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受用不尽的淡定与庄严
时间：2020-12-08 10:02:2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陈世旭
今年上半年，光明日报出版社拟编辑出版《中国好文章》一书，约我选一篇喜欢的文章，并加点评文字和阅读心得一则，一并入书。“阅读心得”的字数要求在六百字左右。我选了李国文发表在2012年第2期《文学自由谈》上的《黔驴技未穷》。心得短文题为《读出鲁迅的味道》。因为只有“六百字左右”，姑全文引述如下：
中国文坛上，李国文是我最敬重的师长。
一因其人：三十年前我贸然致信请教，他给我的回信抬头称“文兄”，吓我一大跳。居上而不凌乎下，谦恭如此，大家之风。
二因其文：小说不必说了，著作甚丰，一代巨擘。就是那些闲散文字，也无不令人肃然起敬。早年执掌《小说选刊》，时有短评文字如时下微博然，三言两语，切中肯綮，蕴藉隽永，激励后进，孤心苦诣。近十余年来，他坚持不懈于于报刊专栏随笔，我更是每读必击节。缘故也有两个：
一因其干净：心地澄明，字字妥帖，各得其所，该说的说得充盈饱满，痛快淋漓；
不必说的半句废话没有，空白处让你跟着会心一笑。读其文如至其家，窗明几净，一尘不染，连厕纸也码得如同刀切。
二因其锋利。于说古论今、嘻笑怒骂中，对中国文人弊端痛下针砭，揭露真相，剖析劣根，毫不留情。这类文字，很容易读出鲁迅的味道。像我这样混迹文坛的下等角色，领教这些文字，总不由得面红耳赤，虚汗直流，如芒在背，如坐针毡。恼羞之余，恨其尖酸刻薄，但仔细想想，还真是那么回子事，“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枚乘《七发》）。固执的人虽不以为然，也只好噤若寒蝉。而稍有些明智的人则有可能“涊然汗出，霍然病已”（同前）。
李国文与鲁迅，自有无数不同，但至少还有一点很相似，即字体。以鲁迅的尖锐凌厉，很难想像他的字会写得那么温柔敦厚；
而以李国文高大壮阔的“硕儒”身材，也很难想像他的字会写得那么工整娟秀。所谓“刀子嘴豆腐心”，此可佐证之。
在物欲横流、人格沦丧、假话真说、嘻哈风行的时世，这样方正刚直的文字也许有些寂寞，但正因为此而显得尤为可贵，让人觉得社会良心一息尚存，从而对生活增加一点信心。
出版社规定的字数限制，实在太过拘束，宥于篇幅，许多想说的话都没有说出。这六百字后来在《文艺报》发表（编辑将原题改为《敬重之心》），引起一位对我略有所知的朋友的愤怒。他觉得以我一贯的“血性”，不必如此以虚伪的自贬来“拍”大家的“马屁”。我相信他没有任何恶意，盖因对事情的渊源缺乏了解。如果有可能，我想告诉他两点：一，再“血性”的人都该有自知之明；
二，敬重值得敬重的人也是有“血性”的人做人的本份。
正好《文学自由谈》约稿，给了我一个补白的机会。
1979年9月，《小镇上的将军》在《十月》发表，我迅即被卷进当时激荡喧嚣的文学漩流，但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因为家里无力让我升学，初中毕业我下农场种了八年棉花，之后被好心人照顾到县镇打零工，几年后终由他们的顽强努力转为正式工。将近二十年时间，除了当时的官方允许的几册鲁迅读本，就无书可读。号召要读的政治类的书很多，可惜要么读不进去，要么读过就忘了，等于没读。《小镇上的将军》有点拗口的半文半白文字明显是鲁迅老先生的影响——就凭这么点墨水，冒冒失失地一头没入了深水激流的文坛。今天回想起来，还不免胆寒。
那年年底，《人民文学》把几位当时已赫赫有名的作家和我召到北京，住进一个军队招待所，说你们几位有可能在本年度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评奖中获奖，颁奖会在一个月后举行，提前请你们来，希望你们能在这期间完成一个作品，在颁奖当月的那一期发表。对刊物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
对我来说，却简直是一个天方夜谭：我哪来这种立马可待的本事啊！《小镇上的将军》那么一个万把多字的短篇，前前后后花了有三年时间，是在十几个退稿的基础上好不容易“提炼”出来的。现在，要在一个月内完成一个作品——哪怕就只有一两千字，而且要在《人民文学》这样的刊物发表，其他几位也许不成问题，在我绝对是一个神话。后来的事实是那几位都交了稿，唯我一个字也没写出来。可怜巴巴地看着《人民文学》编辑们宽容的笑脸，我真后悔懵里懵懂地离开江南那个偏远的小镇跑到京城来丢人现眼。我当时的感觉就像是一个被揭发出来的小混混。
更让我胆颤心惊的事还在后头。
因为《十月》的推荐，颁奖会后我就进了中国作协第五期文讲所（现在好像叫“鲁院”），在那里见到的几乎全是我之前像星星一样仰望的作家。夹杂在他们中间，我自卑极了，除了偶尔对同桌的王安忆卖弄写字（我那时把她看作一个跟我一样怯生的小女孩，觉得她的字写得没有我的好看），整天小心翼翼地噤若寒蝉。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在一个什么会上，评论家阎纲把我喊到一边，说他听到一种反映：我是这期文讲所里最狂的人。
我当时像是遭了五雷轰顶，张口结舌，好半天说不出话。阎纲是最早评论《小镇上的将军》的评论家之一，他那篇《习惯的写法打破了》影响很大，之后他也一直以一个师长的热切注意着我。他当时的眼神里充满了忧虑，他是那么担心我真是传言中的那样一个少年得志的狂妄小人。我没有解释，也没有追问。我感到的是恐怖。我在乡下务农的时候经历了“文革”的全程，听到看到无数大大小小的文化人死于非命。母亲在知道我下了班就写小说赚稿费的时候，一再阻止我别给自己和家人惹祸，一再说日子能凑合过就行了，舞文弄墨这碗饭不是我们能吃的，搞不好家破人亡。我从小是个听话的孩子，但在这件事上，我却迫于当时的现实执拗了——上有老母，下将有子，每月和内人不足七十元的工资捉襟见肘，结婚没酒席，家具皆借用，好歹给自己和老婆各添置了一件上衣，还因为质地的低劣被人耻笑。现在，阎纲老师的提醒让我陡然有了一种果然面临悬崖的感觉。
回想起来，当时可能把事情看得过于严重了。一个从未见过世面的土巴老，是那么狭窄而敏感，如同惊弓之鸟。那些传言，也许恰恰源于我的卑微造成的孤僻：在整个将近半年的学习期间，我只去两位有直接联系的责编家里蹭过一两次饭，之外哪个门子也没有拜过。如果这会让人觉得“狂”，那我就真是太冤了。只凭这一点，我也感到文坛的可怕。私下里，我向班上公认的智慧人物贾大山请教，他说，不用怕，咱以后不来这种地方就是了。毕业时，这句话他公开说过。他后来也真的没再去过北京，尽管他所在的河北比我所在的江西离北京近多了。多年后，我多少长了些见识，知道了文坛也是一个江湖。身在江湖不拜门子是难免被视作狂妄的。古来通常的做法有二：一是遵从；
一是规避。我选择了后者。做这选择的一个直接榜样是梁晓声。他报上有句话我看到就记住了：“面对文学，背对文坛。”不同的只是，他的宣言是出于大家的豪气，我的选择是出于天生的怯懦。
那些年是文学的好日子。千军万马挤在文学的羊肠小道上，人头攒动，前仆后继。而这也恰恰是我在写作上最悲惨的时候。贸然卷进去的我张皇失措，想起小时候在一次运动会退场时夹在出口的人堆里差一点被踩踏的经历，很恐慌。
文讲所学习结束，我被从县城直接调到省城专业写作。自打初中毕业下农场，十九年过去了。十九年里，我做得最多的梦就是讨老婆——生孩子——回省城。现在，这个梦竟一股脑实现了，我却有一种莫名的遗憾：要是能像回城潮中千千万万的其他人那样，回城就只是回城，就只是安安心心过小日子，而不是背负着如此巨大的压力，那是多么圆满啊。
同我前后走上文坛的作家大多一发而不可收，呈井喷之势，而我却一片茫然，一整天一整天地呆坐，好不容易憋出的文字，被一再退稿，偶尔发出一两篇，也是让人失望。调我到省城来的人是对我有大指望的，我如此状态，等于欺骗了大家。我很苦闷。社会也有了公开的议论：评家开会座谈我的“苦闷”；
官员在官媒撰文，指出我所以不能像蒋子龙那样高歌猛进，不能在写出了《小镇上的将军》之后写出“大城市的元帅”，就因为“脱离了生活”。如果说前者让我还能感觉善意，后者就让我紧张了：我十六岁下乡谋生，三十岁出头有了老婆孩子，好不容易把一家子拖回了省城——也就是“脱离了生活”，难道又要回到那“生活”里去了吗？如果真要这样，我当这“作家”干吗呢？我从小就不是一个有大理想的人，或者压根就谈不上有什么“理想”。在县文化馆开始写小说，最迫切的动机其实是眼红同事常有工资之外的稿费收入，也想赚点外快补贴家用。务农多年，没有别的手艺，只能求助拼凑文字了。对我来说，文学只是一座实现梦想的桥梁，这梦想就是我和家人真的回到省城老家，从此过上温饱不愁的日子。关于不“脱离生活”，常常被提到的楷模是大作家柳青，他主动放弃城市下乡当农民终于写出了伟大的作品。我很崇拜很钦佩，却明白自己学不了：他是伟人，我是庸人。文学于我真的只是“稻梁谋”的方式。如果写作的路走不下去，那就只有另谋生路。我私下跟一位办杂志的朋友商量，能不能换个工种，比如找家文学杂志干编辑或编务或勤杂工。朋友说，哪有那么容易，你想过这样做可能造成的影响吗？还有，你以为编辑就好干了吗？我给说得白眼直翻。真是走投无路了。
这时候，我有机会见到了李国文，他和好几位当时的文坛大家应一家出版社的邀请到庐山开笔会，出版社让我参与接待。在一群当代中国文坛的庞然大物中李国文给我的感觉是特随和，特明白，你一仰视，他立马就给你打岔。我和他有过一两次短暂的交谈，他的毫无名人架子，他的宽广和睿智，给我极深的印象。从庐山回到南昌，他是次日的航班，在宾馆住下。回家前我说明天来送他，他马上说，别别别，咱们还用得着那个？我也就彻底放下了忐忑，真的不送。以后几年，他被邀请讲课几次来过南昌，我从侧面得到消息，去宾馆与他匆匆见一面也就作罢。邀请方很强势，请吃陪吃轮不着我。他笑说，这不好吗，给你省事了。他说得很轻松。他知道我心里对他的由衷的敬仰。
这一切让我有了给他写信的勇气。我现在忘了当时给他写了些什么，只记得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我的穷途末路的感觉一点也没有缓解，相反，困惑是越来越大了。小说的面貌日新月异，其中一出来就引起一片叫好声的文字，我个个都认识，就是不懂得把那些字连在一块的作家说的是什么意思。
那时候还没有电脑，我的字很潦草，怎么也写不像样子。而李国文的回信却几如印刷品：娟秀，工整，一笔一划，一丝不苟，极其均匀地排列在方格稿纸上，格子里的字每一个都不大不小、恰如其分，安静而端庄。让我感慨不已的是抬头的称呼，“世旭文兄”！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李国文几乎是我的长辈了。他这样放下身段，暗含的无疑是前辈对晚生的鼓励。
鼓励并不仅仅表现在称呼上。1987年我的短篇《马车》在《十月》发表，继而由创办不久的《小说选刊》转载。同期有一则对《马车》的短评，约略二三百字，刚健有力，情采斐然。短评作为刊物言论，没有作者署名。我在收到的样刊上看到“李国文”的名字，这才知道他已离开中国铁路文联，是《小说选刊》的主编了。因又猜想，这则短评会不会出自他的手笔？如果真是那样，我该多么荣幸。以《马车》那样老套的写实，能发表的地方很有限了。《十月》发表之前，已经历了一次退稿。离开了这样的写法，别的路数我又不灵，唯一指望的就是中国之大，侥幸会有空隙可钻。现在不光发表了，转载了，而且有点评，我的窃喜是可以想象的。
接下来到1990年，《小说选刊》和《人民日报》文艺部在中国作协的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评奖中断数年之后合办了“1987——1988”年度的全国小说奖，《马车》忝列其中。我去参加了那次颁奖，如愿见到了李国文，证实了那个点评真是他写的。我觉得这比获奖更有价值。
对这次评奖的结果，行家中并不是没有人持有保留。那个午餐上，与我同桌的一位评论家在谈及他近期的阅读时说：“也只能读读《马车》这样的作品了……”满是屈于时势的无奈。我呆呆坐着，心里很难过。时势不时势的我搞不清，但“老婆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这点劣根性是免不了的。回去，我把李国文的那则点评反反复复读了几遍，虽不敢藉此就认为《马车》真的就像点评抬举的那么出色，但至少给了我几分自信。以一个俗人的俗见，“李国文”到底更有份量。
李国文对《马车》的肯定是彻底的。很多年之后，他主编建国五十年短篇小说选，在我的所有短篇小说里他选的是《马车》。我懂得，这更大程度上是对一种劳动态度和一个才华有限但兢兢业业的基层作者的肯定，是为了给一种虽嫌陈旧、虽无思想和艺术的深刻但诚恳的写作保留一席生存之地，是对摇摇晃晃、跌跌撞撞、犹犹豫豫的我的支撑。
这支撑是持续的。几年后我的长篇小说《裸体问题》出版，出版社要开例行的研讨会，让我也帮着找几位大家捧场。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李国文。我心里很没有底。一是因为小说本身。说是“长篇小说”，其实就是一个中短篇小说的合集。我压根就不会结构长篇小说；
二是因为书名。起初我起的是《山鬼》，因为书写得枯燥，出版方担心发行难，建议改为《校园裸女》。我死活不肯，却又克制不了出书的诱惑。妥协的结果是《裸体问题》。我给自己找了一个伟大的根据：恩格斯说过“真理是赤裸裸的”。这不过是捏着鼻子哄嘴罢了。这样的破小说挨着恩格斯什么事了？小说出版，我所在的省里就马上有心红眼亮的读者向官媒投稿，批评我的“低级趣味”，“江郎才尽”。给这样的小说捧场，李国文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婉拒的。那时候还没有“红包”一说，参会的人除我之外都住在北京城里，最多就是报销往返“的士”票——有公车的连这也免了。纪念品就是一册精装本的《裸体问题》，一文不值，还挺沉。
但李国文丝毫也没有迟疑，我的话刚完，电话那头立刻就传来了他极爽的回答：“行啊，我去。”
那个会来的大腕级的作家、评论家之多是我绝对没想到的。会后，李国文和雷达又上央视鼓吹了一番。
我当然知道《裸体问题》并非成功的作品，他们也并没有太多地谈论作品本身，而更多地认可了写作的认真。有一种前辈和兄长的温情氤氲在里面——他们希望我能挺住，能坚持下去，不要灰心，不要气馁，不要半途而废。既然把文学看得神圣，就永不要背离它！
《裸体问题》成也“裸体”败也“裸体”：因为书名的“裸体”，起初卖得不错，出版社至少没有赔本，这让我欣慰。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事之一就是别人因为我而吃亏；
同样，又因为书里看不到“裸体”，加之其他的敏感“问题”，这本书后来很快就被弃之如敝屐，读者、官方、出版方皆不讨好。但对于我个人，这却是一个里程碑。我所以能拼凑文字到今天，没有李国文们那一次的鼎力鼓励，肯定早就没戏了。
我跟李国文见面的次数不多。早年去过一二次他的家。铁道部宿舍楼一楼尽头，一个狭窄的小院的角落，百十来平方的室内，是一个洁净得似乎消过毒的世界。一切都井井有条，到处都纤尘不染，卫生间的厕纸码得像刀切的豆腐块。让进入其中的我有玷污之感。两次又都恰遇那儿鸿儒满座，让我自惭形秽。以后也就去得少了。好在我可以时常从文字里感受他的气息。他在《文学自由谈》的专栏，字字珠玑，振聋发聩。“封笔”小说的李国文，转身成为散文随笔圣手。其文心到笔到，嬉笑怒骂，从心所欲，一派坦然。从他挖苦的那些死人活人身上，许多人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而不能自在。虚荣浅薄如我，常是脸红耳热，无所遁形，却又不能不承认那是金玉良言。
如果说李国文热诚的援手，给予了我的坚持写作以切实的扶持，那么他做人的淡定和为文的庄严，则给予了我的精神世界以深刻的影响。后者更让我受用不尽。
2013-10-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