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拉维夫：战地边缘咖啡馆

　特拉维夫：战地边缘的咖啡馆

　Tel Aviv: the Cafe near War Zone

　以色列,在外界看来一直是一个遥远而又神秘的国度,真实的以色列仅仅是一个拥有八百万人口的地中海小国，除去争议领土，以色列的国土面积略大于北京市的面积而当代以色列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则远远超过了《圣经》中的描述。

　现代以色列于1948年建国，而在圣经时代，自大卫王与所罗门王的繁盛后，以色列王国分裂为北方以撒玛利亚变为首都的以色列王国和南方以耶路撒冷为首度的犹太王国。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南部王国恪守宗教传统，以北方撒玛利亚为中心的十支犹太部落过着歌舞升平的世俗生活。沧海桑田，风云变幻，经历了两千年大流散后最终又回到应许之地的犹太人，冥冥中却依然重复实践着宗教与世俗的南北差异。一个国际新闻记者，清晨可能在耶路撒冷南部报道宗教极端化、冲突与分治，下午就坐在了特拉维夫柔软的白沙滩海岸，—杯卡布奇诺，一杯鲜榨橙汁，一副墨镜，悠闲地欣赏着来往行人。这就是以色列，一边海水，一边沙漠。而特拉维夫就是战地边缘那个永远不慌不忙、有条不紊的咖啡馆。

　1948年，现代以色列建国，定都耶路撒冷，然而这座饱受争议的首都，一直未能被世界各国所承认。作为以色列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自上世纪初初建时，就逐起成为以色列的金融商业中心。各国驻以色列使馆为了避免政治纠纷，很大一部分选择在特拉维夫立馆（还有部分选择在特拉维夫北部城市赫兹利亚新区立馆）。本世纪初开始，特拉维夫越来越发展成为世界级的创新与创业之都。

　耶路撒冷是世界三大宗教的圣地（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特拉维夫却注定是与耶路撒冷迥然不同的烟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很多人觉得之所以会有如此差异，是因为在特拉维夫可以看到蔚蓝的地中海，以色列文学巨匠阿摩斯·奥兹在其自传体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中曾这样写道：“在耶路撒冷，人们走路的方式倒像是去参加葬礼，要么就是像听音乐会迟到的人，先踮起脚尖，测试着地面，然后，一旦他们放下了脚，就不急着前行了。我们等了两千年才在耶路撒冷找到了立足之地，实在不愿意立刻离开。另一方面，你一旦把脚抬起，就不要急急忙忙地落下——谁知道你是不是有踩到蛇窝的危险呢。几千年来，我们为自己的冲动鲁莽付出了血的代价，一而再再而三地落入敌人的魔爪，因为我们没看地方就落了脚。这多少就是耶路撒冷人的脚步吧。但是在特拉维夫，嗬！整座城市就像个大蚱蜢。人在腾腾跳动，房屋、街道、广场、海风、黄沙、林荫大道，甚至连天上的云彩都在跳动……在特拉维夫有了不起的运动健将。那里有大海，大海里满是会游泳的古铜色皮肤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谁又会游泳呢？谁听说过会游泳的犹太人？这些都是完全不同的基因。是一种突变，‘像蝴蝶从虫蛹中奇妙地再生'。”

　年轻的移民城市

　沿着特拉维夫的滨海大道漫步，嗅着咸味的海风，从南到北不过六公里的路途中可以听到不下十数种语言：美式英语的轻盈欢快、英式英语的中规中矩、法语的优雅婉转、俄语的迅雷不及掩耳、阿拉伯语的苍凉悠扬、阿姆哈拉语的深沉、德语的铿锵有力、西班牙语的洪亮圆润、瑞典语的跌宕起伏、中文的浅吟低唱，当然还有希伯来语的快刀斩乱麻。

　特拉维夫是一座不折不扣的移民城市。与居于南部一隅、有三千多年历史记载的雅法古城 （Jaffa)相比，特拉维夫是一个年轻的、混血的犹太孩子。十九世纪末，来自也门的犹太人抵达当时仍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区，在雅法城外建立起第一批犹太社群。与此同时,第一次犹太回归运动(First Aliyah)开始,受到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 鼓舞的Ashkenazi犹太人也来到这里，在雅法城北部的沙丘上建立起定居点。二十世纪初，第二次犹太回归运动开始，越来越多的犹太家庭从欧洲来到巴勒斯坦，购买土地、改良土壤。随即产生的是他们对于未来家园的设想，一座希伯来的花园城市，在整洁的环境中富含美学和健康学的城市规划——特拉维夫应运而生。

　希伯来语中，特拉维夫（Tel Aviv)的意思是“春之小丘”。虽然定居在此的早期犹太移民经历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驱逐令，然而一战结束后，英国托管下巴勒斯坦地的犹太社群经过几次犹太移民浪潮后逐渐发展壮大。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受到德国纳粹主义的影响，德国包豪斯学院的部分犹太学生和教师逃往巴勒斯坦地，参与到特拉维夫的城市规划与建设中。为了适应地中海东岸炎热干燥的气候，设计师采用白色作为建筑的主色调，用来反射阳光：西欧包豪斯建筑常见的大玻璃窗被凹进的小舷窗代替，减少直射进房间的阳光和热量；每层狭长的阳台贴着建筑的曲线，让居民可以在阳台上享受从地中海吹来的清凉海风；斜顶被平顶所代替，创造出更多的社交空间，让居民可以在屋顶活动，增加空间的利用率。

　四千多栋包豪斯建筑在特拉维夫拔地而起，使得特拉维夫成为了世界上包豪斯建筑最多的城市，同时也获得了“白城”（White City)的美誉。特拉维夫的包豪斯建筑群也在200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移民为这座城市带来了活力和创造力。特拉维夫的第一任市长名为Meir Dizengoff，1861年出生在比萨拉比亚(现摩尔多瓦境内),沿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Dizengoff大街从北向南散步，还未过Frishman路，沿路的白色包豪斯建筑就逐渐映入眼帘。Dizengoff大街两旁的包豪斯建筑多为民居，清爽的夏曰夜晚，伴随着路旁咖啡馆传来的阵阵喧哗躁动，流线型的狭窄阳台上，坐着三三两两的好友、情侣，或痛饮或小酌，相谈甚欢。炽烈阳光中简洁清淡的白色建筑，在夜晚蒙上一层夜色，点缀着灯红酒绿、川流不息的街景，传递出一丝难以名状的温柔与温度。Dizengoff大街九十九号的包豪斯中心，不仅是国外游客经常光顾、挑选“白城”纪念品的场所，也被本地居民所青睐。在包豪斯中心二楼不定期举办的小型绘画、摄影展览均以“白城”为主题，展现特拉维夫的包豪斯建筑在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严重不同的风情与观感。

　特拉维夫的包豪斯建筑绘画艺术家Sali Ariel女士在1972年从美国移民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生活了二十年后，于1992年搬来特拉维夫。初到特拉维夫的时候，Sali的绘画作品的主题主要是特拉维夫的自然景观——公园、绿地、河流、树林，而在2000年初，几乎是与巴勒斯坦大起义开始的同一时期，她的关注重点逐渐转向了绿荫丛中频繁出现的包豪斯建筑。“特拉维夫是世界上拥有包豪斯建筑最多的城市，对我而言，包豪斯建筑打动我的地方在于它将功能与形式完美地结合，达到一种平衡。二十世纪前半叶，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特拉维夫的人口随着一批又一批犹太移民的到来而迅速膨胀。如何能够提供足够的住房，满足新移民和城市人口的需求，又能够符合建筑设计的美学标准，的确是一个难题。而选择包豪斯建筑，是一个非常好的解决办法。”

　自2000年初至今，Sali已经在包豪斯中心举办了四次个人作品展。在她的包豪斯建筑绘画中,Sali经常选取明艳对比强烈的颜色。她解释道：“我的包豪斯建筑绘画，之前经常采用写实的、灰白的色调，直到几年前在新加坡参加一个画展，有人对我说，为什么不用更明艳的色调、略微夸张的手法来突出包豪斯建筑的特点呢？”

　距离包豪斯中心不远的Dizengoff广场边，每周二、周五聚集起来的古董市场所展现出的则是另一番移民城市的气息。这座特拉维夫有名的古董市场全称是“古董、复古与二手市场”，因为犹太人每周的工作曰从周曰开始，到周四结束，因此每周五的古董市场规模最大、前来光顾的人最多。进入古董市场，在每个摊位慢慢观赏把玩，与摊主细细交谈下来，通常要花大半天的时间。应接不暇的老旧商品中，总是能给喜爱历史、热衷考据的顾客带来无限的穿越乐趣。

　在这个面积不大、只有几十张摊位的古董市场里，可以看到纳粹海军和空军的军官证，纳粹陆军头盔、二战时期欧洲傀儡轴心国护照上盖着的纳粹第三帝国出入境章、以色列占领埃及西奈半岛时期发行的希伯来语版西奈半岛地图、英国托管时期巴克莱银行特拉维夫分行的存折、前苏联各个时期的勋章和纪念章、一战时期英军的马刀、来自欧洲的短波收音机上还写着诸如柏林、布达佩斯的频段，以及莫斯科第一钟表制造厂生产的东方牌怀表。古董市场的摊位流动性不大，头发花白的钟表匠、西伯利亚俄裔老婆婆、来自匈牙利的邮票明信片大叔、徳裔老大爷……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曾经讲着完全不同的语言，学习着互相对抗的历史，烹饪着风格迥异的食物，顶着各种语系的姓氏，然而他们却有一个无法磨灭的共同点：犹太人。

　在大流散的两千年间，无论如何身处逆境、众叛亲离，或孤独地行走在严酷的寒冬、或痛苦地挣扎在炽热的烈焰中，他们的心里都相信着属于他们的未来终将降临。从一战到二战，人间浩劫、世态炎凉，历经千难万险，他们最终抵达这里，在有生之年再次过上了平静悠闲的生活。周五的早上，在这方小小的古董市场里他们相遇，问候一声：“早上好”（Boker Tov)。临走时道一声“安息日快乐”（Shabbat Shalom)。

　历史的角落

　海中之海，

　也被称为地中海，

　这就是鲸鱼吞掉先知约拿的海，

　这就是把十字军、奥斯曼土耳其人、赫兹尔和我带来的海

　——《卡萨布兰》（Kazablan）

　地中海，白沙滩。

　然而这并不代表特拉维夫就没有阴郁、没有悲伤。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正如每个国家都有因为隔阂与鸿沟而无法走到一起的情侣——四世纪的浙江上虞，一对情侣因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阴阳两隔；十六世纪的意大利维罗纳，一对情侣因为家族矛盾而殉情；1993年的南斯拉夫萨拉热窝，一对情侣在战火中被击毙……上世纪五十年代以特拉维夫南部雅法老城为舞台、在以色列剧作家Yigal Mossinson的笔下，一对犹太情侣却因为Ashkenazi犹太人与Sephardi犹太人之间横亘的文化鸿沟与社会偏见而险些与幸福失之交臂。

　在特拉维夫的生活总体上是慵懒而热情的，午后的海滨咖啡馆里畅叙幽情的痴男怨女与夜晚城南酒吧里挥汗如雨的红男绿女却有可能是同一群人。特拉维夫的海岸线长达六公里，除了城市北部港口和南部雅法古城的港口外，绵延几公里长的沙滩给特拉维夫人提供了绝佳的放松度假场所。没到地中海炎热干燥的夏季，古铜色皮肤的健壮男士吊着沙滩裤、趿着人字拖鞋、带着冲浪板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来到海滩，走过晒日光浴的美女和成群的小孩，尽情享受这片永恒的大海带来的无尽乐趣与诱惑。

　所谓“战争的阴云”从未真正笼罩在特拉维夫的上空——即便从特拉维夫市中心的拉宾广场到约旦河西岸的直线距离也不过二十几公里，在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也有来自约旦河西岸的恐怖分子在公交车和酒吧里放置炸弹，特拉维夫的黑社会也会通过汽车炸弹定点清除死对头，来自加沙地区哈马斯武装分子的火箭弹在战时也会落在城郊空地，中央汽车站随处可见标注出“防空掩体”位置的牌子——积极乐观、无所畏惧、及时行乐的特拉维夫人从未错过任何一个享受生活的好机会。

　如今位于特拉维夫西南部的雅法老城，还保留着三千年时光洗刷过后的古老风韵。雅法地势高于海平面四十米，站在雅法山上，可以清晰俯瞰南北海岸线。正因如此，雅法的军事战略地位在历史上一直非常重要，很长一段时期内是地中海西岸的重要港口。雅法老城有人类居住的文物遗存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7500年，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在青铜器时期，公元前1440年埃及法老图特摩斯三世用巧计击败了迦南人。在随后的三千多年时间里，雅法多次易主，几经攻占与屠戮，犹太部落、犹太王国、亚历山大大帝、罗马帝国、十字军、萨拉丁、狮心王理查德、拜巴尔一世、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拿破仑、英国……直到1950年，雅法被正式划入以色列版图，与特拉维夫一起被命名为“特拉维夫-雅法”以区别“雅法”的历史名称。

　沿着特拉维夫海滨的Nahum Goldman大街向南行进，经过海边断壁残垣的埃特泽尔博物馆（Etzel Museum),就可以看到David Raziel街口矗立的奥斯曼土耳其时期的钟楼，于1906年由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所建。在雅法老城现有的四万六千余名居民中，有三万犹太人、一万六千穆斯林和少量的基督徒。初探雅法老城的历史和居民从这里的宗教场所可见一斑：如此促狭的范围内，有一座利比亚犹太会堂，一座希腊正教教堂，— 座亚美尼亚正教教堂，一座圣方济会修道院，一座新教教堂和两座清真寺。

　《卡萨布兰》的故事，就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雅法老城的犹太社区。刚刚经历过独立战争的洗礼，老城区内断壁残垣、烟尘滚滚。来自摩洛哥的犹太青年卡萨布兰（姓名来自他的出生地卡萨布兰卡）与来自东欧的犹太女青年蕾切尔在雅法破旧脏乱的犹太社区相遇了。一个来自西方社会，是Ashkenazi犹太人，一个来自东方社会，是Sephardi犹太人，在文化和观念差异悬殊的情况下，卡萨布兰对蕾切尔展开了热情奔放的追求和告白。

　二战期间和战后，大批犹太难民从欧洲迁往现今的以色列。以色列建国后，由于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冲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大批东方犹太人从居住了几百年的阿拉伯与穆斯林国家移民以色列，掀起了以色列建国后第一拨大的移民浪潮。然而来自阿拉伯国家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东方犹太人融入以色列社会的过程充满了艰辛坎坷和文化隔阂，并受到犹太人的歧视。

　蕾切尔与卡萨布兰虽然相爱了，然而他们的爱情却震动了整个犹太社区，更触怒了蕾切尔的父母以及同样来自东欧，倾慕着蕾切尔的中年鞋匠。与此同时，雅法犹太社区的居民也面临着来自特拉维夫市政府的压力——为了更好地进行城市规划，市政府决定拆除破旧的社区迸行重建，而当地居民在蕾切尔父亲的主导下千辛万苦为此筹集的善款却不翼而飞，矛头直指桀骜不驯的Sephardi青年帮派首领卡萨布兰，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将他投入大狱。直到最后真相大白，水落石出，被冤枉的卡萨布兰得以重获自由，真凶被警察带走。故事的最后在一片欢快的歌舞中结束，载歌载舞的人们共同庆祝犹太社区新降生的男婴，在Sephardi拉比主持下举行割礼仪式，卡萨布兰终于可以在众人的祝福中，牵起蕾切尔的手。

　欢声笑语中，雅法老城如此美丽，大海依旧湛蓝，阳光依旧明媚。“海中之海，也被称为地中海，这就是鲸鱼吞掉先知约拿的海，这就是把十字军、奥斯曼土耳其人、赫兹尔和我带来的海”。这片海，三千多年来见证了雅法多少的风云变幻、人间悲喜。蕾切尔与卡萨布兰是幸运的,这对被誉为“以色列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情侣在《卡萨布兰》的故事中，以喜剧收场，皆大欢喜。然而在现实中的雅法古城，宗教、战乱、变迁、屠戮，生生拆散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不知曾有多少、将有多少。

　既然前路未知、命运无常，何不放下顾虑、拥抱生活，珍惜眼前人呢？

　战地边缘的咖啡馆

　特拉维夫市中心的拉宾广场是以以色列已故的前总理拉宾的名字来命名的。伊扎克·拉宾总理被誉为天才军事家、政治家，也是第一位出生于以色列的“本土总理”。出身军旅的他，一生都在为以色列的独立和国防安全奋斗。1974年拉宾第一次当选以色列总理，时隔近二十载，1992年他再次当选，对推动中东和平进程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1994年，拉宾因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所作的努力与 佩雷斯和阿拉法特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他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袖阿拉法特在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的促成下握手的历史影像，时至今曰仍被人们所铭记。

　然而这位积极促成和平、希望解决旷曰持久的巴以冲突的以色列总理，却在签署巴以和平协议后，被以色列极右势力视为“犹太民族的叛徒”。1995年11月4日，拉宾总理在特拉维夫市中心诸王广场（Kings of Israel Square)参加一个十万人的和平集会，集会结束后，拉宾从市政厅的台阶上走下来，在前往座驾的途中被一名以色列极端右翼分子近距离枪击，身中两枪。随后他被紧急送往医院，因抢救无效，在四十分钟后身亡。为了纪念这位总理，特拉维夫的诸王广场更名为拉宾广场，如今在拉宾广场边的地面上标记着当年拉宾被枪击的准确 位置。伊拉克? 拉宾半生戎马、半生从政，最后却被一位同胞强杀，着实令人为这位悲剧英雄唏嘘不已。

　初到以色列还未满一年的时候，有故友约我在拉宾广场见面，我感到非常迷惑：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去拉宾广场呢？要去向纪念碑行注目礼吗？还是要进献鲜花以表哀思？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拉宾广场四周、特别是伊本?戈维罗大街两旁有形形色色的咖啡馆和餐馆，拉宾广场一直以来就是特拉维夫的地标性建筑之一。提及拉宾广场，特拉维夫人的第一反应不是巴以冲突、不是悲剧英雄，而是活色生香的城市休闲生活。

　同样的错位感和恍惚感，也发生在查询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的几年时间内特拉维夫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和平民伤亡事件时。2001年6月，特拉维夫海豚夜总会发生重大自杀性爆炸袭击，造成二十一人死亡、一百三十二人受伤；2002年9月，南特拉维夫有名的酒吧夜店一条街艾伦比大街上发生公交车爆炸，造成四人死亡、七十人受伤……这样的平民伤亡事件，已经持续多年，并且决不仅仅局限于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生命的威胁，似乎随时可能发生，紧张时期的城市娱乐生活，每分每秒都可能被爆炸声打断，大段风平浪静的和平时期看似是一种恩赐。然而走在特拉维夫的街头，人头攒动，车水马龙，丝毫感受不到一丝迟疑、焦虑与灰暗。

　特拉维夫人喜欢去海边游泳、去咖啡馆会友、去酒吧畅饮和去夜总会狂欢。在以色列当代知名作家大卫?格罗斯曼荡气回肠的长篇小说《行至天尽头》（To the End of the Land)中有这样的情节：在约旦河西岸冲突集中的城市希伯伦服兵役的小儿子，部队回到家里，即使精疲力尽了，也要和哥哥去熬夜享受夜生活。为了避免兄弟两人同时遭遇恐怖袭击而丧命，大儿子和小儿子约好晚饭过后就去不同的夜总会。每当遇到这样的周末，焦虑的母亲都几乎是一夜未眠，等待着两个儿子的归来。一个儿子在凌晨回来了，另一个儿子会回来吗？

　无论是怎样的局势和紧张气氛，似乎都无法阻止特拉维夫的年轻人拥抱自由、享受生活的脚步。或许真正能够阻止他们的不是担忧。也不是恐惧，只可能是涨价的酒水和越来越拥堵、几乎零停车位的城市交通状况。

　特拉维夫南部的罗斯柴尔德大道永远拥有这座城市最晚熄灭的灯光。这条连接高尚艺术社区Neve Tzedek和哈比玛广场及剧院(Habima Square & Habima Theater)的大道，曾经叫做“人民大街”（Rehov Ha Am)。后来根据当地居民的要求，这条大街更名为罗斯柴尔德大道，向锡安主义运动的主要支持者爱德蒙?德?罗斯柴尔德男爵致敬。

　整座城市内，无法找到第二条如罗斯柴尔德大道一般的林荫路。2005年，罗斯柴尔德大道接受了全面修整，两旁的历史建筑得到维护，更多的居民迁到这个区域居住，给大道注入了更多的文化能量。道路两旁精致典雅的包豪斯白色建筑自然为这条林荫大道增色不少，往来跑步遛狗的城市新贵和讲着英语法语的新移民也给这里带来更多国际化都市的气息，然而最吸引人的，还是罗斯柴尔德大道散发的热情与能量：全国连锁的 Moses汉堡店开到凌晨，主打巧克力甜食的以色列本土品牌Max Brenner也经常在后半夜还灯火通明，迎接着络绎不绝的客人。即使在周末安息曰，罗斯柴尔德大道上也永远有着散步和聚会的人群。每年的12月31日夜晚，这里也是年轻人跨年庆祝的重要场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2011年夏天以色列全国爆发的“社会公正”游行中，罗斯柴尔德大道的林荫路上支起了无数顶小帐篷，作为抗议者的临时居所。还有人从家里搬来沙发、炊具、音响设备，在大道中组织聚会、沙龙、发表演讲，讨论国家政治经济重大议题，整条大道都弥漫着自由派的空气。

　将特拉维夫称为战地边缘的咖啡馆，是因为以色列的国土如此狭窄，矛盾与冲突如此临近，从北部与黎巴嫩和叙利亚的边境到南部与埃及西奈半岛的边境，从东部约旦河西岸到西南部的加沙地带，从大规模区域战争、小规模军事交火到遍及全国各地的恐怖袭击，以色列人无处遁逃、也从未打算离去。在这场以色列与穆斯林国家旷曰持久的冲突中，世俗魔都特拉维夫也无法置身事外。在这里也可以感受到不时飘来的硝烟、看到腾空跃起的战火、遭遇猝不及防的恐怖袭击，然而特拉维夫是战地边缘的咖啡馆，不是战地边缘的后备军营。清晨起来，一份报纸、 一杯口感浓厚的土耳其咖啡，一杯本地特色的鲜榨橙汁，新的一天就这样稀松平淡地开始了。或许阳光有些耀眼、宿醉的大脑还有点晕眩，但是这些都不会影响特拉维夫人的好心情：如果说一切都是一个主观的简单选择，要么生活在焦虑与恐惧中惶惶不可终日，要么生活在淡定与惬意中优哉游哉及时行乐，那么为何不选择后者？整日面对令人消沉的时局新闻，未免有些心理疲劳，为何不把目光转向地中海，看看从港口驶出的片片帆船，摇曳着驶向未知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