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员工反刍思维对负性认知偏向的影响：自我接纳的中介作用
时间：2020-10-31 04:02:1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徐艺雅 吉祥 井立沛 陈前
摘 要：为明晰中年员工反刍思维、负性认知偏向和自我接纳的相互关系，对937名中年员工实施问卷调查。研究发现：中年员工的反刍思维与负性认知偏向正相关，反刍思维与自我接纳显著负相关。中年员工自我接纳的中介作用在反刍思维与负性认知偏向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说明，反刍思维预测中年员工的负性认知偏向，其中介因素自我接纳水平的提升可以有效改善中年人的负性认知偏向。
关键词：中年员工;反刍思维;负性认知偏向;自我接纳
一、引言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活压力也不断增加，中年员工所面临的压力与负性事件与日俱增，当今心理学的研究视角多在于国家提倡“成功老龄化”下的老年人以及“二胎政策”下的青少年，中年人承担着让父母成功老龄化以及让孩子得到优质教育的双重压力。在此前提下，中年人对负性事件的认知、对处于负性事件中自我的看法等问题为心理学研究者们的一大重要研究方向。
“认知”这个概念用于表征人类个体反映客观世界的心理活动过程及结果，包括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想象等心理过程。认知偏向是指个体在认知加工过程中倾向于某些刺激的一种加工偏向，通常体现在认知加工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包括注意、解释、对事件的记忆以及执行控制等方面[1]。Denton等人从图式的角度对认知偏向进行阐释，认为认知偏向是知识结构或图式的活动中获得的，个体拥有很多图式来适应不同领域下、不同时间段激活不同内容的组合体，比如抑郁个体对负性自我相关材料存在记忆偏向。认知偏向包含注意偏向、记忆偏向和解释偏向三维度。注意偏向指个体对特定刺激产生的注意资源分配，个体通常对与自身相关或有特殊意义的刺激分配更多的注意资源，进而产生注意偏向;记忆偏向指个体在提取和回忆信息时，更容易回忆或再认的是与自己情绪一致的信息;解释偏向指模棱两可的情境信息呈现的时候，个体存在消极或积极的解释偏向的趋势。在对认知偏向的影响因素研究中，Lyubomirsky的研究表明反刍思维会加重消极信息对个体认知的影响，从而导致个体更加深入到消极情境中，难以从消极信息中转移出来[2]。本研究将负性认知偏向定义为个体在信息加工过程中优先加工与自己相关的消极信息。
耶鲁大学Nolen-Hoeksema教授基于抑郁患者的临床研究，在《抑郁的反应研究》一文中最先提出“反刍思维”这一概念，随后Nolen-Hoeksema在其反应方式理论中对反刍思维进行系統化定义：反刍思维是一种自我反省，以及对消极情绪的重复和被动的关注，将反刍思维视为一种反应风格，并认为反刍思维是一种人格特质，是消极的思维方式以及适应不良的行为模式，表现为遇到痛苦情绪时反复思考情绪本身、产生情绪的原因和各种可能的不良后果，而不进行积极的问题解决[3]。但有研究者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反刍思维是一种状态而非稳定的人格特质，例如Martin和Tesser认为反刍思维是一种自我管理、有意识的、重复的思维状态，源于个体对现实与目标状态间差异的感知，假如个体实现了目标状态或者彻底放弃达成目标的愿望，反刍思维就会停止[4]。本文基于中年员工个人意识形态对行为的长期影响角度认为反刍思维属于个体的人格特质之一，指个体重复、消极地关注消极事件以及消极事件产生的可能原因以及事件可能带来的后果。
人们的不良情绪、各类心理和行为障碍是由非理性信念导致的，而理性的思维方式会提高个体对自身的接纳水平，使个体保持身心健康。自我接纳作为自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个体的发展起到导向、控制和监督的作用，还能提高个体的社会适应能力，使个体维持心理健康。美国心理学家Allport最先提出自我接纳这一概念，认为自我接纳是指个体估计自身的目标并把自己的目标转为现实的能力，也就是个体将自身的素养与他人相比较，能够接受别人对自己的意见，并且将这些意见作为对自己充实、修正的参考[5]。我国学者张日昇提出自我接纳是个体对自身所具有的所有特征都乐意去了解、去面对，并且无条件地接纳，能确认其客观存在和正面价值，认可这一现实，不会盲目自傲和自卑[6]。
基于上述观点，本研究立足于个体的认知模式对中年员工的反刍思维、负性认知偏向、心理一致感三者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假设：中年员工的反刍思维、负性认知偏向、自我接纳间存在相关性。自我接纳在中年员工反刍思维与负性认知偏向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工具
1.反刍思维反应方式量表（Ruminative Reponse Scale，RRS）
由Nolen-Hoesksema于1991年编制的反刍思维反应量表（RRS）[3]。采用韩秀和杨宏飞翻译和修订的中文版[7]。量表分为症状反刍、强迫思考和反省深思三个维度共22个题目。使用Likert五点计分法，总量表α系数为0.94。
2.正负性信息注意量表（Attention to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formation Scale，APNIS）
采用Noguchi等人编制正负性信息注意量表（APNIS）[8]。该量表分为正性自我、正性他人、负性自我、负性他人四个维度，共29个题目。采用该量表中负性自我、负性他人两个分量表共11题。使用Likert五点计分法，总量表α系数为0.89。
3.自我接纳量表（Self Admission Questionnaire，SAQ）
采用丛中、高文凤等人编制的自我接纳量表[9]。该量表分为自我评价、自我接纳两个维度，共16个题目。使用Likert五点计分法，总量表α系数为0.79
（二）研究对象
选取45岁至59岁的中年员工作为被试，共发放纸质问卷1000份，剔除遗漏及不诚实回答等无效问卷，得到有效问卷共937份，有效回收率为93.7%。其中，被测男性389名（41.5%），女性548名（58.5%）。45岁-49岁中年人676名（72.1%），50-54岁中年人192名（20.5%），55-59岁中年人69名（7.4%）。
三、结果
（一）共同方向偏差检验
鉴于研究采用被试自评的调查方法，因此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需要通过检验以确定共同方法偏差是否对研究产生显著影响。对所有量表条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提取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5个，首因子方差解释率为33.89%，低于共同方法偏差40%的评定标准，共同方法偏差影响不显著。
（二）反刍思维、负性认知偏向、自我接纳的相关分析
研究发现，中年员工反刍思维和负性认知偏向显著正相关，与自我接纳呈显著负相关，负性认知偏向与自我接纳显著负相关（见表1）。
（三）自我接纳在反刍思维和负性认知偏向间的中介作用
以负性认知偏向总分为因变量，使用最大似然法拟合数据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各项拟合指数中，χ2/df=4.888，NFI=.99，RFI=.97，IFI=.99，TLI=.98，CFI=.99，RMSEA=.06，模型拟合良好。依据温忠麟等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10]：①以负性认知偏向为因变量，反刍思维为自变量，回归系数显著;②以自我接纳为因变量，反刍思维为自变量，回归系数显著;③以负性认知偏向为因变量，反刍思维和自我接纳为自变量，二者回归系数显著。表2可见自我接纳在反刍思维对负性认知偏向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与总效应之比为67.24%。反刍思维即可直接作用于负性认知偏向，也可通过自我接纳间接作用于负性认知偏向（直接效应为0.19，间接效应为0.39），反刍思维和自我接纳对负性认知偏向的总效应为0.58。
四、讨论
（一）变量间的相关关系
研究发现，中年员工的反刍思维与自我接纳显著负相关，与负性认知偏向显著正相关。自我接纳与负性认知偏向显著负相关。当中年员工的反刍思维水平较高时，自我接纳能力降低，负性认知偏向随之增强。这与Massey等人的实验研究结论一致，Massey等人的研究发现负向自我接纳和未实现的健康目标所带来的挫败感与自我责备、反刍思维及较低的幸福感相关[11]。Boyraz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较高的自我接纳水平与较低的反刍思维相关。自我接纳水平与负性认知偏向显著负相关表明当中年员工的自我接纳水平处于较高状态时，负性认知偏向倾向下降。Ellis提出非理性信念和无条件的自我接纳是理性情绪行为疗法的关键[12]，个体在对新接收的刺激进行负性加工形成非理性信念，当自我接纳水平不断提升时，个体的不良情绪、不良行为会得到相应缓解，负性认知偏向水平降低。
（二）自我接纳的中介效应
以自我接纳作为反刍思维和负性认知偏向中介的先行研究较少，由此本文从这一视角为切入点，发现中年员工的自我接纳水平在反刍思维与负性认知偏向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根据左昕，曾国强等人的实证研究可知，正性认知和自我接纳是陆战队员应激后成长的积极保护性因素，负性认知是陆战队员应急后成长的消极损害因素。开展积极认知和自我接纳的心理教育与训练，可以增强陆战队员抵抗应激的能力，更好地应对军事环境的各种压力[13]。国外学者Davies使用启动技术对106名非心理疾病患者的成年人被试进行了实验研究，发现启动负性认知中的非理性信念导致了无条件自我接纳水平的降低，而正性认知中的理性信念的启动则提高了无条件自我接纳水平，本研究结果与上述先前研究结果一致。中年员工自我接纳水平的提升，可以有效降低个体在信息加工过程中对消极刺激的识别与注意，从而降低个体的负性认知偏向水平，改善中年员工心理健康，以更好应对工作与家庭压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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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丛中，高文凤.自我接纳问卷的编制与信度效度检验.中国行为医学科学，1999（01）：20-22.
[10]Hofer， M.， & Aubert， V. B. （2013）. Perceived bridging and bonding social capital on 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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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Massey， E. K.， Garnefski， N.， & Gebhardt， W. A. （2009）. Goal frustration， coping and well-being in the context of adolescent head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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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llis， A. （1979）. Reason and emotion in psycho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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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左昕，曾国强，文雄，彭李，杨安强，刘波涛，于永菊，李敏.某部海军陆战队员认知偏向和自我接纳对应激后成长的影响.第三军医大学学报，2015，37（05）：429-4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