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向电影走去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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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泥
1959年上映的《青春之歌》改编自杨沫同名长篇小说，由著名表演艺术家崔嵬与陈怀皑合作导演，是反映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电影，故事以“九·一八”到“一二·九”这一历史时期为背景，以学生运动为主线，成功地再现了30年代觉醒的知识分子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拯救危难中的祖国所进行的顽强斗争。《青春之歌》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片”被列入拍摄，由于周扬、陈荒煤等领导坚持由杨沫自己来改编、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来拍摄，1959年初杨沫亲自把小说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这部影片于2010年被中宣部教育部列入百部爱国主义优秀影片，至今仍然深具影响力。
/壹/
《青春之歌》刻画了众多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烘托了激进时代发展中的生命形态与革命意志，展演了中华儿女的家国与民族情怀及革命热情，同时体现了50年代电影创作实践，即强调“家国同构”“政治-道德一体化”等叙事策略。故事以林道静的思想变化作为主线，讲述她是怎么由一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逐步转变为一名无产阶级斗士的过程。电影以林道静先后与三个重点人物的交往来推动整个故事情节，进而展示其成长轨迹与革命历程。
第一个关键人物是“诗人兼骑士”余永泽。小资产阶级出生的林道静，母亲是佃户女儿，生下她不久被逼出家门，回到热河跳河自杀。林道静中学毕业后，父亲破产后离家出走，她被养母逼做党部委员胡梦安的姨太太，选择逃离家庭，投奔表哥不得，暂时栖身于学校，又遭到校长余敬唐的骚扰，走投无路时，在北戴河波涛汹涌的夜跳海自杀，关键时刻被北大学生余永泽救下。余永泽多情有才学，家境殷实，在当地有势有财，林道静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之后因不满校方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林道静愤而辞职，辗转来至北平。几经周折与磨难，两个有情人终于走到一起。但随着生活的激情消逝，她与丈夫的冲突逐渐成为显性矛盾。面对现实的处境，余永泽主张“少谈主义，多做具体问题”，为谋求未来的安稳，他处处钻营，只想保全自己，但林道静渴望独立自由，关心国事、有强烈爱国心，积极参加集会活动。而卢嘉川被余永泽逼出门被捕牺牲，成为了两人冲突的爆发点，林道静完全认清了余永泽的自私自利，并与其彻底决裂。从此，林道静走上了一条极不平凡且充满危险和考验的革命之路。
第二个关键人物是卢嘉川。北京大学学生领袖卢嘉川爽朗、潇洒、诚恳、机敏，是一个有革命追求的爱国者，他站在学生运动的前端，为了革命理想为了救祖国人民于受苦受难中，做好了随时牺牲奉献的准备。林道静在当教员的时候，邂逅共产党人卢嘉川，由此点燃了她的反抗意识。之后林道静不屈服于苟且偷安的学校政策，离开北戴河来到北平，意外重逢了卢嘉川。卢嘉川开导她，“只有投身到集体斗争中去，把个人的命运和大众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才有出路”。林道静大量研读苏联社会主义时期的小说，随之思想有了大的进步，充满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卢嘉川从初始的启蒙到重逢的精神开导，深化了林道静对于革命的理解。她上街游行，参加秘密集会，冒着生命危险帮卢嘉川保管秘密文件和传递信件，时刻牢记着卢嘉川的话：“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共产主义像初生的太阳，一定会照遍全世界！”嘉川被捕后，她张帖卢嘉川藏在家里的标语，还邮寄传单到许多学校，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
第三个关键人物是江华。江华稳重有城府，踏实、有魄力、坚毅果决，他纠正了林道静之前革命是知识分子事情的理解误差，使她认识到革命工作不能脱离劳动人民，工人与農民才是更广大的无产阶级所拥有革命的力量。在江华的引导下，林道静意识到“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的问题”，并一道发动与组织了农民搞麦收斗争。
/贰/
电影为了凸现共产党员的正面形象，抽离了小说中卢嘉川与林道静的情感戏份，也淡化了林道静与江华的爱情。被捕后的林道静在狱中严词拒绝了胡梦安的利诱，被敌人施以压杠子、灌辣椒水、铁条炮烙，直至昏死过去，决不投降。在患难中，林道静得到了难友林红的鼓励：“一个革命者不要说是坐牢，哪怕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不但不觉得冤枉，而且觉得光荣。”林红在失去丈夫后，仍积极乐观组织反抗。在狱中纵然被迫害得遍体鳞伤，依然保持着乐观主义精神，她是革命之火的承继者，对革命充满坚定的信念。在瞿希贤亲自创作改编的《五月的鲜花》合唱声中，林红走出牢房，踏着国际歌的节奏，义无反顾地走向刑场，充满了对敌人的蔑视与大义凛然。这一切更加激发了林道静对共产党员的崇高敬意。出狱后她继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续领导学生运动。
电影有节奏地叙述了林道静思想历程三次大的转变，展现了林道静由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成为一名当之无愧的共产党、无产阶级斗士的全过程。其实，最初从原生家庭出走，林道静反抗的是包办婚姻（封建枷锁），到从与余永泽婚后的安然生活中出走（女性的独立），再到从乡下出走（革命的召唤），林道静从个人的反抗走向了群体抗争，从个人的奋斗走向了为伟大的共产党理想革命事业而奋斗。无疑，林道静的人物形象具有典型性，她的转变正是知识分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抗日救亡时期前后，知识分子由追求个性解放到追求民族解放的过程。
《青春之歌》在艺术上做出了有效的探索，镜头语言一反50年代我国银幕镜头运用比较静止的习惯，大胆运用了许多推拉摇移和变焦镜头，除夕晚上白莉萍家运用很长的横移镜头，同时和着悲愤的救亡歌曲，凸显了年青人的沉痛情绪。摄影师聂晶注重景物的选择为主题服务，影片的用光也很讲究。在拍摄中采取了若干度仰角的拍摄，显得正面人物形象“高大全”，尤其是对电影中的女主角林道静的特写，强烈的红光投射，刻意突出女英雄气概，尽显其高大上的特质，整个故事都透着激越的英气。还有就是光线对人物的倾斜，在电影有场林、余两人吵架的一组镜头里，对余永泽采用了底侧光布光，将人物的面部半明半暗上阴下亮，强化其卑鄙自私丑陋的心理。这样正反角色两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色彩运用上启用红色系列，林道静的腮红、唇红及红色毛衣都是中国革命的红。在陆绍阳看来“电影艺术家摸索出的‘红光亮‘敌远我近、敌暗我明、敌小我大、敌俯我仰等拍摄手法，虽然是极刻板和教条的，但也为这根从废墟上生长出的‘枝条，增添了意外的光泽”。（陆绍阳：《光影60年 新中国电影成长史》，《学习时报》2009年7月6日）
当然，《青春之歌》的创作模式有“三突出”的范式，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来；
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来；
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即中心人物来”。其实，早在崔嵬拍《青春之歌》之前，他就为剧组定下了一个原则：“林道静是戏中绝对的主角，一切要有利于刻画主人公的形象，一切让林道静听见，一切让林道静看见。”在崔嵬和陈怀皑的导演阐述中有这样一段：
确定电影以林道静的命运为主要线索，有了总体的定向，情节选择和结构便围绕着林道静这个核心人物进行。如此，电影中的余永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卢嘉川（马克思主义理论导师）、江华（与工农结合的共产党实干家），就是对应着知识女性林道静成长发展的时期不同选择出场的标杆人物。而电影最后渲染着激进革命者林道静的英雄形象，诸如从庄严宣誓入党的林道静的近景镜头，切换到飘动的共产党党旗，又渐次叠化为无数面飞动的红旗，紧接着镜头切换为行进的队列中，中景里身着红毛衣的林道静，将一叠传单撒向人群。最后林道静、江华、王晓燕以及无数的北大师生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他们率领着无数群众以雄辉的气势行进，镜头渐次推移为林道静的特写镜头。
不可否认，这部弥漫着战火硝烟的气氛与高蹈的革命激情意志的电影，带有十七年电影的固化模式，存在有刻板的形象塑造，无论是静止的凝视镜头，还是移动的或迟缓或急促的镜头，有戏剧化的表演痕迹，甚至会让观众产生游离于外的感觉。
/叁/
应该说，《青春之歌》是由印刷小说走向视觉的历史文本，具有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与时代气息及特质，紧紧贴合主流影片制作的潮流，围绕革命、解放、情感、人性、社会问题的交织，在个性化的想象与细节表达，以及以何种手法突破传统意义上的类型框架，自有其历史的局限性。《青春之歌》尽管有戏剧化程式化的动作与表情，但仍然真实呈现了一个女知识分子向共产党员转变的思想轨迹与生命轨迹。电影主要通过知识女性个人的命运来反映历史图景与社会环境，体现了家国情怀与民族同构的主题表达，展示了一场青春与革命的洗礼，具有多重意义：在电影里林道静是作为反抗的姿态与形态出现的，从反抗家长式样的封建专制家庭的束缚，争取婚姻自由到信仰共产主义，替劳苦大众反抗阶级压迫，再到在民族危机中对统治阶级的反叛，逐渐升级到更为高度的反抗。这有力地展现了一个女知识分子走向革命道路、成为坚定的共产党员的光辉历程。林道静的反抗既是个体的行为，又是群体革命力量的体现，具有民族史诗意义。而激荡着革命的青春，才是践行时代使命与实现价值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追求理想与精神信仰并奔放着的青春”，就是透过历史的缝隙，力求探究获得精神支柱和信仰支撑的青春。知识分子迸发出激进的革命意志与精神，支撑他们为了广大劳动人民、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乃至人类的事业而担当。
《青春之歌》聚焦知识分子参与革命进程，塑造了知识分子群体形象，不仅反映了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年代，知识分子的觉醒和分化，也诠释了知识分子介入社会现实的本土实践，在狂飙突进的年代，他们不仅参与革命，也体现出了多重身份的重合与激进的革命意志。这部明显带有十七年印迹的电影，高蹈着革命激情，主调是政治性的、无产阶级的、宣扬马克思主义的。诸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这些属于20世纪30年代的声音，是知识分子青春与革命的撞击，也是中华民族的心声。走在时代前列的民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是中国最先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实践者，他们以一腔热血救亡图存、敢为天下先，为广大无产阶级受难大众谋幸福，以青春以生命谱写了中国大地热血儿女拯救时代拯救中华民族的心曲。电影《青春之歌》無疑是革命经典的代表作，具有不可磨灭的精神内涵和艺术魅力，激励我们为了美丽中国梦，奏响新时代自我革命的青春之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