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经济危机

　 13. 宏观经济的经典案例之一：1929——1933年大危机

　如何判断危机的来临，是人类社会进入到现代时期的一个重要课题。这应该是在高等教育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应该重点研究的内容。迄今为止，在宏观经济运行中堪称经济学的经典案例有两个，一个是1929——1933年的大危机，另一个是滞胀的双重困境危机。在本章中我们重点讨论前者，下一章我们将分析后者。在这里，我们重点学习的应该是危机的表现形式和治理办法，这对于经济学家来讲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3.1 大危机的前期背景：自由市场经济的终结

　起始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工业革命的长期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尽管在1907年、1913年和1921年有过短暂的经济衰退)，铸造了一个富庶而强大的美国。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个高度稳定的持久繁荣状态似乎确己成实现。进入新世纪以后的今天，当人们在重新审读这页历史的时候，即便是带着苛刻和挑剔的眼光，也不能不为这一时期美国经济的繁荣表象所吸引：

　第一，1919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742亿美元，这是截至该年为止的创纪录数字。1929年，国民生产总值在历史上第一次突破l000亿美元大关，高达103l亿美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0年内，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315美元。与此同时，物价基本保持稳定。

　第二，20世纪20年代，技术变革已达到奇迹般的程度：这10年内政府发出的发明创造专利证比美国历史上以往的任何年代都要多。技术和管理上的重大革命，在20年代初期，几乎每一个企业都程度不同地接受了泰罗的科学管理方法)，使工业总产值的增长比任何时期都要快。1920一1929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大约增长了53％．而1899—1915年仅为4．3％。

　第三，工商业和政府之间的配合及其亲密关系，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了前所末右的高度。与此同时，劳资关系也明显宽松，以每年平均罢工数为例1916—1921年为3503次， 1922一l925年降为1304次，1926—1929年更降为791次；在20年代，因工人罢工而损失的工时还不到全部工时的0.001％。除了煤矿工人和纺织工人还进行暴力斗争之外，工人运动日趋保守，合作比冲突更为有利成为一条不成文的原则。

　然而，前所未有的繁荣孕育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历史，已经把美国推向崩溃的边缘。1929年10月24日是一个被称为‘黑色星期四”的美国的灾难日，纽约证券交易所抛售股票的狂潮如山崩地裂，1300万股股票易手，记录股票交易行情的自动收报机甚至来不及显示现场的股票行情；成千上万的经不起风浪的小投机者被他们的经纪人无情地出卖了。这是20年代逐渐上升到爆炸点的经济运行过程中，长期被积聚下来的各种矛盾和被紧紧围堵住而无以释放的破坏力量的惊人的触媒和释放。10月39日，纽约证券交易所出现了交易史上最狂暴的情景——1650万股股票成交，股票市场看起来就像一种新的海底探测装置一样，从已知的金融大陆架一下子掉进了未经探测的无底大海。

　我们无意详尽地描述1929—1933年大危机的全部过程；在这场危机过去之后的今天，人们更加关心和深刻思索的，不是危机本身酌过程，而是这场危机酌原因、后果和摆脱这场危机的途径、方式及其对整个美国经济的久远而深邃的影响。总之，它不止于经济方面，面是概括了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大危机以前的10年正是美国建国以来政府干预最少、经济最自由放任的时期，这意味着美国从建国以来一直崇尚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破产。

　13.2 大危机的表现形式：传统理论的失效

　有关在1929一1933年这场危机的数量方面后果的统计概况：

　第一、由于股票贬值，全美国损失840亿美元，超过了1928年817亿美元的国民收入总额。

　第二，有13万家工商企业和5000家银行破产，工业生产下降了45％；重工业主要部门生产下降的情况是：采煤下降65．6％，生铁下降86．7％，炼钢下降84．7％，汽车下降92.1%，机床制造下降96．3％。

　第三，农业收入从130亿美元降到55亿美元。

　第四，全国失业人数达1200一1300万人，约占劳动人口的四分之一。

　第五, 国民生产总值从l031亿美元下降到742亿美元。

　第六, 进口总值从45亿美元降为13亿美元，出口总值从53亿美元降为17亿美元，等等。

　这场危机在非数量方面的直接后果是，它极大地动摇了。美国人民对资本主义制度基本价值或市场制度持久价值的信心；更确切地说，大危机以极端的形式在各地区、各阶层造成了广泛的痛苦和深刻的不满，从而使美国人民相信，只有政府干预才是对付这场灾难的唯一办法；也只有大危机才使美国人民接受和认可了30年代以后美国总统大幅度地增加并使用政府干预。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危机的主要后果就不止是它所造成的十年内乱，它还是一种巨大的动力，一种历史的契机；这种动力和契机，促成了已经孕育近一个世纪的政府在经济进程中的作用的根本性转变——这也正是新政的历史作用。

　研究表明，30年代大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在美国经济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原有的市场机制已经无法承受、容纳和驾驭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了，而与此同时，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尚未确立，政府干预趋于停止，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愈益弱化，这就导致了经济运行过程的严重失控和经济秩序的极度紊乱。二是贫富差距与美国经济一起增长，国民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均和两极分化，导致了大多数人的生活贫困与货币购买力的停滞和下降，由此出现的市场需求不足，与基于对未来前景的盲目看好而迅速膨胀起来的投资规模和信贷规模恰成鲜明对比；始于人为减税、任意放纵银行滥发贷款的经济过热所形成的供求之间愈益加剧的失衡，终于导致了虚假经济繁荣的彻底毁灭。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例如，20年代的繁荣，与其说是全美国的，不如说是美国城市的，长期以来的农业危机，使农产品价格、良业收入和农民购买力自1920年以来一直在下降。农业拖了国民经济的后腿，农民拖了其他各业人民的后腿。这表明，一个大国的经济起飞和经济繁荣，如果不以农业的腾飞和繁荣为基础，那它终究会因缺乏后劲而行之不远。无粮不急，这恐伯是世界经济史上反复证明了的一个真理。又如，20年代的持续增长仅限于某些工业部门，其他一些工业部门并不很繁荣。再如，商业银行的资本被用来在不动产和证券市场上进行肆无忌惮的大投机等等。我们还可以继续找出更多的原因来，但是，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前述两条。

　对于第一个原因而言，为什么说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建国以来政府干预最少、经济最自由放任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的自由放任主义与大危机有何联系?要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还得从20世纪初期的美国进步运动说起。1901年，当西文多·罗斯福入主白宫的时候，人民对于当时流行的自由放任学说以及有关政府无为而治理论的普遍不满，从而形成了一股来势不小的社会力量；在此基础上．各个社会改革团体结成一个组织得不根严密的进步派联合组织，掀起了所谓的进步运动。这场运动没有主要的方向，没有固定的目标，也没有建成一个完美社会的纲领；它不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政治运动，而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成份的思想文化激流。这场运动的哲学观点尽管形形色色，但它的主流是争取扩大政府权力，致力于建设贤能的政府。进步运动并不是孤立出现的。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新工业制度的弊病虽然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但是趋向却已清晰可见。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是否应当让财富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并让所有生产资源的管理权集中起来而不受限制性立法约束，或者说是否应当对经济过程加以管理以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进步运动试图探索一种理论来证明，建立一个能够控制国民经济所有部门和领域的强有力的政府是合理的。诚然，自由放任政策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这样一条原则被提了出来：运用国家的全部资源来提高贫穷地区的文化水平、保护各种集团和阶级免受同胞的剥削，扩大政府对于不幸的和没有正当权利的人的援助，并且在私人企业所不能或不愿插足的领域内扩大政府的干预。进步运动打破丁政党界限，无论是共和党人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还是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总统，都参加了进去；前者在任期内(1901．9—1909．3)抨击了作恶多端的大富豪，支持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施行，后者在任期内(1913．3—1921．3)促使国会通过了联邦储备法、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等一系列法律。我们不难发见，这是顺应历史潮流和经济发展内在要求的明智之举。

　应当指出，除了技术变革所引起的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的惯性作用以外，20世纪20年代的空前的繁荣是用下列办法实现的：第一，维持高额保护关税，关税税率一直提高到很高的地步；第二是减低高额所得税和公司税；第三是停止实施反托拉斯法和奖励大规模的合并或联合——放弃了强迫竞争的原则而采纳了企业界内部互相合作和政府与企业界合作的原则。共和党除了关税一项以外，没有任何为农业着想的计划，除了工业繁荣的间接好处以外，没有任何为劳工着想的计划。它为生产而生产，置消费于不顾。结果就出现了一个大公司表面繁荣的时期。这种繁荣造成了财富分配愈来愈不均的现象，萌发了通货膨胀和投机狂潮，促成了商业卡特尔、控股公司和工业垄断公司的疯狂扩张。显然，这种取消国家干预的理论和政策，从1921年哈定上台起就为30年代大危机理下了巨大的隐患并开始积聚到后来几乎要毁掉这个年轻国家的疯狂的破坏性力量。

　联邦储备系统管理不严，以致大大促进了股票市场上的投机热潮，但是美国政府却拒绝干预，并且公开声称“一切基本上都是健全的”；几百万美元的外国政府的公愤，被明明知道这些公债分文不值的人卖给了美国私人投资者，而政府知道这种情况，却不予披露和干涉；由于所得税法制订得很不完善，几百万美元的所得税被漏掉了，但是担任财政部长达11年之久的梅隆(Andl ew MeHon)却从未把这种情况通知国会，关税委员会几乎名存实亡；联邦贸易委员会奄奄一息；反托拉斯法形同虚没，垄断公司的扩张到处受到欢迎；所得税与公司税在财政部长的怂恿下一再削减——以长期经济衰退的巨大代价来换取短暂繁荣的一己功利；至于坚决主张联邦政府应该最少最少地介入经济领域的胡佛总统，竟然在使美国人民惊恐不已的“黑色星期四”的第二天，轻松自若地发表文告，声称“美国主要工商业以及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形势很好，欣欣向荣”；当大危机向纵深发展，一再忍耐的美国人民终于提出这样的要求——不是维持现行制度的现状，而是要对它进行彻底检修时，但胡佛却仍然认为，只要恢复20年代的企业机制就足够了，最好是全国的企业都能摆脱政府的干预，最大限度地由各种非政府的、自愿的机构来组织经营管理(即所谓自愿制度)。诸如此类，不再一一列举。

　这些事实表明，这个时期在美国所发生的一切是极其异乎寻常的；这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原则被废除殆尽的时期，是在空前繁荣的表象下俏俏准备和逼近一场巨大经济地震的“震前期”；这是美国历史上政府官员在无为而治的旗帜下以权谋私、官官相护、营私舞弊、严重读职等犯罪行为最猖撅的政治黑暗期。历史的发展有时候往往是令人遗憾的。本来，随着进步运动的健康发展和壮大，美国人民是完全有可能消除经济发展中的巨大隐患，从而阻止、至少是减缓这场大危机的，但是，连续三届共和党总统顽固地和错误地取消政府干预的政策，加之进步运动本身缺乏严密的组织和明确的计划，又由于知识分子的那种宣传就能改变政治格局的书生气和软弱性，而当时绝大多数基层的劳动者又并未自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所有这些因素汇合在一起，终于把美国引向了一条通往崩溃和毁灭的道路。

　国民收入分配的愈益不均和贫富悬殊的日臻加剧，是形成30年代大危机的又—个主要原因。在1920—1929年，美国按全国总人口平均的可自由支配的(即纳税后的)年收入从635美元增为693美元，约提高9％。然而，在同一时期内，占总人口则的最上层人口的平均可自由支配的年收入，从7492美元增为13114美元，提高了75％左右。也就是说，在1920一1929年，占全国人口1％的最上层阶层拥有全国可供白由支配的年平均总收入，约从12％上升到19％；1929年，占全国人口10％的上层阶层约占有全国可自由支配的总收入的40％，而在同期约有60％家庭的全年收入低于3000美元。1934年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一篇论文这样写道：“美国呈现出了收入分配日益不均的趋势，至少在20年代前后是如此。这就是说，这个时期人民群众的收入有所增长，而上层阶层的收入水平提高得更快。由于随着上层阶级高额收入的实现，他们收入中的节余部分比消费部分增加得快，因而出现了大量聚集财富的大家族把积累的收入越来越多地作为投资的趋势。

　国民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均，至少有如下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是在一个贫困悬殊的国度里，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几乎是不可能的；可以说，贫富悬殊是一切病态性社会矛盾的渊泉。另一方面是在经济看好的年代，利润的迅速增长如果与工资的相对稳定相伴随，往往会使绝大部分收入集中在少数高收入阶层手里，而国民财富的这种不正常分配，又往往会出现通过人为地紧缩消费来增加投资的倾向；消费规模愈益落后于投资规模，这是现代形态的经济危机的重要征兆，它所诱发的生产的畸形膨胀和市场的虚假繁荣，为供需矛盾以极端形式的最终爆发并拉开了令人眩目的序幕。

　在美国短暂的历史上，国民收入的分配不均并非始于20世纪20年代。撇开殖民地时期不论，实际上，美国自建国伊始就存在着严重的贫富不均，而且愈演愈烈，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演化和积累，这个矛盾终于在20世纪20年代末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概而言之，1939—1933年的大危机尽管爆发于突然之间，但是，它的孕育，它的发展，却至少经过了l 0年签至更长的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危机正是美国人民为20年代的几乎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放任以及至20年代发展到极端程度的国民收入分配不均和贫富悬殊，所付出的必要的和巨大的代价。美国人民为自己的成熟交出了足够助学费；然而，恰是这一场危机，前所未有地考验了这个国家。当时以及尔后令无数的人们从各自的角度惊疑不已的是，在空前的危机面前，美国人民竞安然承受住了这一毁灭性的打击，并以前所未有的自审、自省和自我否定的勇气，全面而大胆地修复了当时他们所能认识到的一切不适合于现代世界的缺陷和积弊，从而清晰无误地显示了这个伟大国家和伟大民族的罕见的应变力和生命力，人类文明不能不为之留下重要的篇章——这就是新政。

　13.3 大危机的治理方式及宏观经济学的产生

　13.3.1 新政的思路

　罗斯福选择了新政，通过国家对整个经济进程的前所未有的参与和干预，挽救被拖到毁灭边缘的私人利润和自由企业制度，从而创造一种有控制的资本主义。这就是新政的基本宗旨。

　但是，究竟怎样实行新政?包括罗斯福总统在内，谁也没有也不可能预拟蓝图。经典经济学著作在政府如何干预经济问题上的一切可能有价值的论述，几乎全让看不见的手给遮盖了。没有先例，没有经验，没有理论依据，一切都不可能事先计划好，或者等有了完全的把握之后再去做。危机是如此紧迫，来不及深思熟虑，容不得优柔寡断；必须立即采取有效的行动，不论这种行动本身是否符合某种价值观念。新政委实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没有这种千钩一发的紧急状态和强烈要求政府拿出新办法的民众基础，恐怕没有哪一位总统是敢冒前所未有的风险把美国引上这样一条未经过试验的、充满荆棘的道路的。不把握住这一点，我们就无法正确认识和评价新政的历史进程及其历史地位。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迄今为止对于新政的研究实际上存在着这样一种认识，即凯思斯主义是新政的理论基础，新政则是凯思斯主义在美国的实践。实际上此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姑且不论凯思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问世于1936年，而罗斯福的新政则始于1933年这样一个简单史实，我们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第一，罗斯福在他竞选美国总统以及刚就任总统时，就已经形成了他自己的一个制定经济政策的智囊团。罗斯福的新政，并非出于某一政治哲学观点或经济思想，而是汇集了许多人的工作和想法的产物。1932年，美国10所大学的24名著名经济学家联名向政府建议，主张加强政府在财政金融方面的调节，包括运用政府资金和实行公共工程计划，以解决失业问题。芝加哥大学教授雅可布·怀纳后来写道，运用财政措施调节经济的模式至少早在1931年夏天就已利用了，并且他认为政府干预不是从凯思斯那里得到它的。

　第二，罗斯福的智囊团成员经常调换，那种认为新政是由某一个经济学家或某几个顾问包办制定的看法显然缺乏根据。哥伦比亚大学的特格维尔教授，曾经是罗斯福政府智囊团的重要成员，他把所谓新政的实施归功于凯思斯的影响的说法，称做凯思斯学派的神话。

　第三，罗斯福的新政主要是出于对付大危机的实际需要，而不是由于受到哪一种流行的经济理论的影响。人们在事后当然可以发现新政与凯思斯理论在许多方面有交叉和重合之处，但实际上，含有凯思斯理论色彩的某些。新政措施早在《通论》出版前就己付诸实施了。一些“新政”派人士，如联邦储备银行董事会的马里纳．埃克尔斯在知道凯思斯的名字之前就已通过独立的分析得出了类似凯思斯的结论。因此，凯思斯理论与新政的关系事实上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至少是不谋而合)，而不是一万建立在另一万的基础之上：这就是说，新政派的一些思想反映了英国经济学家凯思斯的影响，但是凯思斯对罗斯福的影响很小，他主要是加强了新欧派本来就有了的一些想法。

　第四，罗斯福并不看重经济理论和经济学家，特别是他从不特别伤重于某一种理论，而是在五花八门的各种理论之间巧妙周旋，博采众长，并维持其和谐。他对理论上的争论和不同派别，历来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即使是互相矛盾的，他也要付诸实践，看看哪一个是可行的。罗斯福经常说：“我不当法官，但我充分谁备让现实经济结果成为陪审团”。

　第五，即便是在凯思斯《通论》出版之后，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凯恩斯理论也远不是那样受到重视。在负责制定经济政策的政府智囊团中，并没有哪一个经济学家把《通论》的出版看得那么认真；他们被新政时期经常进行的行政事务缠住了，被错综复杂的经济问题(农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劳资关系问题美国对外经济关系问题等)缠住了，他们不可能有充裕的时间从理论上去细致地思考凯思斯的这部著作，究竟在哪些方面不同于他们本人以及其他经济学家的以往的著作。《通论》之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恐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了。

　第六，新政虽然带有浓郁的凯思斯主义色彩，但两者在许多方面又确实是不一致的。例如，相对于体制改革来说，凯思斯认为经济复兴是主要的，改革不宜同时并进，以免影响企业界的信心。罗斯福则主张使工人获得较稳定的实际工资来加强社会购买力。再如，在最重要的一点，即政府干预经济生活上，罗斯福在实践上比凯思斯的理论走的远很多。

　总之， 30年代经济危机期间，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危机措施往往是一种临时应急的措施，还谈不上明显地以某一派经济学说作为理论基础。新政主要是受当时美国社会上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受罗斯福周围的一批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影响，而不是受凯恩斯的影响；只是在《通论》出版将近10年之后，凯思斯的理论才终于成为资产阶级政府的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以维持充分就业水平为目标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开始作为经常性的政策被推行着，而且明确地以凯思斯在《通论》中提出的理论和建议作为理论基础。

　对新政的主题及其评价是，新政作为对付30年代大危机的应急措施，它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它对症下药。尽管这是引起一系列新的矛盾并为以后的经济发展埋下隐患的猛药；因而，大危机的基本原因便铸成了新政的主题。这就是针对宏观经济失控和经济生活的无序状态锐意改革并确立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针对国民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均和贫富悬殊，采用抑富济贫的方法，实行国民收入的重新分配。而这两个方面，又无一不是通过确立和强化政府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作用来实现的。

　13.3.2 危机的治理方式

　罗斯福认为，拯救国家的希望，在于迅速克服经济崩溃的威胁；而只有政府对经济实行宏观管理和控制，才能最终消灭灾难。正因为如此，罗斯福采取的一系列有力的行动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是恢复金融体系，为经济的全面复苏奠定基础。在这方面，罗斯福的基本措施是：(1)清理银行。适时地淘汰一部分经营不善和管理混乱的银行，同时，通过国家贷款，资助对全国经济举足轻重而又一时陷于困境的大银行。(2)存款保险。这一措施旨在通过加强对银行活动的管理来稳定美国金融制度。首先是公布存款保险法，建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恢复储户对银行的信任，防止新的挤兑和银行倒闭风潮的发生。1935年，又公布新的银行法，加强了联邦储备银行对其会员银行的管理以及对各银行的监督；建立联邦储备委员会以管理各储备银行的贴现串、利息串、准备金比率以及公开市场活动。

　第二是紧缩投资，削减生产，消除生产的过度膨胀和过快增长。1933年6月16日，罗斯福签署了“全国产业复兴法”，并建立了全国复兴局；由此，国家干预经济的活动便全面开始。根据这个法案，在各行业中都要制定“公平竞争法典”，明文规定本行业的生产规模、价格水平、信贷条件、销售定额以及雇用工人的条件等。通过这类类似于强制卡特尔化的办法，紧缩投资，防止盲目竞争和盲目生产，减少生产过剩。此外，1933年银行法使商业银行完全与其附属的投资公司分离，从而消灭了商业银行用存户存款或联储资金来从事投机活动的可能性。在农业方面，国会于1933年5月通过了农业调整法，由政府奖励和津贴农民来缩减农业耕地面积，以减少农产品的产量，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农场主的收入。

　 第三是刺激需求，促进经济复苏。在从供给方而采取抑制措施的同时，还从需求方面通过提高社会购买力来扩大产品的销售。具体措施是：规定在业工人的最低工资；举办公共工程。这一方面是以扩大政府开文采填补私人投资下降后出现的空缺，另方而则解决部分就业问题。总之，是从投资和消费两个方面来提高整个社会的购买力；通过直接社会福利开支，援助不能自食其力者，以提高这一部分人的消费能力，

　第四是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提高商品物价，鼓励出口和减轻债务人负担。据统计，由于通货膨胀，债务人的负担减轻了40％。货币的贬值，还相对地提高了农产品的价格，改善了农民的境况，并提高了美国商品的对外竞争能力。

　第五是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保证经济的稳定。罗斯福始终遵循着平衡预算的思想，他认为庞大的赤字是经济不健全的一种表现，因而在税收立法中提高了对个人收入和财产的附加税率，并且规定公司所得税率为累进制，以增加政府收入从而减少财政赤字。罗斯福并没有为追求帐面上的平衡而破坏实际经济中的平衡。在1936年的一次讲话中，罗斯福说虽然联邦政府今年有30亿美元的赤字，但是国民收入已从1932年的350亿美元增加到1936年的650亿美元，因此，不能简单地为平衡预算而平衡预算。

　罗斯福政府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把不让任何人挨饿的责任承担了起来。新政重视平等和安全甚于强调效率和机会。新政的许多立法的基本信念是：经济收入较低的阶层和经济实惠较少的集团之消费力不足，乃是造成萧条的首要原因。这种弊病尽可以由政府采取行动所得到纠正，即设法使社会中具有各种经济地位的人们(企业界、劳工界、农业界、消费者)达到一种平衡，以取代过去由企业界一方占压倒优势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政是一种利益的再分配，任何一种变革都必须给人们带来好处，必须以人为本，不然，它就不易获得一个宽松和支持的环境。这是“新政”以及其他一切变革面临的难以逾越的利益纪律。因此，新政的利益再分配，主要是通过政府救济和兴办公共工程为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即“以工代振”)的办法来进行的。

　13.3.3 对新政的评价

　从新政的主题来看，新政是非常成功的。一方面，它成功地将政府的作用导入市场机制。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为消除萧条和衰退所起的巨大作用已勿庸置疑地表明，政府永久性地充当至高无上的角色，这是一种美国的经济方式；由此而确立下来的政府对经济运行的有效的宏观管理体系，便成为新政对美国社会经济制度的最大馈赠。新政的历史意义在于，它用政府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代替了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从而改变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方式和运行机制，成为资本主义从幼年定向成熟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我们不能不注意到，20世纪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是以迥异于经典作家所深刻描述的18、19世纪的资本主义形象而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新政在资本主义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今天看来，整个社会的生产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可能已经不是新政以后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国民经济的全而干预、调节和计划，已经使1929—1933年大危机在当代西方国家的重演成为不可能；战后任何一次经济危机都不可与30年代的大危机同日而语。另一方面，新政建立了一个比以前较为公正和平等的社会。它使许多美国人从较低的阶层上升到较富裕的阶层；工人有了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以及集体谈判的保证而得到了好处；存款人和投资者围各项银行法和保险法的颁布而得到了较大保障；社会保险使老年人有可能安度晚年；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在经济上得到了更多的承认；知识分子则在政治和国事的审议和决策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1933一1939年，失业人数减少了400多万；工资从16．73美元增至23．8s美元，实际工资提高了20％左右；农民净收入从26亿美元增至44亿美元；按人口平均的可自由支配的个人收入(按1958年价格)，1933年仅893美元，1940年增至1259美元，基本恢复到了1929年的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新政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亡解决美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贫富悬殊和国民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均，而仅仅是在相当程度上缓和和补救这一矛盾，因而新政仍然留下了大量没有解决的问题。例如它在农业方面基本末触及佃农和移民劳工，更不用说大部分黑人了，它也未触及美国社会中大量没有公民权的、没有技术的以及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尽管100多年来，美国的贫民窟首次停止了扩展，但新政在清除贫民窟和新建住房方面所作的努力，相对于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美国人民在本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仍然面对着骇人听闻的贫民窟的现实。事实上，新政以不到6年的时间所完成的改革比美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变革都要来得多、来得重要。当然，历史没有也不可能要求新政一劳永远地解决当时美国社会中存衣的所有问题和弊病；新政的主要功绩，不在于它解决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多少弊病，而在于它为当时很多人看来已经无法解救的资本主义社会指明了方向，并给世界上的其它国家提供了克服这些弊病的可供选择的办法。

　 一般读者认为，美国是一个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事实上则不然。回顾美国历史，最初的登陆者一开始就要求政府干预经济，以便把他们丰富的农产品销售出去。只是到了后来政府才只承担“守夜人”的自由市场经济角色。但是，1929—1933年的危机过后，美国进入了政府干预时代。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所以我们可以说，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在当今世界是不存在的。

　 在这里，读者特别要注意在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治理危机的措施往往是一揽子的，某一方面的举措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然而，遗憾的是现在仍在大学课堂上沿用的理念习惯侧重于某一个方面，例如金融学专业较为侧重从货币政策的方面考虑解决问题的方案等等。这是需要避免的学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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