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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乐大赛的电视直播可否作为一种创新的突破口?

    时间:2020-06-06 03:58:0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梁升辉 曹然

    传统组合的长处与不足

    中国传统音乐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器乐的表现力来看,每件民族乐器具有强烈的个性特点。乐队中使用的乐器越少,越利于乐器音色个性的体现和演奏技巧的发挥。从乐器音色的融合来看,传统组合曲目《天边情歌》和《鸣沙随想》的乐器配置就非常值得借鉴。他们都遵循着一种乐器主奏,其他乐器助奏的传统民乐合奏方式。传统组合中,主奏乐器与助奏乐器音色具有鲜明对比。《天边情歌》中,乐曲通过轮换主奏声部位置的方式突出每种乐器的音色。扬琴作为主奏乐器时,音色空灵、薄而清透;当由柳琴、琵琶组成的弹拨乐组作为主奏声部时,采用轮拨的手法奏主旋律,音色柔润。同样,《鸣沙随想》中多架扬琴做为主奏乐器,助奏乐器为二胡、横笛,但它们的功能是固定的,不存在轮换主奏声部位置的方式。

    然而乐队演奏艺术是以立体化音响构成的,低音乐器在乐队配置中就显得尤为重要。总决赛中,评委舒楠老师对于传统组合曲目《沙海艺境》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利用独特的和声概念和变化多端的节奏型来塑造大漠沙海的氛围是你们(参赛者)的优势,但是由于乐曲音响的频段一致,缺乏一些低音的表现,因此乐曲的立体感不强,使听众在听觉上不满足。”笔者认为总决赛中不止这一个组合有低音缺乏的现象,其他的传统组合多多少少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激情跨越》这首乐曲就显得热闹有余而气势不足。该曲之所以乐曲缺乏气势磅礴的画面感,是因为没有足够结实、舒展的低音乐器支撑,并且强调使用横笛、二胡等高频乐器及古筝、阮等中频乐器。在乐曲的高潮段落,单靠一架大鼓、一架花盆鼓和一支低音阮的低音表现不足以抗衡众多中、高频乐器,这就使音乐显得头重脚轻。但是,传统组合缺少低频的现象并不能全归结于编曲者的失误,也和中国传统音乐的审美习惯有关。

    中国的传统音乐多是单线条的,这就需要旋律乐器在中、高音区拥有丰富表现力且个性鲜明。人们对于中、高音声部乐器的表现越执着,低音乐器反而越不被重视,因此在民族乐器中能够独当一面的低音乐器很少。在这次比赛中,传统组合的曲目使用了如《激情跨越》中的大鼓、《天边情歌》中的花盆鼓及多支组合中的大阮等低音乐器,然而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低音表现屈指可数。在纯粹的民乐乐队中低频乐器较多为打击乐器,常用于控制节奏。“打击乐和人声是最有辨识度的两种声音”,1打击乐在音乐中往往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然而“每种打击乐有它独特的音色”,2民乐中的打击乐器音域极窄,音色不宽厚,缺乏低音线条表现力。由此可见,这种不平衡的音区结构既是传统音乐的特色所在,也是其局限之处。

    非传统组合的突破与创新

    非传统组合即是以中国传统乐队为基础,填入西方音乐元素的音乐形式。而填入的方式是多样化的,可用民族乐器奏西方音乐语言,或用西洋乐器奏中国传统音乐语言。非传统组合的音乐形式既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新契机,也是中国民族音乐发展的新突破。

    用民族乐器奏西方音乐语言的方式让人耳目一新。例如《巴蜀歌谣》用笙穿入布鲁斯风格的旋律片段,《醉忆狂想》用小、中阮分声部合奏快速的西方古典风格的旋律。这段西方古典风格的旋律紧接在巴扬手风琴奏的布鲁斯音乐语言之后,并且中、大阮如同吉他一样扫弦,奏出主调音乐风格的和声进行,动力感十足。《生活场景》中的二胡奏出的旋律动机使用了C宫五声音阶结合C旋律大调音阶的混合调式,从而创造出兼具中、西音乐语言且情感悠然自得的旋律,这一旋律主题被其他民族乐器多次反复,并且使用了二胡、横笛齐奏与中音萨克斯进行二声部卡农式轮奏。

    用西洋乐器奏中国传统音乐语言的方式大胆又巧妙。非传统组合中最常用的西方乐器就是爵士鼓。爵士鼓灵活、音色丰富、可多鼓齐击,是非传统组合重要的节奏乐器。值得一提的乐曲是《生活场景》,由钢琴引入西方音乐语言后,低音提琴和钢琴共同负责着富有运动感的和声织体,乐曲的立体感立竿见影,也与民族风味的引子形成了鲜明对比。中西方音乐的融合意味着未来音乐创作具有更多的可能性,也有助于推进音乐风格多样化的进程,形成中西方音乐融合发展、相得益彰的良好态势。

    非传统组合的发展方向

    将西方音乐元素注入中国民族音乐的这种“非传统”民乐到底有没有发展前景呢?答案是肯定的。“电子媒体全球化促进跨国文化流动,对音乐文化的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通过各类媒体,当今世界上的许多主流音乐是由多民族音乐文化的融合创造而出,各类的融合乐就是很好的例子如jazzfusion、rock fusion、funkfusion等。而在中国,随着信息全球化的推进和音乐艺术的蓬勃发展,音乐工作者们对民族音乐和西方音乐的融合探索也进入了成熟的阶段。这正是发展非传统组合这一音乐形式的良好契机。但在这样的音乐融合中,中华民族音乐的独特元素是其灵魂所在,如灵活转换的五声调式色彩、民族乐器技法的多样性、“空、虚、散、含、离的中国音乐美学”4等,从而避免创作出来的音乐全盘西化。

    总之,这是一个高度开放的时代,也是一个融合协作的时代;这个时代既是音乐工作者的春天,也是民族音乐复兴的春天。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民族音乐的发展必然面对着更多的机遇与挑战。只有不忘初心、勇于创新、与时俱进,让非传统成为新经典,才有助于民族音乐“走出去”,中国音乐才能以更伟岸的身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梁升辉)

    对电视大赛的一些思考

    继2012年第三届CCTV“民族器乐电视大赛”之后,时隔7年,如此盛大的、具有较高含金量的全国性比赛于2019年再次拉开帷幕。此次CCTV“中国器乐电视大赛”启动于2019年3月,历经海选、初赛、复赛、半决赛、决赛、总决赛,历时近半年,直至10月6日播出颁奖晚会,才最终落下帷幕。可以说,这场比赛汇聚了全国各大专业音乐院校实力顶尖甚至拔尖的少年与青年选手,技艺等身的他们济济一堂,代表并展现着“学院派”民族器乐的高水平与高能力。作为一场具有全国性意义的比赛,它展现出中国民族器樂新人新作的实力与潜力,亦体现出中国民族器乐的风采与魅力。

    但欣赏完如此“美轮美奂”的比赛之后,笔者总感觉缺失了些许东西。有一个问题一直盘旋许久:为什么作为一档凝聚了全国几乎数一数二的中国民族器乐青少年选手和全国极负盛名的中国民族器乐专家的电视节目,它的效果或者说它的感染力、影响力并未如预期般地那么好呢?问题本身充满悖论,明明汇聚了全国最好的资源,但是却并未呈现出它本来应该呈现的效果或者期待!原因在哪里?

    对于节目本身来说,作为一场展演于电视上的中国民族器乐大赛,它是面向大众的,它的受众是全体中国人民甚至更广。既然面向大众,它所展现的不应仅仅只是一场场“晚会式”的表演,更需要带有一定的思考深度与理论导向,其展现的不应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甚或“孤立”的作品,由表演或作品衍生的一系列创作意图、情感体验、情绪表达等各个维度的想法与思考都应在节目中有所体现与呈示。也就是说,作为一档比赛类的电视节目,除了比赛之外,节目本身应该具有一份别样的追求,而这份追求可以通过中央电视台这一广大的、极富影响力的平台传播、探讨与评议。

    在这一方面,国内的地方卫视平台所打造的竞赛类节目做得比CCTV“中国器乐电视大赛”好,如广东卫视的“国乐大典”、浙江卫视的“演员的诞生”“中国好声音”、湖南卫视的“歌手”“声临其境”“声入人心”等。不是说CCTV“中国器乐电视大赛”需要或必须像这些节目那样更具明星效应、更偏综艺与娱乐,而是说既然作为一个全国性的、相對严肃的电视节目,它不应该总是“止步于此”,深陷于对“比赛”的传统认知之中,其应该通过对其他节目的借鉴与学习而有所突破。

    我们的民族器乐大赛展示了太多的“千篇一律”,太正式、太规范、太标准,也正是基于此,它缺失了很多个性化的元素。CCTV视野下所呈现的“中国民族器乐比赛”应该充满各种可能性,它应该呈现出多种诸如“舌尖上的中国”“朗读者”这样富有内涵与深度但又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特色的电视节目。或许正是因为节目本身已经拥有如此优秀的选手与评委,所以节目组“偷懒”了,以为只需草拟一个赛制、打个灯光、炫个舞美、形式化地点评与文化知识考核、晚会式地剪辑就可以满意地交上一份答卷。但,非也!作为以CCTV为平台的比赛,如果仅仅只是这样的节目效果,很遗憾,这样的呈现“格局太小了”!今年已是2019年,如果我们的民族器乐比赛还是按着12年前第一届(2007年)民族器乐电视大赛那样,几乎一样的口号、赛制、目标,大同小异,那么很遗憾,这么多优秀选手与评委的集聚,被“很完美”地浪费了!

    那么以CCTV为平台的“中国民族器乐大赛”该如何重新呈现呢?当然,这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但是它应该在不断打破与重新建构自身的过程中,更好地思考它的存在与意义。

    各类民族器乐之间、不同作品之间是否具有可比性,这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要打上“比赛”的旗号必然有被争议与诟病的地方,但是既然比了,它应该突出“比”的元素,更多体现出观点、思路、想法、理念的交锋与碰撞,而不仅仅止步于最传统的“演与评”。基于此,关于如何比的问题,即赛制本身应该被重新打破,然后重新设计与思考。

    在这其中,这场比赛应该展示出每一位演奏者的情感体验与思考纵深度。每一位演奏家都是一个活生生的灵魂与个体,其为何选择此作、为何以此诠释、借此表达或探索何许问题……这些隐藏于背后的声音可能是我们更想触摸与思索的。与此同时,评委的作用该如何发挥亦需认真思考与探索。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专家齐聚一堂,他们的角色不应仅仅只是坐在那儿打打分,然后提些“不痛不痒”的评论。评委更多应该发挥评与议的角色,抛砖引玉,带出对中国民族器乐各个层面与维度的思考,与选手进行双向沟通与交流,而不是一种机械的、形式的、带有保留的所谓评议。选手与评委的关系不应只是选手与评委的关系,对话与交流应该成为这份关系的基点。而此次“中国器乐电视大赛”时常会将仅有的、有限的评委点评删减,甚至在最新的节目剪辑中,评委的评议和选手比赛中发言的部分被省略了,只剩下一个个“晚会般”的节目串烧。

    笔者认为比赛结束后,我们的主办方需要思考些许问题:为什么要举办这个节目?举办它的目的是什么?节目的定位是什么?它的独特性在哪里?它和金钟奖的区别又是什么?“十年如一日”的“弘扬中华民族音乐文化、普及民族器乐知识、推出民族器乐新人新作、促进民族音乐的繁荣和发展,奏响文化自信的新时代强音”的“口号式”目标是否真正做到了?而这一目标是仅靠这一节目就能做到的吗?作为一场在CCTV舞台上呈现的比赛节目,该如何更好地利用央视这一具有全国甚至世界影响力的平台输出我们的文化软实力?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想法与思考吗?……

    如果没有更深的探讨与挖掘,那么笔者认为“中国器乐电视大赛”系列比赛其实是不那么圆满的,它完全可以不通过中央电视台这个面向大众的平台,和其他的器乐比赛一样“线下”解决,毋须经由电视来呈现。既然通过电视这一平台,节目本身应该具有思想的深度与厚度,在不同观点之间进行分享与碰撞,回归对话与交流的良性思考语境,不断对节目本身提出各种追问与质疑。(曹然)

    梁升辉  上海师范大学2019级歌剧分析专业研究生

    曹 然  上海音乐学院2019级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专业研究生

    Massey, 2003, p104

    Rob Toulson, Charles CunyCrigny,etc.Journal on the Art of Record Production, ISSN 1754-9892, Issue 4,P6, October 2009

    Wai-Chung Ho,Music and cultural politics in Taiwa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0(4),P476

    魏扬.《金湘民族交响乐作品的文化思考》[J].人民音乐,2011(11):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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