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汝纶对严复翻译《原富》的“个人赞助”

欧梦越

一、引言

安德鲁·勒菲弗尔（ Andre Lefe-vere）认为“赞助人”（patron）指那些“足以促进或窒息文学的阅读、书写或重写的力量（包括人和机构）”“他们协调文学系统跟其他系统之间的关系，从而构成一个社会或文化”[1]。严复的翻译要想获得更大的认同和成功，必须借助强有力的赞助人，幫助自己建立合法性地位及文化话语权。[2]借鉴勒菲弗尔“赞助人”理论，论述赞助人对严译《原富》的独特作用与影响，是一种还原研究。《原富》出版后，供不应求，多次再版。《原富》翻译的成功，首先源自严复的个人努力，同时也与各“赞助人”的有力赞助密不可分。目前已有刘余梅、闫亮亮、朱健平等学者将严复翻译与“赞助人”理论相结合，探讨《天演论》和《社会通诠》的“赞助人”。[3-4]遗憾的是，尚无系统论述《原富》“赞助人”的专题论文，王宏志、沈寂、梁义群、刘重焘、皮后锋、沈国威等学者皆论及《原富》翻译，为本文的进一步探讨奠定基础。[5-10]“赞助人”包括“个人赞助”和“机构赞助”，张元济和吴汝纶是严译《原富》的重要赞助人。限于篇幅，本文专门论述吴汝纶对严译《原富》的“个人赞助”，力求通过还原《原富》翻译和出版的具体过程，考察严复与“赞助人”吴汝纶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赞助人”吴汝纶修改校正严译《原富》的具体过程还原

严复倾慕、敬重吴汝纶，并主动结交。光绪二十三年（1897），吴汝纶首次收到严复寄来的《天演论》译稿，读而奇之，赞不绝口，立即致书严复，大加鼓励。严复在翻译实践中也虚心求教，二人书信往来频繁。严复恳请吴汝纶为《天演论》作序，吴汝纶欣然接受。[II]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1898年6月10日），严复在《天演论》 “译例言”中表达了对吴汝纶的感激：
“迨书成，吴丈挚甫见而好之，斧落徽引，匡益实多。”[12]1323《天演论》出版后，吴汝纶到处誉扬，宣传推广，他对《天演论》的赞助是多方面的。严复翻译一直得到吴汝纶的鼎力支持，光绪二十九年（ 1903），严译《群学肄言》“译余赘语”深情怀念吴汝纶：“不佞往者每译脱稿，即以示桐城吴先生，老眼无花，一读即窥深处。盖不徒斧落徽引，受裨益于文字间也。故书成必求其读，读已必求其序。”[12] 126 - 127

光绪二十三年（1897），严复始译亚当·斯密（ Adam Smith） An im—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Wealth of Nation（《国富论》，严译名为《原富》），至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1901年1月30日），全书翻译完毕。[8]94-96前后历经五年之久。《原富》翻译同样得到吴汝纶的全力赞助。光绪二十四年（1898），严复译出《原富》（时名《计学》）一册，当即致书吴汝纶，并奉送译稿，请他审读评定。二月二十八日（3月20日），吴汝纶《答严几道》日：“斯密氏《计学》稿一册，敬读一过，望速成之。‘计学名义至雅驯，又得实，吾无间然。”[13]（三）175他对严复译名“计学”大加赞赏，希望严复早日译毕面世。吴汝纶是最早阅读《原富》译稿者之一，最能理解严复翻译《原富》的用心。

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七日（1898年8月23日），吴汝纶《答严几道》日：“执事雄笔，真足状难显之情，又时时纠其违失，其言皆与时局痛下针砭，无空发之议，此真济世之奇构。”盛赞严复为翻译高手，为斯密知音和功臣。又说：“执事虚怀谦挹，勤勤下问，不自满假，某识浅，于计学尤为祷昧，无以卯测渊懿，徒以期待至厚，不敢过自疏外，谨就愚心所识一孔之明，记之书眉，以供采择。其甘苦得失，则惟作者自喻，非他人所能从旁附益也。”[13]（三）他自谦没有能力修改严复译稿，但努力贡献一孔之见，“记之书眉，以供采择”。

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卅日（ 1899年3月1 1日），吴汝纶《答严几道》日：“惠示并新译《计学》四册。斯密氏此书，洵能穷极事理，镌刻物态，得我公雄笔为之追幽凿险、抉摘奥赜，真足达难显之情，今世盖无能与我公上下追逐者也。谨力疾拜读一过，于此书深微，未敢云有少得，所妄加检校者，不过字句间眇小得失，又止一人之私见，徒以我公数数致书属为勘校，不敢稍涉世俗，上负捶诿高谊，知无当于万一也，独恐不参谬见，反令公意不快尔。”[13]（三）231吴汝纶称赞严复翻译是“雄笔”，举世无双。信中，他自叹衰老健忘：“某近益老钝，手蹇眼滞，朝记暮忘，竟谆谆若八九十，心则久成废井，无可自力。”最后说：“元著四册奉缴。”[13]（三）231吴汝纶在身心不佳的状态下，仍不负严复高谊，认真检校，精神可嘉。

吴汝纶十分欣赏严译《原富》，在家阅读校订前四册译稿时，特意“抄其切要者”，共一万多字，今存《桐城吴先生日记》上卷《西学》第九中，见《吴汝纶全集》第四册第624-643页。其中多处引用严复按语，标以“严幼陵云”。最后一段日：“严幼陵译亚丹·斯密所著富国书，名之日《计学》，此所译前四册，属为校订，抄其切要者于右。其凡例言国计盈肭四事：一日致力之巧拙，二日出货之疾徐，三日生财之众寡，四日执业之损益……”[13]（四）643

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七日（ 1899年3月18日），严复再次致函吴汝纶，恳请校阅修改。二月二十三日（4月3日），吴汝纶复函，《答严几道》日：“得二月七日惠示，以校读尊著《计学》，往往妄贡疑议，诚知无当万一，乃来书反复齿及，若开之使继续妄言，诚谦挹不自满假之盛心，折节下问以受尽言，然适形下走之盲陋不自量，益增惭恧。”[13]（三）234他自谦“妄贡疑议，诚知无当万一”，感激严复反复来书。信中，吴汝纶回答了严复关于语言雅俗和文体选择的困惑，称：“来示谓：行文欲求尔雅，有不可阑入之字，改窜则失真，因仍则伤洁，此诚难事。鄙意：与其伤洁，毋宁失真。凡琐屑不足道之事不记何伤！若名之为文，而俚俗鄙浅，荐绅所不道，此则昔之知言者无不悬为戒律，曾氏所谓‘辞气远鄙也。”也（三）234吴汝纶坚持认为“与其伤洁，毋宁失真”，反对“俚俗鄙浅”，对严译文字的雅驯颇为欣赏。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1900年1月29日），严复《与吴汝纶书》日：“《原富》拙稿，新者近又成四五册，惟文字则愈益芜蔓，殆有欲罢不能之意，以口口之雅，乃累先生念之，岂胜惶悚。”[12]522他向吴汝纶汇报《原富》翻译进展，称译文“愈益芜蔓”，渴望得到吴汝纶指点，同时感谢吴汝纶为他翻译《原富》而操心。又说：“复于文章一道，心知好之，虽甘食耆色之殷，殆无以过。不幸晚学无师，致过壮无成。虽蒙先生奖诱拂拭，而如精力既衰何，假令早遘十年，岂止如此？”[12]522-523严复信中还向吴汝纶禀报：“《原富》未译者尚余五分之一，不以作辍间之，夏间当可蒇事。”[12]523

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日（ 1900年3月2日），严复《与张元济书》中再度通报《原富》翻译进度，谈道：“又因文字芜秽，每初脱稿时，常寄保阳（按：保定曾名保阳郡），乞吴先生挚甫一为扬推，往往往返需时。如此则译业虽毕，亦须两月许方能斟酌尽善。甚矣，一书之成之不易也。”严复向张元济说明，《原富》译稿需要寄给时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的吴汝纶校正修改，因此不能马上定稿。他又说：“近者吴丈挚甫亦谓‘海外计学无逾本书，以拙译为用笔精悍，独能发明奥赜之趣，光怪奇伟之气，决当逾久而不沉没，虽今人不知此书，而南方公学肯为印行，则将来盛行之嚆矢云。”[12]-537-538严复引用吴汝纶对《原富》译稿的赞扬，无异于凭借权威为自己做广告，意在说明张元济和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原富》乃明智之举。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日（1901年4月20日），吴汝纶得知严复在上海，致函严复，《答严几道》日：“乱后不得我公消息，后晤吕君止，略悉动定。昨阅《中外日报》，知先生近开名学会，想见达人自我兼怀济物之盛，心跂 佩无量。”真诚系念严复安危。继而谈及《原富》：“前由盛宗承电属杨濂甫观察，索取卢木斋所存《计学》稿本五册，适木斋在都下，当经走使赴开平取书，还都交濂甫转呈，计已达到。此数册汝纶未及读，亦一憾事，但望速印公同好，下走得卒业，幸甚，幸甚！”『14]178因未来得及将《计学》稿本五册通读一遍，吴汝纶致以歉意，建议严复设法早日出版。

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1901年6月1 1日），严复《与张元济书》中谈及《原富》译稿五册已交至吴汝纶修改：“《原富》拙稿，未经交文报局寄南。顷得吕君止先生来书，始言经交敝同乡邓太守带去。盖君止人都时，木斋将此稿五册付之挚甫，而是时适邓人都，闻旁人言其人不久即将南归，君止遂属挚甫将稿检交此人，不图遂尔浮湛至今也……一稿之烦如此，真令人生厌也。刻吴、卢两处均有信去，即今果尔浮沉，当另鈔寄，不致中断矣。”[12]540此时， 《原富》书稿已毕，托人转交吴汝纶，迟迟未达，严复十分忧虑。

约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1901年7月12日）之前，严复《与张元济书》（无具体日期），显示稿件安然，他“喜极欲涕”：

则《原富》原稿五册由吴挚甫处已寄到。其稿所以迟迟者，缘始杨濂甫接盛丞电索，适挚父在幕，知其事，又适卢木斋在都，因嘱木斋迅往唐山取书到京，卢即照办;及书到京，由挚交濂甫嘱速寄沪，濂甫忘之，久阁，寻挚又得书，乃往濂处取回，而于晦若又取去，读久不还;四月初，弟又以书向挚问浮沉，挚始于前月之望，向于斋头取寄津，此辗转迟阁之实在情形也。顾浦珠、赵璧究竟复还，安知非鬼物守护，转以迟寄而得无恙耶？走自怜心血，不禁对之喜极欲涕也。今保险寄去，兄知此意，书到勿忘早覆也。[12]541

吴汝纶审阅、修改《原富》译稿五册，复寄予张元济出版，可谓一波三折。他以年迈之躯，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校阅《原富》译稿。《原富》翻译过程中，严复与吴汝纶的互动多属于翻译专业本身的字词推敲和技术性问题，偶尔也表达个人观点。

三、严复恳请吴汝纶作《<原富）序》的过程还原及吴汝纶对《原富》翻译的评价

严复与吴汝纶的往返信函可真实还原严复恳请吴汝纶撰写《（原富）序》的过程。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1900年1月29日），严复《与吴汝纶书》日：
“而成书后，一序又非大笔莫谁属矣，先生其勿辞。”[12]524严复坚持请吴汝纶作序，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1901年6月4日），吴汝纶回信婉拒。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1901年9月2日），严复《与张元济书》中谈及《原富》相关者二事，一是抽分，二是托吴汝纶写序：“《原富》之本传、译例均已脱稿，寄往保定多日，交挚甫斟酌，并乞其一序，至今未得回音，正在悬盼，顷拟信催，俟寄来即当奉上。渠前书颇言，欲见全书，始肯下笔;如五部均已刷印，即寄一二分见赐，以便转寄与此老，何如？”[12]545此时，吴汝纶仍未动笔写序。严复致信张元济通报情况，称吴汝纶要求见到全书，才肯下笔。

约光绪二十七年八月（1901年9月），严复《与吴汝纶书》日：“数日前曾邮一书，并拙作《斯密亚丹学案》，想经霁照。昨有友赴保（定），托其带呈甲部两册，兹复呈上‘译例言十五条，敬求削政。此二件并序，皆南洋译局所待汇刻成书者，即望加墨赐寄，勿责促逼也。此序非先生莫能为者。惑者以拙著而有所触发，得蒙速藻，则尤幸矣！”[12] 524《原富》全书译毕，一切就绪，严复再次敦促吴汝纶写序，辞情恳切，称“此序非先生莫能为”，但吴汝纶还是推却，迟迟未动笔。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日（ 1901年10月11日），严复《与张元济书》中称：“《原富》之本传、译例均已脱稿，寄往保定多日。”：[12]545说明《原富》已脱稿，寄给仍在保定莲池书院的吴汝纶校正，包括写序。

直至约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1901年12月），吴汝纶终于勉力写出《（原富）序》。他高度评价严复的良苦用意，指出：“今国家方修新政，而苦财赂衰耗。说者谓：五洲万国，我为最，是贫非吾患也。而严子之书适成于是时，此斯密氏言利书也。顾时若不满于商，要非吾国抑商之说，故表而辨明之。世之君子，傥有取于西国计学家之言乎，则斯密氏之说具在。傥有取于中国之旧闻乎，则下走所陈，尚几通人财，幸焉。”[12]524吴汝纶与严复深刻认识到计学关系国家命运和文明兴衰。[5]吴汝纶晚年接受自由经济新理念，高度评价、郑重推介《原富》，体现了对民族命运的关切。

光绪二十七年“除夕前二”即十二月二十七日（1902年2月5日），严复《与张元济书》说：“人来访我，言次必索《原富》。月初已将吴序寄将，想已接到;颇望此书早日出版，于开河时以二三十部寄复，将以为禽犊之献也。”[12]546此时，吴汝纶的序文已寄至张元济手上，只待出版。

严复屡次恳请吴汝纶作序，甚至有点强人所难，可见吴汝纶及其序文在严复心目中的分量。权威作序极有广告效应，对严复而言，执意请吴汝纶作序，既有与吴汝纶学术理念上的共鸣，也有希望凭借吴汝纶的影响力抬高译作身价的目的。与主动、积极赞助严译《天演论》不同，吴汝纶对《原富》的赞助则显得被动，从一定程度上而言.是被严复不断敦促而成的。吴汝纶屡次推却，有年事已高而精力不济的生理原因，也有《原富》翻译过于专业，恐自己因外行而难以准确把握原著精髓的原因，他享有盛誉，怜惜羽毛，担心修改有误而形象受损。不过，吴汝纶最后还是勉力接受，认真写序。他对严译《原富》完全是出于非功利性的道义上的赞助，与个人利益无关。吴汝纶是桐城派后学的领袖人物，又与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主要成员关系密切，人脉资源丰富，他所属的两大朋友圈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当时政治、学术和文章的话语权。严复非科举正途出身，在当时被视为“另类”，加之学术思想的西化和文章写作的不够成熟，很难得到主流学界和文坛的承认。有了吴汝纶的认可和赞誉，严复“边缘人知识分子的认同危机”[6]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改观，并进而赢得精英阶层的接纳和欢迎，吴汝纶为严复译著增添了另一层重要的赞助筹码。

四、结语

《原富》翻译是《天演论》翻译的延续，吴汝纶对《原富》的赞助，也是对《天演论》赞助的延续。对《天演论》翻译的赞助，实际上成为《原富》翻译的间接赞助，因为严复已将吴汝纶先前具有指导性、建设性的意见吸收到《原富》翻译之中。本文具体呈现吴汝纶受严复反复请求，竭力精心修改《原富》译稿并作序誉扬、推介的详细过程，是一种历史还原。严复尊敬、信赖吴汝纶，感念知遇之恩，《原富》翻译过程中，他一直主动寻求吴汝纶的帮助，并得到他的鼎力支持。吴汝纶兼具导师、长辈、挚友、编辑、批评家、读者六重角色，十分赏识严复，他是第一个通读、校订《原富》手稿的重要赞助人，不仅高度评价严复翻译，还大力宣传表彰，推动《原富》的出版和有效传播。因此，他对严译《原富》的赞助是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二人过从甚密，频繁切磋，形成良性互动。吴汝纶不顾年迈体衰，修改、校正《原富》译稿，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原富》的出色翻译和成功出版是二人的协力之作。《原富》译著的著作权人只是严复一人，如果按照清末民初通行译著的著作权署名方式，《原富》署名若加上“吴汝纶校订”，也是合情合理的，《天演论》署名亦可如此看待。但吴汝纶不求名利，甘当幕后英雄，其“个人赞助”行为纯洁高尚，可敬可佩。张元济也是严译《原富》重要赞助人之一。作为具有战略眼光和前瞻意识的出版家，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时，张元济全力推介、出版《原富》一书，对严复，他几乎有求必应，二人形成了互動、互惠、互赢的友好合作关系。张元济的角色既属于“个人赞助”，又代表南洋公学译书院的“机构赞助”，若没有张元济的有力赞助，《原富》的成功出版和广泛影响也是很难想象的。吴汝纶的赞助完全是出于翻译专业本身的“个人赞助”，更是一种道义上的赞助，出于历史和现实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站在学术、文化、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张元济也颇具文化情怀，但作为出版家，更多时候则是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思考问题，二人的赞助角色区别明显。除此以外， 《原富》还有一个特殊的“赞助人”——梁启超，他与严复互为知音。不同于张元济、吴汝纶，二人属于畏友和竞争关系。梁启超同时起到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及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绍介新著（原富）》一文，十分赞赏《原富》翻译，同时又批评严复译笔“太务渊雅”，不够通俗;而严复以知识精英作为既定读者群，他在《与梁启超书》中坚持认为《原富》译笔“非务渊雅也，务其是耳”。吴汝纶坚持语言雅洁的观点成为严复反驳梁启超的理论武器。通过吴汝纶等“赞助人”的支持，严复译著赢得近代中国知识精英的尊重，建立了新的文化权力，并最终在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贡献独特而不可泯灭的历史功绩。

注释

[l]详细论述见Andre Lefevere，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of Literary Frame，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1992， pp. 13-40.

[2]相关论述参见王宏志.权力与翻译：晚清翻译活动赞助人的考察[A].王宏志.翻译与文学之间[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44-82.

[3]刘余梅.严复译本《社会通诠》赞助人因素的考察[D].贵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4]闫亮亮，朱健平.吴汝纶对严复翻译《天演论》的意识形态赞助[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3 （2）：76-82.

[5]王宏志.翻译与政治：有关严复的翻译的几个问题[A].王宏志.文学与政治之间——鲁迅·新月·文学史[C].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403-418.

[6]沈寂.吴汝纶与严复译著[J].安徽大学学报，2006 （4）：110-116.

[7]梁义群.严复与吴汝纶[J].历史档案，1998 （4）：109-114.

[8]刘重焘.严复翻译《原富》之经过[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5（4）：94-96.

[9]皮后锋， 《原富》的翻译与传播：兼与赖建诚教授商榷[J].汉学研究，2000 （1）：309-330.

[10]沈国威.从《天演论》到《原富》：以严复、吴汝纶的书札为素材的考察[A].王宏志.翻译史研究[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190-207.

[II]梁义群《严复与吴汝纶》说：“当《天演论》译稿出版时，吴汝纶自告奋勇地代为作序。”见历史档案，1998（4）.而实际上，是严复主动恳请吴汝纶作序，不是吴汝纶主动作序，更不是“自告奋勇”，也不是“代为作序”。

[12]王栻 主编.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3]吴汝纶.吴汝纶全集[M].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02.

[14]贾长华主编.严复与天津[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178.按：此函，吴汝纶撰，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吴汝纶全集》第三册《尺牍》未收录，王栻 主编《严复集》附录三《师友来函》收录吴汝纶致严复书八通，亦未收录。

[15]赖建诚.亚当·斯密与严复[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康子兴.《原富》三味[J].读书，2015（7）：93-101.

[16]章清.学术与社会：近代中国“社会重心”的转移与读书人新的角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53-71.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责任编辑克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