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通论期末复习资料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要收获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主要收获 王巍　赵辉　发布时间： 2010-02-23 08:10　来源：光明日报

　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科技部决定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作为“十五”科技攻关项目。这一项目从2001年预研究启动，到2008年

　　底第二阶段结束，经历了探源工程预研究、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取得了丰硕成果——

　　中华文明是世界六大文明之一，又是其中唯一未曾中断、延绵至今的文明。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过程，揭示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探讨其发展道路的特点、原因，不仅对于研究人类文明的发展，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而且对于提高全民素质，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探源工程的概况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郭沫若、顾颉刚等学者在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中就开始涉及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进一步奠定了资料基础。在夏鼐、苏秉琦等学者的倡导下，中国学术界开始全面探讨这个重大课题，并逐渐形成如下几个关键问题：中华文明如何起源、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哪些因素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中华文明有哪些特点，为什么会形成这些特点？

　　“九五”期间，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顺利实施，提出了夏、商、西周王朝的年代框架表（约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770年）,同时也开创了采取国家工程的形式,以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研究重大人文社会科学课题的工作模式。鉴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在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科技部决定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作为“十五”科技攻关项目。这一项目从2001年的预研究启动，到2008年底第二阶段结束,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探源工程的预研究（2001—2003年）、探源工程第一阶段（2004—2005年）和探源工程第二阶段（2006—2008年）。探源工程预研究和探源工程第一阶段[以下简称“探源工程（一）”]是作为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立项的；探源工程第二阶段[以下简称“探源工程（二）”]是作为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立项的。

　　二、探源工程各阶段及其主要成果

　　（一）探源工程预研究（2001—2003年）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以公元前2500—公元前1600年的中原地区为工作的时空范围，设置了“古史传说和有关夏商时期的文献研究”、“上古时期的礼制研究”、“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年代测定”、“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古环境研究”、“早期金属冶铸技术研究”、“文字与刻符研究”、“上古天象与历法研究”、“中外古代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等九个课题，共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的数十位学者参加。预研究阶段除了开展对上述专题的研究之外，更主要的成果是摸索出了一条多学科结合研究文明起源的技术路线和实施方法，提出了一个较为可行的探源工程实施方案。

　　（二）探源工程第一阶段（2004—2005年)

　　探源工程预研究结束后，2004年夏，“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研究”也即“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启动了。探源工程（一）的项目目标是多学科结合，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研究中原地区文明的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初步探索其背景、原因、道路与特点。涉及学科除了考古学以外，还有文献史学、古文字学、人类学、天文学、科技史等多个学科。动用了放射性碳十四同位素测年、古植物、古动物、古环境、古人类食性分析、化学成分分析、物理结构分析、遥感和遗址的物理探测等大量自然科学技术。经过项目各承担单位、各相关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1.文化谱系与年代测定课题：结合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谱系的梳理和分期，重点对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河南新密新砦、河南偃师二里头等中心性遗址出土的系列标本进行了精确测年，从而奠定了中原社会文明化进程中种种问题讨论的年代学基础。

　　2.自然环境变迁课题：研究结果表明，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2100年期间，中原地区的气候较为温暖湿润，适合农业的发展。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黄河中游地区曾有一个气候较为异常的时期，其主要表现为温度的变化尤其是降雨量的不均衡。这一研究结果与古史传说中关于尧舜禹时期气候异常，灾害频发的记载恰相吻合。

　　3.经济技术发展状况课题：应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相结合的方法，对山西陶寺、河南王城岗、新砦、二里头等四处重点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人工遗物及相关遗迹进行研究，揭示出在公元前2500—公元前1500这个特定时间段里，中原地区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生产部门——农业（包括农耕生产和家畜饲养）以及最能反映当时技术水平的加工制作业（包括青铜器制作、陶器制作、玉器加工等）都呈现出显著的变化和进步，其中尤以发生在由龙山时代向二里头文化演变过程中的变化最为明显。具体言之，公元前2500年以后，农业生产在保持原有的以粟类作物为代表的农耕生产和以家猪为代表的家畜饲养业的基础上，开始逐渐普遍地种植水稻和饲养黄牛，与此同时，起源于西亚的小麦和绵羊也传入中原地区，由此逐步建立起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和多种类家畜饲养方式。这一时期已经掌握了铸造青铜容器的技术，陶器制作和玉器加工的技术也有了较大发展。研究表明，技术和经济的发展确是促进中原地区文明形成的重要动力之一。

　　4.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课题：通过对陶寺、新砦、二里头等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几座都邑性遗址的考古钻探和发掘，对遗址的修建、使用和废弃年代、布局、功能区分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王权发展程度有了不同程度的新认识。

　　（1）据古史传说，山西南部是尧活动的中心地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近年在襄汾陶寺遗址发现了大型城址。考古发现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该处首先建成一座长约1000米、宽约580米，面积为58万平方米的城。到了公元前2100年前后，扩建成长1800米、宽1500米，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在大型墓的附近发现了一个平面呈大半圆形的特殊遗迹。复原研究显示，从该半圆的圆心外侧的半圆形夯土墙的有意留出的几道缝隙中向东望去，恰好是春分、秋分、夏至、冬至时太阳从遗址以东的帽儿山升起的位置。发掘者和天文学家都认为，这个遗迹很有可能是与观测太阳的位置确定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等重要节气的活动有关的观测天象和举行祭祀的场所，容易让人联想起《尚书·尧典》中关于尧“观象授时”的记载。陶寺城址规模巨大，城内功能分区明显。表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了相当严重的阶层分化，城内的统治集团已经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和祭祀权，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主宰，具有“王”的雏形。有理由认为，至迟在陶寺遗址大城使用的时期，该地区已经进入到早期国家的阶段。

　　（2）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代后期的都城。自1959年被发现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几代学者在这里进行了大量的考古工作，相继发现了大型建筑基址和贵族墓葬及铸铜作坊。但是，对都城的总体布局一直缺乏了解。探源工程立项以来，这座夏代后期都城的考古发掘终于取得了突破：都城中部可确认为宫殿集中的区域，其周围以宽10—20米的道路围绕；路面上还保留有迄今最早的车辙（两轮之间的距离为1米，应非马车）。正殿大多坐北朝南，东西两侧厢房对称，可以看出当时已经具有中轴线理念的雏形。这一发现将我国古代宫室建筑特点出现的年代上溯至距今3700多年前的夏代后期。

　　与此同时，课题组成员还在这几处中心性城邑周围地区进行了“全覆盖式”的聚落分布状况调查。新发现遗址174处，为此前已知数量（48处）的3.6倍。聚落分布调查的结果使我们可以将这些中心性城邑与周围同时存在的中小型遗址联系起来考虑当时的社会结构。这些成果证明重点围绕中心性城邑遗址进行有计划的考古发掘和区域调查，是研究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有效途径。

　　5.综合与总结课题主要做了以下工作：整合各课题研究成果；对国内文明起源研究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对目前国外学术界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分析和评述；对涉及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如文明与文化、文明与国家、文明形成的标志、文明形态和发展阶段等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为“十一五”期间全面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制订了实施方案。

　　（三）探源工程第二阶段（2006—2008年）

　　在第一阶段工作的基础上，科技部将“探源工程（第二阶段）”列为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先期三年（2006—2008年），如果进展顺利，再继续予以支持。“探源工程（第二阶段）”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为牵头人。“探源工程（第二阶段）”的技术路线与第一阶段相同，即多学科结合，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开展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但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范围都有很大扩展。研究的年代上限向前延伸到公元前3500年，空间范围由中原地区扩展到文明化起步较早、资料丰富的黄河上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及西辽河流域。在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工程进展顺利，于2009年3月通过结项。

　　探源工程（二）得出了如下阶段性的认识：

　　1.以约公元前2000年为界，中华大地上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在公元前2000年之前，辽西、海岱、长江中下游等地区的文化各有自己的起源和传统，虽彼此有交流，但大致为独立演进发展的格局。各地区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呈现出百花齐放，相互竞争，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局面。各地区先进文化因素汇聚中原，也促进了中原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一趋势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形成中原地区华夏文明独秀于林的局面。中原地区夏商王朝的文化向周围辐射，各地的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被逐渐纳入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轨道，融入到中华文明的大熔炉之中。

　　2.导致文化格局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发生重大变化的物质基础

　　文明社会的诞生，必须具备物质、精神、社会等方面的条件，但最根本的还是要有稳定并且能够持续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通过技术与经济和环境两个课题的研究，我们发现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自然环境的特征及其变化也对各地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中原地区的地形景观类型多样。在这种景观多样的环境中，公元前2500年以来，人们发展出了包括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麦在内的“五谷农业”，家畜种类则有猪、牛、羊等。当时人们的活动区域主要在黄土台地上。台地高平，不易受灾害影响，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相对便利的交通条件也有利于文化的整合。

　　辽西地区地处农业经济区的北部边缘，这里的农作物种类单一，以小米为主，其家畜种类到了夏家店下层已经有猪、牛、羊三种。在气候较为暖湿的条件下，农业生产可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在气候出现干凉化之后，农业生产就会比较困难，这也是

　　该地区多次出现农牧业转化的重要原因。

　　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比较相似，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家畜主要是猪，但饲养规模相对有限。稻作农业对水分条件要求苛刻，为了追求适合稻作农业的场所，人们多选择地势低平的河湖边缘居住和生产。因此，气候波动所造成的干旱或水患，对文化或社会的打击程度或许比想象的要大得多。

　　3.走向文明之路的不同途径

　　公元前2500年前后，以中原陶寺古城、长江下游良渚古城和长江中游石家河古城的出现为标志，这些地区史前社会的发展普遍达到相当高度。这些规模宏大的工程需要有效动员组织大量人力物力，表明这些古城控制了大量人口，综合考虑考古资料反映的社会成员明确的等级分化、为贵族服务的手工业、暴力和战争等相关情况看，这些地区在当时可能已经进入了早期文明社会，建立了早期国家。因此，说中华文明拥有五千年的历史是有根据的。

　　中华文明的形成是在一个相当辽阔的空间内的若干考古学文化共同演进的结果。比较研究初步揭示出各地文化达到最辉煌灿烂成就的时间是参差不齐的，它们各自的文明化内容也有所不同，这就暗示了它们在走向文明的进程上，各自的方式、机制、动因等也可能不尽相同，说明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一个远为复杂而深刻的问题。

　　三、探源工程的基本经验与前瞻

　　由于中华文明的形成是一个极其复杂深刻的过程，随着探源工程的进展，我们在不断获得新收获、新认识的同时，也不断提出更多的新问题。例如，既然中华文明是若干地方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就必须回答这些地方文化究竟是以怎样的方式参与到这个大的历史进程中来的，它们分别做出了哪些贡献？还要探索为什么是这样一些贡献被接受和继承而非其他，亦即究竟是哪些内容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特质？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整个学术界长期和艰苦的努力。所幸的是，迄今为止的探源工程实施中，我们摸索出一套正确的研究道路和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通过国家工程的形式整合力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探索重大人文社会科学课题；通过必要的多学科合作机制，确保工程顺利实施；以开放的态度和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使中华文明的研究融入整个人类文明起源的国际性课题之中，等等。探源工程还十分强调科学研究与人才队伍建设的有机结合，造就了一批学术带头人和陆续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研究生。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中国学术的未来与希望！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专家谈中华文明探源 2009-09-19 杨阳 金辉 ／采访整理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经济史论坛扫校 点击: 1321 专家谈中华文明探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9-15

　严文明：中原是“重瓣花朵"的核心

　 中国文明起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其实，这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本不称其为问题，但是到了近代社会，很多两方思想传进来，对这个问题也有了很多新的认识。

　 我们研究文明起源，至少要从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开始，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就已经开始了文明化的进程。中华文明的源头不是一元而是多元。其中，中原地区、山东地区、辽两内蒙地区、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江浙地区这五大区域是最突出的。在进程中，由于各自不同的原因，其他地区的文明都慢慢衰落了，只有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和山东地区的文明持续了下来。这两个地区的发展一直比较平稳，不像有的地区搞大型的土木工程和宗教活动，所以内耗比较小，最终夏商周三个王朝在中原地区相继崛起。

　 在新石器时代乃至铜石并用时代，中原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虽不见得比周围地区高出多少，但因为地理上处于中心的位置，能够博采周围各地区的文化成就而加以融合发展，故自夏以后就越来越成为文明发展的中心。华夏文明就是从这里发生，以后又扩展到更大范围的。

　这就是说，中国的民族和文化从史前时代起就已经形成为一种分层次的、“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或曰多元一体结构。中原的华夏文化处在花心的位置，东夷文化、三苗文化、戎羌文化、北狄文化等是围绕在其周围的第一层花瓣，百粤、夜郎、滇、氐羌、乌孙、月氏、匈奴、东胡等则是第二层乃至第三层的花瓣。这种“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乃是一种超稳定结构。尽管由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的作用，有的地方或有的民族发展强大起来，最后达到统治全中国的目的，或者由于政治的原因而暂时分裂，但这些都不能打破这种经济、文化和民族关系上的基本结构，它保证了优秀文化遗产的积累和有效传递。

　现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一件好事情，也会作出成绩。但是我认为，以工程的形式去做恐怕不合适，工程需要严密的计划，并且要严格按照日程去完成，但是学术研究不同于完成工程，文明探源也没有完成的那一天。不仅如此，连阶段性的成果都很难预期，并不是说三年或五年就一定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目前，很多人关心这个项目，也有很多人在做。我建议组织一个专家委员会，接受课题申请。只要是在文明起源范围之内的课题都可以申请，由专家来研究，如果课题设置恰当，而且研究者具备足够的能力，就可以来做。

　 (本报记者 杨阳／采访整理)

　Rowa n Flad：盐业生产促进文明发展

　 盐业生产的起源和发展是有关人类历史的重要议题。盐既是许多生理方面所必需的，也是文化方面至关重要的。盐是重要的饮食补充物，并能用作防腐剂以保存季节性或地理上受限制的肉类。盐业生产能使贸易增加、人口增长，并能为人们开辟居住地、带来烹饪风格的多样化。不同的烹饪风格可能标志着不同的种族划分和阶级等级。基于这些原因，人们认为盐对于所有复杂社会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盐业生产对于研究古代社会有着重要意义。我们相信，如果没有稳定的盐的来源，任何国家都难以发展，然而，似乎与此观点相反的是，以前所获得的证据并不能说明中国内陆早期的盐业生产与早期的复杂社会有关。

　 位于三峡境内的中坝遗址埋藏着数量巨大的制盐陶器，我们利用x射线荧光、x射线晶体衍射和扫描电子显微镜方法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盐是公元前1000年中国中坝遗址的主要产品，这项研究不仅说明了在中国内陆地区国家发展早期阶段的盐业生产，而且提供了一种以往无人提及的、可用于研究其他地区古代盐业生产的方法。

　尽管盐业生产有着普遍的重要性，但是在早期文明的研究中，盐业生产经常被忽略。有时候，人们在研究中考察了关于早期盐业生产的考古学的、图像材料的以及历史的证据，但是由于盐的溶解性，考古学家们常常找不到盐在古代社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中国，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在中国历史的后期(即在各诸侯国已完全形成并统一成一个帝国以后)盐是一种重要的商品。然而，考古学家们很少找到盐业生产的起源证据，事实的确如此，尽管历史记录表明，在中华帝国时代的22个世纪内(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20世纪初)，盐和铁常常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且直到20世纪，盐对于国家的财政仍然很重要，有些历史文献记载内陆的盐资源在公元前221年秦国统一中国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昌燧：借助科技手段探索中国文字起源

　 文字的出现是国际学术界衡量国家进入文明的一条重要标准。但是因为目前尚未发现商朝以前的文字记录，所以国外学者只承认中国的文字起源于殷墟时代，这比古埃及和古苏美尔文字要晚一二千年。我觉得这是不科学的，甲骨文已经是一种非常成熟的文字，而文字发展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它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突然成熟，而应该是文字载体突然改变的后果。很可能殷墟时代国王十分重视记录、祭祀和占卜，他召集了大批巫师从事有关工作。巫师书写文字的方式是将文字刻划在龟甲和兽骨上，而龟壳能耐腐蚀，可保存至今。将文字刻划在龟壳上，绝不是书写文字的好方法，完全应该有使用类似于笔的工具以类似绘画于彩陶上的方式将文字书写在竹片、木片或类似于纸或布的物质上。只不过这些载体不易保存，如今已腐蚀殆尽了。侥幸能保存至今的，也因其表面的文字踪影全无，而在发掘时被丢弃了。如果这一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中国的文字起源可能早得多。目前，国内学术界认为，良渚文化的多字陶文和龙山文化的丁公陶文已是文字，甚至是相当成熟的文字，只是对它们与古汉字的渊源关系等方面有些不同看法。郭沫若、李学勤等著名专家认为，距今6000年前的半坡陶文或距今约4500年前的大汶口陶文应该是中国文字的源头。

　 今后发掘时，若遇到类似的竹片或木片，不妨带回来做红外摄影检测，万一在上面发现有多个古文字，其价值将不可估量。除寄希望于红外检测和新的考古发现外，我国文字起源的研究需要引入新的思路，如结合科技考古方法，探索古代先民的迁徙路线和承继关系，借以研究不同地区间古文字的承继关系。

　 (本报记者金辉／采访整理)

　赵辉：史前奠定一体化基础

　 从学理上讲，文明起源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就决定了文明探源工程是一项相当长时期的任务，它也是中国史学的基本任务之一。目前。这项研究以一个工程的形式出现，由国家来支持，是一件好事情。它从规模上、形式上都可谓史无前例，研究地域覆盖了参与史前文化的主要区域，具体说来就是黄河、长江这两条大河流域，还有两辽河、大凌河这一带。目前，全国有数十家单位共同参与这个工程研究。这么多人在一起考虑同一个问题、做同一件事情，这么大的研究规模在全世界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

　 探源工程研究的内容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不同的地区在不同的气候、环境、资源下如何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特点？这些社会又是如何向复杂化、文明化发展的？不同的文化面貌是否意味着它背后的社会，文明化过程、原因、机制、方式的不同？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我认为，自有夏以来的中国数千年文字记载的历史上，存在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而从考古学文化的表层可以看出，这个历史趋势是在新石器时代的最后阶段出现的，即从所谓的龙山时代奠基下来的。对于中国新石器文化的运动大势，严文明高度概括为“多元一体”，认为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东亚地区内部各地史前文化既有地域特点。又在相互作用中结成一个巨大的文化丛体，共同走向文明。从世界的格局看，正是在这个丛体的基础上，东亚历史具有了完整性和特殊性。而所谓“以中原为中心”，则是我对这个丛体内部中～体化”具体过程的理解。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那就是倡导了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大量自然科学的技术方法进入了考古学领域，这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的时候就有了摸索，现在探源工程更为明显。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就要从陶器上、骨骼里去分析，把信息提取出来。比如，当时的人吃什么？光是这个问题就需要好几个学科来一起研究。而像社会组织、社会生产、交通、贸易、人口流动、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等问题，涉及的研究领域就更多了，探源工程的实施使考古学在现代化、多样化方面有了非常大的提升。考古学成了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几乎所有的现代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都被应用了进来，这也迫使学校在考古学科的培养方向、教学计划等方面进行调整。我认为。这是探源工程实施以来的不太明显、但却更为深刻的一项成果。

　 (本报记者杨阳／采访整理)

　陈星灿：文明在交往中成长壮大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文明，一个是中国。二里头遗址的符号意义很强，尽管还没有文字证明，但是其他种种证据表明它可能就是夏文化的遗存，是～个国家形态的社会。保守的观点认为二里头是中国文明的源头，但是二里头已经有相当成熟的文明，有青铜器、有宫殿建筑、有等级分化的墓葬、有礼仪性的建筑、有各种各样的玉器，说明它是经过了一个很漫长的发展过程的，所以我们还要往前推，继续寻找中国文明的源头。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二)”把公元前3500年作为研究的起点，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时中原地区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社会复杂化倾向。同时，在淮河流域、长江中下游、两辽河流域也都开始了这个进程。中原和周围地区各个文化圈之间的接触也多了起来，出现了等级或阶级分化，也出现了文化的融合和汇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早期中国文明在这时已经初露端倪。

　 目前，我们做了大量聚落考古的工作，通过考察遗址的规模来分析当时社会分化的程度，让考古资料说话。我们发现，在聚落分化的同时墓葬也开始分化。比如，在河南灵宝的西坡墓地发现最大规模的仰韶中晚期墓葬，大墓墓口宽超过3米，长约5米。以当时劳动工具的水平来看，要挖这么大的墓葬，所花费的劳动将非常巨大，这也说明当时已经有人占有了更多的劳动，出现了社会等级分化现象。再如，晋南的陶寺遗址也相当发达，现在也有人叫它王国，它比以往任何一个社会都复杂，如果说之前的社会还相对平等的话，那么到了陶寺时期，就已经慢慢变成了一个鲜明的阶级社会，而我们所说的文明也正是在这样～个过程当中体现出来的。

　 传统史观认为，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这没有错，但是从现在的考古发现来看，摇篮不止一个。当然，比较而言，其他地区的文明在发展程度、规模上都比不上黄河流域的青铜文明。但是在二里头文化之前，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齐家文化和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都对詹世酌夏商周文明作出了贡献。从这一点上来说，除了黄河流域之外，中华文明还有更多元、更遥远的源头。

　 我认为用张光直先生的“交互作用圈”理论去解释中国文明的形成是比较妥当的，每一个地区就是一个文化圈，文化圈之间的关系有时密切、有时疏远，但是总体来说，趋势是越来越密切，而且文化圈也在逐步扩大。特别是在庙底沟文化时期，以黄河中游为代表的庙底沟文化对周围地区形成了强有力的辐射。我认为，可以把庙底沟的这种辐射看成是早期中国文化形成的第一个时期。它影响的范围相当大，东到山东腹地，西抵甘青地区，北至内蒙，南达江汉，基本上包括了后来中国的核心地区，文化势力范围甚至超过了二里头文化。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强有力的文化交融，或称作文化辐射。当然这种文化辐射不带有疆域的意思，当时也没有国家。每一个“交互作用圈”都有自己的文化特点、都有自己的根，正是在这种相互交往、交互作用中，中国文明才慢慢成长壮大起来。

　 (本报记者杨阳/采访整理)

　王震中：中国早期的国家形态

　 中国何时进入早期国家、早期文明是考古学上一个重要问题，我认为最早的初始国家是邦国。诸如龙山时代陶寺、古城寨之类的政治实体就是邦国。在夏王朝之前，黄河和长江流域最初出现的邦国是一批而非一个。所以史称“万邦”，但在这些“万邦”中，只有一批是属于真正的国家(邦国)，还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国家之前的政治实体，如中心聚落形态、氏族、部落，等等。在文献上，帝尧所代表的陶唐氏，鲧、禹所代表的夏后氏，帝舜所代表的有虞氏，以及太嗥、少嗥、苗蛮族中的某些族落转变成了初始国家。而其他的，有的还属于一般的农耕聚落，有的则属于中心聚落等等。从文明化程度角度讲，此时只有那些从众多的族落中脱颖而出的部分初始国家，才称得上进入了文明社会。

　邦国形态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王国。一般来说，邦国可以没有王权或仅有萌芽状态的王权，邦国与王国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有无王权，更重要的是这种王权不但支配着王邦(王畿地区)，还支配着附属于或从属于王邦的属邦，即王国时期的国家结构或者说国家形态是一种“复合型国家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既有作为“天下共主”的“国上之国”的王邦，也有作为属邦的“国中之国”即一般所说的诸侯之国，我们可以将这种既含有王邦即王国在内，又含有诸侯国在内的“复合型国家结构”称之为王朝国家，以区别于王国即王邦之意。当然，王权在本质上是邦国中强制性的权力经过一个发展过程后，进～步集中的体现，但并非所有的邦国都能发展成为王国，只有取得了“天下共主”地位的邦国，才变成了王国，这就是夏商周三代的夏邦、殷邦和周邦。在王国中，君王位于权力的顶点，王与臣下的差别是结构性的、制度化的。根据夏商周诸王朝的情况看，这种王权还是在家族或宗族的范围内世袭的，但王权又是可支配整个“天下”的。由于王权的世袭性、结构性和制度化，才形成了王朝或王权的“正统”意识和“正统”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正统观又是与中原地区这一独特的地理环境联系在一起的。

　中原地区之所以最早进入王国形态，其机制主要是由其地理条件决定的。中原为四方会聚之地，这一方面使中原地区容易吸收四方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的因素，对于中原地区经济、技术、文化、宗教的快速成长和提升都是有利的：另一方面也使中原成为战争和冲突最频繁的地区。战争使得邦国中处于萌发状态的王权获得了发展，促进了由邦国走向王国的进程，这就是作为第一个王国亦即原生形态的王国诞生时的环境与机制。

　 (本报记者金辉／采访整理)

　江林昌：从血缘关系看东西方文明起源不同模式

　 中国的卉文明产生后，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依然保存下来，而没有出现地缘管理。从考古学上判断，中国的古文明在距今5000年前就开始逐步形成了。这在历史学上相当于五帝时代前期。而在文献学上也有相关的描述，这就是《国语，楚语》所载的颛顼“绝地天通”的故事。

　 社会发展到五帝时代前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氏族社会中的一些管理人员如酋长之类，为了占有这些剩余产品，就开始改革巫术信仰。在原始巫术时代，人人都能祭神通天。颛顼对这种巫术信仰进行了改革，将祭神通天的普通权力，变为只有氏族酋长等少数人才能享用的特权。当氏族首领掌握了祭祀通天的特权后，就以公共祭祀的名义占有了氏族成员共同创造的剩余产品。于是氏族首领们成了贵族阶层，而氏族成员成了下层平民，阶层划分了，以祭祀特权为基础的管理机构形成了，再接着便是国家的产生、文明的起源。张光直教授在《考古学专题六讲》中指出：“《国语·楚语》中观射父讲的绝天地之通的古代神话，在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性质上具有很大的重要性。……这个神话的实质是巫术与政治的结合，表明通天地的手段逐渐成为一种独占的现象。”祭祀通天特权的占有，“是获得和占有政治权力的重要基础，是中国古代财富和资源独占的重要条件。换言之，在中国古代，财富的积累主要是通过政治手段。而不是通过技术手段或贸易手段。”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占有祭祀通天特权、进而占有剩余产品的氏族贵族阶层，与被他们统治的氏族平民阶层，是属于同一氏族血缘的。也就是说，原始氏族社会的血缘纽带，到了文明社会之后依然存在。

　 中国五帝文明起源时期的这种血缘管理模式，到了夏商两周早期文明时期，依然延续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夏代文明的社会管理表现为部落联盟结构，夏民族是这个部落联盟的盟主。当时参加联盟的各部落都是独立的血缘团体，实行部落内的血缘管理。夏贵族阶层在夏族内部进行血缘管理的同时，又有团结号召其他联盟血族团体的义务。但这种号召只能影响到其他血族团体的外部，而不能深入到其他血族团体的内部。商代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高于夏代，各血族团体已由部落进步为方国，整个社会管理表现为方国联盟，商族是这个方国联盟的共主，而血缘纽带所发挥的作用，与夏代基本一致。

　 两周初年仍然延续了商代方国联盟的血缘管理模式。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社会大变革，血缘管理终于被瓦解了。

　 (本报记者金辉／采访整理

　夏史和夏文化研究的魅力与困惑 2009-09-24 王震中 中国经济史论坛扫校 点击: 1021 夏史和夏文化研究的魅力与困惑

　王震中

　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9-24

　如何定位夏史

　 在中国古代国家和文明的发展史上，“邦国-王国-帝国”的演进模式和历程是清晰的，也是耐人寻味的。而夏王朝作为夏商周三代王国的开始，其历史地位和史学界对它的研究，自20世纪20年代“古史辨”派兴起以来，一直引人注目，也极富于挑战性。

　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人们对“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一直深信不疑，著名的“古史辨”派创始人顾颉刚先生通过对《诗》、《书》、《论语》等儒家经典文献的研究，不但对传统的“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予以完全的否定，而且对夏禹及其相关的夏史等也产生了相应的怀疑，这也使得时至今日，国外一些学者依旧不相信夏史，不相信有夏王朝的存在。在这里我们暂不对“古史辨”派疑古的功过得失作出评判和分析，但由此而促使学术界下大力气通过考古发掘来重建中国上古史，通过考古发现来证明夏代的历史和文化，却是80多年来中国古史研究所展现的新气象、新特点、新成果。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夏本纪》是紧接《五帝本纪》而来的第二篇。但由于对于夏代历史，我们至今尚未发现像甲骨文、金文那样用本朝文字记录有关本朝事情的情况，《夏本纪》是用周代以后的文献记载的材料来叙述夏王朝的历史和文化，所以若套用国际学术界曾提出的“史前时期”、“原史时期”(Protohistory)、“历史时期”(有文献记载的历史肘期)这样的分类体系，夏代历史属于“原史”范畴。所谓“原史”，两方学者一般将其定义为“紧接史前，但是又早于能以书写文件证明的历史”，其时间段被界定在史前与历史两大阶段的过渡阶段。重建属于“原史”性质的夏代史。用来构筑它的材料虽说是多方面的，但又都有局限性，需要互补互益，其中夏史研究中，考古与文献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互补关系，夏代之后成书的用来叙述夏史的那些文献为考古提供了线索，而考古则可检验这些文献的正确性，并能发现文献中尚未记载的夏代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例如夏代的生态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夏代生产工具和生产力状况、夏代科学技术水平、夏代都邑聚落所反映的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由聚落形态入手研究当时的社会形态，等等，所以通过考古、文献等各方面的互补资料(当然也包括应用碳l4测年和环境的测定等自然科学技术手段)而重建夏史，既是对夏代历史文化的深入揭示，同时也恰恰是夏史和夏文化研究的魅力所在。

　如何判定夏文化

　 当我们对夏史研究作了如上定位后，第一个需要解决的课题。就是在众多考古发现中，判断和推论究竟哪些遗迹、遗存、遗址是夏朝的人们遗留下来的。因为只有确定何种考古学文化是夏文化之后，才谈得上如何运用考古学材料来研究夏史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几十年来学术界用力甚多，争论不休的重大问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徐中舒、丁山、翦伯赞等学者都曾提出仰韶文化为夏文化的说法。20世纪50年代初，范文澜、赵光贤、吴恩裕等学者提出“黑陶文化”(即龙山文化)为夏文化的观点。20世纪50年代末，李学勤、石兴邦、安志敏等学者提出“洛达庙类型”文化(后来改称“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上述推论都是在尚未使用碳l4测年的条件下，仅仅依据当时还甚为粗略的考古学文化编年框架而进行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不但考古学文化的编年体系已逐渐完善，而且碳l4测年等方法也得到广泛应用，因而其推论也就更为精细，新提出的何为夏文化的意见不下十余种，其最主要的看法可概括为三种：一种认为二里头文化的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一种认为二里头文化的一部分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这两个方面合起来共同构成夏文化：一种认为二里头文化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如一至三期)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及新砦期这三个方面合起来共同构成夏文化。

　 为何在判断何种考古学文化是夏文化的问题上有如此大的分歧呢?这不仅与所依靠的证据的相对性有关，也与研究的方法、手段有关。我们知道被判定为夏文化的那些遗址，不像安阳殷墟一样出土有甲骨文，这些遗址都没有出土文字或文书来进行“自我说明”，因而只能靠从已知出发来推测未知，采用的办法就是从时间和空间上加以限定，即寻找那些在时间上处于商代之前、在空间上位于夏都所在地的遗址。然而，就遗址的文化分期和时间而言，五六十年代考古学界的一般观点认为，郑州二里岗期的商文化属于商代中期，因而叠压在它之下的二里头文化，特别是二里头文化的中晚期，就成了商代早期的文化，那么探究商代早期之前的夏代文化当然只能以此为起点。到七八十年代，多数学者开始认为郑州二里岗期的商文化属于商代前期，那么叠压在它之下的二里头文化也就成了夏文化。再到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偃师商城第一期第一段的文化遗存被认为是最早的商代文化，而偃师商城第一期第一段在时间上却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同时并存，这样，夏文化自然就落在了二里头文化第四期之前。再从碳l4测定的年代来讲，七八十年代测定的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的年代范围是公元前l9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左右，有400余年的历史，文献记载夏代的积年一般认为是471年，两者差距不大，这也是邹衡先生主张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全为夏文化的重要依据之一。然而，2005年以来最新的碳14测年数据把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的年代范围限定在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00余年，二里头文化只有200年的历史，这无论如何也填不满夏代471年的积年，这样，以当前的碳l4测年的数据而论，在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或一至二期的基础上，只有加上二里头文化一期之前的新砦期和新砦期之前的中原龙山文化晚期(或称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文化遗存，才能符合约有471年时间的夏代历史的范围。可见中原龙山文化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址、商代早期遗址的碳l4测年数据的变化，使得判断究竟何种文化遗存为夏文化的问题，确有摇摆不定的情形。不过，应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采用系列数据测年法在内的测年技术和方法的改进，测年的精确度和可信性也日渐提高，这对我们认识和推论夏文化会越来越有益。

　 再就夏代都城的所在地和夏人的活动中心地域而言，夏代晚期还比较明确，夏代早期的都城和夏代早期的活动中心地区，目前至少有“豫西”说、“晋南”说和“豫东鲁两”说几种不同的说法，虽然几种说法之间所持证据的强弱不无差别，但即使证据相对较强的“豫西”说也还不能成为定论。

　由于研究的手段、方法的局限，以及证据的不确定性，使得80多年来对于夏史和夏文化的研究虽有很大进展，但距离问题的解决还羞得很远，可以说，这是夏史和夏文化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重要挑战，也是他们心头长期挥之不去的困惑之一。

　如何定义夏文化

　 以上在论述何为夏文化以及推定夏文化的手段与方法时，论者每每都是以夏鼐先生1977年在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上提出的“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这一定义为前提。然而。当我们进一步追问什么是夏民族时，问题就凸显出来了。例如，作为夏民族其组成，除了夏后氏之外，至少还应包括史书中所说的夏的同姓族郑(或称国族)。而作为夏的同姓国族，据《史记，夏本纪》：“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氐、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夏后氏为王室所在，其他各个族氏则分散各地，有的在今陕西，有的在今河南，也有的在今山东。那些分布在今山东一带的斟寻氏、斟灌氏、费氏、鄯氏、辛氏等国族实处于岳石文化的分布范围，而岳石文化一般认为是夏代的东夷文化。这样，若夏文化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那么作为夏民族组成部分的夏的同姓国族，有的却表现为东夷文化，可见目前有关夏文化的定义是有问题的。实际上，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都是难以囊括上述夏的那些同姓国族所处的各地域的。

　 此外，再就夏代的那些异姓国族或族邦而言，如作为夏代侯伯的昆吾，其为己姓，初居帝丘濮阳，后迁至许昌，夏民族中包不包括昆吾氏?再如位于山东媵县的薛国的奚仲，《左传》定公元年说他曾担任夏朝的“车正”。夏民族中是否包括任姓的奚仲?还有，在夏代，商的邦君被称为“商侯”，《国语·周语上》说商侯冥担任过夏朝管理或治理水的职官，并因此而殉职，那么子姓的商族是否被包括在夏民族中?可见以是否在夏的朝廷中任官、是否属于夏的与国或附属国来作为判定构成夏民族的标准。也是有困难的。

　既然什么是夏民族，我们都弄不清楚，那么将夏文化定义为“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显然容易令人困惑。摆脱这一困惑的出路，我以为有两个思路可供考虑。其一，鉴于现在考古学界在探讨夏文化时，意欲探寻的都是夏王都所在地的文化，为此笔者建议，我们不妨将夏文化定义为“夏王朝时期夏后氏即夏王族的文化”，这样的话，虽说夏文化概念的范围有所缩小，但其可操作性和可行性却显现出来了。其二，索性把夏文化与族共同体或族属关系相分离，称夏文化为夏代的考古学文化也是完全可以的。这样大凡时间范围在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l6世纪的考古学文化都属于夏代文化。至于它们具体属于夏代哪个部族、国族或族邦的文化，则视该遗址的规格和所在地、该文化类型的分布地域等，与文献所能提供的线索相结合，可做进一步的推论研究。即使一时无法论定该遗址或该文化类型的族属之类的问题，也没关系，只要能在时间上判断出它属于夏代的文化即可。

　夏王朝是“复合型”国家结构

　 夏史研究中另一具有挑战性的课题是夏代的国家结构问题。尽管学术界对夏代的国家结构曾提出“方国联盟”说、“城邦联盟”说、“早期共主制政体下的原始联盟制”说、“奴隶制中央集权王朝”说等，但这些观点都只概括了夏代国家结构的某一方面的特征，而不能说明问题的全部。如“方国联盟”说和“城邦联盟”说，只注意到那些从属于夏后氏即夏王邦(夏王国)的诸邦国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的一面，而忽视了它们的从属性、隶属性和夏后氏在王朝中作为“天下共主”的地位和作用，至于所谓“奴隶制中央集权王朝”说，则将那些从属、隶属于夏王国诸邦国视作王室之下的地方一级行政机构，把“天下共主”等同于后世的“中央集权”。怎样才能克服这些说法各自的片面性?笔者曾提出夏代与商周时期一样，其国家结构都属于“复合型国家结构”，只是三代的发展程度不同而已。在这一结构中既包含夏王邦(王国)也包含属邦(附属国)，王邦与属邦是不平等的，王邦为“国上之国”，处于天下共主的地位，属邦为主权不完整的(不是完全独立的)“国中之国”。这些属邦有许多是在夏代之前的颛顼尧舜时代即已存在的邦国。夏王朝建立后，它们并没有转换为王朝的地方一级权力机构，只是臣服或服属于王朝，从而使得该邦国的主权变得不完整，主权不能完全独立，但它们作为邦国的其他性能都是存在的，所以，形成了王朝内的“国中之国”。而作为王邦即中央王国，则既直接统治着本邦(王邦)亦即后世所谓的“王畿”地区(王直接控制的直辖地)，也间接支配着臣服或服属于它的若干邦国。邦国的结构是单一型的。而夏王朝在“天下共主”的结构中，它是由王邦与众多属邦共同组成的，是复合型的，就像数学中的复合函数一样，函数里面套函数。

　 将夏王朝解释成复合型国家结构，则上述用某一考古学文化囊括分散于各地的夏的同姓和异姓族邦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因为位于中央的夏王国(夏后氏)与处于周边的诸邦国(方国)，在物质文化乃至精神文化上，本来就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将它们统称为夏代文化是可以的，但称之为夏族的文化是不妥的。

　夏代的历史文化丰富多彩，其中具有挑战性的课题及其困感，当然绝非上述几例，但上述讨论充分说明，挑战性正是它的魅力所在，困惑的出现与消解的过程恰恰是研究的深化或问题的解决过程，夏史和夏文化的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辩证发展过程中向前推进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