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弹性积累与福利国家体制适应性困境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弹性积累;福利国家;比较社会政策

摘 要：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在晚近数十年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对于劳动力市场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劳动者行动能力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让生产组织形式以及劳动过程发生深刻变化，让劳动关系发生深刻调整，让劳动者面临新的、更具不确定性的风险，须由国家出面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福利支持;另一方面它又让基于中央宏观调控的福利国家体制严重受限，难以发挥凯恩斯意义上的就业保护与福利支持功能。这里所隐含的福利悖论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能没有福利国家，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又难以与福利国家体制共存。当我们为创新我国的福利体制改革之路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时，不能无视福利国家体制在当前正面临一个时代适应性困境。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20）04-0040-08

Key words：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elastic accumulation; welfare state; comparative social policy

Abstract：
The great changes in the capitalist political-economic system in recent decades have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labor market and the ability of workers to act on a global scale.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is a double-edged sword. On the one hand， it brings about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form of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and labor process， profound adjustments in labor relations， and new and more uncertain risks for workers. Therefore， the state should provide more targeted welfare support. On the other hand， it severely limits the welfare state system based on the central macro-control， and makes it difficult to play the functions of employment protection and welfare support in the sense of Keynes. The welfare paradox implied here is that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cannot exist without the welfare state， but it is difficult for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to coexist with the welfare state system. When we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in order to innovate our welfare system reform， we cannot ignore that the welfare state system is facing an era of adaptability dilemma.

刚刚过去的40年，中国劳动与就业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跨国生产与订单式薪酬制让中国工人收入获得快速增长的同时，也让中国劳动者面临一系列更具不确定性的风险。这一变化恰恰发生于全球经济深度调整的过程当中。这一过程就是最近40年来资本主义生产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转型以及资本积累方式深刻变化的进程。

席卷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带来了生产方式的重组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雇佣关系和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新挑战。面对这一迥异于传统的新风险，当我们探讨如何创新既有福利模式以使之更能适应当前这一变化的议题时，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是对西方福利国家经验的审视与借鉴。[1]由此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是，经典的福利国家体制还能适应这个正在发生变化的时代吗？

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后福特生产体制

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福特主义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主导模式，其奉行“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运作原则，使得福特主义成为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的重要生产组织基础。源自于美国工业体系的福特制呈现为三大基本特征：大规模流水线作业、生产标准化以及稳定的雇佣关系。

在福特制模式下，企业以生产机械化、自动化和标准化形成的流水线作业及其相应的工作组织，通过大规模生产，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生产的计划以及每一个劳动环节都被管理方事先规划好，劳动者只要执行即可，即所谓概念和执行的分离。[2]113经由这样的精细化管理，管理部门实现了对劳动过程的完全控制。此外，劳资之间通过集体谈判所形成的劳工工资增长与资本利润扩大机制，刺激大规模生产的同时也诱发了大规模消费，并促进了大规模生产的进一步发展。[3]

基于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政策的福利国家制度建构，将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这样两个过去长期处于对立状态的问题有效地统合起来，推动大规模生产与大规模消费能够在总体均衡状态下保持一种良性循環。福利国家制度保证了劳动者在退休、患病、失业以及因法定原因而退出劳动市场的收入中断或降低的情况下，能够维持一个稳定的收入，并保障其消费能力不至于显著降低，从而有效地促进了大规模消费的稳定增长。当商品生产者有能力购买他自己生产的产品时，大规模生产和大众消费便获得了统一，资本的利润空间也由此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这种生产组织模式促进了战后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和相当长时期内的繁荣。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浪潮席卷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并加速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新自由主义竭力推崇私有化和“去管制政府”，鼓吹经济自由化，对内主张完全市场化、反对国家对经济的任何干预，对外主张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贸易与投资的完全自由化。新自由主义加速了资本的全球扩张，同时也在世界范围内重塑了资本与劳动的博弈态势。[4]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福特主义的内在缺陷由于外部一系列条件的变化不断显现出来：大量生产的标准产品日渐趋于饱和，消费模式向多样化转变，标准化的产品越来越难以适应消费市场的个性化需求，基于福特主义组织模式的企业获取高额利润变得更加困难。在此背景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此后数十年的经济结构调整。这一过程同时也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进入后福特主义时代。[5]223-225

后福特主义以适应和满足多样化、个性化的市场需求为目的，以去僵化的生产体制与管理模式为追求，重新调整企业的组织方式，生产过程和劳动关系更具灵活性、更具弹性。它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与福特主义完全不同的特征。

相对于福特制的刚性而言，后福特主义更强调弹性。在生产组织方面，后福特主义体制不追求大规模生产，而是强调即时生产，追求零库存管理模式，以一种更具灵活的方式来适应市场供需新变化。与福特制强调标准化不同的是，后福特主义更注重个性化，基于具体的客户需求，实行订单式生产。这种模式决定了生产规模的小型化，以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并实现生产效率的最优化与经济效益的最大化。[6]在组织架构上，与福特制强调垂直型组织形式不同，后福特主义更强调横向联结，包括资本与资本之间的生产外包关系、资本与劳动之间基于订单的契约式关系。这种组织关系对传统上基于稳定雇佣关系的组织方式形成了巨大冲击甚至颠覆。

客观地说，后福特主义对市场的灵活回应与更具弹性的生产组织方式，对缓解近半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后福特制所强调的更具弹性的生产组织方式对于劳动力市场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

二、弹性积累与劳动脆弱性

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在晚近数十年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对于劳动力市场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劳动者行动能力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导致的“去管制国家”，让劳动者在资本面前更显孱弱。20世纪80年代，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大规模的政府重构计划;世界各国纷纷效仿英美，解除对商业的政府调节，放松政府管制。全球化对这一波浪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资本全球大调整的背景下，为了吸引外资，各国政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不得不采取“亲资本”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往往不得不以牺牲本土劳工权益为代价来获得国际资本的青睐。[7]建立出口加工区，并提供税收优惠、廉价的劳动力，弱化政府对“劳动体制”的干预，成为这些国家吸引外资流入的主要方法。[8]

另一方面，订单式生产让生产与劳动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大规模生产的持续扩张以及消费社会的到来，人们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产品和服务的社会需求日益增大。大规模生产的市场已经饱和，消费偏好愈加个性化。各类企业必须对这种日益增长的个性化需求做出回应。大规模定制正好适应了这一市场需求，并同时能够实现提高组织效率和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兼顾。操作层面上可能的做法是，通过外包并在基于国际分工的基础上扩展生产链来完成生产过程。这些外包企业依靠工资低廉、缺乏制度性保障的低技能工人进行生产，利用“没有集中化的集中”这一新兴规则将小企业的弹性优势转变为巩固和扩张自己力量的工具。[9]

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重构。当面临激烈竞争、市场剧变与利润减少时，企业用即时生产以减少库存甚至实现零库存，并采取外包制取代以規模化流水线生产与稳定雇佣关系为特征的福特主义。其结果是，雇主常会推动更具弹性的工作制度与劳动契约，而将一般就业导向更加仰赖部分工时、暂时性工作或转包的工作安排。全时、追求职业生涯及长期支薪的劳工数量愈来愈少;[10]而整个劳动体系已逐渐变成同时雇用部分工时者、随传随到者、临时派遣工，以及接受订单在家工作的家庭劳动力。[11]工人面临前所未有的高流动率、非稳定性和不安全感。

最近20余年来，中国特别是沿海地区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以及用工形式发生了迥异于传统的深刻变化，[12]尤其是珠三角地区，逐渐出现一批代工厂以及以“赶货”方式进行生产的群体，例如东莞市大朗镇毛纺业、虎门镇服装业、广州市花都区皮具业中的“赶货工”等。[13]相当多的服装、箱包、皮具等行业基本依赖订单而生存，很少雇佣长期固定的工人，一些企业甚至没有专门的厂房。

工厂选择“赶货工”是出于完成订单和压缩成本的考虑，一方面由于订单较多、行业竞争激烈以及厂内固定工人较少的情况需要赶货工的加入;另一方面工厂不用承担赶货工的劳动保障和其他福利，成本支出被得以大幅度压缩。[13]在东莞的一些代加工企业中，存在大量未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或临时雇佣工人的现象。东莞代加工工厂支付工人工资一般采取“计时”或“计件”的方式，但这两种方式均存在工资计算的“不透明化”问题，导致工人的劳动权益经常性受损。[14]在珠三角的外包制度中，转包是为了“降低企业的管理费用”“降低劳动力成本”以及“缓解订单不稳定带来的影响”。在转包过程中，工厂用大量的“临时工”或“计件工”来代替传统的固定工人，工厂也可能直接将工作转包给其他更具灵活形态的作坊式工厂或者“家庭生产单位”。[15]

家户劳动是家庭劳动与商品化劳动的一种混合形态。其独特性一方面在于其劳动力性质不是全职的劳动人口，而是不脱离家庭生活的家庭成员;另一方面在于它不同于工厂式的社会化大生产，而是分散性的家庭劳动。在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中，劳动者并不直接面向“市场”，家庭代工劳动力成为“集中管理和层层发包的生产链条的末端环节”;与“小商品”形式中劳动者拥有对生产工具、生产过程、生产产品以及产品销售的控制权不同，家庭代工形式下的劳动者按订单生产，没有完全而充分的生产控制权，同时还得接受极其微薄的代工费和严苛的工期要求。家庭代工实际上是另一种“弹性的雇佣关系”，成为“工厂的延伸”。[16]此外，还存在大量劳务派遣工、临时雇佣工、自雇用工、平台用工等大量介于标准劳动关系和民事劳务关系中间状态的非典型用工。在这些用工形态中，劳动者与雇主的法律关系变得复杂而模糊。[17]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要么没有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要么签订的仅是一份就业协议、服务协议，建立在正式劳动合同基础之上的各类社会福利权益普遍缺失;但他们却要面对超长的工作时长、恶劣的劳动环境和更为脆弱而不稳定的就业状况。

去工业化以及资本的集聚使得资本与劳动者之间力量更不均衡，雇佣关系更加充满弹性和灵活性。企业可以依据订单情况随时调整员工的规模，短期合同导致就业更具不确定性，劳动保护力度被削弱，就业呈现出普遍的脆弱性。传统的基于稳定雇佣关系的工作保护机制正在被后工业社会的去标准化生产体制破坏、瓦解。[18]

对工作的未来缺乏稳定性预期，失业率攀升，怕被革职，时常为下一阶段担忧，当事人周旋于令人疲累的外在世界，劳动自由更无从谈起，[19]这已成为弹性模式下劳动者的常态。弹性积累体制通过生产的灵活性和生产过程的非标准化来应对全球竞争的不确定前景，实际上将灵活性的成本和风险都转嫁给了劳动者。[7]对于劳动者而言，原本具有规律性的、可预期的工作模式，逐渐被弹性的、无明确预期的就业模式所替代。劳动力市场的这些弹性机制带来了雇佣关系和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新挑战。[4]

三、“福利社会”与“福利国家”：西方福利体制可以为我所用吗？

面对劳动领域发生的新变化，中国既有的福利制度建设该朝着怎样的方向推进？近年来学术界围绕此议题进行了深入而持久的讨论与争论，其中为数不少的文献呼吁应进一步强化国家在福利制度建设以及福利供给方面的责任，[20]在强化个人对其福利水平承担责任的同时，呼吁国家作为福利制度的责任主体发挥更为广泛且基础性的作用，以实现为低收入人员和就业缺乏稳定性的人员提供有效的福利支持。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国外经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益做法，是理论界在探讨我国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可行之路的通行做法。相当多的研究开始呼吁应该以一个更为开放的心态来讨论西方福利国家体制对于我们的适用性问题。[21]

此前因受限于多种因素，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内学术界在讨论我国福利体制建设与改革路径时，通常慎提西方福利国家体制。[22]但在最近10余年来，特别是“社会建设”被纳入国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总体格局之后，学术界逐渐增强了讨论西方福利国家体制对我国福利体制改革是否适用的信心，一大批与此相关的文献涌现。尽管在表述上研究人员仍然持谨慎之心，通常并不直接提在我国建设“福利国家”，而是用诸如“福利社会”“社会中国”“社会服务国家”等替代性概念来表达中国应该走福利国家之路或应该借鉴福利国家的经验，1但究其实质，无非是“福利国家”的另一种表述。

上述表述上的扭捏纠结，实际反映了理论界的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对于“福利国家”，有“为我所用”之心，希望能够借鉴其有益做法;但另一方面又颇有顾虑。这个顾虑有两个原因，第一是意识形态层面的束缚;第二个原因，正如为数众多的研究所担忧的那样，[23]是因为我们对于“福利国家”有着普遍的“高福利”标签的刻板印象——对于高福利陷阱，学术界通常保持本能的谨慎。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呼吁我们要正视福利国家对于我们的意义。杨立雄认为，我们应该消除对福利国家的恐惧和偏见，可借鉴其合理因素，逐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24]郑功成指出：“福利国家只是迈向福利社会的一种模式……应当充分认识到福利社会是人类的普遍追求，中国也不会例外。福利社会和福利国家不等于懒惰、消极、缺乏竞争力，它恰恰是公平正义、积极向上、具有长久竞争力的社会。我们不应当害怕福利社会，因为我们应该走向福利社会，也有能力迈向福利社会。”[25]

关信平也撰文指出，“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提出了‘福利社会的概念，并且许多研究者也认为‘福利社会应该在政府的主导下建构，但学术界仍回避‘福利国家的概念，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理论界仍在一定程度上对福利国家理论持批评和怀疑的态度”。他进而指出，“回避这一问题在总体上看对我国现在和未来社会政策的发展是不利的。在面向我国未来的社会政策发展时，我们应该重新审视福利国家的概念和理论”。[26]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学者从国家的福利职能以及国家对社会公众福利诉求予以满足的治理迫切性角度大胆倡议，中国应当坚定迈向福利国家之路，“中国走上福利国家之路，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1]

笔者以为，讨论“福利国家”对于我国福利制度改革是否具有适用性问题，实际上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问题是源自于西方土壤的福利国家体制是不是适合中国？这是基于地理空间的横向比较;另外一个问题是“曾经”的那个福利国家体制是否适应“今天”这个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的需求？这是基于时间维度的纵向比较。第一个问题因牵涉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甚至意识形态等诸多复杂因素，限于篇幅，本文暂不讨论。本项研究将着重讨论第二个问题：“经典”的福利国家体制是否还能适应今天这个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的需求？

四、福利国家体制的时代适应性困境

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直接催生了福利国家体制。作为一种针对经济危机的回应机制，凯恩斯主义主张通过财政和货币手段来加大国家的宏观调控，放弃消极放任的国家经济管理方式，转而采取更为主动的经济干预政策，包括从投资和消费两个方面来促进经济的复苏，以摆脱经济危机。在投资方面，凯恩斯主张政府采取积极的经济政策刺激投资，以促进就业，进而增进劳动者的购买力。同时在消费层面，凯恩斯主张国家应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以提升民众的消费能力，扩大消费;消费能力的提高，必然提高了资本家的利润回报率，这又进一步地刺激了资本家的投资欲望，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如此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刺激经济快速由低迷走向复苏。

凱恩斯主义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刺激方案，但其意料之中的一个后果便是国家在分配与再分配领域的广泛介入。这种介入在实践上便造就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福利国家”体制的广泛形成。米什拉对于福利国家的功能曾有一段精辟的论断：“简单地说，福利国家背后的总原则是，政府既应该又必须承担起为所有公民提供过得去的最低生活水准责任……它意味着以这样一种方式规范市场，以能够维持较高而稳定的就业水平”。[27]21

最近数十年来，传统福利国家体制遭遇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全面挑战，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福利国家的运作机制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冲击。这种冲击主要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资本、贸易的跨国性与福利国家中央调控能力的矛盾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资本与贸易的国际流动，通过世界市场的大整合，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与利润的最大化。在此过程中，资本与贸易已不再局限于单一民族国家之内，而是跨界域自由流动。据统计，截至21世纪初，全球约有6万家大型跨国企业，这些跨国企业底下有约45万家国外子公司，其营业额约9.5万亿美元。这些跨国企业内部的贸易往来约占世界贸易的1/3。在某些前100大的跨国企业中，甚至其营业额已经超过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28]

跨国生产、国际贸易以及国际资本流动所带来的一个客观后果是，国家基于凯恩斯总体式经济调控能力受限。凯恩斯主义认为，通过利率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和借助于工资的变化来调节劳动供求的自发市场机制，扩大政府开支增加总需求，从而达到充分就业。这种基于扩张性财税政策和利率手段以引导投资并提升就业率的调控策略，在面对海量资本跨国流动的背景下，调控效应日趋失灵。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运用利息等手段作为策略来调控投资与就业，其有效运作的前提是建立在布雷顿森林协议基础之上的固定汇率政策和一个受控制的国际金融体系。[28]274问题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快速扩张造成了国际金融体系的深刻调整，而金融体系变化势必造成汇率体系变化。据统计，每天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的金额高达二至三万亿美元。面对如此海量的国际间资金流动，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央储备无异于沧海之一粟，[30]各国赖央行储备以调控汇率的功能无疑被极大地稀释。这使得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够发挥作用的空间受到限制，由此抵销了政府希望通过凯恩斯总体性管理策略提高就业率的政策目标。总的来说，凯恩斯式经济政策的有效执行虽然是在一国范围内，但其实现却必须要在一个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下。而这个环境随着国际金融体系的转变而变得更加不稳定，并且使政府推动有利于解决失业问题的政策空间受限。[28]

根据IMF2018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的数据测算，2018年全球资本流动总规模约在1.38万亿美元左右，较2017年同比上升8.5%。近年来，国际资本进入中国的规模持续扩大。商务部2019年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实际使用外资8 856.1亿人民币，2017年这一数据为8 775.6亿元，外资规模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3%。[31]海量的外资进入中国的同时，由中国外流资本量规模也十分可观。据一项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1 171.2亿美元。[32]跨国资本的高流动性以及金融国际化，严重减弱了国家凭借利率来调控就业与投资的作用。

凯恩斯意义上的中央调控，只能在一个财政与金融管控主权完整、边界清晰的国家内部发生。跨国资本的高流动性以及金融国际化，削弱了国家通过利率来调控就业与投资的作用，弱化了中央调控的实际效果。“给付制”福利与转移支付等手段缺乏足够的基础，扩张性财政政策失灵，让基于中央宏观调控的福利国家体制严重受限，难以发挥凯恩斯意义上的就业保护与福利支持功能。

（二）弹性劳动与福利国家稳定就业、稳定雇佣关系的劳动体制之间的矛盾

凯恩斯式总体调控策略有效运作的前提除了一个受控制的国际金融体系，还有赖于一个基于福特主义的生产体制。

传统意义上面向劳动者的福利体制，是建立在稳定就业、稳定雇佣关系基础之上的有确定预期的社会政策。无论是俾斯麦式的保費制，抑或是贝弗里奇式的纳税制，就其主体而言，传统福利体制很大程度上是回应劳动者面对市场的孱弱而采取的一种基于防范收入中断风险的社会保障制度。[29]194在艾斯平-安德森基于福利模式差异而划分的资本主义“三个世界”中，这一社会安全体系的核心仍然建基于稳定就业与稳定雇佣关系的劳动体制框架之上。在这里，雇主雇员缴费责任的划分以及缴费本身的稳定性，一直是被作为讨论的前提。[33]116-117雇主缴费责任的法定原则，客观上要求参保人应当有着稳定而明确的雇佣关系。福利资格与缴费水平、缴费年限的关联机制，同样意味着既有的福利体系对参保人应当有着稳定就业的制度预期。

凯恩斯主义对于福利国家体制的影响，主要体现于以下两个作用方向相反但作用效应趋同的过程（图1）：一方面，国家通过积极的经济政策来支持雇主扩大生产，以提升就业率，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不仅可以增加劳工的实质性收入，同时也有助于国家从雇主汲取维持福利国家所必须的支持与资源，并通过国家转移支付的方式来实现将资本利润的剩余让渡给劳工;另一方面，通过在劳动领域采行组合主义，通过高工会组织率，建立集体协商机制，劳工的某些诉求得以抑制，劳资相安，为资本积累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图1 基于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运作机制

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将上述资本积累后的剩余进行重新分配，以“回报”工会与劳动者在工资抑制政策上的配合。通过收入维持与收入转移政策，也维持了劳动者的有效购买力，使得“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积累模式能顺利进行。战后资本主义之所以被称为“黄金时期”，因为它将原先相互矛盾的两个目标——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有效地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对于资本家与劳工都有利的“阶级妥协”架构。[28]

不过，这一劳资相安的福利架构及其效应，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冲击下，渐趋失灵。稳定就业、稳定雇佣关系，是一种福特制生产模式下的劳动体制。正如前文所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用工形式更灵活，劳动更具弹性，全时员工岗位减少，大量增加雇佣弹性工时、部分工时、临时性派遣的劳工，甚至随传随到者，以及在家工作、接受订单的家庭劳动力等非全时工。这种弹性劳动的一个显著特征在于不稳定就业以及相应的雇佣关系的模糊化。这进而从根本上对传统上基于稳定就业、稳定雇佣关系的劳动体制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福利财务模式和福利给付机制形成了挑战。正如诺尔曼?金斯伯格早前所警示的那样，肇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全球范围内生产体制的深刻变革，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福利体制产生的影响不可小觑，“在劳动力市场上，充分就业的终结以及非正式、间歇和兼职就业的增长颠覆了福利制度的社会保险基础”。[34]193

综合起来说，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跨国资本的高流动性以及金融国际化，削弱了国家通过利率来调控就业与投资的作用，弱化了中央调控的实际效果，扩张性财政政策失灵，让基于中央宏观调控的福利国家体制严重受限，难以发挥凯恩斯意义上的就业保护与福利支持功能;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了资本积累方式的深刻转变，生产与劳动更具弹性，用工形式更灵活，对传统上基于稳定就业、稳定雇佣关系的劳动体制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福利财务模式以及相应的福利给付机制形成了挑战。

五、结 论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让生产组织形式以及劳动过程发生深刻变化，让劳动关系发生深刻调整，让劳动者在就业与福利获得等方面，面临新的、更具不确定性的风险，须由国家出面提供更为实质性的福利支持。另一方面，它又让基于中央宏观调控的福利国家体制严重受限，难以发挥凯恩斯意义上的就业保护与福利支持功能。这里实际上隐含着一个福利悖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能没有福利国家，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又难以与福利国家体制共存。

近年来，学界比较热衷于在借鉴国际经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讨论我国福利体制转型之路、福利体制创新之路;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时代变了。曾经的那个经典福利范式是否还适应这个变动了的时代，是我们在讨论此类议题时不得不保持清醒的反思性议题。

作为致力于统合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这样一个有着内在张力的社会目标的制度安排，福利国家体制在最近的数十年来的确发挥了巨大作用。一方面，因其有效的转移支付机制而对劳动者提供了实质性的福利支持。另一方面，基于组合主义的劳资合作机制为资本创造了良好的获利环境。在此基础上，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获得了长达数十年的“黄金时期”。休伯和斯蒂芬斯等人的研究都强调，福利制度不仅仅是波兰尼提出的针对现代资本主义的“保护性反应”，它们同时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35]11福利制度的涉及范围如此广泛而错综复杂，以至于任何涉及福利制度的调整都会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从旨在回应劳工问题的现代福利制度初始功能上来说，正如艾斯平-安德森在先前的研究中所强调的那样，福利制度的波动至少对劳动力市场造成的影响显而易见;反之，情况也是如此。[33]248

这一局面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肇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福利国家体制冲击的作用机制是削弱其作为民族国家的独立性。正如考夫曼所指出的那样，迄今为止，理解福利国家的一切理论尝试，都是以民族国家作为决定的前提。然而，对福利国家制度安排的最新也是最持久的挑战，却是由跨国的发展引起的：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国家间区位竞争的加剧等。[36]4

尽管福利国家体制在最近的数十年来所遭受到的挑战并非都是因为全球化以及民族国家主权的弱化，[35]9-11但毋庸置疑的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基于主权边界清晰的民族国家在实施福利的实践中遭遇行动能力的侵蚀，却是不争的事实。[35]71

秉持新自由主义理念的资本扩张，既是助推全球化的重要基石，同时也是全球化的产物。二者的关系本质上是一个互相强化的双向运动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资本积累方式发生转变，弹性积累时代到来;与此相伴随的是全球生产与劳动体制相应发生了深刻变化。

近数十年来的中国市场化改革，恰逢全球经济的深度调整。在分享全球化红利的同时，中国经济社会同样也遭遇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这一波冲击对劳动领域的影响不仅涉及就业结构的变化，同时还造成用工方式以及劳动过程的深度转变。一个更具弹性的劳动体制和更具不确定性的劳动力市场，[4]几乎不可避免地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广泛存在。如果再考虑到基于平台经济、网约经济等新经济形态的广泛出现，劳动领域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更大的非稳定态。

劳动领域的新变化倒逼福利体制的调整与变革。然而，福利改革的探索之路固然应该多元化，但弹性积累时代的福利体制改革，在战略与具体路径上必须注意到这一大“势”的变化。特别当我们准备放眼世界，借鉴发达经济体曾经的福利实践经验时，应当对其时代适应性保持最大理性的审视。就其政策意义而言，本项研究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福利体制改革既不能食洋不化，照葫芦画瓢;也不能食古不化，因循守旧，要考虑到时移势易。在当前，经济活动、生产过程具有显著的跨民族國家边界倾向，福利体制建设也要注意到这一客观现实。福利体制改革应当考虑到资本的国际间流动、雇佣关系的国际性以及劳动过程的弹性化特征。

参考文献：

[1] 岳经纶，刘璐.中国正在走向福利国家吗——国家意图、政策能力、社会压力三维分析[J].探索与争鸣，2016（6）：30-36.

[2] 哈里·布弗雷曼.劳动与垄断资本：20世纪中劳动的退化[M].方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3] 谢富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生产组织及其变迁理论的演进[J].政治经济学评论，2005（1）：88-107.

[4] 苏熠慧，姚建华.“不稳定无产者”研究谱系及其当代意义[J].社会科学，2019（6）：98-108.

[5] 谢富胜.分工、技术与生产组织变迁[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6] Nadesan，Majia Holmer. Post-fordism，Political Economy，and Critical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s Studies[J].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Quarterly，2001（2）：
259-267.

[7] 熊易寒.集权化市场、弹性积累与劳工政治的转型[J].复旦政治学评论，2016（1）：113-130.

[8] 余晓敏.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劳工运动：现象、问题与理论[J].社会学研究，2006（3）：188-218.

[9] 谢富胜，黄蕾.福特主义、新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兼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方式的演变[J].教学与研究，2005（8）：36-42 .

[10] 萧易忻.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医疗化”的形构[J].社会，2014（6）：165-195.

[11] 汪华，孙中伟.城市新移民的工作脆弱性及其后果[J].学海，2015（2）：67-74.

[12] 郑爱兵.产业升级对我国服务业劳动市场结构的影响[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98-106.

[13] 黄岩.工厂外的赶工游戏——以珠三角地区的赶货生产为例[J]. 社会学研究，2012（4）：187-203.

[14] 陈裕棋.以农民工为实施主体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与改进方式探讨——以东莞代加工厂为例[J].青海民族研究，2015（2）：73-77.

[15] 陆海琴.圣星厂：一个外包工厂的生活、工作与治理[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2.

[16] 任焰，胡慧. 从小商品生产到家庭代工：农村家户劳动变迁与家庭再生产[J]. 东南学术，2019（6）：100-109.

[17] 张素凤.新时代非典型用工关系的定位与规制[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4）：150-157.

[18] Judy Fudge，Rosemary Owens.Precarious Work，Women and the New Economy：
The Challenge to Legal Norms[J]. Onati International Series in Law and Society，2006（2）：
3-28.

[19] 周書俊.劳动自由是劳动幸福的本质属性[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39-46.

[20] 彭华民，黄君.福利国家社会政策发展：资本、劳工与国家集中化互动逻辑[J].学术研究，2016（9）：54-60.

[21] 熊跃根.福利体制比较的类型学：
源流与发展[J].江海学刊，2019（3）：101-109.

[22] 邓智平.福利态度还是福利程度：福利国家再认识[J].广东社会科学，2015（4）：188-195.

[23] 杨立雄. 福利国家：
认识误区、判断标准与对中国的区域对标研究[J].广东社会科学，2018（4）：166-181.

[24] 杨立雄. 理性看待福利国家[J].中国社会保障，2013（6）：32.

[25] 郑功成.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就是稳妥迈向福利社会[J].人民论坛，2009（19）：61.

[26] 关信平.新时期我国社会政策建构和发展的若干理论分析[J].江苏社会科学，2010（2）：38-45.

[27] R.米什拉. 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国家[M].郑秉文，译.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1.

[28] 吕建德.从福利国家到竞争式国家？全球化与福利国家的危机[J].台湾社会学，2001（2）：263-313.

[29] 林志鸿，吕建德.全球化下的社会福利政策[M]//顾忠华.第二现代：风险社会的出路.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1.

[30] Geoffrey Garrett.The Causes of Globalization[J].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2000（33）：941-991.

[31] 商务部.2018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8856.1亿元[EB/OL].（2019-01-14）[2020-03-02]. 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19/0114/c1004-30529197.html.

[32] 潘晓娟.TMT、医疗、先进制造等行业成为中国企业海外市场投资机会[N].中国经济导报，2020-02-19（5）.

[33] 艾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M].郑秉文，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34] 诺尔曼·金斯伯格.福利分化：比较社会政策批判导论[M].姚俊，张丽，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35] 保罗·皮尔逊.福利制度的新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6] 弗兰茨-克萨韦尔·考夫曼.社会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M].王学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责任编辑：汪效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