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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集群内生机理与成长期政府策略选择

    时间:2020-05-14 09:16:0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查志刚 王全纲 刘东皇

    摘要:通过探讨产业集群发展的周期性规律,归纳了产业集群在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揭示了其发展的内生机理,并从一个新的角度对其动力机制的内部结构变化规律进行了论证总结,由此得出了“成长期在产业集群生命周期发展的各个阶段中是最具有可塑性的,推动产业集群高质量快速发展的外力在成长期施加于产业集群是最有价值的”这个全新观点。在此基础上,从发展导向、发展动能、发展支撑、龙头企业效应、企业行为规范等方面侧重于现实应用角度,提出了政府在成长期针对产业集群“精准发力”的一套有效策略及施策模型。

    关键词:产业集群;成长期;内生机理;动力机制;政府策略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9)06-0088-007

    关于产业集群定义的表述,理论界有很多个版本。综合国内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专家学者(如美国迈克尔·波特、南开大学曾忠禄、东南大学徐康宁等)的观点,可以将其描述为:是特定地域中一组处于相同产业的企业相对集中在一起,其上、下游企业间既分工又协作,同一产业链环节企业间既同时存在互补与适度竞争关系,又能形成明显地域品牌效应,并在同地域某些相关产业以及支持性中介产业企业的辅助与支撑下逐步成长发展的一种产业现象。

    无论是英国马歇尔(1890)的“外部经济理论”、德国韦伯(1909)的“工业区位论”,还是法国佩鲁(1950)的“增长极理论”、美国克鲁格曼(1991)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产业集群理论,都认为最初的产业集群是自发形成的。[1]这些经典理论都认可这一点:自发形成的产业集群是可以施加外力影响的,其主体主要是政府。政府在尊重客观规律且决策正确的情况下,可以让产业集群发展的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甚至在适当的规划下,政府还可以因地制宜地创造出产业集群,本世纪以来我国遍布各地的产业园区建设项目便是一个明证。

    一、产业集群发展的周期性规律、

    内生机理及其成长期的独特性

    与生物种群的发展相类似,产业集群的发展也存在明显的周期性规律。深入研究这种规律,能够揭示产业集群在不同阶段的特征,便于地方政府把握其发展机理的本质,以找准着力点,帮助产业集群高效成长。

    总的看来,国内外学者大多主张把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分作四个阶段(也有一些学者将之划分成三个阶段的)。笔者借鉴众多主流学者的理论观点,从产业集群发展驱动力的研究角度,将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四个阶段。[2]

    产业集群发展驱动力即驱动产业集群向前发展和升级的力量,这种力量由产业集群发展的动力机制所决定。在产业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这种发展驱动力的大小及功效各不相同,因为动力机制的内部结构与性质在各阶段都是不一样的。[3]

    在形成期,产业集群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于产业链上相邻环节企业间的合作,因合作而使交易成本有了明显的降低。这种趋势在形成期的后期表现得尤为明显。此种现象也可称为“产业集群内部经济性”。

    形成期主要特征:(1)集群整体规模不大,增长缓慢;(2)集群运行质量不高,但在后期有较快的提升;(3)产业链上同环节企业间存在明显竞争关系;(4)产业链前、后环节企业间同时存在较显著的合作关系和一定博弈、摩擦关系。

    在成长期,产业集群发展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于其内部经济性的迅速提升。不仅产业链上相邻环节企业间的合作在持续深化,同环节企业间也开始展开互补式的合作。与此同时,专业服务机构开始服务于集群,集群内企业间经验交流增多,信息、知识、技术得到高效率传播与扩散,创新与融合发展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整个集群愈来愈步入良性运转的轨道。

    成长期主要特征:(1)企业数量快速增多,部分企业规模迅速壮大,集群整体规模扩张速度很快;(2)集群整体良性运作的态势益发明显,运行质量快速提升;(3)产业链同环节企业间开始合作,一些小企业逐渐成为较大规模企业的配套加工商,大企业间常联合进行技术革新和开发新品;(4)产业链前、后环节企业间因合作而产生了较深的信任度,彼此间交易成本进一步降低;(5)一些中介服务机构及科研机构开始介入集群,数量增加明显,并出现面向集群的劳动力与人才市场。

    进入成熟期,产业集群的内部经济性在前期已不再提升,中期以后转为下降趋势。集群发展的驱动力在中期以前主要是来自于之前驱动力的延续和产业链上相邻环节企业间的进一步深度合作。因此,其力度大小基本和成长期相当,但中期以后开始逐步消退。

    成熟期的主要特征:(1)在前期,集群规模达到最大化,此时进出企业数基本平衡,一小批“龙头企业”的规模明显超越了其他企业;在后期,企业数量逐步减少,集群规模开始下降。(2)集群运行质量在前期达到最优状态,而在中期以后因集群生态失衡出现较快下降的趋势。(3)大、小企业间产品品质差异不大,产业链上同环节企业间因价格竞争而致合作减少。(4)产业链紧邻环节企业间走向共享资源和技术的深度合作。(5)技术创新面临困难局面,创新成本越来越高。

    进入衰退期后,集群内各类资源已近枯竭,生态严重恶化。集群发展驱动力大幅萎缩,仅仅只是在成熟期末端残存动能的暂时延续,且处于不断消退过程中。当产业链各环节企业数量与规模之结构严重不平衡,使得上、下游环节配套关系变得不明显或基本失衡时,产业集群就消亡了。

    衰退期的主要特征:(1)企业数量迅速减少,集群规模相较成熟期后期快速大幅缩减;(2)集群运行质量持续下降,但其下降幅度(速率)一般要略小于成熟期的中后期;(3)产业链同环节企业间展开价格恶战,摩擦不断;(4)上、下游环节企业间因生存压力在合作基础上不断博弈;(5)现存服务机构越来越少,已不能满足集群内企业需要。

    因此,产业集群发展动力机制的内部结构变化规律一般为:在形成期,驱动力较大而摩擦力(即阻止集群发展和规模扩张的反向力量,与驱动力方向相反)略小,由此产生的“上升力”(即直接支持集群運行质量提升和规模扩张的力量)也较小;在成长期,驱动力很大而摩擦力较小,由此产生的上升力也较大;在成熟期,驱动力很大而摩擦力也较大,由此产生的上升力也较小;在衰退期,驱动力很小而摩擦力较大,由此产生的上升力就变成了负值。

    其中,集群质量和规模变化的关系是:质量变化要早于规模发生变化。在形成期和成长期,质量与规模都发生着单向变化:质量由逐步缓慢提升进而发展为快速提升,规模随之发生相应变化,也从最初的缓缓扩大过渡到迅速膨胀。进入成熟期后,质量在其早期就达到了峰值状态,而规模也在早期的稍后时间点达到了最大化;其后,质量的变化从中期开始就转为下降趋势,且下降的速度很快,而规模则基本维持在最大化状态,直至成熟期后期才表现出较明显的萎缩趋势。在衰退期,质量的变化继续呈下降趋势,但相较之前稍稍放缓;而规模则萎缩得越来越快,直至产业集群消亡(虽然产业集群消亡了,但该产业还可能会在原有地域中继续存在,只是不符合产业集群的基本特征了)。在此过程中,质量和规模的变化都是由动力机制的内部结构变化引发的。而质量变化也在推动着规模发生变化,是引发规模变化的间接力量。

    在产业集群生命周期各阶段的驱动力、摩擦力和上升力的力度都是不一样的(如表1所示)。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驱动力、摩擦力和上升力实际在整个集群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中,都是处在动态变化过程中的。

    在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相较其他各阶段,成长期的驱动力和上升力一般为最大。并且,成熟期产业集群的状态主要是由成长期的发展动能造就的,其所能达到的质量和规模之发展成就主要取决于成长期铸就的基础。

    此外,就如同快速成长过程中的青少年很有必要得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正确引导一样,处于成长期的产业集群由于在产业发展导向、产业配套和支撑、技术创新及投资环境、龙头企业效应、企业行为规范等方面都可能存在一定问题,迫切需要得到外力的积极引导、扶持和推动,并在内部产生新的发展动能。

    因此,成长期在产业集群生命周期发展的各个阶段中是最具有可塑性的,推动产业集群高质量快速发展的外力在成长期施加于产业集群是最有价值的,政府在产业集群成长期的可为空间是最大的。政府应着力深入研究如何帮助产业集群突破发展瓶颈,以尽可能延长其成长过程。[4]

    二、成长期产业集群面临的主要发展难题

    (一)发展导向问题

    自发成长起来的产业集群一般都是顺应市场的需要、地方产业的特点而生,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此类集群很多偏向于较为传统的产业,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地方就业,但其利税率一般不高,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度可能不够明显。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是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政府)的领导因此会消极看待其发展前景,甚至否定其在地方经济结构中的积极作用。这会导致企业家们产生“迷惘”,继而引起产业集群“发育期营养不够充足”,抑制其在成长期的“冲劲”。

    其次,处于成长期的产业集群市场发展速度相对较快,集群内企业一般都会确立以顾客需求为中心的市场战略。但仅仅只是确立这样的战略还是不够的,未来一段时期集群内企业可能会出现在某一、两个细分市场中过分“拥挤”的情形,这在现实中屡见不鲜。此外,未来还会存在应如何比竞争对手更恰当、更高效地满足顾客需求的问题。顾客所需要的最好是一整套涵盖“软”、“硬”件的系统解决方案,但因为集群内企业个体能力的有限,顾客往往要无奈地从多个供应商那儿才能获得满足,采购成本因此居高不下。

    另外,集群内需要有持续的技术创新,使得集群在成长期的上升力足够地强,并给集群带来旺盛的发展后劲。但在此过程中必须妥善处理好渐进性创新与突破性创新的关系。[5]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在集群成长期的早、中期就对之进行统筹规划和预防,也即集群和企业需要在成长期得到足够的引导,以便及早确立正确的发展导向。

    (二)发展动能问题

    产业集群发展得好,主要特征可表现为四方面,一是成长期快速发展,二是高质量运行(主要是成长期和成熟期),三是集群规模相对较大(进入成熟期后),四是成熟期延续得较长。这些特征能否得到较充分展现,关键在于成长期的发展动能是否充足。而成长期的发展动能又主要关乎三方面问题,其一是企业投入,其二是集聚动能,其三是知识、经验和技术的传播效率。

    在面临企业投入决策时,企业家一般都会扮演“风险厌恶者”角色,他们会反复估量可能的风险。因为对未来的预测能力有限,企业家此时一般都会比较保守,显得犹豫不决,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产生恐惧。[6]尤其是民营企业中,大部分企业家所固有的个体决策习惯和路径依赖思维使得他们偏向于维持原来的状态,由此可能会否定一些较佳的扩张机会。即使一些企业家做出了投资决策,也可能因资金筹措困难而致投入不足。此外,成长期的产业集群往往会因集聚动能不足而发展迟缓,延误提升市场占有率的大好时机。这种集聚动能不足主要表现为产业链上游环节和辅助性产业配套不足、上下游环节之间协作不畅、产业链横向与纵向环节之间交流不充分。就如同一台机器,部分螺丝未拧紧,一些部件也未充分有效磨合,甚至缺失一些功能部件,自然难以高效运转,产生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再次,成长期产业集群内部知识、经验与技术的传播效率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集群的发展速度。而集群内企业个体在此阶段一般都会对技术甚是保密,因其预期未来有巨大利益可图,所以力图维持一定的垄断地位,这导致技术及相关知识、经验在集群内的传播受阻。如何既能维护特定企业利益,又能让集群整体受益于技术提升,使得集群内部实现快速的、持续的帕累托福利增进效应,这是一个在成长期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7]

    (三)发展支撑问题

    成长期产业集群的发展支撑问题主要是指发展所需的服务性支撑可能不足,难以产生协同效应。成长期最需要的是技术支撑,也即研发能力及技术检测条件如何提升的问题。集群中的中小企业普遍欠缺研发能力,但它们在开发新客户时需要进行技术攻关,针对某些行业客户提出的具体要求,急需获取研发能力解决其中的技术难题。即使是较大型的企业,也经常要思考如何改进生产工艺的问题,而这可能是企业的短板。此外,成长期产业集群的技术检测条件往往不足以支撑整个集群的快速发展,现实中经常存在这样的矛盾:一些有实力的企业自行投巨资購实验设备或建设检验检测平台,但主要是自用,且利用率很低,不仅严重“吃不饱”,其自行做出的检测结果对客户而言可信度也不高;而一些实力不足的企业则自行到外地找第三方做产品检测,不但付出了较高的费用,其对第三方的可靠程度也难以把握。

    除了技术支撑问题,成长期产业集群还普遍存在着投融资服务、法律服务、财税服务、教育培训服务、信息服务以及人才服务等方面的支撑问题。这些支撑问题需要依靠专业的服务机构来解决。但产业集群在成长期的前期对这些服务机构的吸引力还不足,如果纯粹依赖市场机制自发调节,很难解决发展支撑的提前布局需要和服务及时性问题。集群内企业不得不以很高的代价来寻求服务。另外,各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也较难保证,这又增大了集群内各企业前期探索的成本。这些发展支撑任何一方面不到位,都会形成短板效应,对集群的快速发展造成拖累。[8]

    (四)龙头企业效应问题

    发挥好龙头企业的领导和示范效应有利于产业集群内部形成合理的分工体系,能加快知识、经验和技术在集群内部的传播,并能明显提升行业协会的运作效率,增强集群的凝聚力,这些对于成长期产业集群提升运行质量并增强发展动能有着积极的意义。然而现实中很多堪当龙头重任的实力型企业经常会回避这种集群责任,它们埋头于自己的经营管理事务,担心集群公共事务会分散自身的精力与资源,忧虑自身的技术与经验扩散后会丧失原先的有利地位,因而不愿做“出头鸟”。即使一些优势企业愿意担当龙头企业的重任,也可能会因集群企业间松散、抱团意识差而难有大的作为。

    此外,一些产业集群中缺乏具备明显优势地位的企业,集群内一批较大企业的规模和实力都相当,没有显著突出者。这些企业的个体研发能力、生产能力、销售能力及品牌优势都难以做到“出类拔萃”。这种现象会导致挑选出来的“龙头企业”号召力不足、难以服众的尴尬局面。而地方政府及行业协会也往往只是完成挑选的任务,没有后续的培育手段。如果行业协会的日常沟通联系工作不能跟上,加上缺乏科学系统的工作计划,“龙头企业”即使有也只是摆摆样,发挥不了应有的积极效应。

    (五)企业行为规范问题

    很多产业集群在成长期后期产业链同环节企业间竞争压力过大,主要表现为恶性价格竞争、互挖员工、互挖客户三个方面:(1)恶性价格竞争。为了能更快接到订单,一些小企业和新开办企业经常会以接近成本的低价接客户订单,个别企业甚至会以低于同行平均成本的超低价接单,使得产业集群生态环境严重恶化。(2)互挖员工。集群成长期后期地域市场中产业工人一般较为缺乏,尤其是熟练技工,更是稀缺。一些企业不惜重金从本地其他企业挖人。而部分产业工人则表现得很“灵活”,频繁跳槽,一、两年中可更换数家企业。这种现象给很多企业的运营造成了混乱,增加了管理成本。笔者跟踪调查过的产业集群中有的还存在这样的现象:个别企业在生产旺季派车到一些较大规模企业门口去拉下班工人来本企业加班。部分工人为利所驱连续“作战”后,隔天上班时无精打采、反应迟钝,给生产带来了不小的安全隐患。(3)互挖客户。同行企业互挖客户的现象经常发生,有些企业挖别家企业客户的主要手法就是订单“超低价”。这些不规范的企业行为搞乱了市场秩序,严重破坏了产业生态,会直接导致产业集群“发育不良”。[9]

    三、成长期产业集群的政府策略选择

    前述分析揭示了政府可以施加作用力于产业集群,使得产业集群增强发展动能、提高发展质量,并突破常规瓶颈的约束,进一步做大规模,提升市场占有率。而选择在成长期发力无疑是最为经济和有必要的。

    (一)强化行业协会功能

    行业协会是政府对产业集群施加作用力的一个重要“抓手”。现实工作中一些产业集群的行业协会不能有效发挥作用,须进行大幅度的改革,使其树立起行业专业权威的形象。所以,地方政府须推动变革行业协会组织结构,完善其运行机制,增强其影响力和凝聚力。参照笔者所跟踪研究的几个典型产业集群案例,集群行业协会首先应聘请既熟悉行业情况,又在本行德高望重,且精力较为旺盛之专业人士担任专职秘书长,负责协会日常运营工作。在此基础上,可招聘若干名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大学毕业生任协会干事,其费用从企业会费中开支。

    行业协会的日常工作也有四个主要“抓手”:(1)走访企业;(2)举办培训;(3)展会服务;(4)与龙头企业密切沟通,做好集群内企业关系协调工作。此外,协会的日常工作还可包括:定期组织行业内企业聚会研讨,引导树立样板企业,为有关企业向政府进行项目申报做好指导,办好行业报刊,牵头开展“产学研”等服务活动。

    政府前期应给予行业协会一定经费支持,并派领导兼职,指导工作。待产业集群进入成熟期或行业协会能有效发挥其功能后,政府人员应逐步退出。[10]

    (二)及早确立科学合理的发展导向

    首先,政府领导层应形成共识,大力支持产业的发展,并给予企业家以足够的信心。反之,企业家则会对未来产生忧虑,影响其做投资和经营决策的信心。其次,可聘请业内专家团队为集群内产业链下游环节各类企业进行未来市场发展趋势和方向的分析,指导其合理确定未来的经营方向,并均衡合理地进行客户定位分类,使大家不至于将来在某个细分市场内“过分拥挤”。再次,政府可扶持和奖励有条件的企业进行业务的外延扩展,增加总成配套范围,不光是做产品系统的“芯体”或是仅限于提供基材。如上游环节企业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可将业务从供应基础原材料向下游延伸,扩展到开发、提供半成品;而下游环节生产企业也可逐步实现从产品模块化—系统化—智能化的持续升级,从而不断提升业务附加值。此外,成长期产业集群在技术上需要更多的是“渐进性创新”,也即基于市场现实需求的技术持续改进和利用行为,不用超越实际作大踏步的跨越,其行为依据是一种“顾客需求导向”;而将来当集群进入成熟期后技术上会更需要一种基于“竞争者导向”的“突破性创新”。地方政府和行业协会应帮助产业集群正确处理好两种技术创新的关系,根据集群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和市场环境适当把握好“度”。[11]

    (三)科学服务、合理保障,增强集群内生性发展动能

    成长期产业集群的发展动能不但关系到集群在其后生命周期过程的发展速度和质量,还关系到集群能够上多大规模,成熟期能维持多久。为此,首先要解决投入的问题。一方面,需要企业家在看准发展机会时增加投入,另一方面,需要有社会资本的加盟。地方政府应会同行业协会为集群对接或引入决策参谋机构和投融资机构,客观而公正、谨慎而恰如其分地帮助企业进行群体决策,并争取投融资机构的支持,在必要时募集社会资本。其次,行业协会应定期组织,提供机会让集群内产业链同环节企业间及上下游企业间经常进行卓有成效的密切沟通和研讨,实现上、下游的无缝精密对接。针对可能出现的辅助性产业配套不足问题,政府应帮助集群通过招商及时解决,以加速、增强集群内的集聚效应。再次,可鼓励企业间搞合作研发、股权合作、相互投资。行业协会可推动“统一创新”,牵头让每家企业按一定销售比例交纳研发基金,委托合适的研发机构为大家共同研发新技術,加速企业间的经验学习与传播。条件具备时政府和协会还可引导集群内有意向的大、小企业组合成战略联盟,以增强集群内部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实现集群内部自我强化的良性循环过程。此外,降税减费政策可使企业加快积累速度,能起到明显的“放水养鱼”效应。[12]

    (四)构建合理有效的支撑体系,增强协同效应

    只有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服务支撑体系,并形成合力,才能与集群产业链内部的集聚动能产生共振,进而增强协同效应。而科研支撑是服务支撑体系中首先要解决的要素。一方面,应经常组织社会研发力量研究集群内产品生产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应用自动化设备、改进生产工艺。同时,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去外部借力,采用交叉持股或战略联合的形式与国内外实力强劲的大企业进行合作,做到“背靠大树好乘凉”,持续提升产品品质、功能及工艺水平。另一方面,组织集群内各企业梳理自身的优势资源,供产业内进行有偿的公共交流合作,以进一步增强技术溢出效应。鼓励那些拥有高档自动化设备却“吃不饱”的企业对外承接集群内其他企业的加工业务。在此基础上,推动整个产业利用一些现有优势企业的资源统一建设检验检测平台,改变“各自投资,水平参差,成本高企”的不利局面。

    对于投融资、法律、财税、教育培训、信息以及人才服务等方面的支撑,可按照“提前规划,按需引进”的原则逐步招纳专业机构。可给予这些机构较大力度的税收优惠,以及降低或免除租金、优先解决用地指标等便利。但必须建立起一套考核指标体系,定期考核,以保证这些机构的服务效率和效果。[13]

    (五)优先培育和扶持龙头企业,发挥其领导和示范效应

    龙头企业能推动产业集群优化分工协作,并促使集群内形成良好的行业自律氛围,其倡导的行为在集群内能得到较广泛的响应和拥护。借鉴“浙江银轮模式”经验,地方政府在集群成长期初期应物色一家至数家发展潜力突出的企业进行扶持,将优势资源集中倾斜于培育对象,助其快速成长。同时,推动培育对象与上游供应商、下游设备制造商或主要经销商,以及专业科研机构、物流提供商等利益相关的多元合作主体,结成紧密的水平合作关系或共生合作关系,使培育对象逐渐成为行业中事实上的生产、营销和研发中心企业。

    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可鼓励龙头企业专门致力于新品开发、生产工艺改进、新技术研发、营销网络拓展等环节工作,以及品牌建设、推广等方面的专业事务,而将部分或全部生产制造环节的任务分包给集群内其他配套企业。以此推动集群内自然分工协作关系的自觉升级和完善。为防止龙头企业与集群其他大企业间的过分同质竞争和“内耗”,应设法促成他们结成一定形式的战略同盟,让龙头企业真正成为推动产业集群快速发展的“发动机”。

    (六)严格规范和约束,提升集群运行质量

    首先,为提升集群运行质量,政府应在预测产业发展规模的基础上作出科学合理的规划,尽快设置行业进入门槛,从价格行为、用人行为、用地、环保要求等多个方面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其次,政府应引导企业人才有序流动,使得各企业能够有序吸引人才,防止企业间无序挖人的乱象频繁发生。如在一些人才补贴政策上,应出台地方补充规定,要求目标人才在一个企业必须待满2-3年,才给予发放有关补贴。再次,由政府出台措施限制企业中职工随意离职行为,使其受到应有约束,改变当前一些行业中普遍存在的“零成本”离职现象。第四,集群行业协会吸收会员时应适当扩大地域范围,邻近周边地区一些有意向的会员也可吸纳进来,以便于遏制无序的价格竞争乱象。本地上、下游企业应同时纳入协会,以避免分散公共资源。第五,出台行业规范,制定本地行业内的最低价格指导标准、收款账期参照标准。限制和处罚个别企业的无序价格竞争行为、恶性挖人与挖顾客行为,并将违规行为公布于网站,实现行业“规划”(政府主导)+“管控”(政府与行业协会)+“自律”(行业内)的规范发展模式。

    四、小 结

    本文通过探讨产业集群发展的周期性规律,归纳了产业集群在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揭示了其发展的内生机理,并从一个新的角度对其动力机制的内部结构变化规律进行了论证总结,印证了一些经典理论皆认可的一个观点:“自发形成的产业集群是可以施加外力影响的;政府在尊重客观规律且决策正确的情况下,可以让产业集群发展的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由此得出了“成长期在产业集群生命周期发展的各个阶段中是最具有可塑性的,推动产业集群高质量快速发展的外力在成长期施加于产业集群是最有价值的,政府在产业集群成长期的可为空间是最大的”这个全新观点。在此基础上,根据笔者以前的实证研究工作,从发展导向、发展动能、发展支撑、龙头企业效应、企业行为规范等五个方面对产业集群在成长期面临的主要发展难题进行了剖析和讨论。最后,借鉴一些先进经验,并结合相关成熟经濟与管理理论,从现实应用角度提出了政府在成长期针对产业集群“精准发力”的一套有效策略。文中尚存在一些不足和粗糙之处,有待进一步深入分析论证。如,集群在不同发展阶段的“驱动力”、“摩擦力”、“上升力”之间的相对变化关系,如何用量化模型对其进行反映;集群发展质量的优劣如何进行量化定义;龙头企业与配套企业间产生一定股权关联后,其内部的合作与博弈机理是怎样的,对集群有何影响,等等。此外,是否需要在集群成长期就为今后成熟期突破帕累托最优状态打好基础,以尽量延长成熟期、做大规模?这些问题容待后文继续展开讨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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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汤萱,谢梦园.战略性新兴产业产能效率与政府补助行为——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学术研究,2017 ,(3):89-97.

    [4]陈利锋.政府支出消息冲击与中国劳动就业: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视角[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7,(6):79-86.

    [5]戴万亮,李庆满.产业集群环境下市场导向对技术标准扩散的影响[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6,(12):51-56.

    [6]谢家智,王文涛,李尚真.包容性金融发展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J].当代经济研究,2017,(3):74-83.

    [7]盛安琪,汪顺,盛明泉.产融结合与实体企业竞争力——来自制造业样本的实证分析[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18,(1):15-26.

    [8]许斗斗,宁杰.国家治理中人民主体的责任价值[J].学术研究,2017 ,(1):22-26.

    [9]彭宅文.财政转移支付、地方治理与城市低保发展——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公共行政评论,2017,(3):71-98.

    [10]杨晓锋.产业升级、 收入增长与城市规模 ——基于2002—2015年50个一二三线城市的实证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2017,(3):46-52.

    [11]王媛媛.当前两岸经济合作及产业竞合关系探析[J].亚太经济,2018,(2):124-134.

    [12]朱富强.产业政策的两大思潮及其架桥[J].南方经济,2018,(1):36-47.

    [13]金久仁.政府促进教育公平责任研究——基于罗尔斯正义理论视角[J].教育科学,2018,(1):1-6.                               (责任编辑 张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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