝叶斯方法进行估计，所选取的数据为1992年第一季度至2015年第四季度的产出、投资、消费、工资和通货膨胀。为消除数据的季节性因素，对上述观测数据进行季节调整，并对除通货膨胀外的四个变量取自然对数，然后，对所有变量进行HP滤波处理，以得到各变量的周期成分。表1给出了贝叶斯估计的先验分布函数和后验分布结果②。

从表1中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大部分待估参数的后验均值和90%的置信区间明显不同于先验分布，参数的分布密度也较为集中。这不仅说明所采用的观测数据为模型中待估参数提供了有效的信息，而且也反映了贝叶斯估计的有效性。

（二）模型适用性分析

为了检验基准模型对于刻画中国实际经济情况和解释工资粘性与异质性劳动力供给作用机制的适用性，借鉴郭豫媚等（2016）[22]的做法，通过比较模型的模拟结果与现实经济数据的标准差来判断。表2列出了基准模型对1992年第一季度至2015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进行模拟后的标准差和实际经济变量的标准差，作为对比，表2还报告了无工资粘性和非异质性劳动力供给模型模拟的标准差，标准差均就相对产出而言。

从表2结果可看出，除通货膨胀外，基准模型较无工资粘性和非异质性劳动力供给模型模拟得到的消费、投资和工资的标准差与实际值更接近，表明基准模型的构建是合理的。通过对比基准模型模拟值与实际经济所在行还可发现，除投资和通货膨胀外，基准模型模拟得到的消费和工资的标准差与实际经济值均十分接近，说明基准模型总体上较好地刻画了中国实际经济情况。

四、模型的数值模拟分析

为分析异质性劳动力供给和工资粘性的宏观经济效应，分别从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两个方面进行评价，然后模拟输出核心结果，并解释异质性劳动力供给和工资粘性作用下模型的动态传导机制。

（一）脉冲响应③

图1显示正向技术冲击对不同模型中主要宏观变量的经济效应，其中实线为基准模型，点线表示无工资粘性模型，虚线为非异质性劳动力供给模型。可以发现，在基准模型下，当正的技术冲击发生时，产出、消费、投资、实际工资、岗位空缺和找到工作的概率均出现上升，通货膨胀、失业和利率则出现下降。其中产出、投资、岗位空缺和找到工作的概率上升幅度和失业的下降幅度尤为明显：产出最大上升幅度近0.08个百分点，投资最大上升幅度达0.1个百分点，岗位空缺上升约0.24个百分点，找到工作的概率最大上升幅度也超过0.2個百分点;失业的最大下降幅度约达1.2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在无工资粘性和异质性劳动力供给模型下，除了通货膨胀和利率外，其他变量的波动均大幅减小。其中，就产出而言，无工资粘性模型和异质性劳动力供给模型下的最大上升幅度分别约为0.058和0.061个百分点，比基准模型的偏离幅度分别下降了28%和24%。

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正向技术冲击引起劳动生产率水平上升，这一方面使得工人生产的产成品增加，进而使社会供给增加，由此导致单位产品的价格下降，通货膨胀也随之下降;另一方面，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工人的边际收益产品上升，由此促使厂商增加投资，以此释放更多岗位，并雇佣更多工人，这就使得失业工人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增加，失业水平大幅下降，最终使得产出和消费上升。此外，随着工人找到工作的概率上升，工人的议价能力随之上升，进而使实际工资水平上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图1中实际工资和通货膨胀的脉冲结果与Gertler等（2008）[5]和Christiano等（2016）[9]的研究结果不同，即无工资粘性模型较基准模型的实际工资波动更为平缓，而通货膨胀的波动更为剧烈。这是因为基准模型包含了异质性劳动力供给这一特征，因而当经济形势向好时，失业工人成为积极寻找工作者的概率上升，从而促使失业工人更容易获得就业机会，进而增强工人的议价能力，最终通过工资粘性作用使实际工资较大幅度上升，这反过来又要求通货膨胀较小幅度的下降。

（二）方差分解

表3给出了基准模型下产出、消费、实际工资、岗位空缺、就业和劳动力市场强度的方差分解结果。由表3结果可知，产出波动的主要原因来自政府支出冲击、投资冲击和技术冲击，三者贡献度分别为35.57%、31.96%和15.86%。对消费波动方差贡献度最高的是投资冲击（42.63%），其次是技术冲击（34.02%）和价格加成冲击（19.78%）。对岗位空缺、就业和劳动力市场强度而言，投资冲击的作用最为明显，其次是政府支出冲击和技术冲击，其中，投资冲击对三者的波动方差贡献度均在60%以上，分别为77.94%、67.39%和73.52%;政府支出冲击对三者的波动方差贡献度分别为10.20%、13.83%和11.34%;技术冲击对三者的波动方差贡献度分别为5.35%、11.13%和8.31%。

為进一步考察工资粘性和异质性劳动力供给的作用，还需对无工资粘性和非异质性劳动力供给的DSGE模型的方差分解进行对比，结果分别如表4和表5所示。可以发现，在无工资粘性和非异质性劳动力供给情形下，投资冲击的贡献度变小，技术冲击和政府支出冲击的贡献度变大。

对比表3、表4与表5，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不考虑劳动力供给的异质性和工资粘性会严重低估投资冲击的作用，尤其是其对就业的作用。（2）投资冲击对于岗位空缺、就业和市场强度的影响更加显著，对于产出和消费的作用较小。（3）不能忽视其他影响实体经济的外生冲击作用，特别是技术冲击和政府支出冲击作用。

（三）稳健性检验④

出于对模拟结果稳健性考虑，需要对部分参数的敏感性进行分析。为此，在保持其他参数不变情况下，对基准模型中的部分参数值进行了替换，这些参数包括：失业津贴b、工人议价能力参数θ、卡尔沃工资粘性ρ和失业工人成为积极工人的概率λu。其中，b的取值由0.4676替换为0.726[5]，θ的取值由0.5156变为0.907[9]，ρ的值由0.7384替换成0.7428[27]，λu的取值由0.5065替换为0.771[26]。在不同参数情形下，得到五类外部冲击作用下的脉冲响应与基准模型下形状基本相似，各变量的脉冲响应大小顺序也基本不变。由此可见，构建的包含异质性劳动力供给和工资粘性的模型具有较好的模拟效果，模拟的结果具备稳健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以上研究借鉴了国外关于异质性劳动力供给研究的最新进展，构建同时包含异质性劳动力供给和工资粘性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在此框架下考察异质性劳动力供给和工资粘性对经济周期的影响。在实证模拟方面，借助校准和贝叶斯方法估计模型参数，在模型适用性检验的基础上模拟输出了异质性劳动力供给和工资粘性对经济波动的作用，并对模拟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1）同时包含异质性劳动力供给和工资粘性的一般均衡模型在刻画中国经济波动时要明显优于非异质性劳动力供给和无工资粘性模型。（2）异质性劳动力供给和工资粘性均能够放大技术冲击和投冲击对经济波动的作用，对货币政策冲击的放大作用十分有限，而且在无工资粘性和非异质性劳动力供给情形下，投资冲击的贡献度变小，技术冲击和政府支出冲击的贡献度变大。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为了减轻异质性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政府应重视异质性劳动力供给，提高市场的搜寻匹配效率。这一方面需要政府加大对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全面提高劳动力的就业数量和质量，增强劳动力市场流动能力;另一方面，企业应增强创新能力，着力增加市场就业岗位，满足工人的工作岗位需求。（2）面对异质性劳动力供给对经济波动的传播与放大作用，政府还应不断完善劳动力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优化劳动力市场环境，消除市场就业歧视，以促进失业工人再就业，进而有效缩短工人失业的持续时间。（3）在充分了解和掌握异质性劳动力供给的宏观经济效应基础上，政府应不断完善市场工资定价机制，降低工资粘性程度，适度提升工人议价能力同时，增强市场工资透明度，促进劳动力跨区域跨部门有效流动，以有效提高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增强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注释：

①  限于篇幅，正文中未给出详细推导过程，如有兴趣可与作者联系。

② 限于篇幅，表中只列出了各冲击系数和标准差的估计结果，对于其他参数的估计结果，备索。

③ 限于篇幅，正文中只汇报了技术冲击的脉冲响应结果，其他外生冲击的脉冲响应结果不再列入。

④  限于篇幅，正文中未汇报稳健性检验结果，如有兴趣可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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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宁晓青）

Heterogeneous Labor Supply， Wage Stickiness and Business Cycle in China

DENG  Hongliang1， CHEN  Haonong2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79， China;2.College of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Hun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Changde， Hunan 415000， China）

Abstract：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heterogeneous labor supply and wage stickiness， we expand a New Keynesian DSGE model with five kinds of exogenous shocks. Under the framework， we study in detail the role of heterogeneous labor supply and wage stickiness in the economic cycle and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and further analyze both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ransmission and amplification of exogenous shocks， and find that：
 simultaneous inclusion of the heterogeneous labor supply and sticky wages in th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is obviously better than the homogeneous labor supply and no wage stickiness model. Both heterogeneous labor supply and wage stickiness， to a certain extent， amplifies the effects of exogenous shocks on the fluctuation of the economy， in the case of the model not including both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tribution of investment shock become smaller while technology shock and government spending shock become larger.

Key words：heterogeneous labor supply; wage stickiness; business cycle; DSGE model

作者简介：
邓红亮（1991—），男，湖南郴州人，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經济周期与劳动力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