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故事,，,应该更具备世界的视野
时间：2021-01-09 04:35:3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叶周曾用笔名叶舟，原籍上海，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会长、资深电视制作人。1989年赴美留学，获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大众传媒系硕士，随后在美国等地任电视导演和制作人，2004年赴澳门任澳亚卫星电视台总编辑、总制作人。出版长篇小说《美国爱情》（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选入南开大学美国华文文学选读《华人的美国梦》，散文集《文脉传承的践行者》（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入藏美国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长篇小说《丁香公寓》（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作者还出版了散文集《地老天荒》、《巴黎盛宴/城市历史中的爱情》等。
张娟：叶周老师，您的创作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文化情怀，特别是很多小说和散文都回顾了五四时期父辈奋斗的历史，在历史的镜像中结合现实思考进行写作。能不能谈谈对您影响比较大的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
叶周：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是五四时期的著名杂志《新青年》发表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这篇小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当时来说，这篇小说具有白话文小说创作的开创性，在小说的语言风格上，摆脱了文言文的束缚，几乎没有不文不白的弊病，十分难能可贵。更重要的是，鲁迅先生以对于社会的深刻批判精神，假借一个狂人之口，讲述了他自己对于那个吃人的社会的犀利批判。鲁迅先生的这篇小说发表时就产生了非常正面的社会影响，不仅从内容上，而且从语言风格和叙述风格上都是独树一帜的。这正是作为海外作家的我所倾慕的，毕竟我们看到的世界处于多元文化交汇之地，而处于这一区域的文化和人物理应有不同凡响的故事，如果我们自己不具备观察世界的独特角度和目光，就会对生活中的许多东西视而不见，轻率地放过了。我们在国内和海外经历了那么多不同的生活，最根本的是要训练自己具备当年鲁迅的目光，敢于突破陈规，具备独树一帜的辨识和评判世界的方法和目光。
张娟：众所周知，自清朝末年开始，中国的第一次移民潮和留学潮就出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先驱们大都具有留学海外的经历，在留学时期他们的文学思想和主张已经初步形成，其文学创作活动也随之展开。五四时期的写作也是一种世界性的写作，很多写作是在日本、东欧、德国等世界文学的背景下进行的。您作为一名海外华文作家，能够谈一下跨文化的交流对您创作的影响吗？
叶周：至今我已在美国居住二十九年，由于职业的关系，接触了不少移民的故事，感悟最深的是，一个移民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如何摆脱现存的社会偏见，克服自身的狭隘和居功自傲的情绪，积极参与社会，发扬自己民族文化的优势，和本土文化交流、融合。
在进入电视行业的初期，我曾拍摄过两部纪录片：一部是《平权法案备忘录》，美国的“排华法案”在1943年被废除了，以后的移民不会再受到该法案的直接困扰。但无形的歧视和不平等对待仍然弥漫在日常生活中。在拍摄该片时，我采访了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校长田长霖，他谈起在大学求学时，给导师做助教，导师习惯称他Chinaman，起初他不知道这是一个羞辱中国人的称呼，就愉快地答应。后来和他相熟的工程师们提醒他，这是白人对华人带蔑视意味的一个称呼，尤其不能让他在学生面前这样叫，田长霖这才恍然大悟。他即刻去找导师交涉，他说：以后请你不要用Chinaman称呼我。教授问：那么我怎么称呼你呢？田长霖说，你可以叫我长霖。教授不悦道：你们中国人的名字这么复杂，我怎么记得住。田长霖坚持道：你可以不叫我的名字，但请不要再叫我Chinaman。由于他的坚持，从此以后教授只好不再用这个侮辱性的称呼，但他也坚持他的原则，不用中文名字称呼田长霖。
田长霖的经历是歧视残余的证明，作为移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境遇，用什么因应之道去对待？消极的自我封闭，退缩在狭隘的华人社区，远离社会并不能使困境有所改善。以正常的交流方式直率表达自己的感受，让对方知道，使对方改變才是积极的因应之道。田长霖是这样做的，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作为一个移民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社会环境敞开心胸，不计前嫌，宽容曾经有的误解，平等交流是十分重要的，让陌生的人了解我们，让漠视我们的人接受我们。
文化有其传承力和影响力，我们虽然客居异乡，但这个异乡是一个文化融合的国度，这是我们的幸运。发扬自己文化的优势，与西方文化互补、交融，这才是人类文化的最高境界。这也是我们这代移民的责任，我是为此感到庆幸的。我能有机会在不同的国度中穿梭行走，在不同的文化族群中扎根下来，身体力行地从事跨文化的交流，这些无疑都增强了我创作上的独特体验。刚才说到的田长霖校长和音乐家谭盾，他们的生命体验也是如此。
在国外工作多年，时常与不同族裔的同事们谈起各自民族的文化。十分有趣的是，聊起这个话题，每个人都会津津乐道。即便自己民族的历史曾有坎坷和波折，可是说起民族的文化，都会充满了自豪。其实在他们眼里的我也是这样，中国的每一点发展和进步都会使身居海外的游子充满兴奋之情。
张娟：每个作家的写作都与自己的童年息息相关，比如五四先驱鲁迅的写作和其幼年成长经历就有很密切的关系，越地文化、家道中落、绍兴民俗等都在他的创作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您的成长经历和您的创作也有密切的关系，能否具体谈一谈？
叶周：我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出生的一代，这个年龄层的人，经历了共和国历史上波澜壮阔的不同时期，对于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任何结果，所经历的人们都不得不亲身承受。我所记述的或许都是个人记忆中的一些小事。几年前，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丁香公寓》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那部小说更接近我的成长经历，因为我在小说中充满情感地陈述的几个生活在公寓中的孩子，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过程，其实就是我自己走过的生命历程。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过，有一次回国期间，走过巴金先生故居，正好对外开放。我推开故居的门，踏上二十二级阶梯来到二楼。我特别强调那里有二十二级台阶，因为我曾经随母亲拜访巴金先生时，在那间书房兼卧室里坐过。站在屋子里我不由得问自己：其实在我成长的年代里，亲眼所见文坛前辈们经受着不同的磨难，但苦难为什么没有阻止我爱上文学，却依然步上了笔耕的道路？我思索着从二楼走回一楼一间狭小的太阳房中，巴金先生曾在屋中的一张小书桌上创作了传世之作《随想录》。我忽然明白，正是前辈们遭遇磨难时，展示的默默承受和人格尊严留给我极其深刻的印象。当社会氛围中阿谀奉承和攻讦陷害弥漫时，他们的沉默和自尊在我年轻的心灵中投上一道永远无法磨灭的光亮，为人有尊严，为文才有品位。这束光在我心中点燃的火苗至今燃烧着，我的文学梦想从此开始。
张娟：五四时期的作家很多都具有跨界的工作和学习经历，比如胡适在哲学、文学、史学等领域均有贡献。鲁迅学的是医学，接受过解剖学的专业训练，他又是一名美术爱好者，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他将欧洲的版画艺术引入中国，发起了“木刻运动”，他的作品中也多配有黑白的版画。闻一多既是一个画家，同时又是诗人、学者。您作为一个海外华文作家，也是同时做着多样工作，您觉得这种跨界的艺术精神是怎样影响您的创作的？
叶周：其实，文学写作始终是我的业余爱好。我大学毕业后，进入电影界，做编辑，做电影策划。到了国外学习电视，硕士毕业后，又投身电视行业二十多年，从电视摄像、剪辑、导播一直做到制作人和总编辑，也客串过主持人。我很幸运，在这个行业中，几乎大部分的职位我都做过。电视这个行业有一种令人着迷的吸引力，因为每天接触的都是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我们看到的世界较常人更为丰富。所以，在电视这个行业中，如果你做一个有心人，你就会有很大收获。
张娟：五四时期风云激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社会改造潮流对中国社会改造产生了深刻影响，不仅激发了中国先进分子积极改造中国乃至世界的信心和责任，也助益了文学的发展。当下的世界局势已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在“大国崛起”的时代，您觉得这个时代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您是如何在这个时代写作自己的“中国故事”的？
叶周：在出版了长篇小说《美国爱情》和《丁香公寓》后，我有意识地将小说的创作转向中篇小说。从事一部长篇的创作十分不易，通常是酝酿成熟后开始写作，然后写写停停，这样漫长的创作周期适合于一些时间性不是太强的题材，但是却极大地限制了我对于当下一些热点问题的参与。为此我更多地进行散文的创作，弥补这方面的缺陷。而我是一个电视制作人，日常接触的都是最炽热的社会事件和议题，我没有理由不发挥职业的优势助力自己的小说创作。
近两年以来，我连续发表了五个中篇小说，一言以概之，与我的职业生涯较紧密。近期的《布达佩斯奇遇》讲述了一个华裔女记者和她女儿在东欧旅游时遇到了中东难民潮的故事。在我的理解中，中国的故事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的疆域内。中国的故事，应该是一个紧紧维系着中国人命运的故事。在国外住久了我们常说，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找得到中国人;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中餐馆，出了国的人比国内的人更爱国。中国人素来是喜欢游走的民族。我去了布达佩斯，才了解到那个平原上的先人来自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所以在世界各地走得多了，我都会较为深入地去想一些问题。其实，中国人的故事应该更具备世界的视野，如果不是这样，我们这些华文作家就枉为自己，浪费了自己海外生活的空间和视野。我所追求的中国人的故事，必然能够体现各种文化跨越与交流的状况，更主要的要体现这种文化交流的痛苦与快感。
张娟：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蔡元培在执掌北大后，提出“兼容并包”的方针，蔡元培、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互相鼓励，学术观点百花齐放，形成了一个有益创作的“朋友圈”。您在写作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支持和鼓励，有沒有朋友或老师给您写作的精神动力？
叶周：钱玄同造访周氏兄弟时，鲁迅在民国政府的教育部挂着闲职，终日生活于苦闷与彷徨之中，靠抄写残碑拓片消磨时光。在这低迷时期，前去访问的钱玄同发现鲁迅案头堆满了古碑抄本，便善意地责怪他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鲁迅环顾闷热的陋室：“中国原本是一个没有门窗的铁屋子。假如这座铁屋子万难破毁，里面又躺着许多熟睡的人们，这些人最终都要被闷死——在不知不觉中，由昏睡转入死亡，谁也感觉不到痛苦和要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声喊叫起来，惊醒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让他们尽管醒来却依旧无可逃脱，让这些人知道痛苦和将死的悲哀，而你又无力拯救他们，这究竟是仁慈，还是残忍？”但是鲁迅终究还是被唤醒了。
而我似乎是从少年时就喜欢写作，当然那时写的东西很幼稚。幸运的是“文革”后，又和父亲的作家朋友们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作家如伶、柯灵、艾明之等都批改过一些我幼稚的稿子，并很认真地给我指导，文学杂志的编辑也给我的投稿提过意见。尽管自己青年时的写作是坎坷的，但后来进入电影行业做了编辑记者，却展现了自己评论方面的一些敏感度，于是，就从电影电视的理论评论开始崭露头角。出了国生活稍安定后，生活有了积淀，重新开始写作。当时，我写了一系列与文坛前辈们交往的散文，也有回忆父亲往事的文章。
张娟：您认为海外华文文学和五四传统有没有联系？您的创作中有没有五四启蒙的精神追求？
叶周：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因人而异。因为，海外华文文学的作家队伍也是各色纷呈，并不是一个整齐规范的团体。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如果说五四启蒙精神对我的影响，似乎远了一点。而更近的更直接地裹挟着我精神成长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化反思。也正是从那一个伟大的思潮中，我投身其中，成就了自我成长。而在那个过程中，我接触到的许多前辈作家，他们都是走在思想反思的前列。他们晚年的著作不仅构筑了当时的思想高峰，并且影响了我等许多后生者的成长。而他们成长的年代正是五四精神广泛传扬的年代，尽管经过近代岁月洗礼，他们从自身潜质中重新唤醒的五四精神的余韵，迈步走在思想反思大潮的前沿。他们的这些思想和言论，对我的写作有根深蒂固的影响，我深刻地理解了一点，做人必须有尊严，文字才会有价值。
张娟：我认为您的创作受到五四一代前辈影响非常大，您能不能谈一谈这一代前辈的文学事业对您创作的内在影响？
叶周：我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启蒙和文化反思潮流记忆犹新。我记得十分清楚，那时尤其是我父辈的这一代作家，他们经历了“文革”苦难，回到正常的工作岗位上。那时我熟悉的前辈作家巴金、周扬、夏衍、陈荒煤、王元化等都在自己的写作中对中国历史上遭遇的人为灾难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们身体力行自己写文章，创办先锋杂志，并且当中年和年轻一代作家在创作上遭遇无端指责和武断批判时，也是他们挺身而出，担当了无惧无畏的思想探索的卫护者，他们的文字和精神无疑深刻影响了我的思想和写作。当年我所熟悉和接触的这些前辈作家，都是五四时期后成长起来的，他们的血液中浸泡着浓烈的五四时期的精神。
张娟：您这一代作家和大陆作家都是接受过五四思潮和新时期思潮影响的，但后来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您认为海外华人作家和大陆作家的区别又是什么？
叶周：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从客观上分析既有局限，也有自由。所谓局限是与两地主流文化的间离，用中文写作，对于英文的主流文坛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同样，其对于中国的主流文坛影响力也是微弱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那些描写海外华人生活的作品，曾经在特定的时期造成轰动，是遇上了方兴未艾的出国潮，这种现象在今后恐怕再难遇到。移民文学作品要再创辉煌，相对于作品在题材上的优势，作品的主题和对人性的开掘深度都变得更为重要。但在不利中的有利条件是，海外华文作家所进行的跨越文化的创作，在观照中、西文化时具备了多角度的立足点，这又和西方主流作家，或是中国本土作家有所不同，这种优势无法取代。
近年来海外华文文学发展显示了一个新的趋势和特点。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奇迹般腾飞，遍布于世界各地的华文作家十分重视与中国本土的交流，他们十分频繁地穿梭于中国和世界各地之间，他们的作品中反映的生活也越来越离不开自己的出生地中国。所以，现在活跃在华文文坛上的中坚力量，他们作品描绘的历史和现实，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移居地的移民生活，他们笔下所体现的是一个广大世界的融合，是东方与西方世界冲突中的生存和发展。他们的视野覆盖中国的近现代历史，覆盖移居地的文化和移民生活，他们作品中提供的思索和艺术形象，体现了一种宏阔的具备世界格局视野的文化的反思，这种反思不仅涵盖海外生活，同样涵盖中国的近现代和现实生活，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