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商安商富商啥意思 亲商安商　扶商富商

　　本栏主持　岳付玉 　　GDP在以10％左右的速度往上增长，为什么就业环境还这么紧张。按理说，这么高的GDP应该是能够创造出一个巨大的人才需求的啊!这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眼下经济发展模式和政府的管制，还不足以刺激和活跃个体和中小企业的生存壮大……
　　
　　5％，来自数字的警报　　金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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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城镇居民创业意愿不到5％；许多国家大学生毕业创业比例一般在20％左右，中国不到1％：发达国家每千人企业数量平均在45个左右，发展中国家在20-30个，而中国不到10个。不创业，哪来的中等收入者，哪来的企业，没有企业哪来的就业，就业不足工资水平怎么提高?需要解放思想的是，我们管理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管，还是为了社会有活力，这个社会没有创业的活力了，政府的各种所谓的规范，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一段话摘自中国经济时报刊载的《为什么重提解放思想》一文，作者是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
　　创业意愿不到5％!
　　他提出了我们当前思想解放所面对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管理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社会没有创业的活力了，政府的各种所谓的规范，又有什么意义?
　　前不久，吉林省委书记王珉在省委的一次会议上使用了这段话，并加上了吉林的数字，每千人企业数量平均2.09个。他提出，要进一步下放权力、进一步减少前置审批、进一步轻费减负，对企业要服务式管理，让企业宽松式经营，努力打造亲商、安商、扶商、富商的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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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天勇教授认为目前中国社会的民间创业活力柔弱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较之改革开放初期，从1978年到上世纪90年代前期，联产承包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发展个体集体经济把城市知青、街道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了起来，对外开放调动了沿海劳动力及土地等与外资及技术结合的积极性，而乡镇企业则激发了农民创业和办企业的动力，虽然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政府管得国有企业生不如死，对个体和乡镇企业多有责难，实事求是地讲，只有那些政府不会管、管不住和管不到的地方却生机勃勃，创业形成一定规模的中等收入者，吸收了以亿计的劳动力转移和就业，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充满着一种强劲的活力。“我们回头来看现在，我们的农村中农民还有种粮养畜的动力吗，我们的农村中还有如当年一样创业办企业的动力吗，我们的城镇中劳动者还有创业的积极性吗，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还像当年一样雨后春笋般地发展吗?”
　　我国公民个人从创业之初就面临着高昂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2005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世界银行的4位教授对85个国家和地区的创业环境作了系统调查，结果表明，从注册一家公司到开业，平均所必经的审批步骤数，加拿大只需2天，而我国内地则需要闯过7道关，历时111天。注册审批费用在美国、英国、加拿大不到其人均年薪的1％，而在我国内地，各种审批费用占据了人均年薪的11％。
　　从税费制看，创业不仅门槛越来越高，收费也越来越多；生产经营增值税很高，如果不偷税漏费，真实创业、生产和经营，所剩无几。政府各部门的检查、处罚却越来越多，各种审批、许可和处罚中的收费多到什么程度呢?2007年竟然高达16600亿之巨，如果按照平均月工资1500元计，1亿劳动者的就业机会让政府的管制、收费和罚款消灭了!
　　从融资体系看，金融业高度垄断，央行和银行监督部门从来都是中小银行放开不得，狼要来了，在这种金融管制下，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基本上贷不到款。而那些温州、台州等地的民间借贷，却坏账率极低到国外同行都要来借鉴其风险控制管理经营。
　　而就土地高度垄断的管理来看，过去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和经营，或者在家里，或者私搭乱建，或者在集体土地上建设，总是能找到一个地方：现在家里不让创办企业，土地又批给大资本、大项目和大企业，中小创业者基本上拿不到场地。
　　政府的不当管制举措，一方面，窒息了整个社会创业和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另一方面，创造了政府部门、行政性事业机构和公务员用权力寻租腐败的天然的条件。
　　据周天勇测算，在房地产中，除了政府的出让收入、各种税费外，灰色和黑色成本大约占房价的20％左右。如果灰色和黑色成本相当于“合法”但极不合理收费罚款16600亿的40％的话，仅政府管制形成的贿赂等资金规模就高达6500亿之巨。
　　外国人一直很奇怪中国的GDP在以10％左右的速度往上增长，为什么就业环境还这么紧张。按理说，这么高的GDP应该是能够创造出一个巨大的人才需求的啊!这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眼下经济发展模式和政府的管制，还不足以刺激和活跃个体和中小企业的生存壮大。而个体和中小企业，恰恰是最能接纳社会就业人员的。与国有大企业不同，个人创业具有倍增效应，据权威部门数据，每创业成功1人并稳定经营1年以上，平均带动5人就业……
　　一个国家，无论主动或被迫丧失了公众的创业热情，就失去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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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来自南开大学的一份学生调查显示，89％的大学生已对创业产生恐惧心理，并明确表示不会选择自主创业。在回答“为什么不选择自主创业”这一问题时，绝大部分学生选择了“失败率高”这一选项。显然，尽管就业形势日趋严峻，选择通过个人创业来解决就业问题的大学生仍是少数。在党的十七大开创性地提出了“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新就业模式之后，大学生们的就业抉择尤其引人深思。
　　其实，岂止是大学生，其他人群选择自主创业的人数也较前有了很大回落。不仅如此，一些已经单挑独干自谋出路的人甚至“吃起了回头草”重新回到旧有的“围城”中，或者干脆立定稍息了。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发布的一组数字表明，1999年全国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到2006年6月底下降为2505.7万户，个体工商户减少约650万户，平均每年减少87万户。这与2006年《民营经济蓝皮书》公布的相关数据相呼应，过去5年，中国个体工商户注册户数由2571万户下降至2464万户，减少了107万户，年均降幅为0.8％。
　　是什么导致了个体户的减少?说法不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相关人士认为，主要原因是个体工商户走上了合作经营、合股经营、公司经营的道路，而《民营经济蓝皮书》的调查则认定，个体户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创业成本过高，创业营商的环境过于恶劣。
　　发展经济，干事创业，“亲商”虽不是充分条件，却是个必要条件，这道理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未必如此。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见到的，是有关职能部门和相关领导干部往往内外有异，大小有别，对于外商、大企业大项目亲之扶之，对于个体和中小企业尤其是民企却很淡漠。我们不得不承认，民营经济的营商环境因此越来越 窘迫，导致社会上下个人创业激情不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把“找工作”当成了创业的唯一选择，民间的创业活力日渐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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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开发区的软环境好”。一直以来，天津开发区都以优良的投资环境为人所称道。在商务部举办的国家级开发区投资环境综合评价中，天津开发区十年来一直位列全国各国家级开发区之首，就是最好的佐证。
　　据说当初摩托罗拉就是被天津人亲商的这股实诚劲儿给深深打动的。
　　1986年，摩托罗拉公司开始在中国寻找投资机会，并与天津开发区接触。在时任天津开发区主任叶迪生的极力推荐下，天津市对此项目非常重视。当时的天津市市长李瑞环甚至表示，“谁放走了摩托罗拉，谁就是天津的罪人。”摩托罗拉传播与公共事务部有关人士后来回忆说，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可以看出天津的诚意，就是在当时谈判的时候，不管当天有多少的谈判结果，第二天一早美方都能收到相关的翻译内容和准确的答复，这说明天津方面肯定是彻夜加班完成的。在一番细思量之后，摩托罗拉把自己在中国的大本营设在了天津。摩托罗拉的BP机和手机生产线是最先落地的两个项目，当时的投资约1.2亿美元。这使得摩托罗拉(中国)电子有限公司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独资企业，公司的成立得到了天津开发区、天津市和中央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所有审批手续在14天内全部完成，创下了轰动一时的速度奇迹。
　　从开发区到现在的滨海新区，这种态度这种精神一直坚持着，并在引进外资、引进大项目方面发扬光大。这是滨海新区已经取得的成就所证明了的。
　　那么，从更大范围来讲，我们天津能不能把这种态度这种精神更好地贯彻到对待个体和中小企业中去，不分它是外企还是国企、民企?
　　
　　大学生创业：快乐并痛着　　李　茜　姚　芳
　　
　　记者从天津大学、天津商业大学、天津农学院等本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部门了解到，近3年来天津市5％的应届生走上自主创业之路。
　　这群充满活力的年轻人自主创业的原因一般分为三种：一、生存压力。二、大学生偏于强调过程体验的价值实现模式，更喜欢安排自己。自主创业对他们而言，是尚未开垦的自由地，束缚较少。三、受商界神话的诱惑。
　　然而这些初征“商海”的年轻人，并不都是一帆风顺――
　　
　　我们的幸运是有了创业的温床
　　“自主创业、开办一家公司并不难，难就难在如何驾驭它，使其顺利地运营下去。”对于创业的经历，天津市赛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封兴杰和张磊颇有感触。
　　封兴杰和张磊分别是来自河北和青海的年轻人，2001年考入天津工业大学材化学院，因为同样怀有创业的梦想，他们聚在了一起。虽然学的材化专业，但封兴杰一直对电脑软件开发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学校e缘网站有两年多的工作经历。就在封兴杰萌生创业念头的时候，河东区政府和天津工业大学共同创办了大学生创业园，对入园创业的学生提供多项优惠政策和优质服务。封兴杰的创业想法得到同年级张磊以及天津大学一位计算机专业好友的响应和支持。就这样，三位合伙人共同筹资3万元注册了“天津市赛文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封兴杰任公司总经理，公司主要从事网站建设、计算机软件开发、网络办公系统自动化软件开发及服务等业务。
　　有了自己的公司，他们分工明确：封兴杰主攻技术，张磊负责客户联系，三个多月时间，就完成了4单业务。公司的发展不仅让他们获取了利润，也成为低年级同学的实习基地，更多的同学在他们的公司开展实践活动。
　　谈起创业体会，封兴杰说，“创业不是仅有专业能力就可以，社会经历、创业平台都不可或缺。大学生一定要把握每一次机会，毕业后我们就把新家安在创业园。”
　　
　　不得已的“无间道”生活
　　今日今时，虽然“大学生”的名号已经不再稀罕，但其头顶的光环却也不曾黯淡过。众人眼里最适合大学生创业的领域排行榜上，类似IT等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往往高居榜首，因为IT被广泛认为是如今最容易创业成功、收效最大的领域，并且配得起“大学生”的身份。然而这却与毕业于南开大学的陈志和他的两个好朋友想法有不小的偏差，比起科技含量高、技术革新快的IT行业，倾向于自主创业的他们宁愿在成本、技术含量相对较低、收效相对较快的服务行业中寻找机遇。
　　让很多家长甚至同龄人大跌眼镜的是，3兄弟把目光瞄准了洗车房。不过他们3个都来自农村，家里的经济条件都不是很好，况且，一辈子拴在土地上的父母们听说他们含辛茹苦培养出的大学生要干个体，都强烈反对，没有一家愿意出资给他们做本钱。3个人没有任何东西可抵押，贷款的路也走不通，于是决定放下架子，厚着脸皮去说服同学和朋友，试图得到他们的融资。但正如陈志事先预料到的，说服别人把钱拿出来是件非常难的事。况且大家都是同龄人，即便有些同学答应融资，一时间也凑不够20多万的启动资金。20万元，这可不是小数目啊!
　　一些同学出于好意地劝说他们，“并不是感觉有个好的idea，就可以开始创业了，这未免有点操之过急，你们也没有在市场最前沿摸爬滚打过，操作起来会出现很多错误，能不能赚到钱也说不准。更让人望而生畏的是听说各种税费多如牛毛，你还得跟方方面面打通关系，一个环节没有疏通，你就很可能前功尽弃。此外，还有法律法规方面也很关键，如果不太熟悉各种法律法规条文……”
　　虽然没能顺利筹到创业的资金，陈志他们都认为朋友们的顾虑并不完全是推脱借钱的理由，大家担心的问题是确实存在的，于是他们做出了另一个让大家出乎意料的举动――先到洗车场打工，为筹钱，也为长经验。
　　有人说，即使想开洗车场也没必要去那里工作，等到条件成熟了，去就业指导中心学习一些相关知识就可以了。但陈志认为-既然创业是个孤注一掷的行为，就意味着每个选择这条路的人都得吃苦，但这其间的经验才是无价的。而目前的就业指导，他们接触之后感觉，普遍围绕的还是信息的提供、政策法规的解释等，极少有创业方面的针对性指导，都属于“临时抱佛脚”之举。陈志说，他们3个兄弟主意一定就抛开了世俗的眼光，从容地迈开了创业的第一步。
　　他选择了一家规模较大的洗车场，为了避免老板不理解，他们甚至没“暴露”本科学历，放下大学生的身段什么活都干，洗车、打腊、贴膜，汽车护理中的每一个环节都认真地学习和实践。在打工中他不但熟悉了汽车护理上的整套理论，更学会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当然，从未放弃理想的他们最留心关注的是洗车场的经营状况。他们乐观地称自己目前过的是“无间道”式的生活。
　　
　　正在为融资伤脑筋
　　宁亚非目前还在天津工业大学艺术与服装学院读书，但他每天晚上回到宿舍都要上一堂“创业必修课”――三个合伙人，一张桌子，黑板上写满数据，案头堆放着报表，亚非餐具消毒有限公司每天的决策工作 在这里完成。
　　还是2006年年初的时候，宁亚非看到一篇关于“第三方消毒”的报道，这个商机使他眼前一亮。当年4月到11月，宁亚非开始对这个行业进行理论学习。年后，他只身一人前往广东、广西、温州、上海等南方地区考察，回来后向家人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并联系了艺术学院的张珂、工商学院的闫佳两位同学，三人在得到家人资金支持后筹得80万元人民币于2007年5月份注册公司，开始实战。这80万，是三家人的老本了，他们可不敢丝毫懈怠。
　　为餐馆提供消毒餐具，或帮助餐馆进行餐具消毒，这是宁亚非他们最重要的两项业务。“我们的厂房设计产能规模目前是华北地区最大的。”宁亚非骄傲地说。公司发展很快，不到半年合作伙伴已达25家，但开始并没这么顺利。宁亚非忘不了谈第一笔生意的时候，本来已经跟餐厅达成共识，周一就可以送货了，没想到周日晚上餐厅打电话来取消，出师不利给了小伙子们不小的打击。
　　第一个月只卖了1800套餐具，而工厂每天千元的挑费也让大家难以承受。几个人总结经验教训，对市场预期过高，餐厅对新鲜事物并不能很快接受；对天津地区餐馆数量和分布估计不足，导致浪费了较多时间与人力；对自己过分自信，心态不好。针对这些不足，他们调整了策略，联系业务时把第三方消毒的优势展示给餐厅老板，第二个月就谈成了20多家，保证了公司收支平衡。今年中秋前夕，业务量忽然猛增，为了赶进度，宁亚非与各部门的伙伴站在初洗池前从晚上11点一直干到早上6点。“你知道连续几天洗碗的感觉吗?我们几个大学生这辈子没洗过这么多碗。”
　　现在，公司从董事到各部门经理，全部是天津工业大学的在校大学生，并且雇了30个操作员工。谈到大学生创业的艰辛，宁亚非说，“我们经常在宿舍楼下讨论到凌晨两点多，为了节省资金，我们骑着自行车从河东校区到西青开发区、大南河寻找餐厅，公交车不通的地方还要徒步往返，为了省钱就回学校吃饭。现在合作的对象越多，现金流不足的问题就越棘手，国家规定企业必须经营一年以上才可以谈融资，我们正在为这个伤脑筋。”
　　三个例子，三个类型，但都能看出那种创业的欲望。其实，不止大学生，在我们的城市中有创业欲望的人还有很多。为有创业欲望的人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创造条件，为更多的人创业成功并发展壮大提供服务，不就是我们的政府的责任吗?
　　
　　亲商是根本　　肖　越
　　
　　关于创业
　　说起个人创业，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美国，这个被称作创业者天堂的国度。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一本论述美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专著中有一段话。说到何以美国社会潜力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他认为从制度上或许可以对此做出一点解释。那就是，在美国任何个人能发明一种提高效率、减少浪费的办法，在由此获得的经济效益中可以分享的比例很大――这是有法律保证的。因此人人都愿意开动脑筋，有了方案还努力去实施。“只要勤奋努力，就能获得成功”，可见，这个分享创业成果的制度设计，是激励创业人士的永续动力之源。可是，在我国办成一件好事却每每需要过五关斩六将，把关的人缺乏与人为善的态度。往往不问青红皂白就严加管制，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固有的僵化的经济运转模式，最怕动，担心一动就乱，一乱就失控。从更深的原因来看，茅于轼认为经济方面的制度设计亦即经济环境与社会的法制水平、道德标准、人的生活习惯、文化素质等都有关系。
　　这就涉及到政府管制的问题了。从根本上来讲。西方学者认为政府管制是对他们认为的正常的市场运转出现市场失灵后的一种纠正，他们心中的基本理念是怎样去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怎样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当现实经济社会中完全竞争市场的一系列理想化假定条件不成立时，西方学者主张借助政府管制对市场失灵进行纠正，以达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改进。他们普遍认为，自由签约是最重要的，只要交易双方的协议不对第三方产生损害，管制就没有必要出现。只有在市场运转会造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时。才需要政府管制。从实际的情况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也是这么做的。
　　但是，我国经济社会中到处存在着管制，却不是因为“市场失灵”，而一方面源自计划经济惯性和本能，更主要的根源则在于政府角色的冲突和错位。政府在我国具有三重角色，一是作为一般社会管理者，二是作为市场管理者，三是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或者说是生产者。这种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的独特身份，使得政府可能利用它作为管理者的垄断性的权力。来谋取它作为所有者的利益。从现有的政府管制造成大量垄断的情况来看，我们的管制其实是一种反竞争政策。许多管制者和被管制者本身都变成了既得利益者。这种情况下，过度管制带来的高成本、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腐败等负效应日益严重，最终，管制从手段变成了目的，民间创业的激情一落千丈，社会活力日渐衰竭。
　　所以，必须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和完善服务型政府建设。努力打造亲商、安商、扶商、富商的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
　　
　　关于亲商
　　在“亲商、安商、扶商、富商”这个关系链条上，亲商是根本。茅于轼所津津乐道的那个给美国社会带来无穷活力的分享创业成果的制度设计，骨子里来看，就是“亲商”。中国经济若想步入可持续发展的通道，从上到下也必须树立亲商的理念。
　　我们仅从就业这一关乎民生的大话题来看，如果不亲商，不扶持个体和民营经济，而继续沿袭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很可能会陷入无就业增长的境地。――虽然目前中国的GDP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
　　之所以这么说，原因之一是我们的GDP总量主要由大项目、大资本和大企业拉动，以路、桥、市政工程、地标大厦等硬件投资主导的，并且按照目前的税收分成体制，也只有将企业和项目做大做强，才能显著地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当然，也最能彰显地方官员的政绩。但是，大项目、大资本和大企业，其资本有机构成越来越高，相同的投资规模容纳的劳动力就业水平却日益下降。过去石油、水电开发，汽车和化工项目建设，都会成为一个石油、水电、汽车和化工城市，几千人、几万人，甚至十几万到几十万人可能因此而就业。而现在相同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容纳的就业却以几十人到不超过千人而计，超过万人就业的已经十分罕见。而且今后越往前发展，大项目、大资本和大企业对就业的贡献值只会越低。
　　原因之二，第三产业是容量就业最大的产业领域，但是与国际同样发展水平时的结构来看，我们的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发展明显滞后，并且已经成为了一个难以调整的顽症。工业化超前和城市化滞后，使得第三产业发展没有相应的人口集中的市场容量，而城市收入差距大和居民收入增长的缓慢，却使第三产业缺乏消费的能力，再加上对第三产业发展一些领域的行政管制，使得第三产业发展的门槛成本大大提高，本来中国发展到今天可以大量吸收就业的领域，却发展不尽人意。 　　可即便如此，从行业和所有制结构来看，第三产业和个体私营经济眼下依然是容纳就业人口最多的领域。2007年，城镇国有单位减少了600余万个工作岗位，城镇集体单位减少了400余万个工作机会，而全年增加的就业机会则有1200多万个(据劳动部报的数据)，这其中93％以上的新增就业在个体私营经济中。
　　2008年第一季度，中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监测中心对上海、天津、南京等全国104个城市的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信息进行了统计分析。该最新统计结果也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这104个城市分布在全国各大区域，拥有市区人口1.9亿，约占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市区人口的50％；拥有市区从业人员(含城镇个体劳动者)5468万人，约占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市区从业人员的55.8％。
　　1、从产业、行业角度来看劳动力需求状况
　　本季度104个城市第一、二、三产业需求人数所占比重依次为2％、39.4％和58.6％。从总量结构看，第三产业
　　其中，企业用人占主体地位，所占比重达97％，机关、事业单位的用人需求比重仅占0.6％，其他单位的用人需求比重为2.4％。
　　在企业用人需求中，内资企业占74.3％，其中以私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用人需求较大，比重分别为27％、20.4％和10.6％，国有、集体企业的用人需求比重仅为5.7％：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的用人需求比重为7.6％：外商投资企业的用人需求比重为8.8％：个体经营的用人需求比重为9.3％。
　　对于中国的就业问题，经济学家陈志武去年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私营经济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真正希望。”他从另一个角度帮我们算了一笔账：以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中工业企业的数据为例，全国有28178家国有工业企业，资产总计6.5万亿元，所雇用的从业人数为1273万，也就是，为支持一个国有企业从业者，国家需要投入50.9万元资产。相比之下，全国民营工业企业有124万家，资产总值11.6万亿元，不到国有工业企业资产的两倍，但雇用的人数为6040万，每个就业机会只用了19.2万元的资产。那就是说，国有企业为创造一个就业机会所要投入的资本是民营企业的2.6倍!未来中国就业机会该从哪里产生，不言自明。
　　陈志武进而指出，“最重要的，就是民营经济的发展能带来根本性的创业、创新动力，给中国经济带来全新的活力。”通过百度、无锡尚德、分众传媒、阿里巴巴、Sohu中国等等这些私营企业的上市，一个个像李彦宏、施正荣、江南春、马云、潘石屹这样的30几岁、40几岁亿万富翁诞生，每个成功的民营企业的背后都有一个、甚至几个个人化的创业故事，这些财富故事离我们那么近，因为他们的个人家庭背景就像我们中间多数人那么普通，不靠权力家庭背景，而是靠自己的创业、创新，这让我们千千万万个年轻人和中年人都能感到“虽然我没有家庭背景，但我也能”。这些年民营企业通过上市所实现的财富故事对年轻人所产生的启示作用，对整个中国社会创业文化与创新精神的推动作用，怎么高估都不过分。相比之下，国有企业的上市再成功、再轰动，等静下来，在其背后看到的多是政府权力、行政特权和行业垄断，几乎看不到启发人的创业故事。上市再成功、融资再多，也就仅此而已，对社会、对千千万万个年轻人没有启发作用，不会因为工行、中石油、中石化的上市而激励任何张三、李四去创业，反倒是激励更多有才华的年轻人想去进入体制内做官。陈志武由此断言，“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民营企业。”
　　然而，我们的许多官员往往为了地方财政和政绩工程而一味地青睐大项目、大投资，在制度设计等方面忽视甚至轻视和抵制民营、个体经济的发展。而一些中国公民受中国传统轻商思想的浸淫，加之长期计划经济管制形成的思维惯性，在骨子里对个体、民营也多有轻慢，这种情绪从主流媒体的文艺节目中就能看出端倪。在这些节目中，个体户，这些最底层的自主创业者多半是见利忘义、蝇营狗苟、仗财欺人、见异思迁、寻花问柳之徒，他们总是以被讽刺、被痛斥、被教导教育的面目出现。
　　“亲商”，原本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国家和民众的一种自然价值取向，在中国，却还需要去大力倡导，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关于安商、扶商
　　有了亲商的理念，从政策面到操作面还必须有相应的举措来保证，这就是“安商、扶商”，如此才能将“干事创业”落到实处。
　　这里，我们不妨借鉴发达国家的一些作法，譬如中小企业最发达的美国在这方面的一些战略战术(见链接)。
　　其实，关于安商、扶商，中国自己也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只不过，这里的“商”，主要指的是外商。这方面，天津滨海新区一直做得很出色。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听到过，摩托罗拉、卡佩勒等世界500强企业当初之所以选址天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这里与政府沟通的融洽和服务的优良。这些年来滨海新区一直急外商之所急，想外商之所想，大力推动对外引资力度，利用现有商业设施，进行配套招商充实和完善服务贸易领域结构，完善投诉网络，提升投资环境。种种高效而实在的安抚举措，给外商留下极好的印象。
　　外商看重“与政府沟通的融洽和服务的优良”，内商亦然。可一些地方往往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就曾代表民营企业说，城市公平交易的市场环境是一个企业发展投资最为看重的要素。他说：“作为民营企业，我们到各个地方去发展不是看中那个地方的土地便宜，更看中的是城市公平交易的环境，对所有企业一样，不歧视民营企业，不是靠关系，哪个市场环境更好我们就更愿意去。”
　　天津滨海新区，作为中国综合改革配套实验区，在安商、扶商方面，理当有新探索和大作为。不久前一篇题为《立新外资观树本土巨人》的报道中我们看到，今年天津开发区的招商引资工作，在提出继续提高外资利用水平的同时，还将加大内资引资力度提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天津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局长杨志泽表示，开发区要树立“天津以外都是外”的观念，坚持不论大中小，不论内外资，不论所有制，坚持好字当头，积极引进。这种观念的更新值得充分肯定。OTC落户天津，这对于完善我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健全退出机制，促进中小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激励人们的创业情怀，皆有积极意义。
　　
　　关于富商
　　钱在社会经济链中是一个“钱生钱”的过程，钱在一个企业手中，在老百姓手中，这个钱就有机会被再投资或再扩大开发，从而可能开创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如果钱被政府拿走了，这个钱很可能就成了一个单纯消费的过程了。这就是美国共和党反复强调应该利用减少政府税收的办法来增加经济活力和就业机会的理论基础。被美国人崇敬的里根总统就是利用这一理念把美国经济从七十年代末的萧条境地提升出来的。
　　具体到个人创业，法国政治经济学家萨伊说：“安稳 地享用自己的土地、资本和劳动的果实乃是诱使人们把这些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用途的最有力动机。”如果微观经济主体的创新活动和产权得不到法律的明确保护。则会导致其创业的激励不足和行为的短期化。从而使经营利润的外逃和转化为畸形消费成为可能。使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难以在更高层次上扩大再生产。
　　强大如美国，其国内中小企业有2500多万家，占公司总数的99％，吸收了美国一半以上的就业人口，美国96％的出口商是中小企业，对美国经济的贡献有目共睹。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只有骨子里“亲商”，行动上“安商”、“扶商”，“富商”最终才能成为可能。小河没水大河干。商富，民富，国家才能真正强大。
　　
　　链接　安商扶商之美国版
　　
　　在美国创办企业非常容易。门槛很低。只要有好的点子，只要不违背税法和公平交易的原则，公司登记的手续非常简便。一般申请独资公司大约2―3小时即注册成功。据调查。美国特许经营成为个人投资创业的最好形式。原因正是入门易、成本低、成功率高。特许经营的公司5年后只有10名倒闭，继续经营的有90％：相反非特许经营的有90％倒闭，剩下的仅有10名。由于创业门槛低，吸引了一代代美国人创办自己的公司，发展自己的事业。据罗珀・史塔奇国际有限公司的调查，宁愿自己办公司的美国年轻人是愿在大公司里当最高行政主管者的两倍，比愿在政界或政府机关担任要职者多4倍。公民积极创业对就业岗位的提供、对经济发展的强劲推动力，造就了一个经济强大的美国。
　　合理有效的专利制度和它的种种保护性措施也为美国国内的创业和创新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专利在法律上保护创新的思想。鼓励一个人可以把一个想法变成事实，可以把某种事做得更好，激励他决心再花时间使这个想法臻于完善。而不必担心不能获得酬报。根据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节第八款规定。美国国会早在1790年便通过了第一部专利法，几乎与美国建国同步。林肯认为：“专利制度是在天才的创造火焰中加入了利益这种燃料。”杰弗逊也曾这样谈论过专利制度：“对新发现颁发专利证，为发明创造活动带来了我所意想不到的巨大动力。”
　　在具体的对于中小企业的安抚制度上，美国人做得更是堪称熨贴入微。出台一系列旨在扶持中小企业的法令不说，政府还设立相应的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和扶持。包括隶属于国会的中小企业委员会。隶属白宫的总统中小企业会议。隶属于联邦政府的小企业管理局(Small Busines Administration即SBA)3个机构。小企业管理局(SBA)是1953年美国国会授权美国联邦政府成立的。直接隶属于总统事务办公室，这种行政关系充分保证了小企业管理局的协调职能。SBA现有4000多名工作人员，总部设在华盛顿，10大城市设有分局，还下设100多个地方机构。分布于美国50个州及特区等地。作为小企业的代言人，SBA反映小企业的要求，维护小企业的利益：向小企业提供资金援助。主要以担保方式或少量贷款帮助小企业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保证小企业在政府采购中占有相应份额。联邦政府采购中必须保证小企业获得33.3％的份额，并要求大企业获得的政府采购份额也必须将其中的20％转包给小企业：为小企业提供信息、培训、咨询等公共服务，资助小企业发展中心和帮助小企业投资公司开展业务。
　　说到美国宽松的创业环境，不能不提的，还有其非常发达的风险投资制度。美国是风险投资的发源地，风险投资最发达，是风险投资的领头羊。目前，美国风险投资公司已达4000多家，风险投资总额达1000亿美元，每年约有10000个高科技项目得到风险资本的支持，使得许多专业人员有把创意变成企业的可能。而风投的繁荣，当然又跟其发达的资本市场尤其是健全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有关。
　　美国个人创业的蓬勃发展除了上述这些制度设计以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对于个人利益的切实保护制度。这是最根本、最核心的制度。个人享有充分的经济上的自由权和其他社会意义上的自由权。个人经济自由权包括个人在处理私有财产即决定个人在处理私有资财的用量与投向上的权利，个人对其时间(包括工余时间)的支配权以及决定未来个人发展方向上的选择权等。这应该是个人创业的真正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