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花生”家族史“牧马人”救赎说
时间：2020-11-28 04:10:1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沙蓬
读今年第4期《台声》吕凤显的追思文章，得知许燕吉大姐走了。这位“落花生的女儿”，在81岁生日那天落下了自己的人生大幕。作者概括许大姐是“悲喜人生”，图片上许大姐正拿着话筒讲话，“笑容始终慈祥而率真”。而我心中却充满苦涩，我欠许大姐一个采访录，一份心债，虽然只有我自己知道——
那是11年前，作为《台声》杂志记者的我去西安，主要是参加清明节黄帝陵祭祖活动，顺便想采访几位陕西的台胞。吴庆洲会长向我推荐了周苓仲，说他是许地山的儿子，一生遭遇堪比“牧马人”。在吴会长的安排下，我顺利采访到他。那年，周老72岁，精神极好，侃侃而谈两个多小时，竞不知疲倦。
从周老口中，我了解到他妹妹许燕吉的一些情况，周老曾建议我采访她，出于曾经共有的遭遇，我自己也暗自作了这样的盘算。但造化弄人，我不但没能到南京采访许大姐，就是当时采访周老的录音，初步整理后竟然也来不及发表，就调动了工作，那档子事就搁下了。
2011年，我随台湾抗日志士亲属协进会参访团拜谒黄帝陵，途经西安时，陕西省台联宴请台湾客人，周苓仲先生因与该团团长林光辉（雾峰林家的后代）有姻亲而作陪。我与周老有幸又见了一面。8年过去，年届八旬的周老顾着与故旧叙家常，并未提及那次的采访，而我心中却有着一份歉疚，毕竟那年的采访没有见刊见报。
读罢吕凤显的文章，我翻箱倒柜找出11年前的采访记录，细细看了一遍，觉得仍有可读性。作为台南望族，许氏家族从许南英到许地山、周俟松，再到许槲新、周苓仲、许燕吉，历时百余年，折射的是中国近现代的一部曲折历史，也是浸泡着中华民族血泪的辛酸史。从饱经风霜的周苓仲口中道来，别有一番滋味。于是，我略加整理，以第一人称尽可能原汁原味地奉献给读者。唯一提请读者留意的是，文中所有涉及的时间均为11年前。
愿以此文偿还欠许燕吉大姐的一份心债，也可略补对周苓仲先生的歉疚。
——作者题记
关于我的祖父许南英
我祖父是清朝的进士，曾在朝里兵部任七品官。我祖父不会做官，人家做官赚钱，我祖父做官赔钱，由于负担不起生活费，所以申请回籍，带衔回台湾（带职下放）。我祖父做过台湾第一任乐局（台南）主持，那里历届的主持都挂像，我祖父的像现在还挂在那里。我祖父还曾受唐景崧之托，协修台湾史志。台南文昌阁里有台湾出身的进士名单，好像共5个，第4个就是我祖父，第5个是汪春源。
甲午战争开始，我祖父因为有兵部的头衔，所以被任命主持团练。后来“台湾民主国”成立，他仍带兵。1895年日本登陆台湾，台湾守不住，大势已去，我祖父被日本人悬赏缉拿，不得已散尽家财，举家回到大陆。
我们祖籍是广东揭阳。先祖是明朝嘉庆年间去的台湾，在台湾应算老户了。刚回来，接受同宗接济。清政府当时有内渡令，台湾的官员一律撤回大陆，清政府还认这个资格。因此，我祖父到官府报到，当了一个县令。清政府规定，本省人不能在本省为官，而且要离边界线300里地。我们是从台湾回来落籍福建的，至于我们家，反正回不了台湾，落在哪里不都是一样？辛亥革命后全家来到龙溪，也就是现在的漳州，祖父又当了民国的县知事。
我祖父后来很穷，为了挣点钱，去印尼给一个张姓侨领写传记。去了以后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船，回不来，结果心情很不好，得病死了。据说是得了痢疾，死后就葬在苏门答腊。
关于我的父亲许地山
《落花生》是我父亲写的散文，文中那些孩子是我父亲那一辈，是我父亲讲他父亲那一辈的事，而且是虚构的。
我父亲是1894年出生的。他18岁离家，到漳州念师范，因为师范不要学费。毕业后有一段到缅甸中华学校教书，后来又回漳州教书，再以后靠基督教会的钱到燕京大学，念了一个文学院、一个宗教学院，直到毕业留校。在宗教学院学的是宗教比较学。我父亲并不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他自己有想法。毕业后留在燕京给周作人当助教。冰心当时也是燕京的学生，我父亲比冰心年级高一些。后来因为与周作人意见相左，就分开了。他靠基督教会的钱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牛津大学修文学。出国前他还发起成立了中国文学研究会，是12个发起人之一。我父亲不喜欢美国，说美国小孩子跟在他屁股后头喊“中国佬，中国佬！”他感觉受到侮辱。到了英国，他做了许多与中国有关的事情，编写过《达衷集》。书中收集的是鸦片战争前英国政府和私人与中国来往搞贸易的一些资料。这些书到中国现代文学馆都能看得到。
后来父亲从国外回到北京，在北大、燕京大学都教过书，任教授。他曾经给斯诺的前夫人讲过课，斯诺前夫人写的信里就曾提到过。1935年我父亲与司徒雷登吵翻了，司徒当时是燕京大学的校长，炒了我父亲的鱿鱼。后来司徒雷登成了美国驻华大使，我妈妈还见过他，他承认当初的决定是错误的。这是后话。
此时，香港大学要聘请一位中国文史学系的教授，培养能为英国服务的中国人。按照英国的教育制度，一个系只能有一个教授，教授就是主持人，剩下的就是资格再高也只能是讲师。当时胡适正在香港讲学，本来想请他，胡适没有答应。后来考虑我父亲既会广东话，又是英国牛津毕业，他们很看重，认为比较合适，就聘了。这边被炒，那边刚好就有一个位置，我父亲也希望能在香港传播中国文化，就带着全家过去了。
关于我们的两个母亲
我父亲的原配林月森，是台湾雾峰林家林朝栋的女儿，林祖密的妹妹，是正夫人所生。林家慕我祖父的声名，很早就将林月森许配给我父亲。后来，林祖密把妹妹从台湾接到大陆后送到漳州，欲与我父亲完婚。
当时，家中刚收到我祖父在印尼病故的消息，我祖母压住，不能发丧。因为按照旧俗，家中有丧事就不能结婚，你把人家姑娘怎么办？我祖母主持，让他们先结婚。然后才发丧。后来我的这位林家妈妈，在上海小产死了，她生了我姐姐许棥新，现在在武汉。
我的母亲周俟松，是湖南湘潭人，与彭德怀是同乡。我的外祖父属新派，与陈叔通他们是一式的人物。我母亲没有兄弟，姐妹7个。由于没有儿子，所以我外祖父立个规矩，女儿有了外孙，第一个要姓周。我父亲和我母亲是自由恋爱，他想得开，说姓什么都是我儿子。我大伯父反对，但没用，他人在漳州。我父亲是在北京结的婚。那是1929年的5月1日，在北京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请的客。1930年，我在北京协和医院出生，随了母姓。我母亲生我的那个病房，冰心也在那个病房生了她的老大，大我不到两个月。后来陈植先生（建筑专家。早年留学美国，在著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与梁思成、林徽因同学——编者）的儿子也在那里出生。我父母与他们都认识。
1933年，我父亲到广州中山大学讲学，趁这时回过一次台湾，也是唯一的一次。关于早年的我和姐姐妹妹
去香港那年，我4岁，妹妹许燕吉2岁，姐姐没有跟着去。把姐姐托付给三伯父。三伯父是学画画的，当时还没有结婚。父亲出国时就曾把姐姐托给他，等我父亲回来时她竟然认不得父亲。
三伯父后来结婚了。我们到香港的第二年姐姐也来了。我和妹妹上的学校，也就是陈方安生那所学校。上到小学六年级，多上了一年。后来读英皇中学、英皇书院，现在也是名牌学校。直到1941年我父亲去世。我父亲去世时才47岁多一点。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我父亲刚去世，日本人占了香港。第三天日本特务就到我家里来找他，他们当时还不知道我父亲已经死了。出于加强统治的目的，需要一些台湾人，想让我父亲给他们办事。我父亲就是活着，也不会答应的。
我父亲8月份去世，母亲9月份就出去教书，教师范生。她是个很刚强的女人，不然也带不出我们。1942年我们回到了湖南，有两个姨在长沙。后来又到了重庆，抗战胜利后又到南京。最后，母亲落籍南京，她很长时间都是一个人在南京。文革后的1979年，因为身边无子女，把我妹妹调回去了。我母亲是1995年去世的。
关于“牧马人”的我
他们说我是“牧马人”，是因为我同牧马人有着大致的经历。其实，牧马人比我强，他有个有钱的老子在海外，就有故事，就可以附会上浪漫情节。我没有这么个老子，所以也没有那么多浪漫的故事。我们这一代人注定命运坎坷，没办法，不可抗拒。
我是在南京考上的大学。1953年离开南京的学校，分到西北大学，到了陕西。当时叫西北行政委员会。撤销后又到了陕西农林厅，做机关行政5年。后来被下放到内潭种马场，一干就是22年。我下放到马场是接受劳动改造的，当工人，还因为宗教信仰问题被判了两年管制。
我们那儿是农村，很闭塞，还都不太懂外边的事情，这也帮了我，所以没有牵扯什么其他的问题。我在马场本身是工人，但周围都是农民，都很熟。我在马场里有人缘，农民对我很好。他们不看你戴过什么政治帽子，看的是你能不能干，肯不肯干，有没有知识。农民很同情我。
关于我和姐姐妹妹的婚事
我们姐妹好像都和右派“有缘”，3个人无一幸免。
我姐姐没有幸免是因为我姐夫。我姐夫姓窦，他的父亲是辛亥革命时期驻武昌的新军，辛亥革命之后第一批将军之一。封了将军之后老人家解甲归田。我姐夫把两个妹妹都送到解放区去了，他自己留下来照顾老爷子。后来搬到重庆，与我姐姐结婚。他是学体育的，平时不爱说话。但不爱说话并没妨碍他被打成右派。姐夫是右派，我姐姐就成了右派夫人，所以没有逃脱坎坷的命运。
反右时，我妹妹被打成右派，又扣了个反革命的帽子，把她抓起来，判了5年。刑满释放留在了监狱，后来又下放农村，是河北最穷的农村最穷的队，在新河县。一个刑满释放的孤身女子，日子怎么过？没办法，我就在这边给她找了个丈夫。当时的政治风云激荡，只有找贫下中农才是避风港，不再有什么政治风波，比较稳定。全是为了能活下去。妹夫姓魏，文盲，但头脑很清醒。妹妹嫁到陕西，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生活虽然困苦，但政治上总算安稳下来。现在他们全家都迁到南京去了。她在电视上出现过多少次了。杨澜工作室采访过她。那次从南京一直拍到杨凌，还到西安来采访我。之后河北电视台又用了一部分，那个节目是司马南主持的。我妹妹、我姐姐（在武汉）都出场了。你感兴趣的话可以抽空到南京采访她。
我既然是“黑帮”，就难以成婚，有的是人家不愿意嫁，到后来自己又不愿意连累别人，因此就拖下来了，直到40多岁。
我太太是河北人，是我妹妹介绍的。我妹妹给我介绍，我给她介绍。
她在河北是工人，当时那边也给她压力了，你要是跟周苓仲结婚，永世不得出头。但她不理会，毅然从河北调到陕西，从工业调到了农业，从城里调到了农村。但是她身体不好。
我们这个种马场是半公半农的单位，做冷冻精液。冷源是液体氮，液体氮的温度是零下196度。那时我们刚开始搞，对这些东西认识不够。她在工作中长期接触冷气，日久天长，把关节激成类风湿了。后来越来越严重，成了脑血栓，死于衰竭，是前年9月底过世的。
总体上说，我22年的马场生活是个避风港，马场地处偏僻，斗争“水平”也低一些。监狱也是避风港，我妹妹在监狱里面反而比在外面安全有保障。毕竟在里面还讲个法律，外面也不能随便冲击。这是幸事，也是我们这代人的悲哀。
文革结束后，大的政治形势变了。曾经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当了厅长，先把我调了出来，调到我现在的单位陕西省家畜改良站。到这里以后再平反，恢复干部职务，工资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我太太工作调动的事由于我母亲找到了雷洁琼，雷洁琼跟河北统战部打了招呼，也得到了解决。
后来，1985年我当了陕西省台联的理事，1986年当上了省台联的副会长；
1988年当选省人大代表，1993年又成了省政协的常委；
1998年担任台盟陕西省副主委。
我1991年退休，今年72岁了。我走的是技术级别，是高级畜牧师，这也是退休享受待遇的职务。我女儿没有什么学历，念了职高，原来在南京，我们那口子病了，调回来伺候她妈妈。我如今是一个人生活，身体还不错，这与我搞农有关系，接触大自然，不整天呆在办公室。女儿现在西安城里一家饭店工作。
关于我的台湾行
我父亲有过一次台湾行，我也有过一次台湾行，说来有意思，我的台湾行是从一封回信引起的。
我工作的单位曾经收到台湾耕欣农业公司的宣传广告，意在售卖农产品。我们单位觉得跟他们做买卖没法做，就没当回事。我看是个台湾同胞就提笔回了信，就这样与耕欣的老板联系上了。他是河北唐山人，很小就去了台湾，与我是同行。这以后就一直有书信来往。去年，他两次到陕西，邀请我去台湾，本来是邀请两个人，但台湾只允许一个人，结果去年底我就去了。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好处，不用参加什么会，也不会有那么多应酬。老板开着车拉着我从台北到屏东，沿路他都有熟人关系户。来回用了14天。
我们许家在台南是望族，许家的人无论在台北还是在台南的，都见了。上一辈的都没了，同辈的只有嫂子，晚辈就太多了。要说回家的感觉？唉，难得此行！今生就这一次，五味杂陈。从亲情来说，该去的都去了，该见的也都见了，虽然我祖父、父亲的坟都不在台湾，但毕竟老家在那里。
三句话不离本行，一路上我关心的还是台湾的农业。据我了解，台湾养猪对半利，花一块挣两块，所以家家发大财。但是一旦来了口蹄疫，马上面临灭顶之灾，一头也不能出口。台湾的养牛业发展受条件制约，乳制品也没办法与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竞争。台湾的精致农业搞得很好，任何一样农产品，到了台湾都能长得最大最好。这一方面是台湾人勤劳，另一方面是具有开拓精神。台湾是一个小岛，不开拓就无法生活。现在，已经有不少台湾农民认识到大陆的发展空间和机遇，来大陆发展。如养牛、养鸡、花卉、农业等，他们带来了资金和技术，由于对市场熟悉，知道如何运作，有的还发展得很好。
我认为，一个与大陆对立的台湾绝无繁荣可言，甚至连吃饭都会发生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