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在古代社会知识和权力间的枢纽作用
时间：2020-11-15 20:01:5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郭立臣
摘 要：本文从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出发，审视了科举制作为联系权力和知识的纽带作用。在科举制的帮助下，古代中国将知识和权力融合，进而构建出稳定的知识—权力体系。清朝末年，儒学在和西方科学的争夺中失败，既是古代中国知识的失败，也是封建权力的失败。
关键词：科举制;儒家文化;权力—知识;福柯
科举制度和知识、文化的联系，不少学者已经有过论述。干春松将科举制视为儒家文化和封建意识形态的纽带。[1-2]桑兵从科举制度、教育制度的演变来审视清朝末年中西文化的较量。[3]苏鹏从制度文化倒逼制度发展的视角重新梳理了从察举制到九品中正制最后发展到科举制的历史脉络。[4]刘海峰梳理了科场的经术文学之争和其后科举考试内容的变化，这些变化推进了儒学的发展和广泛传播。[5]张雪蓉指出科举制的废除，削弱了经学教育的地位，破坏了官员选拔的有效机制，使传统的儒家经典的教育内容和它的传达载体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严重影响了儒家价值观的传承。[6]其他一些讨论科举制作用的论文中也提到科举制对文化、知识的影响，在此不一一指出。以上学者从史料中发现了科举制和文化的相关关系，并对这组关系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思考，但大多数文章止于此，没有深挖科举制背后的权力动因。本文试图从权力和知识关系的视角审视科举制。
一、 权力与知识
科学知识被认为是客观实在的正确表象，可以通过实验证据或逻辑推演得到证明或辩护。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知识被看做是确定无疑、普遍的。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理性，通过正确的方法获得知识，新的理论不断取代旧的理论，知识也在这一过程中积累进步。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库恩、玛丽·赫西等人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判，也波及到传统上对知识的看法。他们注意到不同的科学共同体之间有不同的范式（信念、价值标准、技术等），共同体之间相互斗争，毫不妥协，科学似乎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和宣传的事物。同时，他们也注意到科学日益发展成压制、异化人性的怪物。
权力作为政治学的一个核心概念，对其概念的争论未曾停止。及至福柯，他归纳了近代以来对权力的争论，认为近代以来有两种主要的权力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模式和乏力主义法权模式，二者虽然有所差异，但归结起来都是一种经济主义的权力观。对经济角度解释权力的不满足催生出了两种对权力的非经济分析“一个说权力的机制是压抑。为了简单起见，我想把这称为赖希命题。另一个命题认为权力关系的基础是势力的敌对行动。同样为方便起见，我把它称为尼采命题”[7]二者实质上都是关于权力的支配—压抑模式。福柯对这两种对权力的解读都不满意，福柯认为权力最关键的问题不是“权力由谁掌握”，而是权力是如何发生的。福柯提出了“规训性权力”来回答这一问题。所谓规训性权力，是对人的肉体、姿势和行为的精心操纵的权力技术，通过诸如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检查等等手段来训练个人，制造出只能按照一定的规范去行动的驯服的肉体。在这种权力机制下，暴力、财力、甚至意识形态都不是其运作的动力，通过规范化的管理、监视、检查就可以让人按某种模式行事。
当知识的客观性受到质疑，知识对人的异化被发现，权力被从规训的视角审视时，权力和知识就很自然的走到一起。尼采首先把知识和权力联系起来，他认为知识是权力间相互斗争的产物。福柯继承发展了尼采的思想，他认为知识和权力是相互蕴含的关系：如果相关联的知识领域尚且没有建立起来，那么根本就不会存在相应的权力关系;同样，任何知识的形成都预设了特定的权力关系。权力和知识既不是同一个东西，也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而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8]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1905年废除科举（甚至之后的一段时间），儒学作为古代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达两千多年，在塑造古人行为方面有巨大的作用。诚然，福柯规训性权力是在现代社会国家对社会监控日益紧密的背景下提出的，中国古代社会远没有这样的监控能力，但在知识分子群体上，权力的作用似乎十分明显，科举制就是其中重要的制度。
二、 英雄入彀要背书
中国自古就有贤能政治的传统，选贤举能是理想的选举方式。国家需要从掌握知识的人种吸收进行统治的人才。
汉武帝设立察举制度，“贤良”和“孝廉”作为做官的标准。但在实行中“举贤良”更受重视，汉武帝后来曾下令治罪不积极举孝廉的人，“孝廉”的标准逐渐受到重视，其中又以“孝”为重。这与儒学的主张相一致，以孝治国也与秦朝严刑峻法形成鲜明对比，表现出社会新的价值取向。然而察举制到了后期失去了引导作用，察举的权力被世家大族控制，出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现象。这种情况下，儒学也很难在社会普及。
魏晋时期推行的九品中正制试图对人才的家世、德、才进行客观评价，以之为依据授予官职，最后却被世家大族控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虽然儒学早就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但在魏晋到隋唐期间却是玄学和佛教大发展的时期，国家权力无法让官方知识成为全国人民的信仰，并使之成为规训的力量。究其原因，是选举制度标准过于主观，权力的载体——官职事实上被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控制，家族的标准——血缘，取代知识与权力融合。
唐宋两朝，在科举取士应以经术为重还是文学为重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经术是指统治者用来修齐治平的儒家经典学说;文学指的是写出漂亮的文章。北宋时期，范仲淹就开始了对经术和文章的改革，在主持庆历兴学时将诗赋放在经义之下，在庆历新政中规定进士科三场考试次序为：试策、试论、诗赋。到王安石变法时，明经、诸科罢去，只保留进士一科。“改革后的进士科考试停罢了诗赋、帖经、墨义等考试项目，命士人在《易》、《诗》、《書》、《周礼》、《礼记》中各专治一经，并兼习《论语》、《孟子》。此次考试内容和方法的改革，突出了经义、策、论在取士中的作用。”[9]王安石变法之后，经术和文学的争论仍未平息，到了元代恢复科举后才正式宣告结束。元朝沿用了南宋后期的考试思路，程朱理学作为文教政策的主导思想，朱熹的《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成为官方教材。
经术和文学的争论是政事能力和文采能力的侧重的问题，除了玄宗和北宋初年，大部分时间里科举考试都是试图平衡经术和文学。但在经术战胜文学的过程中，我们似乎能看到在科举考试中灵光一现的天才文采越来越不重要，这一方面固然是官僚体系理性化的需要，在另一方面，对文学的评判与对德行的评判从本质上说都是更倾向于主观判断，在选官的过程中越多的主观判断，越不利于国家权力对知识分子的控制。事实上，虽然科举制抑制了产生门阀、世家，但在唐朝，由“温卷”、门生产生的文人团体也足够统治者警惕的了。随着选举制度中主观标准越来越少，國家权力和知识的融合也越来越快。
三、 自古华山一条路，登临犹比上天难
科举制将知识和权力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对谁都是无法抗拒的。科举制消灭了世袭贵族，一个家族要维持长久的荣耀就只有通过不断有人能考取功名。即使只考取秀才，就能在徭役上获得减免。“他们家庭的经济前景依赖于他们能否获得功名和官职，而这只有国家才能给予他们。”[10]此外，古代的基层治理主要靠士绅阶层，而士绅主要有退休回乡的官员和没有考取功名的读书人组成。不论是经济还是社会地位，读书都能带来极大的收益。
王安石改革后，只设进士一科，考试内容主要是王安石撰写的《三经新义》;元朝经义考试内容从四书中选取，需要以朱氏章句集注的标准回答;明朝乡试内容《四书》、《诗》、《易》、《书》、《春秋》、《礼记》，回答都要按照规定参考书的解读，且以八股文作答。清朝以四书五经作为考试内容，规定参考书，八股文作答。科举考试的内容甚至答题格式逐渐被定死，评判的标准达到最大程度的客观化，全国的人要想出人头地也只有科举这一条正途。这种儒家和权力的密切联系和选举制度的单一化，“导致教育制度和取士制度的合一化倾向”，官方和民间的教育体系都以科举为唯一趋向，从任何一位有考试意愿的人开始，科举考试的内容就开始在同化他的思想，也使他开始认同科举考试的合法性和向科举考试倡导的主流政治价值观靠拢。全国范围内的“读经运动”让儒家的价值体系潜移默化的影响读书人，读书人形成了有共同价值基础、价值目标的共同体。“他们源自地方，即便是在某个似乎为世人遗忘的桃花源，但因为识字，因为阅读，因为雅言或官话，在政治文化人生的理想和追求层面，在达则兼济天下的意义上，他们已经属于了这个日久弥新的政治和文化中国; 当然，还是可能因穷而独善其身，但他们的思想情感的归宿已无法退回去了。”[11]位卑未敢忘忧国，读书人会认为他们对国家有着相同的责任，这份责任不因他们处于庙堂或者江湖有所区别。这些思想、行为模式，都是科举制下，大家读着同样的书，受相同的思想熏陶形成的。同样，如果士人群体中有人违反这种共同的行为模式，甚至不需要国家有所行动，士人群体内部早就对其口诛笔伐，与其势不两立。就这样，福柯口中的通过规范化的管理、监视、检查就可以运作的规训性权力体系在中国得以建立。
四、 知识的失败，权力的失败
清朝末年，当西方用船坚炮利打开中国国门后，封建秩序面对艰巨的挑战，同样面临挑战的也有作为权力另一面的知识。
通过科举制联系起来儒学和权力，实质是通过权力规定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知识，儒学是作为被规定的知识与权力联系。中国的知识面对西方的知识——以理性为基础的科学节节败退，中国知识的危机也是清朝权力的危机。清朝知识分子试图通过“体”“用”的区分把西方科学融入中国知识体系，政府也兴办学堂，培养新式人才。清政府做出的这些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
封建中国通过科举制建立的权力—知识体系，是在通向权力只有读书一条路的基础上构建的。清朝末年，为支付高昂的战争赔款，卖官鬻爵现象十分严重，做官的通路除了读书还多了花钱一条，这就让一直以来被压制的商人的地位得以提高。虽然中国商人受到儒学的影响（从买官的行为就可看出），但与士的价值追求是有区别的。另一方面，学习西学也不是单单为了做官，潜心学术、兴办实业都是可以选择的路，优秀人才分流形成新的社会力量。专供儒学和权力联系的科举制越发不合时宜。科举制废除后，封建社会的权力和它定义的知识失去联系，作为知识的儒学衰落，士阶层或消亡或转变为掌握西方科学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掌握着与儒学不同的知识，它们需要构建属于自己的权力关系，封建制度随之崩溃。
[参考文献]
[1]干春松.知识与权力的互动：科举制度与儒家的制度化建构[J].社会科学，2011（06）：115-121.
[2]干春松.科举制的衰落和制度化儒家的解体[J].中国社会科学，2002（02）：107-117+207.
[3]桑兵.科举、学校到学堂与中西学之争[J].学术研究，2012（03）：81-96.
[4]苏鹏.科举对传统制度文化的自觉革新[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2）：85-88.
[5]刘海峰.科举制与儒学的传承繁衍[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9（01）：7-13.
[6]张雪蓉.试论科举制的废止与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的命运[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8（12）：18-21.
[7][法]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8]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页。
[9]刘海峰.科举制与儒学的传承繁衍[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9（01）：7-13.
[10]孔飞力.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45
[11]苏力.精英政治与政治参与[J].中国法学，2013（05）：77-92.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