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工厂软暴力！精神崩溃女工裸身出逃:精神崩溃

　　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全球经济受到巨大影响，许多以前风光无限的工厂纷纷倒闭，打工者的生存前景受到严峻挑战。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更是首当其冲。一些业务量大大下降的工厂，以减薪或者裁员来维持工厂的生存。然而，工厂里有很多合同未到期的员工，让厂方大为头疼，为了让那些有合同的员工主动离厂，厂方挖空心思想出各种软暴力逼迫员工主动离开。这些违背道德、良心、企业精神的行为，让员工们惶惶不可终日。
　　工厂里的职工大多都是女员工，男员工很少，因为女人性格及生理上的特点，软暴力用在女员工身上更容易出效果。
　　2009年4月10日，深圳一家工厂女工不堪工厂软暴力的连续折磨，终于精神崩溃、裸身出逃！
　　
　　危机下工厂自保，
　　减压力逼迫女工主动辞职
　　
　　1976年1月，黄小婷出生于重庆市重庆潼南县别口乡一个贫穷农家。家中姐妹3人，她排行老大。读了初中后，为了给两个妹妹更多的上学机会，成绩优异的她只好辍学务农。因为母亲是个盲人，家里只有黄小婷和父亲两人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在地里劳作。两个妹妹高中毕业后，黄小婷在父母亲的安排下，与同村的周安平结婚了。
　　2002年春节过后，为了改善家中窘迫的经济状况，已是两个孩子母亲的黄小婷把孩子交给了公公婆婆，和丈夫南下广东打工。
　　黄小婷很顺利地进入了东莞艾美鞋厂，尽管每天工作很辛苦，但每月800元左右的工资，让从农村走出来的她欣喜不已。周安平也进了一家五金厂，工资比黄小婷略高，两人有了稳定的收入，家里的生活也慢慢变得好起来。2007年下半年，夫妻俩拿出所有积蓄，在家乡修了一栋两层的红砖小楼房，可也因此欠了4万多元的债务。
　　为了早日还清债务，2008年9月，夫妻俩来到了深圳市龙岗区横岗镇，周安平进入横岗一家建筑工地；黄小婷进入了横岗最大的工厂――赐昱制品厂，此厂主要从事运动鞋生产，在国际上都颇为有名，赐昱制品厂不但在广东有好几个分厂，黄小婷所在的总厂也有近两万员工。
　　黄小婷在鞋厂工作多年，对鞋厂的每个流程都非常熟悉，她是作为印刷部的熟练员工招进厂的。最让黄小婷高兴的是，她进厂时签的合同是计时的，每月都能保证拿到1200元工资，而且合同一签就是两年，2010年9月30日才到期，这是一张为期两年的美好饭票啊！
　　然而，黄小婷和周安平没想到，他们的生活会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而发生了改变。
　　赐昱制品厂生产的运动鞋销往世界各地，金融危机对外单多的工厂冲击更大，赐昱制品厂订单越来越少。对这一切，黄小婷并没有感到太大的担心，因为就是没有加班的正常月份，合同上也规定自己每月可以拿到1200元的工资。
　　2009年春节过后，黄小婷从重庆返回了赐昱制品厂，厂方为了更进一步地降低成本经营，把大多数订单转到了经济消费相对较低的惠州分厂，厂里希望那些劳动合同期未满的员工，也能随着转到惠州分厂去。因根据当地的经济消费，员工们的工资也会调低不少。
　　很多员工对转厂提出异议，第一是转到惠州要降低工资，第二是很多员工的亲人在深圳，离开深圳就意味着要两地奔波。
　　整个工厂都在劝员工们去惠州分厂，或者主动辞工。当要求转厂指示下达黄小婷所在的印刷部时，黄小婷和工友们与其他部门的员工一样，自然不同意。部门主管吴红说道：“你们如果不愿意去惠州，那就辞职走人吧！现在你们不走，到时你们自然会走的。”
　　印刷部的500多名女工都签了合同，大家认为有劳动合同在手，工厂如果要撕破合同让自己走人的话，是要付出一大笔赔偿金的。心中有了这个底，大家都以沉默对抗，根本没将主管的威胁放在心上。
　　然而很快，无数针对生活上和工作上的罚款制度出笼了，而且特别严厉：迟到一分钟每次罚款10元，乱丢垃圾每次罚款10元，吃不完饭菜倒掉的每次罚款20元。工厂机器的保养和使用规定了更加严厉的罚款数额，产品超过新规定的残次品数量，罚款更是大得惊人……
　　赐昱制品厂基本上都是女员工，男员工仅占几十分之一，面对苛刻的罚款制度，女工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生活与工作着，她们害怕稍微不小心，就让即将到手的工资大打折扣。
　　黄小婷的几个工友不慎被罚了好几次款，忿忿不平之下辞职离开了。但其他人却并没有被这些罚款制度吓倒，也坚持不转到惠州分厂去。看着主管吴红脸上有气没处出的郁闷表情，大家庆幸地以为能够稳稳地在厂里站住脚根了，然而，没有人能料到，工厂更多的手段开始出笼了！
　　
　　软暴力层出不穷，“辞工表”
　　成了阴魂不散的紧箍咒
　　
　　见罚款不能够让女工们离厂，有些员工宁可被罚去很多工资，也死守着劳动合同不走人，吴红又想出一个办法，就是针对印刷部制定新的厂规，只要有员工工作得不太符合“规定”，就要进行“扣点”，每扣一点最少要罚款5元以上，月累积到24点就直接开除出厂。
　　黄小婷和工友们认为厂方要求太过严格，不符合《劳动法》规定。吴红不屑地说道：“厂规哪能按照你们的想法制定？谁不想每天工作时间又少又轻松还拿很多的钱？我也想找一家这样的工厂去打工呢。厂方对你们严格要求是为你们好，这样才能提高你们的竞争能力。”
　　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很多工友都频繁地遭遇了“扣点”。有位工友在一次收工后，仅仅因为未将200多个开关中的一个关闭，就被扣了点。这样的扣点虽然让女工们非常恼火，也让大家工作起来更加小心，让厂方找不到任何让她们离厂的理由。
　　吴红开始找各个女工谈话，要她们主动辞职。
　　黄莲英是印刷部一名已经怀孕三个多月的女工，吴红三番五次找到黄莲英，劝说她辞工。由于怀孕后身体不太好，加上精神压力大，黄莲英出现了先兆流产的迹象。尽管如此，吴红还威胁她和另外一名怀孕女工魏青美，说如果不辞工就调她们去环境嘈杂的“针车车间”，先培训5天，然后上岗，完不成任务量就扣光她们的“点数”。
　　黄莲英和魏青美非常害怕，但还是一声不吭。过了一天，吴红见她们两人没有给出答复，就狠狠地说：“你们不要给台阶不下，如果你们真的不辞工的话，我就把你们分配去刷胶水，你们可要考虑清楚了！”
　　在刷胶水那样的环境下工作，腹中的孩子经过化学毒气的侵害，怎么能不受伤害？不堪精神重负的黄莲英首先屈服了，她和工厂签订了辞工书，离开了工厂。
　　逼走了两位怀孕的女工，吴红又盯上了黄小婷，先后多次找黄小婷谈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要求黄小婷辞职。在遭到黄小婷的拒绝后，吴红立刻就翻脸了：“敬酒不吃吃罚酒，到时你可别后悔。”
　　2009年3月1日，吴红向印刷部500多名流水线女工每人发了一份辞工表，辞工表的内容吴红都已经“好心”地帮她们填好了，离职原因是“合同到期，不续签”，只有签名栏空着。吴红发辞工表的时候还得意地说：“你们还是尽早去惠州，不然迟早都得走人，不要以为你们手中有一份劳动合同我就拿你们没办法，到时吃了苦头可怪不得我。早辞工就是你们最好的选择。”
　　而黄小婷更是“享受”了主管的特别“关照”，在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先后收到了十份辞工表。每天上班，吴红都会询问黄小婷：“表填好了吗？何时辞工离厂？大家好聚好散！”
　　黄小婷每天承受着吴红狂轰滥炸的精神折磨，她感觉自己快要撑不住了。一个星期天，她跑到建筑工地上找到周安平，说起了工厂的现况。周安平听了心里很难受，劝妻子还是辞工算了，天下这么大，哪里不能找份工作？为了一点工资承受那样的精神折磨，不值得。
　　黄小婷还是拒绝了周安平让她辞工的建议，家中建房欠下的巨债如一座大山压在头上，其中还有2万元钱是银行贷款。如果一直能够在赐昱制品厂工作下去，债务还起来就轻松了。比起整个家庭的未来，自己受点精神折磨又算得了什么呢？况且，现在想找份工作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4月1日，赐昱制品厂定型部门的员工们由于不堪新厂规的过度苛刻，100多人浩浩荡荡地到劳动局讨说法。赐昱制品厂好几个领导闻讯，急忙开了几部厂车，半途中截住了这些员工，半劝半拉地把100人用车拉回厂。面对员工们的激烈询问，厂领导认为这是金融危机时不得不进行的一种挽救工厂的手段，否则企业很难经营下去，同时表示对有些过于严厉的条例给予改正。
　　这次事件过后，厂里松口说如果员工转厂去惠州，可按照深圳的最低工资标准900元而不是惠州的720元来发放工资，其他福利不变。听到这种承诺，差不多有一半员工同意转厂，4月2日，就转走了2000多人。
　　然而厂里给出的只是口头承诺，有工友打电话询问已到惠州的工友，得到的却是按惠州的本地工资发放，其他员工立刻停止了转厂行动。
　　而工厂的那些严格的新厂规也没有撤消，为了提防员工们再次去劳动局，厂里对上班时间员工请事假和病假进行了严厉的层层审核。
　　
　　心惶惶不堪折磨，
　　精神崩溃女工裸身出逃
　　
　　黄小婷的知心朋友张承玉和黄小婷是同县的老乡，也是印刷部门“FTF台版印刷”的一名技术工，整个部门只有她的劳动合同书上写明了工作的地点是“深圳龙岗区”和工作的岗位是“FTF台版印刷”。 让张承玉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她也同样接到了吴红发给自己的辞工表。张承玉一向泼辣大胆，她决定要和工厂“耗”到底。然而，4月3日下午，张承玉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卧床多年的父亲突然病重，她只好含泪去辞工。
　　在工厂，张承玉一直是黄小婷的主心骨，张承玉的离开，对黄小婷来说是个沉重打击，她觉得自己突然之间失去了可以说心里话、可以遇事商量的一个依靠。
　　此时，黄小婷所在的印刷部，气氛更加紧张，主管吴红不但没有因为有了劳动部门的警告而撤消新厂规，反而在言语和行动上对女工们变本加厉地威胁，在工作上对女工们动不动就严加斥责，给女工们的辞工书也发得更勤了，同时，吴红对女工们劝导辞职的谈话也越来越严厉。
　　吴红接连几天都找到黄小婷谈话，黄小婷极力压抑着内心的惶恐和不安，坚持不辞工。吴红冷笑道：“今天又有五个人交了辞工表。你现在辞工，大家就还没有撕破脸皮，如果你再执迷不悟的话，等我扣光你的点数，你会很难看的……”
　　第二天早晨，黄小婷刚到厂里，就有同事问她：“你怎么交了辞工表啊？当初我们不是说好，一定要一起坚持下去吗？”原来，主管见劝说、威胁无效，为了瓦解印刷部的抵抗，开始散布黄小婷准备辞工的谣言。黄小婷愤怒地跟同事解释着，她感觉自己仿佛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4月9日，因为没有订单，整个印刷部门下午4时就下班了。4时20分，印刷部门临时召开大会，黄小婷刚好和10多个工友外出买日用品，等到她下午5时回到厂里，同事告诉她，主管吴红宣布她上班时间没请假外出，是主动旷工行为，让她和几个外出的女工明天不用上班了。
　　同事的告知犹如一个晴天霹雳，让黄小婷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吴红当时明明告诉大家下班了，保安也是在征得厂领导同意的情况下才放她们出厂买东西的，结果却成了主动旷工，这明明是一个陷阱！可是自己却还往里面跳了下去。
　　黄小婷的心像被什么坚硬的东西捣着，扭着，掰着，撕着，支离破碎了。想起丈夫那辛苦劳作的汗水和低廉的工资，想起家中建房欠下的巨债，想起在县城里两个孩子那惊人的学费、生活费……她的心情像铅块一样沉重，头如裂开般疼痛。
　　傍晚时分，吴红找到黄小婷，让黄小婷随自己和保安部经理到了一楼一间空置的男工宿舍，吴红给黄小婷倒了杯水，继续问黄小婷是否同意辞工，并威胁如果不主动辞工，就只能以今天的旷工行为而开除了。保安经理也在一旁帮腔，孤立无援的黄小婷终于崩溃了，她一边流泪一边点头答应了。见黄小婷不停地喊着头疼，保安部经理就安排她在那间空置的宿舍一个人住下了。
　　4月10日上午，黄小婷回到了二楼自己的宿舍，就一直躺在床上。中午，好友李丽美给她打来的饭菜，黄小婷胡乱吃了。下午4时，吴红拿来了辞工书，黄小婷神志恍惚地在辞工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呆呆地躺在床上发愣。
　　4月10日晚上11时，黄小婷忽然赤身裸体地从二楼走下来！一楼是男宿舍，当时还有不少男员工没有睡觉，大家“哄”地一声嚷开了。
　　有人认出了是黄小婷，也知道她辞工的一些原委，很快就反应过来，对着二楼女宿舍喊道：“黄小婷疯了，没穿衣服就跑下楼来了，你们二楼的女孩赶紧下来拉她上去。”
　　还穿着睡衣的李丽美和几个工友急忙跑下楼，大家七手八脚地把黄小婷拉回了宿舍。李丽美看到好友真的疯了，伤心地流下了泪水，她问黄小婷丈夫的手机，但黄小婷茫然无知。
　　4月11日上午10时，在所有员工都上班的时候，吴红帮黄小婷收拾了一下行李，把黄小婷送出了工厂大门。在黄小婷离厂半个小时后，吴红打电话给周安平，告诉他，黄小婷精神病突发，已经签了辞工书走了。
　　听着这个让人无法接受的噩耗，周安平惊呆了。他不相信妻子会疯，因为结婚十多年他们一直恩恩爱爱、幸福平安地度过，双方家人都没有精神病历史，也不存在遗传问题。
　　周安平赶紧发动了十几个工地的工友和老乡分头去找妻子。后来，他和几个工友在赐昱制品厂附近的坳背路上找到了黄小婷。周安平惊喜地大喊着妻子的名字并上去拉她，谁知道黄小婷已经不认识丈夫了，反而扬手打了周安平一个耳光！
　　周安平急忙将黄小婷送到横岗人民医院，经医生诊断，黄小婷得了反应性精神障碍。
　　黄小婷在医院两天时间，医药费就花去了7000多元，在异地他乡，周安平也难以借到什么钱，只好让医院开出药方，到罗湖区风地岭一个老乡的私人诊所里住下，由老乡每天给黄小婷针灸治疗。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治疗，黄小婷现在偶尔能够清醒了，但是效果并不明显。由于经济上的问题，周安平准备过几天带妻子回老家治疗。同时也准备起诉赐昱制品厂，为无辜受害的妻子讨回公道。
　　针对此事，本文记者致电给赐昱制品厂，厂内管理人员龙先生否认有用软暴力逼迫员工离厂的做法，也不承认有发辞工书的事情，只不过因为金融危机，厂内在有些方面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挽救工厂。
　　记者又致电横岗劳动局，劳动局刘先生对少数工厂使出种种手段逼迫工人自动“辞工”的做法给予谴责，认为金融危机并不是虐待职工的理由。企业家应该拥有他们的良心和道德，负起他们的社会责任。执法部门也有必要对那些不法的厂家施以重典，只有这样，才能减轻失业浪潮对社会的冲击，才能保障劳动者的基本尊严。但刘先生同时也表示，“执法部门也很无奈，我们很难进入工厂掌握真实情况。因为工厂员工主动来找劳动部门的人很少，同时也有工厂阻拦的问题，但真正有勇气的员工，应该大胆地来我们这里投诉。”
　　
　　“软暴力”杀人于无形
　　
　　肉体暴力之外的另一种暴力，学名精神暴力，小名“软暴力”。即以非暴力的形式胁迫或者强迫别人服从，满足自己企图，达到自己目的的一切行为。这种暴力以精神虐待、非肉体折磨作为武器，代替不宽容的心将愤怒投射到别人身上。它不能够把我们打得鼻青脸肿，但足以让我们的心灵受伤。肉体的伤，忍忍也就疼过了，可心灵的伤也许一生都无法痊愈。
　　几年前，长沙一家广告公司的女员工因为拒绝了上司的求爱，在公司遭遇了一场奇特的“非暴力围剿”：同事们相约聚餐，却没有人叫她；无论姐妹们聊得多欢，只要她一插话，大家立刻作鸟兽散；她去找上司沟通，上司却装着没看见她，没完没了地和别人商谈工作……公司里弥漫着一种怪怪的味道，她走到哪里，空气便在哪里凝固。从此她害怕上班，害怕见到同事，害怕走进写字楼，患上严重的工作恐惧症，直至最终发疯。
　　当软暴力出现在职场，遭遇用人单位施暴的员工根本无还手之力，常被杀死于无形。而这样的伤害，因即无需支付医药费、被伤害的员工也往往无处申诉，而迅速成为“聪明”的用人单位不时使用的秘密武器。
　　随着金融危机不期而至，大难临头，许多企业为求自保，以减薪裁员来度过困境，这原本也无可厚非。男女情人之间尚且“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何况企业和员工这对怨偶？
　　只是，不能共度时艰，却也不能好聚好散。危机关头，为了逼女工自动辞职、省下一笔辞工费，张皇的企业还是上演了最后的疯狂，急慌慌地祭出了“软暴力”，以损人细无声的伤害，兵不血刃地将女工逼得或先兆流产、或精神崩溃、或裸身出逃。
　　女工的尊严“裸奔”，归根结底是因为“法律外衣”没有穿在劳动者的身上。我们无法奢望所有的企业都能经受住社会责任的拷问，遏制职场软暴力，需要通过立法来对不法的厂家施以重典。
　　编辑/贾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