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旗袍兴衰看近代中国女性意识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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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旗袍兴衰看近代中国女性意识变迁
摘要：旗袍的产生、兴盛和消退的过程，折射了中国近代女性意识的发展轨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产生的旗袍是女性开始觉醒的标志，同时旗袍又有其局限性，它的审美形态仍然是男性话语权下的女性观照，旗袍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消逝表明中国女性又一次堕入了自身的盲视，其兴盛和消退体现了父权制对女性的规训。
关键词：旗袍 女性意识 近现代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1)07-0008-02
服饰的变迁是思想意识的颤动，能够体现人的思考，展示人的精神和生活态度。因此，当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女性服饰和与之相关的意识形态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样的观点：“这三者――衣装、身体和自我――不是分开来设想的，而是作为一个整体被想象到的。”而且，在这三者之外，加上另外一项――性别。这个整体才会显得更加完整。旗袍作为二十世纪上半叶女性服饰中一支独秀的奇葩，它的产生、发展、鼎盛到消退这一系列过程不仅展示了女性身体的解放，亦体现了女性思想意识形态的变化。
一、旗袍的诞生：女性意识的试蕾
清代女性服饰最明显的特点是极度宽大且繁复，张爱玲曾说：“穿在外面的是‘大袄’。在非正式的场合，宽了衣，便露出‘中袄’。‘中袄’里面有紧窄合身的‘小袄’，上床也不脱去，……三件袄子之上又加着‘云肩背心’。”这一时期女装普及宽衣大袍。衣服长及膝盖，袖口和下摆又宽又阔，宽大的裤腿使裤子看起来像裙子，袖口、领口、衣裤的下摆都镶滚着很多道精致的花边，而且越是讲究的衣服镶滚的花边就越多，有“十八镶”之说。中国男人制定的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和一道道花边的对照下失踪了。宽大的衣装配合缠足，不仅束缚了女性身体和行动的自由，也禁锢了女性心灵的自由。有血有肉的身体的自由和美丽消失殆尽，女性被彻底物化。成了衣服架子。
1911年，辛亥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清朝统治，废除封建帝制。成立了中华民国。民国政府在废弃清朝封建等级服制的同时。制订了新的礼服标准，规定女子礼服用长与膝及的对襟长衫，有领，左右及后下端开衩，周身得加以锦绣，下身着裙，前后中幅平，左右打褶。上缘两端用带。这样的服式带有明显的前朝色彩，深陷父权文化的男性精英们显然没有真正重视女性的服饰变革。民国的女性没有听从挽救她们脱离苦海的精英兄长们的意见。而是开始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着装方式，建立起新的时尚观念，新式旗袍由此诞生了。
1920年前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打破了旧的思想观念，承接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废除了封建礼制。促进了女性身心的解放。旧的社会风气被摒弃。新的社会风气还未完全形成。新旧交替创造了宽松的空间，女性可以大胆地表达对美的追求与渴望，在较早开放的上海、广州、南京、北京等地，女性追求新潮、时髦，已蔚然成风。
“20年代中叶起，一种新旗袍诞生。上海旗袍时尚的最初，是以无袖的长马甲形式出现的。短袄外面的长马甲代替了长裙。1926年，长马甲同短袄合并，就有了民国旗袍最初的款式。”改良的马甲旗袍衣身宽松、线条平直，下摆至脚踝或小腿处。袖子采用倒大袖，领、襟、摆等部位做镶滚装饰，成为新式旗袍的雏形。从此时到30年代末改良旗袍出现。旗袍的式样迅速变化。主要是长度缩短，腰身收紧，曲线明显。旗袍开始收腰，腰线较低，胸部、腰身、臀部的曲线略突出，虽仍为倒大袖，但袖口变小。装饰也趋于简洁，下摆长度逐渐变短，摆线提高至膝盖处，露出健美的小腿。这种新形象抛弃了传统女装对身体的否定。开始强调女性的个人意愿，而不再完全是纲常礼教的强迫。
二、旗袍的兴盛：男性话语权下的女性观照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旗袍发展的全盛阶段，新式旗袍在这一时期完成了最后的变革。并发展成熟。
二十年代以后，中国女性有了“曲线美”的意识。因此不同于之前的通体剪裁，改良旗袍在制作上受到欧美服装造型和制衣技术的影响，不断进行工艺改进，进入了立体造型时代。旗袍的衣身有了前后片之分，用肩缝连缀，衣片上出现了省道，还加胸省、腰省等，使腰身更加合体。许多欧美流行元素，如拉锁、按扣、垫肩等小配件也被旗袍引入。配合中国传统的盘扣、立领右衽、边饰，旗袍在这时真正意义上完成了古今结合、中西合璧。
但是，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表现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这样看来，东西方文化元素兼用的旗袍正是体现了一种女性对新旧观念以及男权文化的妥协，折射出中国女性当时所处的尴尬而艰难的的社会处境。
对于旗袍风尚的推动有一个让我们不得不说的特殊群体――青楼女子。她们虽然处于社会的底层，但在潮流时尚中却处于领袖地位，“任何时候，风月场所都是引领时尚的消费先驱”。出于功利目的，风尘女子在穿着上从来都不是拘泥于旧俗的，什么样的衣服可以让自己更吸引男人的眼球、招揽更多的生意，深谙穿衣之道的她们就进行什么样的翻新。良家女子虽然对妓女深恶痛绝。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更何况许多人苦于自己的良人迷恋于风月场所，自然而然地就开始模仿青楼中人的妆扮，旗袍就这样变得日新月异起来。这种情形造就的时髦旗袍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男权文化的烙印，迎合了男性的审美需要。中国的女子仍然活在男权构筑的世界里。
三、旗袍的消退：以平权为名的归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崇尚革命领袖和革命运动，代替了其他的一切一切，上海的领导全国服装潮流中心的地位，很快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旗袍的形式简化，逐渐形成一种固定的模式：立领，长身收腰，低开衩。很少使用刺绣、镶滚等装饰工艺，用色单纯，面料多为中低档。并且随着政治引领的社会大环境的变化，旗袍所代表的舒适、悠闲渐渐失去了生存的空间，60年代，旗袍连同配饰一起，在中国大陆几乎销声匿迹了。由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压倒一切，更多的代表中国劳动女性、能展现新时代和革命的女性服装成为了主流，女人们换上了人民装、中山装、“不爱红装爱武装”。
如果说前面我们所讲述的女性生活的世界是尴尬而艰难的，但尚有旗袍来流露出女性典雅、柔美的性情和气质。那么在新生的政权中，领袖的一句“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女人不仅要和男人一样劳动。在服饰上也成为了男人一般。套用张爱玲的一句话，不脱衣服，不知道她和她有什么不同，也不知道她和他有什么不同，女人的社会性别和自然性别一并被抹煞了，她们的形象在政治的干预下陷入前所未有的单调，又一次堕入了身体的盲视。
然而。这样的一路走来的局面不是女性自觉规划的，而是男权文化对女性的规训。借用福柯的语言。“规训……是权利的个体化技巧。规训在我看来就是如何监视某人，如何控制他的举止、他的行为、他的态度，如何强化他的成绩、增加他的能力。如何将他安置在最有用之地。”福柯认为，专制时代的统治者要用严刑峻法惩罚身体暴烈的力量，但现代的权力持有者对待囚犯越来越“温和”和“狡诈”，他们想以温和的方式得到囚犯从身体到心灵的自动屈服。按照这个观点，男权制正是采用了“温和的”技巧，将对待女性身体和思想的规训先后纳入美丽时髦、平等解放的范畴，用高尚的范畴标准遮掩住了实际上的痛苦，女性的身体和灵魂在这些看似美丽的标准下变得温驯起来。百年来中国女性的解放意识在新旧交替的二三十年代经过短暂的试蕾，随即陷入了?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