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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头风月自家挑

    时间:2021-01-12 04:27:5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李专

    每一寸光阴都不能生还,但许多有趣的灵魂却可以流芳。

    官本位思想,“本”了几千年,到如今还有“处级方丈”、“局级住持”,可见并没有淡漠。当我在清同治五年《崇阳县志》里读到,有人动辄声称绝意仕途,有人动辄辞官不做,不得不由衷敬佩。因为,我在公务员队伍里行走了三四十年,亲眼见到的辞官人,也就三四个,平均十年才能见到一个。写这篇文章,我本来是想写一些有趣的灵魂,写着写着,居然都是些一开始就绝意仕途,或者官当着当着就辞掉了官职的人。看来,只有不当官才能真潇洒。

    自己肩头的风月自己挑,自己的选择自己承担。

    云朋霞友伴风月

    我读同治《崇阳县志》,发现这部县志多引用严士贞的诗,数一数竟有十三首。其实,在这部县志里,一句或两句地引用严士贞的诗还有很多,状物叙事要找那种又信又达又雅的语言,往往就找来严世贞的诗句。

    这部县志的《人物志·隐逸传》里还有严士贞传:“严士贞,字正卿,号寄庵,元季人。淹贯经史,旁通仙释,以诗鸣。深山绝壁,翛然独往;感物写怀,辄有题赋。所著《桃溪百咏》,桑梓传诵。洪武初,弃家游匡庐,不知所终。”六十一个字就写活了这个人的一生。正是读到这个小传,我才确定要写《擔头风月自家挑》这篇文章。

    严士贞的著作,各种书目著录三种:《崇阳志》《桃溪百咏》《江汉百咏》。

    严著《崇阳志》本尊已佚,但被其他许多著名的文献引用,还活在纸上。并且,严士贞所修的这部被人称作元末崇阳县志,是有史可考的第一部崇阳县志。最不济的是《江汉百咏》,唯存书目,内容已不见踪影。最有生命力的是《桃溪百咏》。

    《桃溪百咏》世存抄本多种。一种是“桃溪杂咏一卷”,清乾隆二十年(1755)歙县鲍廷博抄本,有“正统二年(1437)崇阳后学杨昺拜书”之序,藏台湾“国家图书馆”。另一种是“桃溪百咏﹒鲸背吟”,民国年间抄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明初,弱冠之年的杨昺从其父亲处读到《桃溪百咏》抄本,后被人借去不还。杨昺从浙江按察使卸任回家后,又从那人的儿子手中得到原抄本,于是,出钱请人镂版印刷成书,时在明正统二年。明代和清初各种书目著录的,就是杨昺的这个刻本,各种抄本也源于杨昺的这个刻本。

    《桃溪百咏》描写吟咏崇阳县内山川、人物、古迹、寺观、物产,皆七律。雅人逸致,足资流览。

    杨昺在序文中评价严士贞,其诗“沉着典雅,无一蹈袭庸腐之语”,“为士林所推许。至其一律一绝之出,辄脍炙人口,于是传之他邑者,在在有之。”

    同治《崇阳县志》在说到“城池之制,志书未详”、“而城制仍不可考”时,怎么办呢?就用严士贞的一句诗“山城隐隐楼台起”概而括之。“山城隐隐楼台起”,气魄阔大,朗朗上口,我很是喜欢,一度还想用作一本书的书名。

    《湖北诗征传略》对严士贞有一段令人景仰的评价:“元末沿宋季纤靡之习,元遗山外,求能思精笔锐、为一代元音者,实不多见。士贞生于元末,不仕于元,亦不仕于明,高风亮节,等于鸿飞之冥冥,宜其诗旨高洁,不食人间烟火,别有一种迈往遗逸之致见于楮墨之外也。”这段话里居然就有“不仕于元,亦不仕于明”,好像与当官这件事有仇。

    严士贞小传里有两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一句是“深山绝壁翛然独往”,这就是我们现代人最向往的说走就走的旅行,最向往当然也是最不容易做到。“深山绝壁”和“独往”都寓示着出行条件的艰难,但是,严士贞却走得“翛然”,走得潇洒。另一句是“弃家游匡庐,不知所终”。不知所终,却最终给严士贞的人生涂上浪漫色彩,纵使有悲情,那底色也是浪漫。

    写到这里,我有一个设想,如果将严士贞《桃溪百咏》的现存诗作,在每一首所写的实地实景处,镌刻之竖立之,仅此一项,崇阳的文化力就会大幅提升。

    “八景”风流六百年

    杨昺,崇阳桂口人,明永乐十年(1412)进士。为官七年,辞归田园七年,膺荐再出三年,最后终老故里。

    当时朝中盛传:贪官赃吏不怕朝廷,却怕杨御史。每遇大要案的审理,都推荐杨昺担纲。一次,杨昺出差离京,文皇帝问左右:杨御史到哪里去了,怎么好久没见到他了?杨昺再次辞官归故里时,“宰辅以下祖饯者数十人,赋诗成束,闾里荣之。”“祖饯”是一种极为隆重的饯行仪式,祭祀路神后,在路上设宴为人送行。

    回到故乡的杨昺,已经是位73岁的老者。他心心念念的是五十多年前看到的一部书。那是父亲珍藏的《桃溪百咏》抄本,他读过背过,可是后来被邻人借去不还。心有所念,必有回响,苍天终不负苦心人,杨昺从那人的儿子手上找回了那部原抄本。杨昺马上出资请人镂版印刷成书,终于成功抢救了这部珍贵的著作,得以流传几百年。

    严士贞是杨昺心中的大贤,在杨昺生命旅途的最后十三年里,杨昺做了两件与严士贞有关的事情。首先是抢救了《桃溪百咏》,接着编纂《崇阳县志》。此前,崇阳有过一部县志,就是严士贞编纂的元末县志。严士贞之前,崇阳无县志,起码是没有流传下来的县志。编志绝对是一项站在前人肩膀上的工作,杨昺编纂的《宣德崇阳志》,无疑脱胎于严士贞元末县志。杨昺在《宣德年志》明示:“始本严士贞《桃溪百咏》,复搜罗典故,访采遗闻以成书。”这几句话有两个方面的信息,元末县志内容比较单一,主要内容就是“桃溪百咏”,再则就是明白无误的传承关系。

    从宣德七年到十年(1432—1435),杨昺以老迈之身编成《宣德年志》。此志最大的创举和最大的贡献,就是在志书中编入了“崇阳八景”或者叫“桃溪八景”:桃源春霁、瀛潭秋月、云峰朝阳、壶头雪浪、文昌晓钟、中洲返照、葛仙丹井、金城墨沼。

    桃源即桂口港,将入隽水处,雨后春色最佳,所以被列为“崇阳八景”之一“桃源春霁”。杨昺有《桃源春霁》诗:“桃源积翠拥烟霞,瑞气凝春景象嘉。晓色迥含金线柳,韶光深映碧桃花。山川明媚阳和蔼,草木香浮锦绣华。曾说刘郎寻不见,彩云飞处是仙家。”

    一直以来,人们为了渲染“桃源春霁”的魅力,往往还要加一句“夹岸有杨昺、周琮宅”。桃源正是杨昺的故乡。

    创建者最大的优势是掌握了话语权。他的故乡桂口,进入“崇阳八景”的居然有三:东有云峰朝阳,西是桃源春霁,南为瀛潭秋月。即使有一点点私心,人们也不计较。自从杨昺将“崇阳八景”编入《宣德崇阳志》,此后历朝历代的十几部县志均照录不误,从无人想要修改。“古八景”流传六百多年矣。

    杨昺为八景都写过诗,这里引用一首《中洲返照》:“云映中洲斜日红,江山极目思无穷。巍巍楼阁烟霞外,矗矗人家锦绣中。漫说津台抬俊彦,已看豪杰著才雄。当年题壁云犹在,父老传来事不空。”

    六百年过去了,八景景象发生了很大变化,大部分可以说是面目全非了,但是,古八景一直活在人们心里,活在人们口中,活在今天的各种文献里。这种活,主要是以流传至今的美诗美文呈现。除杨昺为每一景写的诗,还有许多大诗人大作家为八景留下作品。关于崇阳古八景的诗文,其实是汗牛充栋,不胜枚举。

    从规范的志书文本来讲,《宣德崇阳志》应该是崇阳的第一部县志,杨昺开启了崇阳修志的优良传统,此后,崇阳成为一个特别热衷修志的县。杨昺之后的饶天民、汪宗伊、胡定、王应斗这些进士出身的社会贤达,都纷纷参加了崇阳的修志活动。直到今天,崇阳修志的热情更加高涨,各行各业都积极修志。最近的一部县志是1980—2005年县志。

    守贞家风山高水长

    王守贞是王景昭的重孙。

    王景昭以人才科恩赐进士,授直隶州守,其原住地高枧东山被誉为招贤乡。东山偏僻山路险,王家子孙人丁兴旺,不利发展,王景昭在崇阳遍寻风水宝地,找到了白霓内洲,于是从高枧东山迁到了白霓内洲。王景昭在直隶太守任上,正值燕王朱棣与侄儿建文帝争帝位。王景昭视燕王军队为叛军,不按指令输送钱粮,被杀。

    从王守贞起,这个家族,四代出了十三位举人、一位进士,一位知州、五位知县。

    王守贞,明成化十三年(1477)举人。性情刚直,乐善好施,敦亲孝友。王守贞当了八年广安州知州,主动请求回家养老。回乡后,把家中田宅让给兄长,并且告诫自己的儿孙不许要回。在蜀中做官的那段经历,被當地人供奉在名宦祠里,在家乡的影响更是毫无争议地被请进了崇阳的乡贤祠。王守贞写过一首《秋日独步至寺诗》,这座寺叫东流寺,年幼时自己曾在这里读书。王守贞六岁入蒙馆,十三岁以县试头名考上秀才,但是,接着两次乡试均名落孙山,于是,到东流寺拜方丈为师,苦读六年,终于“百名举子列榜首”。做官后,捐出自己的俸银修缮东流寺,年老后的王守贞,常在东流寺会朋友,与寺里老僧更是莫逆之交:“雨雨风风柳岸秋,欧家陂上一横舟。石桥茅屋依山静,古刹禅房傍水幽。多士文章归上国,几人车马向东流。老僧不尽殷勤意,茗碗浮香苦我留。”

    守贞有子王甸王畴。

    长子王甸,明弘治五年(1492)举人。任大庾知县,清正耿直,廉洁自律,关注民生,爱惜民力。在他的任上免除了梅岭地区的夫役,老百姓很是感恩戴德。壮年时就辞官归家,乡居之时,更是行为规范,一丝不苟。王甸身后,也被崇阳乡贤祠供奉。崇阳乡贤祠始建于明嘉靖年间,祭祀乡贤十八位,王家父子两人进入,仅次于崇阳最大家族汪家。王甸也写过一首关于东流寺的《游寺诗》:“与客携筇访净扉,东流人渡一舟微。云开老鹤频依锡,雨压残花易湿衣。荒径绕林松叶滑,午风清座鸟声稀。踌躇欲尽高谈兴,更出山僧几局棋。”东流寺同为王家父子的精神家园,王家父子的同心共气常常有全方位的表现。

    王甸有子近愚、近思、近讷。

    王近愚,明弘治十一年(1498)举人,只晚他父亲六年中举。当官和写诗,是王家人的日常,唯独这位近愚,县志里没见到他写的诗,也没见他当过什么官。成为一个文化之谜。

    王近思,明嘉靖十六年(1537)举人,以省试第二名中举。王近思“美丰神,声宏钟”,是王家的第一美男子。他任丽水知县,对待老百姓宽厚仁慈,上司却找碴罢免了他的官职。政声人去后,丽水民众刻石记载歌颂他的事迹。王家人都没有官瘾,基本上都是自己辞官不做,被罢官却只有近思一人。王家人都爱写诗,并且都爱写寺观诗,近思有一首关于长寿寺的《题寺诗》:“葛仙峰下旧琳宫,入寺寻僧一问空。紫翠山深无客到,巉岩石古有门通。逃禅心印前溪月,伐磬声调午夜风。可许移家分一榻,不妨绀宇白髯翁。”长寿寺在茅井村,茅井村正在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近思的这首诗是茅井村很好的文化遗产和文化积淀。近思居林下二十多年,卒年72岁。

    王近讷,嘉靖十三年(1534)举人。当过临江通判、绍兴同知等官,勤政廉政都做得很好。近讷当官六年即辞职,在家乡声誉很高,与陈曾齐名。陈曾是进了乡贤祠的人,县人为陈曾和近讷两人立了“二贤高节坊”。同治《崇阳县志》收录了他的两首诗,《高堤寨登高诗》的后面4句:“菊花历历绽金甲,枫叶萧萧摇彩旗。世道升平秋兴好,豪吟如唱凯歌归。”五百年前的诗句如同今天的大白话,读来让人深感亲切。

    近思有子王作书。

    王作书,嘉靖三十一年(1552)举人,任东流知县。故乡有一条东流港,港上有一座东流桥,桥不远处有一座东流寺,曾祖幼读东流寺,曾祖和祖父都写过东流寺诗。作书在一个距故乡八百里叫东流的县做知县,这真是人生的巧遇和精彩。王知县在东流的日子里,每天耳朵进进出出的都是“东流东流”,大有不知身在何方的恍惚。

    守贞次子王畴。早慧,三岁失母,一般的三岁小孩分不清人死了和睡着了的区别,王畴却哀毁若成人。后来,王畴对继母特别孝敬。王畴是明正德三年(1508)进士,王家功名最高者。授南京大理寺评事,论驳深谙法律,办案如神。在四川副使任上辞职归家,手不释卷,安贫乐道,怡然自得。王畴颇能饮酒,作《饮酒苦乐歌》,诗作庄谐有度。他写在石枧寺的《题壁诗》,结句很是可观:“拟把世纷归淡泊,一襟烟云共禅心。”这样的诗句倒是和“正德”这个年号很配。王畴还著有《石洲文集》。

    王畴有子近光、近敏、近素、近笃。

    王近光,嘉靖十六年(1537)举人。这一年,王家又是兩人同时中举。近光任渠县知县,又是一位以廉明著称的王家子弟,并且也是自己辞官回家。回家时,所有的家当“唯有图书数筐”。归家后,越发博综群籍,善诗文,年八十犹手不释卷。著《氏族大全补遗》《韵府群玉补》《镂冰集》等。

    王近敏,嘉靖七年(1528)举人。近敏曾任职四川。近敏有诗曰:“森松堆翠半山头,百转虚廊一刹幽。驯鹿晓眠苔畔草,野云春隐竹边楼。轮蹄不碍烟痕湿,涧谷深回溪影流。禁住蛟龙凭佛力,寒陂十顷万家秋。”这是一首写石枧寺的诗,禅心与烟火气融于一炉,又是一次父子同诗,又是一次父子同心。石枧寺离内洲不远,是王家人常来常往之处。

    王近素,嘉靖七年(1528)举人。这一年王家四人赴乡试,有两人同时中举。近素任过舞阳知县。近素给故乡的唐峰寺写过一首《游寺诗》:“清秋云树景成斑,乘兴迂行万谷间。佛岭梵音醒旧梦,钟山霁色映酡颜。村家寥落松阴断,碑石摩挲藓篆删。漫逐野僧穷怪险,洞天高处苦跻攀。”王家人都曾当过官,现在人人流传下来的几乎都是诗作,这不但是个官宦之家,更是个诗人之家。“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是这个家族的写照。

    一门武将满门儒风

    文功和武治,刘景韶都创造了高峰,并且荫及一门。

    明泰州徐嵩《刘白川生祠碑记》云:“公檄诸军,败之于旧场,败之于仲家庄,又败之于茅花墩,江北之贼悉平。是役也,斩首级二千有奇。”

    明兵部侍郎蒋应奎《海安镇刘公生祠碑记》曰:“门户既扄,堂奥皆静,维扬凤泗得安枕而卧者,尽翁之赐也。”

    前者是说,刘景韶军之所向,连战告捷,斩倭寇首级两千有余,其实,刘景韶平倭战役前后斩寇三千多。后者是说,刘景韶平倭之后,东南沿海一带海晏河清,人民安居乐业,高枕无忧。

    刘景韶是一员不折不扣的悍将。任贵州佥事时,曾平定苗王之乱。一举荡平猖獗的倭患,更是声名大振,由泰州海防兵备副使越级升任凤阳巡抚。凤阳是明帝的故乡,巡抚是省一级军政大员,从二品衔。凤阳巡抚的分量可见一斑,真正的位高权重。更有老百姓由衷而立的遍布东南的生祠:“在扬州则祠,在泰州则祠,在如皋则祠,在海安镇则祠。”不等盖棺,就为活人建起祠堂纪念,一建还建这么多,刘景韶威武。

    武将也是文出身。刘景韶(1517—1578),字子成,号白川,崇阳大白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少年时家里穷,买不起书,只能借别人的书抄,借多了别人便不借了,他只好到书肆去翻看,边看边记,回家再默写出来。

    刘景韶最热衷的还是著书立说。在激烈的平倭战斗中,就作有平倭曲。在淮海抗倭前线创作的《九月同刘将军迷阁登高》境界壮阔,诗情豪迈。

    刘景韶“始为郎,声闻七子间”。他与“后七子”领袖李攀龙同年进士,常与“后七子”诸人及当时文坛名流雅集于李攀龙府中。刘景韶当时所作《退朝望西山霁雪赋》,风致高雅,传颂一时。晚年,刘景韶认为武功有损自己的文才,越来越致力于心中的“千秋之业”——文章。

    崇阳县志中录有刘景韶为故乡所作诗文《北峰亭望台山寄柳应和诗》《山城遣兴诗》《崇阳城记》《学田记》等等。刘景韶著作有《燕台集》《秋蛩集》《上隽去思卷》《大白原稿》。压箱底的著作是《大白原稿》,经吴国伦删定成书,王世贞、吴国伦为序。在后版的《大白原稿》王应斗也为之作序。《大白原稿》现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日本江户文库、台北“国家图书馆”,不愧为千秋不朽之业。

    刘景韶回乡后,热衷的另一件事修桥补路,修建庙宇。起余恩桥,架白西桥,修石钟观,建龙头观,建朝阳庵,荐严寺、大德寺、华严寺也都有他的贡献。

    功勋卓著的刘景韶,光耀前后四代。

    刘景韶卒,王世贞依然表墓。自己并不高寿,只活64岁的王世贞,为刘家祖孙三代表墓,那是怎样的深情厚意。

    刘景韶子刘日孚,“从景韶征倭,世荫武昌卫指挥佥事”。

    刘日孚“性豁达,仗义轻财,建桥施槥,立义仓义冢,掷手千金不惜”。飞翠亭,刘日孚重加修凿。新石陂,刘日孚修。白东桥,刘日孚建。对于父亲修建的余耕桥,日孚更是呵护备至,妥为修缮。

    刘景韶孙刘炳文,以世袭中武举,担任过贵州守备、凤阳中都秋班副留守,在徐淮操练兵马,最后一个职务居然是狼山总兵。当年其祖父平倭就在狼山打过一仗,几乎是踏着祖父的足迹前进。志曰:“炳文天性孝友,不狎妇女,好宾客,相对不妄发言。通经术,能诗文,雅歌投壶,有儒将风。”炳文著作有《营阵图》《藏拙稿》。炳文以军功封昭勇将军,并且,日孚也以子炳文赠昭勇将军。

    这一家五代,共同的性格特点是敦亲友孝,仗义疏财,能文善诗,武将儒风。

    文章处处留芳名

    同治《崇阳县志》里出现名字最多的人有两个,第一是张乖崖,他是崇阳历史上最有作为和最著名的知县。第二就是王应斗,他回到故乡后,以文章加盟乡梓文化建设,处处留芳名。他的名字在这部县志里出现过六十二处(有时一处多次),大多数以诗文的作者出现。

    王应斗(1594—1672),字天喉,号北垣,明清之际崇阳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授鄱阳知县。两举卓异,后列鄱阳名宦祠。

    文官三年、武官五年,功绩突出而才能优异者,会被举为卓异。王应斗两举卓异,那就是今天的连续六年评定为优秀等次。崇祯元年(1628),考选云南道监察御史,多次上疏直言。崇祯三年八月,与御史毛羽健、毛九华遭诬陷下狱百日,获释后回乡。后来,朝廷有过两次征召,王应斗都谢绝了。

    明弘光二年(1645,即清顺治二年),长子士芳与赵继抃、汪柱等拥戴明知县李方曾起义抗清,失败死难。是年冬,王应斗自金陵归家,次子士荐乘舟迎接,途中遇到“流贼”,弯弓与之对战,箭射完了,投河而死。一年内痛失两子,万分哀伤的王应斗走避山中,当起隐士,称万松居士。

    王应斗身处明清易代之际,心存亡国丧子之痛,饱味穷愁流离之苦,这些在他的诗作中多有反映。但是,在有关家乡的著作中,我们看不到他的流离愁苦,只有清新明丽,“唱和有时随野鸟,品题率意第山花。”《宿寺即事诗》更是表明他已从痛苦的阴影中走出,正在走好自己未来的人生路:“避世何须远,层峦深可攀。岚飞天一线,樵辟路三弯。鸟影孤云外,钟声万壑间。翻怜秋获近,不见老僧闲。”

    抄几篇王应斗所写诗文章的题目:《崇阳洪记》《募修魁星阁引》《忠显祠引》《募建龟北桥引》《重修余耕大桥引》《龙头观募引》《大沙洲大士阁记》,《鹤集泮林诗》《学宫古柏次袁参岚韵二首》……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十分勤奋的作家,又是一位绝对忠实的记录员。他还与邑人汪际炱合作续编康熙庚戌《崇阳县志》。编纂县志,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王应斗也不辞劳苦。

    顺治十二年(1655),知县贾汉谊、教谕马世盛新建县学,王应斗以《重修儒学碑记》记录了这件事,《重修石枧陂记》也记的是贾知县重修石枧陂的事情。王应斗向来是“一字不干有司”,不但不干政,而且关系融洽。这只有好心态才能做得到。于一班文友,王应斗也是关系融洽,热心抬庄,乐于为人作嫁衣。他曾给黄色中的《易经举业注》写序,给汪际炱的《逸香集》写序,给刘景韶的《太白原稿》写序,为斋人黄时位写传。

    作为一位作家诗人,让王应斗跻身文坛的主要著作是《湛辉阁草》《凌沧草》《续凌沧草》《怡云草》等。

    冯之图在《王天喉湛辉阁草序》中说:“余读其文似子瞻,诗则脱胎于龙门(司马迁)绛州(王勃)也。才情浲慂,于法不绳削而合。其托喻寄讽,多写人所难言,要于和厚无伤也。”

    王应斗的诗文极富特色,足以与当时名家平起平坐,可惜其在朝时间不长,入清后著作又遭遇禁毁,诗文仅在友人中传阅,以致最终名声未著,影响不出鄂南一隅。

    在崇阳诸多的进士当中,王应斗是最接地气的一位。在今天的崇阳大地上,还遗存了不少王应斗的人文坐标。

    人们都知道他的出生地在今天的路口镇泉口村白羊塆,他的墓地也在白羊塆。墓门还写有一副对联:“世间不老惟山水,吾辈长留赖子孙。”并且是冢中人题,透露出一股参透人生的幽默感。在县城七星岭南麓之揭家岭东侧,还有他曾经的宅址。

    崇阳县是中国提琴戏之乡。今天的王应斗宗亲们,于2010年着力打造了一台提琴戏《耳环记》,广为演出并拍成电视戏剧片。《耳环记》的内容是,王应斗受皇命任云南监察御史,带着儿子王士葵赴任,路遇一强奸杀人命案,三日破案的故事。活跃在提琴戏舞台上的崇阳进士,也只有王应斗和汪宗伊两人。

    青山绿水一钓翁

    李白压根儿没走进过科场,杜甫落榜一次再也不愿考了。崇阳也有不少一次不第就焚笔弃砚的人。

    谭登元,天资高迈,力学能文。乾隆四十四年(1779)乡试,满以为能中第一名,结果只中了副榜——也就是没中,后来得了个贡生头衔。从此,他绝意科名,移情山水,乘一叶扁舟溯汉江而上,遍游秦中高山大岭,穷谷探源,人迹罕至处,无奇不搜。文章幽峭奥衍,尽写山水情状。或师法米芾的泼墨、积墨、破墨并用,创作大写意山水画,奇画奇趣同获。后来又到福建做提学使初彭龄的幕客,趁机领略武夷山水,兴趣转到了诗上,功力大长。

    游够了远山远水,回到家里闭门不出,研史论史。长年足迹不到城市,或一竿垂钓门前溪水,或携杖行走县内山岩之间。崇阳八景有一半是佳山胜水,比如:桃源春霁、瀛潭秋月、壶头雪浪、中洲返照。谭登元最爱的还是青山绿水间的垂钓,只要风和日丽,必定垂钓于溪畔。青山绿水间的钓翁形象,已成为钓翁故里长久的风景。向他求学的学子,手捧书卷,跟着他来到溪畔,他就在那里传经布道、讲学穷理,执卷就问水边林下而中举者有程开第、刘绳祖等。很有点吊诡的是,程开第、刘绳祖两人于道光十三年(1833)公车同往返,在京师返里中途,先后病殁,不知是怎么回事。

    两位得意门生壮年早逝,先生却寿高鲐背,殁年九十,那尊钓翁风景该是靓丽了许多年。高龄,也许是名士之名的元素之一。

    钓翁著作有《秦游草》二卷,此集以古文为胜,摹写山川岩壑,奇奥有致。《闽游草》二卷是诗集,作于福建初彭龄幕中,其诗较《秦游草》中的更为稳健老到,其中《雁字诗》写了一百首,得到初彭龄的极口称赞。另外,还有丰富的时文和史论著作。尤其是史论,在崇阳文化史上独树一帜。

    无数山村茶子花

    傅燮鼎,字铁椽,榜名笔可,号我泉山人,生于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华陂麻石咀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中己酉科副榜,旋举贡士,没考上举人。

    各种文献对傅燮鼎的介绍多是“绝意仕途,执教营生,以善教而声名远扬”。

    傅燮鼎连举人都没考上,他“善教”到什么程度呢?崇阳的朱瑞候、嘉鱼的刘心源、修水的曹子烈、自己的儿子傅誉荪,都是他教出来的进士。曹子烈还是以全省第一名的解元考中进士。刘心源更是了得,瞿塘峡峭壁上“夔门”二字就是他的手笔,官也当得大,曾任江西、广西按察使,民国初年湖北省民政长,也就是省长。

    傅燮鼎不但善教,而且文史兼具,诗书画全能。著作有《我泉诗草》《我泉文稿》《崇质堂诗稿》《醒睡琐谈》。《崇质堂集》二十一卷,同治十年木活字印本,上海图书馆有藏,《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中国古籍总目》都有收录。

    孝感丁宿章对傅燮鼎诗评价极高:“笔力雄放,神采四映,惊为杰作……读之格高调响,才思横溢,自足倾倒一时豪杰……而有籍湜之许也。”“籍湜”为唐代诗人张籍和皇甫湜之并称。王柏心《题我泉诗草五古一首》架起高音喇叭对傅燮鼎的诗作进行高调解读:“我诵傅子诗,念乱最深切……诗人洞先几,高识众难埒……”

    在鄂南诸县中,崇阳是最注重修志的一县,从元末县志到清同治县志,共修了十五次。是修志次数最多的县,当然,也是整体水平最高的县。严士贞、杨昺、汪宗伊、饶天民、吴楚材、胡定、王应斗这些大家们都参加了修志活动。志之登峰造极者,大概要算傅燮鼎主纂的同治县志。这次修志队伍庞大,分总修、督修、监修、纂辑(总编辑)、分编(各卷主笔)、分校、采访、参考、参订、督刊、绘图缮书等,连同其他具体工作人员达139人。总修由知县高佐廷自任,纂辑由傅燮鼎担纲。修志人员绝大多数为卸任或候任官员及举人、廪生、监生等,因此,傅燮鼎就成了那个深孚众望的人。这部志书创新较多,分十个门类61目,计十二卷32万字。体例更完善、内容更充实、史料更准确、详略更得体、文字更优美。从资政、存史、教化全面衡量,均为上品。初版刊印过一次,1970年台湾学生书局再版过一次。至2007年,崇阳全县只有同治《崇阳县志》五套。1981年,王世杰之女王德芳从美国购得一套转赠县志办。2006年,崇陽县县长程群林从通城县收藏家手中购得一套。2007年,崇阳县校勘重印这部珍稀的县志。

    在《食货志》的物产类中,傅燮鼎对茶有一段三百来字的表述,有人干脆直接抽出作为写茶的名篇用于各种选本,至今常常被人引用,如:“茶出山则香,俗呼离乡草”,如“自海客入山,城乡有茶市,牙侩日增,同郡邻省相近州县,各处贩客云集,舟车肩挑,水陆如织,木工、锡工、竹工、漆工、筛茶之男工、拣茶之女工,日夜歌笑市中,声成雷,汗成雨。”

    邻县通山县修纂《九宫山志》,请的是傅燮鼎。他要把通山最厉害的文人甩出几条街,才有资格接这活儿。

    再看傅燮鼎是如何“绝意仕途”。咸丰元年(1851 )太平军兴,清廷震惊,胡林翼督师江南,多次来书请他入幕襄赞军机,他以亲老固辞不就。

    傅燮鼎为人性情恬淡,洁身自好,常亲率子侄躬耕田野,不以为耻;门生故旧,大多显贵,不以为荣。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得到一截龟纹竹,将其刻制为笔筒,命名“拙吾”,并刻铭文于其上:“其材则偏,其本则全。勿失其节,乃完其天。其古之奇器欤?其今之铁椽欤?”

    傅燮鼎有一首《山村》小诗,诗风冲淡,诗味醇厚,语言自然平实,意境清新雅逸,有陶渊明、韦应物的风致:“蒙密松阴日未斜,旋闻犬吠得人家。西风满路堕如雪,无数山村茶子花。”

    责任编辑  程舒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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