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广西小说概观
时间：2020-11-16 22:10:0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提起1930年代的广西小说，使人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桂林文化城①。然而桂林文化城从时间上而言通常是从1938年10月算起，换言之，目前桂林文化城研究丰硕的成果如果具体到1930年代的话，涉及的时间段也只有一年零两个月而已，这显然不足以代表1930年代的广西小说。或许桂林文化城的吸引力过大，以至于1930年代尤其1938年10月之前的广西小说研究至今还是一片空白。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事实上，随着1931年新桂系重新主政广西和随后“建设广西、复兴中国”口号的提出、“三自”“三寓”政策的倡导以及《广西施政方针及进行计划》（后形成《广西建设纲领》，于1935年8月通过）的实施，广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得到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广西的出版事业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态势。正如当时官方所载：“二十年以后（指1931年——笔者注），省局底定，当轴为求积极推进文化建设，需要出版事业甚殷，出版事业乃随之发展。十年来，广西之文化建设，已有长足进步;出版事业亦殊发达，以较前期，判若霄壤矣。”②而广西出版事业的繁荣无疑为报刊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这为小说的登场提供了平台。
为方便叙述，不妨把1930年代的广西小说以桂林文化城的形成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先说桂林文化城形成之前的广西小说。概括而言，桂林文化城形成之前的广西小说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期刊;二是报纸副刊。期刊又可细分为综合性期刊和文艺性期刊。综合性期刊如《柳州教育月刊》（创刊于1931年4月）、《广西大学周刊》（创刊于1931年10月23日）、《南方杂志》（创刊于1932年6月1日，广西省整委员会、编译委员会编）、《广西青年》（创刊于1932年10月）、《南方青年》（创刊于1933年，广西省党部编译委员会编）、《淳曦》（创刊于1933年12月，永淳（今广西横县一带）留邕同学会编）、《四三半月刊》（创刊于1934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陆军四十三师特别党部编）、《一初中学生期刊》（创刊于1934年1月）、《创进半月刊》（创刊于1934年5月1日，从第4期改为《创进月刊》，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编）、《月牙》（创刊于1935年11月16日，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校刊）、《南宁高中学生期刊》（创刊于1936年1月16日）、《民族战线》（创刊日期不详，第1卷第2期出版于1936年3月15日，梧州民族战线社编）、《前峰》（创刊于1936年5月20日，桂初中学自治会编）、《新动向》（创刊于1936年9月16日，南宁新动向社编）、《桂女中期刊》（创刊于1937年1月15日）、《前导》（桂林版创刊于1937年1月16日）、《前线》（新一期始于1937年4月30日，广西省立桂林高级中学学生自治会出版委员会编）、《克敌周刊》（创刊于1938年3月12日，广西各界抗敌后援会编）等多设有文艺栏目，在文艺栏目中不乏小说，如韦卓瑾的《可怜的婢女》③、王为殿的《改嫁》④、筱鲁的《前线》⑤、乌孙的《女警察》⑥、雅玛的《流浪》⑦、紫波的《王连长》⑧、乌云的《长恨》⑨、布晚的《孤独者》⑩、周乐之的《两个水夫》11、王荣均的《幻灭的前夜》12、也平的《退学生》13《王晚叔》14、马零的《姜老爷》15、徐梗生的《梅花岭》16、陈迩冬的《瘟牛》17、桑堡的《传达室》18、秦明悌的《黑暗之光》19、沙宁的《散流》20、海秀英的《憔悴了的田园》21、陆兰珠的《彷徨》22、光戎的《反正》23等。与综合性期刊相比，文艺性期刊在数量上显然要少，就目前所见，仅有《春雷旬刊》（创刊于1931年10月31日，春雷文艺生编，通讯处由广西大学号房转）、《黎明》（创刊于1938年7月1日，黎明旬刊社编，通讯处：桂林中山公园美术学院）等。文艺性期刊虽少，却刊载了不少小说，如在《黎明》刊载的小说就有徐飞白的《老炮手》24《女骑兵队长》25《发财》26、约翰的《仇人》27、昌的《火》28、姚葳的《小希望》29等，《春雷旬刊》上也刊有翚林的《报复》30、寒莎的《阿福》31等。此外，还有广西留学生在外地所办的期刊，如在北平创办的《广西留平学会学报》（创刊日期不详，目前最早可见第10、11期合刊出版于1930年6月20日），在广州创办的《民声》（创刊于1931年12月），在上海创办的《樵夫》（创刊于1933年1月）、《复旦大学广西同学会会刊》（创刊于1933年6月），在日本创办的《东西》（创刊于1936年3月5日）等期刊也刊载了不少小说，如陈海的《失望》32、陈凤献的《柔情夜月》33、梁天霖的《一家的幸福就此丧失了》34、志民的《卖药》35、浩士的《民声》36、漩的《韩老四的死》37《小宝毕业了》38《罪犯》39、树生的《失望》40、忠的《嫁了两次的人》41、临思的《乡民》42等。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综合性期刊、文艺性期刊和广西留学生在外地所办的期刊都刊有小说，但由于种种原因，能够按周期出版的期刊并不多，这与报纸形成了鲜明对比。
1930年代尤其是广西省会迁回桂林（1936年10月）之前，能够按期刊载文艺的报纸就有《南宁民国日报》《桂林民国日报》《梧州民国日报》《柳州民国日报》《桂林日报》《梧州日報》《柳州日报》《田南日报》《镇南日报》《湘漓周报》等。由于是“日报”，因此在报纸刊载的小说从数量上远胜于期刊。从影响力上来说，又以《南宁民国日报》为最。“南宁民国日报为广西历史较久之报纸;在省会迁回桂林以前，该报实居全省各报之领导地位。二十四、五年间，行销范围及于港、粤、南洋各地，销数最多时达万份以上。”43“当时所谓南宁民国日报，在香港上海南京各地，每份价值增至大洋四角或五角不等、菲律滨（宾），星（新）加坡、苏门答腊、以及欧美华侨、均出重价购买、于此可见该报价值之一斑、斯时该社报份由八千份突增至万余份、其大众所欢迎，已□昭然。”44因此，1930年代广西省会迁回桂林之前的小说发展概况不妨以《南宁民国日报》的副刊为例。
广西省会迁回桂林之前的《南宁民国日报》副刊经历了四个时期，分别是《副镌》《新地》时期、《南中国》《青山塔》时期、《出路》《浪花》时期和《铜鼓》时期。副刊《副镌》和《新地》具体始于何时因资料的缺乏已暂无法查证，但从1931年7月2日的《副镌》标有第84期，《新地》标有第21期来推测，《副镌》应始于1931年4月，《新地》应始于1931年6月。《副镌》和《新地》虽同为副刊，但刊载的内容侧重却不同，《副镌》一开始侧重于刊载文艺评论，《新地》侧重于刊载文艺作品。但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多久便于1931年7月14日改版，编者在《改版的话》中这样写道：“从今天起副镌一改‘本来的面目了。深意是没有的，不过不把大便于阅读的长版分开而已。‘新地因适应新环境起见从今日起停刊，编者将和各界爱护本刊的诸君努力于内容与形式之改善，以期臻于较为理想的境地。”457月15日，编者对改版一事进一步解释道：“改版的动机老早已经有，但决定却是昨天下午的事。因为事前没有什么充分的准备。自然有许多不如意的事发生。本来预备等那几篇较长的稿子完结后，才开始一个新的样式和一个新的内容的，但总编辑说要改了，因此首先把样式改一改。至于内容目下还似乎‘一扔其旧。没有什么的变更——自然我们是想尽量把它办得较为理想一点的。这个理想不是编者独立所能实现，那是非各界爱护本刊的同志帮助不可。本刊虽然没有什么出色的地方，但谬承远近读者的厚爱，纷纷赐稿，满目琳琅，美不胜收。本市的固不用说，及诸如香港，广州，上海，本省的柳州，桂林，武鸣，贺县……也都有稿寄到，使编者感激莫名。今后当益加奋勉，以尽园丁的责任，聊答爱护本刊的盛意！”46改版后的《副镌》一改此前的文艺面孔，政论民生多了起来，“九一八”事变之后，刊载内容由政论民生逐渐转向了抗日救国，甚至后来开设有《抗日救国》专栏。《副镌》出到第173期，于1931年11月1日一分为二，改为《南中国》和《青山塔》。由于《副镌》和《新地》存在的时间较短，再加上改版后内容转向政论民生和时事，刊载的小说寥寥可数。到了《南中国》和《青山塔》时期，小说的刊载状况略为改观，但也有限。在《副镌》的最后几期，有一则《本刊改版与征稿》这样写道：“现在的本刊，快要分生为两个副刊了！此双生的宁馨儿，此刻虽然还不能与你们见面，可是，他俩或她俩的呱呱陨地期，我们可以预知，是十一月一日，即本星期日，并且我们已经先替他俩或她俩起了两个名字：一个是‘南中国，一个是‘青山塔。同时，我们也替此双生的宁馨儿请定了两位保姆;一位是陆冠莹男士，一位是李振坤女士。……‘南中国的内容，注重三民主义的理论，及各种学术的研究，文艺的创作与讨论等等。‘青山塔的内容，注重各种各色的富有趣味的尤其是‘本地风光的小品文字。”47因而，刊载小说的副刊主要是《南中国》，如依鸿的《绝》48、老磨的《十三公的死》49、霜子的《奔波》50、陆安的《复仇》51、莫若贵的《医院中》52等都是刊载在《南中国》上。其中老磨的《十三公的死》、陆安的《复仇》、莫若贵的《医院中》诸篇反映的是抗战，如《十三公的死》写S镇的十三公带领乡民反抗日军中弹牺牲的故事;《复仇》写日军在上海的暴行及由其所激起强烈的复仇意识;《医院中》则以回顾的视角写从抗战前线受伤回到后方医院养伤的老九英勇抗击日军的英雄事迹。这应该是广西较早反映抗战的小说。但由于《南中国》并不只是刊载“文艺的创作”，除此之外还有“三民主义的理论，及各种学术的研究”，因此，《南中国》《青山塔》时期刊载短篇小说的有限也就可想而知了。小说迎来春天则是在《出路》《浪花》时期。1932年4月29日，《南宁民国日报》副刊有则《〈出路〉〈浪花〉征稿启事》，其内容如下：“本报从五月七日起决定扩大篇幅;同时将《南中国》改为《出路》。将《青山塔》改为《浪花》。希爱护本刊的作者们，踊跃惠稿，以光篇幅。现将征稿简约列下：[一]《出路》所需要的——（A）关于革命的·文学的论文·社会问题之研究，有时代性的长篇小说，一律欢迎。（B）酬金每千字一元，月尾结算。（C）来稿请写明《出路》编辑收。[二]《浪花》所需要的——（A）有趣味的短篇小说，时事杂感，戏剧批评，社会现象，个人生活，讽刺漫画，山歌童谣，新诗，常识……均欢迎。（B）来稿以白话文为主。（C）来稿请写明《浪花》编辑收。”53从这则启事中可以看出小说主要是由副刊《浪花》刊载。1934年1月之后，《浪花》不仅刊载短篇小说，而且还计划刊载小品文和中长篇小说，如编者在《编后》中所言：“今后，关于出路与浪花，我们决定：出路，专门登载讨论社会问题的文字，长短不限。浪花，仍然专门文艺，不过我们决定多登载小品文，中篇或长篇小说，每天至多陆续登载一篇。至于文学思潮介绍，或问题的讨论，必要时可出专刊。”54由此可见，《浪花》对文艺作品刊载的不遗余力。从1932年5月7日起到1935年8月31日或9月1日55止，副刊《浪花》历时三年多，三年多的时间，《浪花》刊载了大量短篇小说，且举其中的一部分，如黎端的《妈妈，告诉我呵！》56、落生的《四个大学生》57、胡兰成的《宝林》58、野僧的《恐怖之夜》59《田租》60、头陀的《窃贼》61、耘砂的《喝酒精的人》62、阿龙《饥饿线上》63、筱鲁的《女宣传员》64、闲道的《周家大嫂》65，禅背的《归舟》66、国魂的《美姑》67、阮亢的《卖糖糕者》68、若雪的《一块黄金变了铁》69、吴宗周的《三房东》70、紫萍的《妖僧》71、琪子的《阿大》72，鸣的《出路》73、超的《武大郎》74、笑媚女士的《老婢》75、蒋宗鲁的《坏酒饼》76《牧牛者》77《家》78《被围困的连村》79、慧姑的《械斗》80《赌徒》81、家珍的《上镇的火》82、苏善《汪村长的威风》83、炳森《细罗仔》84《二奶》85、小刘的《寰叔的死》86、升俊的《六老爷》87，极天的《连长》88《阿根的死》89、白天的《巡哨》90等。这些小说虽在质量上参差不齐，但与《南中国》《青山塔》时期的小说相比，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略高一筹。如同样写抗战，《妈妈，告诉我呵！》《窃贼》《武大郎》《连长》《阿大》等篇显然要比《南中国》《青山塔》时期的《十三公的死》《复仇》《医院中》诸篇有深度。
不妨以头陀的《窃贼》和超的《武大郎》为例。《窃贼》写的是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带给普通人深刻的影响。主人公冯庸是大学本科三年级学生，九一八事变之前，父亲开有疋头店、母亲住有别墅、弟弟聪明成绩优异，未婚妻则是大学同学，家庭可谓富裕、幸福。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疋头店被抢、别墅变为一片瓦砾、家人下落不明、未婚妻则在逃难中死去。主人公为打听家人下落和报仇雪恨先后流落至北平、上海和广州。但现实的黑暗使他几近绝望，如在上海没有担保人则参加不了义勇军，而所谓的义勇军既无枪也无饷，全是有钱人的子弟，借以做爱国的招牌。即使在难民船奸商也不忘借机抬高面包价格以榨取難民。小说主人公本是一大学生，但一·二八事变发生以来，农村经济破产、城市的工厂受国际经济恐慌影响大部分宣告停业。身为知识分子的他想找个正经工作却难上加难，逃难至广州时已沦为乞丐。为活命大白天不得不在商店偷面包，成为窃贼。但即使被抓，他也不觉得可耻，在他看来，对一个将要饿死的人，在堆满面包的店里拿了一块来充饥不算偷。当警察拿法律威慑他时，他却说道：“法律，只有有饭吃的人才应当遵守，在以前，我是相信法律的，因为有了它，才能维持我的享受，法律只保护有饭吃的人，饿死，法律是不管的，我现在要饿死，我还顾及它么（吗）？”当警察拿道德说事时，他又说道：“目前所认为的道德，也是有饭吃的人的御用品呀！”小说由此显现出战争对普通人价值观的影响和对现实的警醒。小说《武大郎》中的武大郎原名武裕，是从上海抗日前线退至大后方被伤兵医院遗弃的伤兵。武大郎在抗日战争中断了一条腿，被伤兵医院遗弃后靠一条木腿和另一伤兵的相互搀扶，以乞讨为生。彼时正值农历新年，大后方家家户户呈现出喜庆祥和的景象。武大郎以“抗日伤兵”的身份向民众乞讨却遭到了拒绝，因为在民众看来，自己捐了抗日军粮，政府也抽了捐，已尽了责。而在武大郎眼中，自己在前方拼命，后方却在快活。受了伤却无人同情，这让武大郎愤愤不已。与其饿死不如死在枪炮之下，于是武大郎和另一受伤的战友相互搀扶艰难跋涉重返上海，希望继续为国效力。不料到达上海时，交战双方已签订和平协议，这让武大郎醒悟自己原来只不过是当权者的炮灰，于是彻底绝望，半夜投河自尽。小说暴露了抗日初期，无论是当权者还是普通民众都对抗日救国性质认识的不足。《出路》《浪花》时期的小说除挖掘得深外，涉及面也广，如有写婢女悲惨人生的（如笑媚女士的《老婢》）;有写地主恶霸谄上欺下的（如野僧的《恐怖之夜》、升俊的《六老爷》）;有写农民劣根性的（如慧姑的《赌徒》）;有写佃户被压迫被剥削的（如野僧的《田租》）;有写城市市民生存压力的（如吴宗周的《三房东》）;有写知识分子精神苦闷的（如耘砂的《喝酒精的人》、胡兰成的《宝林》）……如果细细品味，不难发现这些涉及面较广的小说都有意无意地触及一个主题，即写小人物卑微的生存。
此时期，值得注意的还有长篇小说《女宣传员》。筱鲁的《女宣传员》共十五节，分二十五次在《南宁民国日报》连载，是一部以女共产党宣传员为主角的小说。小说写的是1930年红军为牵制赣边剿共军事行动在赣江流域一个叫梅花县的农村地区展开的对敌武装行动。对敌武装行动开展不久，梅花县的一半地方便被红军攻占，可谓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一次文学书写。难得的是作者并没有把红军神圣化、英雄化，尽管红军在短时间内攻占了梅花县的一半，但遭遇的抵抗也是顽强的，比如对虎村的包围就以红军的失败而告终。更难得的是作者彼时对交战双方所持的中立态度，小说既暴露了国民党在农村领导的武装力量的不堪一击，也暴露了红军在农村对富户的一些“野蛮”式的行为，可以说对交战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小说重点写的是红军撤退后所留下的女共产党宣传员从被捕到枪毙的过程。女共产党宣传员被捕首先引起的是村民的好奇心，小说这样写道：“捕获共产党女宣传员的消息，好像会飞似的，在交通邮□不通的乡村，不半天的时间，竟传遍了全县了，无论男妇老幼，都为平日听人说的‘共产党是公妻的好奇心所驱使，想着看这可以做天下男子老婆的女子面目，究竟是怎么样的？留心侦查着女宣传员达到的地方。当逮捕那天早晨押解回来的途中，到处的观众都满途空巷，好像狗屎惹苍蝇，沙糖引起蚂蚁一般，钻头钻脑，满怀着将发见新奇的希望，笑视着这三个落汤鸡般的女宣传员。”91好奇心的背后则是看客心理和对革命的无知。小说最精彩的还是审判。由钢村乡治安会李主席、基干队第三中队队长魏英、第一中队队长狗昼和金龟头等人组成的审判三个女共产党宣传员的非常法庭在钢村乡治安会上演。非常法庭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各色人等的原形，包括审判者、被审判者和围观者。当然，焦点还是三个受审的女宣传员。陈三妹原本就因家苦过不下去后被人拉来参加革命的，对她而言，革命只是无处可去后暂时的栖息地，所以对革命还没有认识，谈不上信仰。被人一审，马上把内情和盘托出，顺便还不忘诉家苦，以博取同情。另外两位女宣传员张如珍和天知则不同，对革命有着坚定的信仰，面对众人的审判，临危不惧、大义凛然、慷慨陈词。讽刺的是女宣传员慷慨陈词的内容是什么没人在乎，众人在乎的是女宣传员的美貌。更为可笑的是，审判者尽管内心各有各的小算盘，但又不得不一本正经地依法办事。遗憾的是，因笔者所见的《南宁民国日报》部分残缺，未能看到小说全本，但即使如此，也不影响小说应有的价值。《南宁民国日报》编者曾对《女宣传员》有过这样的评价：“《女宣传员》，这里没有热的拥抱，热的吻。也没有雪白玉腿……。他但（疑应为“但他”——笔者注）有伟大的意义在。体材（疑应为“题材”——笔者注），结构也有相当成功。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92《女宣传员》和《出路》《浪花》时期其他小说的出现无疑为广西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5年9月1日或2日，《南宁民国日报》副刊由《浪花》改为《铜鼓》，《出路》保持不变。小说由此进入了《铜鼓》时期。广西省会迁回桂林之前的《铜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黄芝冈时代，第二阶段为陈尘时代。要了解副刊《铜鼓》，不妨从其名称说起。《铜鼓》之名由黄芝冈所起，但其用意却在黄芝冈的继任者陈尘那里得到了解释：“铜鼓是用于战争的，虽然在艺术上说，它是美丽而可爱的充满着古色古香的乡土风物，但实则还是由于它在传说上注入了马伏波、诸葛亮两位民族英雄的精要，深入人心，象征着南方民族性的勇于战争。铜鼓虽非伏波，诸葛所铸，但苗瑶民却叫它做‘伏波鼓‘孔明鼓，因此，仿佛随时听到它的声音，便可以感召一切贪生怕死，苟全乱世的懦夫启示着民族复兴的坚强的信心;这当然是芝冈老兄用《铜鼓》来做副刊名称的深意了。”93由此可见，副刊《铜鼓》之名与国内时局的相契关系，而且这种相契关系随着时局的日益严峻愈发浓厚。如1936年4月26日的《征文》这样写道：“一九三六年的五月快来到了，在西南执行部决定扩大民族主义宣传，在我们的领袖主张积极抗战的谈话发表后，我们当怎样的悲痛壮烈来纪念这血染成的五月。《铜鼓》在五一，五四，五七，五九将继续出专号，作民族革命，积极抗战的宣传，将今年这五月的重大的意义向大众宣布。很希望大家同助一把力，多来些有力量的文章;即专号无法登出，也当陆续登载，使革命抗战的空气在《铜鼓》日见浓厚。”94到了1936年7月2日，《本刊启事》则为：“本报改出二大张，本刊篇幅缩小，一切长稿，无法容纳。在五日内将已排未完之长稿排完后，将一新面目。来稿每篇最好在五百字内，至多不能过千字。文字贵精炼活跃，短剧（千字内）短诗，尤所欢迎。在抗日救国动员期间，内容更以激动深刻为好。”95《铜鼓》时期的时局的确日益严峻，如东北四省的沦陷（1933年）、华北五省所谓的“自治”（1935年）等。因此，在《铜鼓》的引导和号召下，此时期的小说其内容多与抗日救国有关，如戈鸣的《阿九的荣归》96《马及在转变中》97、婴子的《募兵的故事》98、极天的《阿云上前线去》99《前进》100、荫的《征还》101、冰莹的《归来》102《入伍》103、农曼亚的《入伍之前》104等。事实上，在“九一八”（1931年）、“一·二八”（1932年）事变之后的《南中国》时期，反映时局的小说就已出现，如陆安的《复仇》、莫若贵的《医院中》等，但首次集中反映时局的小说还是在《铜鼓》时期的黄芝冈时代。1936年9月27日，《南宁民国日报》副刊《铜鼓》中有一则《编辑启事》：“本刊前任编辑黄芝冈先生已于月前辞职赴沪，即由本人接编。以后各方惠稿，务希直接寄附刊编辑部（稿内须注明系投《铜鼓》，或《出路》，《国际》，《学生园地》）如非私函，幸勿致送个人，以免周折需时。——陈尘”105这则启事虽然简短，却开启了《铜鼓》的陈尘时期。陈尘上任之初可谓雄心勃勃，刚到任不久就召开了首次“《铜鼓》作者座谈会”，参加者有常为《铜鼓》撰稿的张海涛、彭世桢、崔真吾、季叔、万婴子、文琮、鲁克、陈文、流芒、沙宁、张在民、白克、刘雯卿等二十余人106;紧接着，《编者的话——自我的告白及其他》分三次在《铜鼓》连载，表明其心志，并以极大的真诚为《铜鼓》助力107。在编者的感召下，作者似乎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沉闷的空气，也终于被冲破了第一线，第一次的《铜鼓》作者座谈会在九月二十七日的午后用很简洁的仪式下开端了。不相认识而同在一块土地上垦拓的朋友聚集在一块，这足使每个作者的感觉里都会发生一种热情的燃烧的。虽然，初次的不热惯多少在阻硬着每个人宝贵的见地，而它的意义，它的影响，却是向着不断的将来伸展扩大开来的，我仅以这点希求与愿望□于诸作者的强健笔腕下。”108于是，在编者和作者的相互配合和支持下，副刊《铜鼓》上的文艺曾一度呈百花竞放之势，仅小说而言就有婴子的《晌午》109、张鹰的《野祭》110、沙宁的《都市的故事》111、周健的《衣服的故事》112《恋爱的故事》113、沙宁和张鹰合作创作的《黑夜中底红光》114、雷焚的《驻军》115等，此外还有李虹霓译肖洛霍夫的《开拓了的处女地》（从第十二章开始）的长篇连载116。遗憾的是，《铜鼓》的好景并不长。1936年10月，广西省会由南宁迁至桂林，常为《南宁民国日报》副刊《铜鼓》撰稿的作者随之逐渐转移至《桂林日报》副刊《突击》，文学重心也由南宁逐渐转移至桂林。
应该说，在文学重心转移至桂林之前，桂林已有文学基础。桂林的文学基础有两股力量贡献颇多：一是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二是《桂林日报》副刊。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以下简称广西师专）于1932年创办不久就诞生了“师专剧团”（后称“西大剧团”），师专剧团曾先后公演过由沈起予和宫亦民任导演的《SOS》和《嫩江》、学生自编自导的《征兵》等。到了1935年初，陈此生任广西师专教务长之后，陈望道、陈致道、夏征农、杨潮、祝秀侠、马宗融、胡伊默、沈西苓等人先后到校受聘。在以陈望道为代表的文人的支持和参与下，师专剧团在原有基础上，又先后公演了由祝秀侠任导演的《父归》《屏风后》《父子兄弟》和由陈望道、沈西苓、祝秀侠任导演的《巡按》（又译《钦差大臣》）、《怒吼吧，中国！》等名剧，在师专剧团的影响下，校外的知识青年组织了“风雨剧团”，创办了《风雨月刊》，演出了《压迫》《梁上君子》等剧，与师专剧团遥相呼应。此外，广西师专先后组织的“文学研究会”、创办可刊发文艺的校刊《月牙》和由陈望道发起的反文言运动117也为桂林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桂林日报》创刊于1934年9月118，其前身为《桂林民国日报》（创刊于1925年）。在广西省会迁至桂林之时，《桂林日报》的副刊为《突击》，《突击》之前的副刊为《迈进》。在省会迁至桂林之前的《迈进》和《突击》时期，《桂林日报》已刊发了不少文学作品，仅小说而言就有冰玲的《反抗》119、万友愉的《晌午》120、红白的《老鬼》121、铁流的《大髻媳妇》122、剑锋的《当》123、嘤歌的《出发的前夕》124、冷尘的《伙食》125《龙大哥之死》126、夏日的《起来了》127、赵醒寰的《大门外》128、哈庸凡的《他们这一伙》129《青面兽杨志》130《卖刀》131、仲海的《铁血的胜利》132、陈迩冬的《南华梦》133等。1936年11月12日，即省会迁至桂林约一个月后，《桂林日報》副刊由《突击》改为《桂林》。当日副刊的《征稿条例》这样写道：“一、本刊欢迎文艺短论，小品，杂感，及小诗词曲等稿件，但以能表现反帝反封意识抗日救国情绪者为合格。二、来稿以一千五百字以内者最适合。三、创作如：小说，戏剧等皆所欢迎，惟长不得超过五千字。四、本刊特别欢迎各地文化情报，文化运动及国防文学等作品。五、来稿登载与否，概不预告。六、来稿非付足邮票，概不退还。七、来稿揭载后每千字酌致毫币一元至三元之薄酬，特别稿件另订之。八、风花雪夜等无意识及应酬唱和之稿，绝对谢绝。”134虽然《征稿条例》中明确“创作如：小说，戏剧等皆所欢迎”，但事实上，副刊《桂林》并没有刊登多少小说、戏剧等作品，而是登载了大量用于救亡宣传的戏剧公演、戏剧运动、木刻运动、漫画展等方面的介绍及其讨论。这被有些人误以为《桂林》有其独特的“正义感”或“脾味”，以至于编者不得不出来申辩道：“《桂林》自诞生以致今日，一直是属于大众的，人们往往以为桂林有其独特的‘正义感或‘脾味，这是一种多余的猜度。我以为说这话的人自己就很相当的存了一个奇特的‘正义感！那‘正义感是缺乏自我了解。‘文章是自己的好，大家写了文章必不肯说自己不好，而且也一定要希望发表，但希望太主观了，往往就会无理由的怪到一个刊物去。《桂林》现在每日都有二十篇左右的投稿，以字数论有两万字左右，但《桂林》的篇幅每期只能容纳六千字。自不能篇篇都发刊，所以只能就中选其比较近于《桂林》读者的需要者发表。再者《桂林》不打算做成同人刊物，它需要由多量的作者来支持，因此，它就往往不免要厌了许多稿件。大家不明白这情形，就以为《桂林》是在排斥了谁，于是捕风捉影的猜度，恶意的说《桂林》有什么‘正义感‘脾味。”135然而，编者的无奈还在后面，1937年2月起，副刊《桂林》的版面不断被诸如《国际周刊》《教育周刊》《统计周刊》《妇女周刊》《经济周刊》《政治周刊》等周刊挤压，以至于《桂林》几无适合篇幅的文稿可载。这当然需要作者的配合，编者只好在《微言》中强调道：“因为把篇幅让出一半给各种周刊，地位大大缩小，以后只能容纳千二百字以内的短稿。这要请作者诸君留意。”136但作者似乎并不买账，以至于编者再次强调道：“《桂林》很需要短稿，这是曾经一再向读者作者要求过的。但来稿却往往出于愿望之外，许多来稿，都是超出了征求的长篇大著，弄得编者只好有的退，有的厌，不是不愿意刊登，乃是无法刊登。……现在《桂林》的篇幅，只能容纳四千字。我们打算每天刊登三文至四文，是适合的稿件，当然是千字至千二百字了。这一点，再重复向读者作者提出。希望以后来稿，尽量的短，不必要的字请一字也不要吧！再说一句：《桂林》迫切的欢迎一千字的‘短稿。”137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3月底。
1937年4月1日，《桂林日报》更名为《广西日报》，其副刊名称不变。5月16日，《广西日报》在副刊《桂林》的基础上另辟版面增设由时为广西大学教授的祝秀侠任主编的《文艺周刊》。从此，《广西日报》开启了“一报两副刊并存”的格局。“一报两副刊并存”的格局为文艺带来的是版面的扩大，文艺版面的扩大为小说的登场提供了机遇，于是超白的《洗衣婆》138、陈国琮的《赵老二的苦闷》139、广略的《生之烦扰》140、张天授的《征兵》141、苏炳光的《学费与屋租》142、吴成木的《出发之前》143等纷纷亮相。然而机遇不久便被“七七事变”所中止，全面抗战的爆发使得“抗战高于一切”，文艺副刊自然也不例外。《广西日报》的“一报两副刊并存”的格局虽然得以继续，但刊载内容已全面让位于对抗战救国宣传更直接、更有效的戏剧、诗歌、木刻、漫画及对响应抗战救国的剧社公演、木刻展览、漫画展等的评介。小说由副刊的“正课”转为“副课”。小说重获副刊的“正课”则是在桂林文化城之后。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救亡日报》《扫荡报》《中央日报》等报相继迁桂。夏衍、巴金、周钢鸣、林林、林憾庐、谷斯范、艾青、白薇、丽尼、舒群、欧阳凡海、司马文森、宋云彬、艾芜、王鲁彦等文化名人纷纷抵桂。桂林因天时、地利、人和144等因素一跃而成为大后方名噪一时的“文化城”。但桂林文化城的形成并没有马上使广西小说进入百花竞放，而是徐徐而行。正如田汉所言：“抗战刚开始，一般社会科学书籍的销量是很广泛的，而文艺书籍却不怎样好。”145事实上，桂林文化城初期的报刊也一样，“多为综合性刊物，以宣传抗战、唤起民众为主，对抗日救亡文化运动的发展起到了舆论的导向作用。当时党的报纸《新华日报》和《救亡日报》以相当篇幅刊载时事和理论文章，它们与党的理论刊物《群众》杂志在桂林都拥有较多的读者，起到了‘抗战的号角‘人民的喉舌作用”146。但尽管如此，桂林文化城初期还是产生了一批小说，如挹清的《鲜血溅满了山头》147、白薇的《北方女郎》148、紫秋的《秋田的菊子》149《一个日本人的受难》150、陶铭的《在转变中》151、君秋的《和合镇》152、蔷歌的《祸水》153、珍君的《女戏子》154、麦浪的《宫崎太郎的死》155、吴频迦的《嘉湖的丑角》156、舒群的《海的彼岸》157《渔家》158、艾芜的《反抗》159《陈石林》160《夜》161《两屠户》162、季平的《朱文定》163、谷斯范的《株州之夜》164、尼塞的《四月的乡村》165、雷焚的《克罗米》166、绀弩的《婵娟》167、白嘉的《金竹洞村的两老人》168、司马文森的《吹号手》169《大时代中的小人物——散记篇之一》170、高
此时期，值得注意的还有长篇小说《桂城花絮》180。逸斋主人的《桂城花絮》为章回体小说，始载于《逸史》创刊号（1939年5月10日），连载时标以“时事小说”，写的是抗战初期文化名人聚集桂林时的逸事。小说以无事闲人万佳池（寓为“万家知”）为线，串联起旅桂名人间的花花絮絮，如马相伯的自打嘴巴以感服人、桂剧班名旦桂枝香被桂林小报登文奚落后的哭啼、田汉应新华剧院之邀抵达桂林时的风光和在桂林首演平剧的不被理解、方振武委托金石家林半觉刻印章送白崇禧时的讲究、关仁甫在黄公馆关于孙中山无干部言论的激辩等。应该说小说以野史的视角为我们了解桂林文化城初期文人的精神风貌提供了参考，遗憾的是小说不知何故只连载了三回。
应该指出的是，尽管1930年代的广西小说无论在量上（其中短篇小说最多，中篇小说次之，长篇小说最少）还是质上（整体而言，以《出路》《浪花》时期和桂林文化城形成之后的小说为上）都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但问题也是显在的。从阅读感受上看，最大的问题莫过于小说地域性的缺乏。事实上，这个问题早在1937年，就有人指出过：“我们总观目前广西文坛文学作品的题材，有一点很令人惊异的地方。广西地处南疆，而描写东北民众生活与义勇军抗敌战争的作品却格外的多。其余描写农民生活等类的固然也有，但前者在比重上是大过一切的。而真实地表现广西特殊现实的文章，倒反少见。”181然而，随着彼时抗战的日益艰巨，小说地域化问题在30年代的广西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遗憾的可能还有遗珠，如曾经在30年代初的广西风靡一时的小说《人面桃花》被广西省政府在1934年以“内容猥亵，贻害青年”182的名义查禁后销声匿迹，至今不见踪迹。从这个意义上而言，1930年代的广西小说研究仍是一项未竟的事业。
【注释】
①关于桂林文化城形成的具体原因可参看魏华龄的《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形成》[原载《学术论坛》1982年第2期，后收入《桂林文化城史话》（1987年版）一书]和李建平的《桂林文化城成因初探》[原载《社会科学家》1988年第3期，后收入《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三）》（1995年版）一书]。
②见广西省政府十年建设编纂委员会编印《桂政纪实》（民国二十一年至民国三十年）（下）乙，1946，第326页。
③《柳州教育月刊》1931年第4期。
④《广西大学周刊》1932年第2卷第1期。
⑤《南方杂志》1933年第2卷第1期、第2卷第2期。
⑥⑦《南方杂志》1933年第2卷第9期、1934年第3卷第1期。
⑧《南方青年》1934年第2卷第17期。
⑨⑩《淳曦》1933年第1期。
1112《一初中学生期刊》1934年创刊号。
13《创进半月刊》1934年第2—3期合刊、第4期。
141516《创进月刊》1934年第5期、第6—7期合刊、1935年第2卷第2期。
17《月牙》1936年第5期。
18《民族戰线》1936年第1卷第5—6期合刊。
19《前峰》1936年第1、2期合刊。
20《新动向》1936年创刊号。
2122《桂女中期刊》1937年创刊号。
23《前线》1937年新2期。
242526272829《黎明》1938年创刊号、第6期、第9期、第4期、第7期、第10期。
30《春雷旬刊》1931年创刊号。
31《春雷旬刊》1931年第3期、第4期。
32《广西留平学会学报》1931年第12—13期合刊。
33343536《民声》1932年第2期、1933年第4期、1935年第5期、1936年第6期。
37383940《樵夫》1933年第2期、第3期、1934年第4期、1933年第3期。
41《复旦大学广西同学会会刊》1933年创刊号。
42《东西》1936年创刊号。
43见广西省政府十年建设编纂委员会编印《桂政纪实》（民国二十一年至民国三十年）（下）乙，1946，第353页。
44《广西新闻事业概况》，《桂林日报》1937年2月15日。
45世铭：《改版的话》，《南宁民国日报》1931年7月14日。
46世铭：《编者致词》，《南宁民国日报》1931年7月15日。
47《本刊改版与征稿》，《南宁民国日报》1931年10月28日、29日、30日、31日。
48《南宁民国日报》1931年12月23日、24日、26日。
49《南宁民国日报》1932年1月20日、22日、23日。
505256586365666769707172747677787980818384859196101102109113《南宁民国日报》1932年3月5日、4月21日、8月3日、8月27日，1933年4月26日、8月29日、8月30日、9月2日、9月14日、9月29日、11月6日、11月21日，1934年1月5日、2月23日、3月12日、4月7日、4月11日、3月13日、4月14日、4月21日、4月27日、5月12日，1933年6月20日，1935年9月6日、10月21日，1936年5月19日、10月2日、10月29日。
51《南宁民国日报》1932年3月17日、18日、19日、20日。
53《〈出路〉〈浪花〉征稿启事》，《南宁民国日报》1932年4月29日。
54《编后》，《南宁民国日报》1934年1月5日。
55因没有看到1日或2日的副刊，确定不了《浪花》改为《铜鼓》的具体日期，但从9月6日的《铜鼓》第5号和8月31日副刊还有《浪花》《出路》来看，《浪花》改为《铜鼓》应在9月1日或2日。
57《南宁民国日报》1932年8月22日、23日、24日、25日、26日、28日、29日。
59《南宁民国日报》1932年9月8日、9日。
60《南宁民国日报》1933年6月24日、26日。
61《南宁民国日报》1933年3月23日、25日、27日。
62《南宁民国日报》1933年4月8日、10日。
64《南宁民国日报》1933年6月5日、6日、7日、8日、9日、10日、12日、13日、14日、15日、16日、19日、20日、21日、22日、23日、24日（注：此小说为笔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所见，因图书馆的《南宁民国日报》部分残缺，笔者并未看到《女宣传员》前九次的连载，1933年6月5日是《女宣传员》连载的第十次）。
68《南宁民国日报》1933年9月8日、9日。
73《南宁民国日报》1933年11月23日、24日。
75《南宁民国日报》1934年2月2日、3日。
82《南宁民国日报》1934年4月17日、18日。
86《南宁民国日报》1935年3月7日、9日、11日。
87《南宁民国日报》1935年3月19日、20日。
88《南宁民国日报》1935年3月21日、22日、23日。
89《南宁民国日报》1935年4月9日、11日。
90《南宁民国日报》1935年4月3日、6日、8日。
92《编者的话》，《南宁民国日报》1933年6月14日。
93《编者的话——自我的告白及其他》（二），《南宁民国日报》1936年10月1日。
94《征文》，《南宁民国日报》1936年4月26日。
95《本刊启事》，《南宁民国日报》1936年7月2日。
97《南宁民国日报》1935年10月1日、3日、4日、5日、7日。
98《南宁民国日报》1935年10月9日、10日、12日。
99《南宁民国日报》1935年10月12日、14日、15日、16日、17日、18日。
100《南宁民国日报》1935年10月25日、26日、27日、28日、29日。
103《南宁民国日报》1936年5月20日、23日。
104《南宁民国日报》1936年7月16日、17日。
105《编辑启事》，《南宁民国日报》1936年9月27日。
106《铜鼓作者座谈会纪要》，《南宁民国日报》1936年9月29日。
107《编者的话——自我的告白及其他》，《南宁民国日报》1936年9月30日、10月1日、2日。
108沙宁《祝——参加座谈会归来》，《南宁民国日报》1936年9月30日。
110《南宁民国日报》1936年10月4日、5日。
111《南宁民国日报》1936年10月6日、7日、8日、9日。
112《南寧民国日报》1936年10月12日、13日。
114《南宁民国日报》1936年10月20日、21日、22日。
115《南宁民国日报》1936年11月24日、25日、26日、30日、12月1日。
116《南宁民国日报》1936年10月15日、16日、17日、18日、19日、20日、22日、23日、24日、27日、28日。
1171936年5月16日《月牙》第8期“反文言文专号”。
118广西省政府十年建设编纂委员会编印《桂政纪实》（民国二十一年至民国三十年）（下）乙，1946，第354页。
119《桂林日报》1935年6月14日、15日。
120121122123124125126128《桂林日报》1935年11月12日、1936年5月20日、6月20日、6月23日、6月27日、7月9日、7月14日。
127《桂林日报》1936年7月10日、11日。
129《桂林日报》1936年8月1日、4日、5日、6日。
130《桂林日报》1936年9月4日、5日、6日。
131《桂林日报》1936年9月17日、23日、29日。
132《桂林日报》1936年9月8日、15日。
133《桂林日报》1936年9月17日、23日。
134《征稿条例》，《桂林日报》1936年11月12日。
135136137《微言》，《桂林日报》1937年1月11日、2月24日、2月26日。
138139140141143149157164165169179《广西日报》1937年5月19日、5月26日、5月28日、6月6日、6月30日、1939年3月23日、3月26日、5月2日、5月10日、7月17日、11月13日。
142《广西日报》1937年6月13日、14日、15日。
144此处是黄伟林的说法，见《抗战桂林文化城史料汇编·文学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7页。
145《一九四一年文艺运动的检讨》，《文艺生活》第1卷5期。
146魏华龄：《桂林抗战文化综论》，广西人民出版社，2014，第39页。
147154155156《扫荡报》1938年12月21日、1939年10月24日、11月15日、12月13日。
148《扫荡报》1939年1月11日、14日、25日、2月4日、11日、15日、22日、25日、3月1日、8日、15日、22日。《北方女郎》分十四次连载于《扫荡报》，因笔者没有看到《扫荡报》1939年1月14—25日，故缺《北方女郎》（三）和《北方女郎》（四）。
150《扫荡报》1939年5月10日、17日、24日、6月14日、21日、7月5日、12日、19日。
151《扫荡报》1939年8月2日、3日。
152《扫荡报》1939年8月23日、31日、9月6日。
153《扫荡报》1939年9月27日、10月4日、18日。
158《救亡日报》1939年10月15日、16日、17日、18日、20日、21日、22日、23日、24日、25日、27日、28日、29日、30日、31日、11月2日、3日。
159《广西日报》1939年1月30日、31日、2月4日、5日、6日、7日。
160《广西日报》1939年4月29日、5月2日。
161《广西日报》1939年6月24日、28日。
162《救亡日报》1939年4月26日、27日、28日、5月2日、3日、4日、5日、6日。
163《广西日报》1939年2月11日、12日、18日、19日、20日、21日。
166《广西日报》1939年5月17日、18日、20日。
167《广西日报》1939年5月29日、31日、6月9日、13日、15日。
168《广西日报》1939年6月20日、21日。
1701939年9月16日《国民公论》第2卷第6号。
171《广西日报》1939年10月31日、11月6日、8日、10日、13日、14日、15日、17日、19日、20日、21日、26日、27日。
1721939年7月1日《国民公论》第2卷第1号。
173《救亡日报》1939年3月18日、19日、20日、22日、23日、24日、25日、26日、27日。
174《救亡日報》1939年9月12日、13日。
1751761938年作于桂林，收入短篇小说集《逾越节》，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
1771938年作于桂林，刊载于《文艺阵地》1938年第1卷第8期。
1781938年作于桂林，刊载于《东方杂志》1938年第35卷第16号。
180《逸史》1939年第1卷第1期、第1卷2期、第1卷第4期。
181心雷：《广西文坛往那里去？》，《广西日报》1937年5月23日。
182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通志·出版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71页。
（李北京，广西文联。本文系桂学研究院“1930年代广西文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GXXT2019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