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半个地球的伤害
时间：2021-01-29 04:08:5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马岚熙
《毒家真相》
导演 Lars Edman William Johansson
语言 瑞典语、西班牙语
北欧国家瑞典以环保先锋著称。无论是99%的垃圾回收率，还是本国垃圾不够要从邻国进口焚烧取暖的传闻，都足以让人对这个国家的环保水准肃然起敬。然而这个国家也曾有过不光彩的历史：40年前，由于瑞典环保立法不断趋严，一家名为伯利登矿业的工厂将大量有毒废料出口到智利。这些废料被草草掩埋，并修建了供贫民居住的住宅。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昔日环保经理，今日环保法官
23岁的拉斯出生在智利。他还在襁褓之中时被一对瑞典夫妇收养。长大后，他返回智利学习电影。他和同校的约翰逊听说，在小镇亚利加有许多孩子得怪病、许多孕妇产下畸形儿。于是他们前往亚利加，拍摄他们的毕业记录片，这部纪录片后来在国际上多获大奖，并引发了对于世界另一端的矿业巨头的环境污染追诉。
他们发现，这些孩子的悲剧很可能来自于瑞典。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瑞典环保立法加强，包括伯利登矿业在内的瑞典企业选择将毒废料运往海外处理。拉斯采访了斯德哥尔摩环保署的官员了解背景：当时朗夏工业区是瑞典的污染重灾区，工人们受到砷、水银等重金属的影响，怪病频发。于是瑞典立法者决定加强对企业垃圾处理的严惩程度。由于在本地处理垃圾的成本远高于将其运往海外处理，许多企业便选择了将废料出口“法外之地”，眼不见心不烦。
负责伯利登矿业废料处理的，是一个名为罗尔夫的环保经理。1984年，他去了一趟智利，找到了一家名为普隆美的企业。普隆美表示愿意有偿处理这些毒废料，处理费共计1200万美元。这在当时的智利是天文数字。讽刺的是，罗尔夫并不是一个肆意污染环境的人。相反，他是环境保护者。他两次前往智利考查，确保处理废料的区域是无人区。他对着镜头说：“如果我知道那里会有人居住，我不会同意将废料送到那里的。”
更为讽刺的是，罗尔夫后来换了工作。现在在瑞典司法体系内工作，是瑞典环境最高法院的法官。导演拉斯找到他，劝说他一同再前往一次智利。带着对于污染事件的内疚感，罗尔夫前往南美。他发现，当时处理废料的区域现在住满了贫民。而且，普隆美在收到废料后，并没有按要求处理，而是随意掩埋。贫民区的孩子们就在“黑沙”和“湿泥”上玩耍。沉积的重金属让他们纷纷得上了怪病。罗尔夫走访了多个家庭，从震惊变得沉默。孩子们长了数不清的肿瘤，骨头也变形塌陷，孕妇总是流产或生育畸形儿。然而，当他们找到普隆美时，却发现普隆美已经关闭。其主要经营人摇身一变，成为南美最大的化工老板。那些运来的废料和处理废料获得的金钱，成了他的本钱。
镜头给到了代表亚利加居民起诉的律师道格纳克。他语带机锋地说：“在我们拉美，要是说谁装傻充愣，就会说他‘装瑞典人。事实上，伯利登和当时的普隆美有着多方面的交易往来，而且他们心知肚明，这些废料运往智利，并没有得到当地环保部门的批准——当然，当时智利也没有环保部门，加纳将军的一纸命令就够了。”伯利登声称，他们不需要对这些废料垃圾负责。因为这些废料被卖给了这家“自称有资质”的智利公司进行处理，而这家公司应该被视为污染的岩石和泥浆的所有者，因此在法律上应该承担责任。更不用说，那些在废料堆放地上规划穷人住宅的城镇建设者了，他们也应当对此承担责任。
影片的最后，罗尔夫法官充满愧疚，但是无能为力。当年他带着有毒废物来到智利时，无论是普隆美还是当地官员均将他视为座上宾。而此番他希望找到真相，希望为智利儿童寻求一个相对健康的成长环境时，过去的合作伙伴则直接威胁他：“你住在哪里？在这里最好小心点，在这里什么都可能发生。”当年普隆美的老板则反复推脱，拒绝见他。罗尔夫无能为力，只能去试着寻求受害者的原谅。镜头给到了那些因为骨头坏死而站不起来的孩子，和那些永远不能生育的女性。他们通过拉斯问罗尔夫：“是你决定把那些黑沙运来的吗？你愧疚吗？”罗尔夫只能嗫嚅地说：“如果我当时坚决反对，也许不会是运来这里……但也许是其他地方。”
如罗尔夫所说，当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废料，是很常规的做法。20世纪80年代，欧洲各国逐步构建了一套标准化的环保法律体系。在该法律框架下，处置危险废物的花费日益上升。为了获取经济利益最大化，生产者寻求各种省钱的途径处置危险废物。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标准低，也难以得到彻底执行。于是，发达国家的企业为了规避本国严苛的环境管理法律，向发展中国家进行危险废物转移，节省了昂贵的处置成本。由此还催生了危险废物的进口商，他们为了可观的处理费用，将境外的危险废物进口至本国。影片中的普隆美即是如此。
《巴塞尔公约》会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吗
影片中，道格纳克律师遗憾地说：“可惜这件进口案发生在《巴塞尔公约》签署之前，不然受害者们就可以提起诉讼了。”他提到的是1989年3月的《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这一公约的背景是，随着发达国家环保意识的觉醒，它们越来越多地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工业废料。仅在1986至1988年间，发达国家向非洲、加勒比和拉丁美洲以及亚洲和南太平洋的发展中国家出口危险废物350万吨以上。这些废料造成了大量事故和灾难——因为接受废料的国家，许多直至今日仍未真正具备处理危险废物的能力。
于是，1987年6月17日，联合国环境署执行理事会通过了《危险废物环境无害处理的开罗原则》，并启动全球公约的起草进程。这个过程中，还发生了尼日利亚进口废料污染事件，加快了国际社会的立法进程。1988年，尼日利亚的官员在当地一户居民的后院发现了800桶未密封的工业废料，其中甚至还有一些核废料。这些工业废料来自意大利，出口者并未披露桶里装了什么，只是以每月100美元的租金租用了一块地“储存”这些工业废料。然而，由于密封不达标，这些危险废料早已被泄漏到附近的河里。居民甚至直接把桶里的“脏东西”倾倒后，用桶来装饮用水或食物。这一事件造成了严重的健康危机，对非洲国家震动很大。
“任何国家都有权禁止外国的危险废物和其他废物进入其领土或在其领土内处置”，成为当时国际社会的重要共识。用巴塞尔行动网络执行主任杰姆的话说，真正的环保从来就不是在全球范围内循环污染，更不是将它们推送到发展中国家。于是，1989年3月，《巴塞尔公约》通过。影片也介绍了这一公约的主要内容：尽可能在产生地以环境无害化方式进行危险废物及其他废物的处理和处置; 如果要越境转移，那么也要按环境无害化管理原则将危害减到最低。出口行为必须得到进口国的事先知情同意，禁止向非缔约方出口危险废物;越境转移过程中，无论是出口国还是进口国都承担着对环境的严格责任。
因此，如果《巴塞尔公约》管用，道格纳克律师认为，也许能够利用国际法向发达国家施压，让他们提供费用治疗受害儿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在影片中披露，伯利登受到压力后，请来了医疗专家有偿为受害儿童们进行治疗。这些坐着商务舱前来的专家们费用高昂，并且这些钱都要亚利加小镇来筹措提供。几乎所有受害者都向本地环保部门起诉。他们克服重重威胁，终于胜诉，然而每个人能拿到的赔偿少之又少。可是即使能够依据《巴塞爾公约》对远在天边的瑞典企业起诉，其实也不见得真能胜诉受偿。
因为，《巴塞尔公约》的《责任与赔偿议定书》虽然建立了一套综合赔偿制度，但这一制度仍有许多不足。例如，关于赔偿责任产生时间的规定不全面。公约划定的责任范围包括三个阶段：其一是危险废物在出口国国内的储存、转移阶段，其二是危险废物的越境转移阶段，其三是进口国对危险废物的处置阶段。但是，通常危险废物处置作业完成后，仍然可能对环境造成持久的损害。议定书却遗漏了危险废物处理结束之后，及多长时间之内所产生污染的这一个阶段。从理论上来说，亚利加的居民们就是在这段时间受到了伤害。此外，公约没有确立关于危险废物责任赔偿的基金制度。最后，公约对国家责任没有进行进一步的具体规定。虽然在事先知情同意等程序中间接体现了国家责任，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做法也让发达国家的政府能够在损害事故中进行责任豁免——只要得到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同意，它们的责任就算免除了。
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