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研究

杨帆

摘 要：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习近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结合我国发展实际做出的伟大判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主要矛盾，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生存性需求;发展性需求

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人的需要具有社会性，不仅关系到人的生存，还关系到人的发展，而动物是出于本能去渴望生理的需求得到满足。

人的需要多种多样，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当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生产的产品只能基本满足人们生存的时候，人們的需求主要表现为“生存性需求”，更侧重于需求的物质性而非精神性。而随着飞速发展的科技带来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发展性需求”就会取代“生存性需求”，这一阶段意味着人们的需求会向多向性和精神性方向转变，表现为人们的需求更侧重于精神化、个性化、多样化，对美好生活的定义就会有更高的标准。人类根据自身的需要而改造自然和客观世界，正是这种实践活动成为推动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的动力[1]。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一、“物质文化需要”向“美好生活需要”转化

我国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高速发展，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原来的“物质文化需要”被“美好生活需要”取代，“美好生活需要”不仅体现在生存需要为主导的经济、文化层面，也指满足人民群众对全方位高质量生活的要求[2]，体现了人民群众的需要在范围与层次这两个维度的提升。

从人民群众需求的范围看，已不满足于物质生活的丰富，看电影、观演出、听音乐会、逛博物馆、泡图书馆等也逐渐成为消费时尚，文娱活动丰富多彩。对包括精神信仰，生态环境，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会保障服务方面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人们对安全问题（如食品药品安全、财产安全、信息安全、社会生活安全等）和环境问题（如社会环境、生态环境等）有了更高的需求。人们希望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精神文明、生态美丽方面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从人民群众需求的层次看，人民的需要不单是数量的叠加，在质量上也有大幅提升。老百姓手上的钱变多了，消费者的需求在升级，原有产品的性能和品质已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生活改善性需求，这一点在吃穿用行上都有体现。在改革开放初期物资匮乏的年代，老百姓餐桌上的主菜是萝卜、大白菜，天天吃地瓜、煎饼作为主食，同样多的菜为了吃的时间更长，家家户户都在腌制咸菜，水果一年吃不上几回，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吃到少量的肉。现在，野味和海鲜进入寻常百姓家，即使是鲍鱼、龙虾，人们想吃了就可以到饭店“撮一顿”，粗粮受到食客青睐，牛奶受到人们的追捧，纯牛奶、酸牛奶、加钙牛奶应有尽有。人们在市场上眼光挑剔：鸡鸭要吃现杀的，鱼虾蟹要吃活蹦乱跳的，更不用说空运来的鲜荔枝，叶子翠绿的鲜桃，自己在农家乐采摘的瓜果蔬菜。饮食追求由解决温饱向营养均衡、吃出健康和品位转变。一到周末或节假日，大小饭店都需要提前订餐，否则一座难求。春节年夜饭在家做的越来越少，都是酒店定制，这样既可以吃到美味佳肴，还省去了自己去做的很多工序。婴幼儿奶粉方面，人们更加关注原料控制，营养添加剂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含量。更多的人选择购买欧盟、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传统乳业生产大国生产的奶粉。出行坐飞机、开私家车等越来越普遍，机动车保有量显著增多，而且与智慧交通系统相辅相成的“新四化”（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共享化）日渐成为汽车消费的新趋势。服饰时装多样化，人们越来越注重衣着，从最初只追求“穿暖”到现在追求“穿好”，开始追求款式、时尚、流行，选择质地、注重做工，甚至追求服装品牌设计师的名气。人们对家用电器的品质要求也越来越高，中国人到国外买电饭煲、马桶盖的现象屡见不鲜。对家用电器的需求也越来越细化，破壁机、洗碗机、除螨仪、垃圾处理器等新产品不断涌现。另外，旅游目的地方面也有很大的变化，原来人们旅游的目的地主要是国内，动辄上万元的出境游让人望而却步。而现在通往世界各地的旅游线路一到寒暑假期间预订人数爆满，即使是“十一”小长假期间的热点旅游线路也是供不应求。2016年中国旅游业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出境游1.22万亿人次，境外消费总额高达2 610亿美元，人均购物消费为762美元。以上事实说明，中国人民的社会需求已经实现了从“生存性需求”向“发展性需求”的华丽升级[3]。

二、准确理解“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新时代，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规模和速度上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产能在很多方面都已进入世界前列。自2010年以来，我国GDP一直稳居世界第二位，且与第一名美国的差距逐年缩小。2018年中国工业产值占世界的30%，是美、日、德之和。制造业增加值连续8年世界第一。显然，我国原来产能低下的状况发生了显著改变，“落后的社会生产”的原有表述，已不能准确反映我国现有的生产实际状况与水平[4]。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也非常突出，仍然存在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不平衡与不充分是发展的一体两面，前者多是从横向进行比较，而后者多是从纵向进行比较。发展不平衡是指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衡与不均问题[5]，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供给与需求不平衡。如一边是低端产能过剩，另一边则是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却短缺。如我国钢铁行业的状况是低端钢产能过剩，而以高端模具钢、核工钢、海工钢等为代表的高端钢材却严重短缺，能生产这些高端钢材的企业很少，严重依赖进口。我国服装行业的现状也存在供给与需求不平衡的情况。据服装品牌研究中心统计，我国服装品牌数量目前已经超过1万个，但是缺乏知名国际服装品牌，只有少量的中国驰名商标，市场集中度低。整个行业仍然处于从代工到品牌发展的初级阶段，主要是通过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竞争。中国服装设计水准还很落后，国际主流时装周上很少有中国设计师的身影。这就造成了一方面是国内中低端服装过剩，另一方面是中国游客在海外购买大量的奢侈品服装。这表明，我国低端产品的生产已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端产品的需求。

二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东中西发展不平衡，2017年，我国GDP总量前三位分别是广东、江苏和山东，而后三位是西藏、青海、宁夏，第一名广东是最后一名西藏的68倍[6];东西部差别巨大，西部除个别中心城市如成都、重庆外，总体上发展落后;中部地区的经济总量明显低于东部，而发展速度大大低于东部和西部地区，即所谓的“中部塌陷”现象;即使是东部地区发展也不同步，沿海城市繁荣，内陆地区发展势头后劲不足。如作为我国经济第一大省的广东省，2019上半年，省内第一名的深圳地区生产总值为12 133.92亿元，最后一名云浮市则仅为425.50亿元。

三是产业发展不平衡。一方面，第一、二、三产业结构不合理;另一方面，农业内部、工业内部、服务业内部结构也不合理。建国70年以来，我国产业结构实现了从一二三、二一三，到二三一，再到三二一的转变，截至2018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构成比例分别为7.2%、40.7%、52.2%[7]，虽然我国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第二产业，但距离发达国家第三产业所占GDP比重的70%～80%还有很大的升级空间。我国产业结构仍表现为农业偏大、工业发展缓慢、服务业发展滞后的不平衡矛盾。其工业内部不平衡表现在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不平衡、基础工业与高科技工业之间不平衡，煤炭、电力、钢铁等传统工业占比大，附加值高的新兴工业占比仍然偏低。虽然中国已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2018年中国工业产值占全世界的将近1/3，是美、德、日三国之和。但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问题突出，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产业结构急需调整，还未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另外，我国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也不合理。其中，批发零售、交运仓储等传统服务业占比较大，知识与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占比低，信息技术、金融保险业、旅游业、租赁和商务服务、教育文化、科学研究等远低于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如，每年去法国旅游的人数远超法国人口数量，高达9 000多万，游客们在当地购买大量高档化妆品、奢侈品等，为法国带来巨额利润。但中国一年接待的外国游客只有2 000多万。质量和设计相同的产品，附上中国的品牌只能卖几百块，贴上法国的牌子就能卖几万块。金融行业结构不合理，表现为直接融资发展不足，间接融资占比过大，银行业占比过高，而证券业与保险业占比过低。此外，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过高，是美国的4倍。由此引发的房价上涨过快使房地产企业获取丰厚的利润并吸引了利润率低的非房地产企业把资金投入到房地产领域，必将抑制创业活动的增多，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影响。房地产租金上涨会导致经营成本提高，企业通过提高商品价格将上涨的成本转移到消费者身上，最终产生的通貨膨胀会导致消费者购买力不足。高房价使贫富差距扩大，高收入者在房价较低时，买入多套商品房，房价攀升到一定高度时便高价卖出，攫取到大笔利润。于是少数人拥有多套房产导致商品房价格居高不下，大多数人成为房奴或处于无房状态，社会上出现了一批靠房租为生、不劳作的食利者[8]。另外，当前我国第一产业仍存在较为突出的问题，如农业机械化推广应用不足、生产方式不标准、组织化程度不高、农产品品牌建设滞后、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等。

四是城乡发展不平衡。这是当前社会主要矛盾中最大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城乡居民收入和城乡消费差距很大。农业作为农村支柱性产业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农业GDP增长率分别不及城市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增速的1/2，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约3∶1，城镇消费品零售额是农村的6倍。而且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这种差距还在不断增加。其二，医疗差距大。目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虽然已基本覆盖农村地区（截至2013年，全国参加新农合人数已经超过8 亿人，参合率为98.7%），但城乡医疗差距仍然较大，农村医疗资源不足、医疗卫生环境差等问题仍较突出，农村基本医疗服务有待进一步增强。其三，公共服务设施和服务能力不平衡。服务设施不平衡包括公路铁路、航空等交通基础设施，教育养老机构、市场商场等。农村基础设施严重落后，目前仍有约3.9万个建制村未通硬化路，合格饮用水普及率不高，电力设施陈旧，平均电价高于城镇[9]。公共服务能力差别大体现在财政、技术、人才服务、社会保障能力等方面。其四，城乡教育差距。城乡教育的差距是全方位的，首先师资力量不同，硬件也不同，城市教室基本全部是多媒体教室，真正实现了高效课堂。而农村，很多教师还是一支粉笔一节课。教育资源也存在巨大差距。城市里可以参加各种补习班、兴趣班，而农村里基本没有。总之，农村在教育资源，教育设施和师资力量方面都明显落后于城市。其五，就业差距。来自《广州日报》的消息称，2014年3—10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对我国10个省份的未就业大学毕业生进行的调研显示，来自乡镇和农村的占比高达52.8%，而来自大城市（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生源仅占13.2%。农村毕业生未就业的比例是城市的4倍。

五是群体间收入和个人发展不平衡，即不同社会群体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方面有差距。基尼系数可以反映不同群体的发展水平，是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指标。2012—2018年间，我国基尼系数均高于0.4 的国际警戒线[10]，说明贫富差距很大。农村贫困人口依然偏多，即使是城市中亦存在很多低收入群体。

六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文明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五位一体”布局发展不同步[11]。经济建设硬实力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但社会、文化、政治、生态文明建设软实力发展仍比较落后，尤其是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质、土壤和大气污染情况严重，河流断流、草场枯竭等生态系统退化形势严峻，生活垃圾污水无序倾倒排放，环境承载能力已近上限，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另外，文化软实力方面，如国际话语权、国际规则的制定权、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等领域也处于弱势地位。

不充分发展是指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短板和弱项。具体问题如下：

第一，我国生产力发展不充分。改革开放40年多来，我国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却处于第九十位左右[12]。横向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产力水平在总体上依然处于中等偏下，这就决定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不充分的状态并没有根本改善。

第二，资源和能源消耗多且利用率低。中国火力发电每千瓦时耗煤比美、日发达国家高1/5～1/3。平均煤炭利用效率只有30%左右，比国际平均水平低10%。我国单位GDP能耗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不仅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由于资源燃烧不充分，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第三，民生、社会事业发展不充分，医疗、养老、教育难和贵的问题突出。入园难、入学难仍普遍存在。国家虽然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医疗、药品生产、销售单位获取了其中大部分收益，而群众看病花费畸高，良好的基本医疗服务体制有待形成[13]。我国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据统计，2016年底，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总人口16%，空巢和独居老年人已接近1亿。对养老保险配套资金需求增大，养老保险虽已全覆盖，但保障水平低、可领取金额少的问题仍较突出。

第四，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落后，集成创新能力低，重大科技创新能力有待提升，高精尖领域对国外依赖严重。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虽然逐年提升，但与世界上公认的创新型国家的70%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尤其是在航空发动机、汽车发动机、高端芯片、顶级光刻机、大型高端医疗器械、精密仪器、计算机操作系统、数码单反相机等一些尖端领域，对国外依赖程度仍然很高。

第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面临挑战，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亟须加强。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但文化产品供给却不够充分。面对亿万人的文化需求，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出版物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依然缺口很大，表现在总量虽位居世界前列，但人均拥有量不高。

第六，法律制度建设存在很多不足，法律法规不健全。法治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目前我国依法治国已取得重大进展，但还有待充分推进。

总之，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主要表现为结构性问题，这种结构失衡不是绝对短缺而是相对短缺。比如，一方面是低端产能严重过剩，另一方面是高端供给严重不足;一方面是就业难，另一方面是用工荒等。“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瓶颈”。

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重大政治判断，是我党立足于新的实践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精确判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在中国的再一次创新性运用和进一步发展。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一主要矛盾，可为新时代党和国家制定国家治理战略、目标任务、党的大政方针和路线政策提供基本依据，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周丽.新时代主要矛盾轉化的依据及现实意义——基于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J].新西部（中旬刊），2019，（11）：7-8.

[2]  方正.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研究述评[J].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19，（4）：39-48.

[3]  李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研究[D].成都：中共四川省委党校，2019.

[4]  王天楠，郭薇.阐明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01-23.

[5]  王红霞.精准理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9，（12）：9-13.

[6]  周旋.准确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J].实事求是，2019，（4）：31-36.

[7]  周文慧.新中国70年产业结构演变阶段研究[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11-14.

[8]  吕政.论高房价对国民经济的严重危害[N].中国经济时报，2013-09-16.

[9]  曹文炼，方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表现[J].中国产经，2018，（2）：56-59.

[10]  张兴茂.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1）：13-19.

[11]  石建勋.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88.

[12]  胡鞍钢，王洪川.符合当代中国国情的科学论断[N].人民日报，2017-10-27.

[13]  邓纯东.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体现在哪些方面[J].人民论坛，2019，（20）：5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