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与综合治理

枫桥经验与综合治理

王磊

按照委里的统一安排，今天轮到我给大家讲课。可能我今天的课程内容准备的不是很充分，希望各位领导和同事们多包涵，也希望大家能够多提宝贵意见，我们共同学习提高。

我们在平时的工作中会经常提到一句话，“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其实这句话就是50年前最早的枫桥经验，当时毛主席曾经签批：“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现在，50年已经过去了，今天的“枫桥经验”作为预防化解矛盾、和谐治理社会的特色经验，依然是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社会管理创新的样板。学习和发展“枫桥经验”，对于促进我们北林区的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今天我和大家共同学习的题目就是“枫桥经验与综合治理”。我将主要围绕“什么是枫桥经验？”、“枫桥经验的基本理念有哪些？”，以及“如何结合北林实际，传承和发扬枫桥经验？”等三个方面与大家共同学习、共同探讨。

首先，我们共同探讨第一个问题，什么是枫桥经验？

要想知道什么是枫桥经验，首先我们要知道枫桥是哪里？为了纪念枫桥经验50周年，前段时间中央综治办的“长安网”上特别设立了一个专栏来介绍枫桥经验。当时网站编辑在“枫桥经验专

栏”的题头处引用了一首诗，那就是唐朝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位网站的编辑想用美妙的诗句来引入“枫桥经验”，但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几天之后，这段引言被完全删除了。大家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事实上，这位编辑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只知道枫桥是一个地名，但是确没有仔细认真的去研究过到底什么是枫桥，是哪一个枫桥。这首《枫桥夜泊》中诗人张继所描写的是江苏省苏州市金阊区枫桥镇的夜晚美景，而真正的我们所说的枫桥经验中的枫桥却应该是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同叫枫桥镇，两个地方却相距二百公里，分属不同的两个省份。那么这个浙江省诸暨市又是个什么地方呢？这里虽然没有留下过优美的诗词，但是却也一样留有美名，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远古时期的大禹曾经在此召集和封赏诸侯，这“诸暨”二字，就是天下诸侯驻留议事之地的意思。同时，诸暨还是越国古都、西施故里。相传春秋时期吴越交战,绝世美人西施受越王勾践指派北上吴国,途经枫溪江时，突遇山洪暴发，危在旦夕，这时一棵枫树突然倒下，横亘枫溪江两岸，架桥成渡，使西施安全渡河，这枫树倒下的地方就被后人称之为枫桥。现在的枫桥镇是诸暨市东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仅宋元明清四个朝代，枫桥镇就出了35名进士、68名举人。浓厚的文化底蕴，滋养出了享誉华夏的“枫桥经验”。

1、“枫桥经验”的诞生

“枫桥经验”诞生在20世纪60年代，起源于对“四类分子”的

改造。（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国家对“四类分子”的社会改造工作，主要采取管制和监督改造两种形式。但一些地方在对“四类分子”的改造中产生了过火、过激的行为，包括乱捕、乱斗、乱打等情况。1963年10月底，公安部领导到浙江指导工作时，发现了枫桥不但没有捕人、没有打人，就仅仅只是依靠群众用说理斗争的方式制服了敌人。于是，公安部领导将此事口头汇报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当即表态：“这叫做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遵照毛主席的指示，1963年11月，公安部蹲点调研、讨论总结，最终形成了以中共浙江省委工作队和诸暨县委联合署名的《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经验》的文章（1992年5月，枫桥撤区并乡，称为枫桥镇），其主要精神，就是“依靠和发动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实现捕人少，治安好”。1963年11月20日，毛主席批示：“枫桥经验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自此，“枫桥经验”宣告正式诞生。

196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把“枫桥经验”推向全国。1964年2月，第十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提出在全国推广“枫桥经验”。从此，一场轰轰烈烈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的高潮在全国展开。“枫桥经验”在浙江推广也取得了明显成效。1964年和1965年，全省刑事案件发案率为万分之2.7和万分之2.2，捕人率为万分之0.53和0.25，出现了“捕人少、治安

好”的安定局面。

2、枫桥经验的变革

“枫桥经验”在全国推广了仅仅两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枫桥经验”被诬蔑为是“和平改造”、“阶级调和”的经验，受到冲击并一度中断。1970年12月11日，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总理亲自到会讲话，会议重新肯定了“枫桥经验”是依靠群众专政的好典型。

二十世纪60年代中期,枫桥创造了依靠群众改造流窜犯、挽救帮教失足青年的成功经验；20 世纪70 年代，枫桥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勇敢地冲破了“左”的禁锢，在全国率先给“四类分子”摘帽，为全国开展摘帽工作提供了范例。

1973年，公安部派人到枫桥蹲点半年，形成《“枫桥经验”在前进》调查报告，以及《对一般流窜犯就地改造比矛盾上交好》等8个典型材料。

1977年10月6日，公安部组成联合调查组，在枫桥蹲点调查长达14个月，调查总结出普及枫桥经验的6条标准：教育改造有违法犯罪行为的人，成效显著；发案少，治安好，巩固了集体经济，促进了生产。

1979年枫桥区干部群众在全国率先给改造好的“四类分子”全部摘帽，为全国开展摘帽工作提供了范例，得到当时的公安部部长首肯。同年2月5日，《人民日报》就此发表《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的长篇通讯，全面介绍枫桥区给“四类分子”摘帽的

经验。同时，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1983年，全国以枫桥为榜样，一律摘除了“四类分子”帽子。

改革开放后，党的路线方针实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此时，“枫桥经验”也受到了广泛质疑。大家都在想，现在“四类分子”没有了，还要不要再推广“枫桥经验”？1979年，公安部调查组对“取消‘枫桥经验’论”作出了明智的表态，即农村的治安问题依然复杂，“枫桥经验”依然适用。

在枫桥，有一个案例一直被群众引以为傲。1987年，谢某28岁，他的家境在那个年代也还算不错。谢妈妈开着一家小吃店，谢爸爸是搞运输的，经济收入很可观。技校毕业后的谢某就在妈妈店里帮忙。本来小日子过得挺好，可是谢某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周围邻居都说，他年纪虽小，却精通赌道，大赌小赌样样来，麻将牌九全都会。一次在朋友家里，他一赌就是两天两夜。不到3年，他就欠下了3万多元赌债。谢某本来有个女朋友，女友家里见谢某如此，当然不同意女儿再与他交往，要两人分手。谢某的事情在村里闹得沸沸扬扬，村里召开村委会，邀请派出所民警参加。会上有人认为应该把谢某交给公安机关严肃处理，但大多数村民表示，大家都是看着谢某长大的，好好教育他还有得救。村支书当场拍板，要大家齐心协力挽救他！之后，村干部一个个找他谈心，派出所民警给他开小灶，上法制课。古话说得好，“鸟有巢不闹，家有女则安”，村里还专门派了治保主任、妇女主任前往

谢某女友家中做工作。村里为表重视，特意包了辆出租车，带上近百元的礼品上门。女方父母没想到村里那么看得起他，转变了想法。谢某表现也非常积极，做出了承诺。女方家里同意两人结婚。成婚后，村领导还引导谢某妻子吹好“枕边风”。派出所民警碰到他，也总会唠叨几句，坚定了他戒赌的信念。第二年，诸暨发生大洪灾，谢某7天7夜奋战在抗洪大堤上。他的转变让村里人个个拍手称赞。后来，谢某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80年，官方文件正式确定了将“枫桥经验”的重点转向对违法犯罪人员的帮教改造工作上。

3、枫桥经验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枫桥率先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口号，逐步探索形成了融“打、防、教、管”于一体“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预防化解矛盾,维护社会治安”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新经验。

枫桥创新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验，引起了上级公安系统的重视。1990年5月，浙江省公安厅和绍兴市公安局对此经验进行了总结，形成了《依靠群众管治安是维护社会治安的根本———枫桥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的做法》的调查报告，提出了“枫桥经验”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范。

1990年7月，中共浙江省委作了批转，要求全省推广学习。1990年9月，中央政法委转发了调查报告，并向全国推广。枫桥经验也逐步形成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组织社会各方

面的力量，实行公安、司法机关的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教育的、文化的和法律的各种手段，预防和惩罚违法犯罪，教育改造违法犯罪人员，逐步消除产生违法犯罪的土壤和条件的一整套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

1991年2月和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下发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这两个决定，是我们开展综治工作的最基础性文件，两个决定明确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是解决中国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出路”。

伴随着两个决定的颁布，1991年3月21日，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由乔石担任第一任中央综治委主任。中央综治委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中央政法委，由当时的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束怀德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至此，全国才由上至下设立了各级综治委和综治办。可能大家有的不太清楚，咱们的纪书记、张书记、孙书记，这都是我们原县级绥化市综治办成立的见证者，也是原县级绥化市综治办成立之后的第一批工作人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体制的转换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人们各种思想观念以及利益之间的相互冲撞，带来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增多。“枫桥经验”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愈加凸显，内容也在不断地丰富。枫桥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预防化解矛盾，维护社会治安，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型。随着党的工作重点的

转移，枫桥干部群众在合力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及时把坚持“枫桥经验”的着力点放到了维护社会治安上，注重加强农村治保会等组织建设，率先制定了《治安公约》，普遍开展法制教育，在实践中先后探索形成了“四前”工作法(即：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和“四先四早”工作机制(预警在先，苗头问题早消化；教育在先，重点对象早转化；控制在先，敏感时期早防范；调解在先，矛盾纠纷早处理)等，依靠群众就地消化了大量纠纷矛盾和一般治安问题，基本上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形成了“矛盾少、治安好、发展快、社会文明进步”的良好局面。他们制定的《治安公约》，也就是现在我们农村村规民约的前身。

1993年11月，诸暨市委隆重召开了毛泽东批示“枫桥经验”30周年纪念大会，中央政法委、公安部、浙江省委的领导同志参加会议并讲话，提出“枫桥经验”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范，“枫桥经验”的内涵再一次升华。此后，“枫桥经验”又一次闻名全国，成为农村基层综治工作的样板。

1998年，浙江省公安厅、绍兴市委和诸暨市委组成联合调查组在枫桥调研，形成了《预防化解矛盾，维护农村稳定———“枫桥经验”新发展》的报告，总结出了“党政动手、依靠群众、立足预防、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时代特色经验。中共浙江省委转批了这个报告，指出：“‘枫桥经验’的新发展，对于我省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具有普遍

指导意义。”

1999年12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立足稳定和发展———浙江诸暨‘枫桥经验’纪实》一文，并配发《“枫桥经验”值得总结和推广》评论员文章，向全国再次推广介绍“枫桥经验”。

习总书记多年来一直对“枫桥经验”倍加重视,在他从福建调任浙江工作后不久,即赶赴枫桥调研。他提出了“毛主席当年肯定‘枫桥经验’目的何在?意义何在? 这一课题”，让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深入调研和反复探讨。

经过习总书记的实地调研，他指出：“走群众路线,这是我党的传家宝。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虽然面临的形势任务都发生了变化,但‘枫桥经验’没有过时,必须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不动摇,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不动摇,依靠发动群众发展经济、建设平安社会。”

2003年11月8日,在纪念毛泽东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大会上,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

2004年6月，中央综治委在杭州召开全国综治工作会，总结推广“枫桥经验”。

2004年5月11日,浙江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会作出了关于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决定。习近平强调, 要通过进一步总结、推广和创新“枫桥经验”，不断探索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制，做好

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工作。浙江省成为第一批开展平安建设的省份。

我们黑龙江省是在2004年末开展平安建设的，也是较早开展平安建设的省份之一。

这里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全国开展平安建设的想法，最开始并不是中央政法委和中央综治委提出来的，而是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开展平安建设，建设平安中国”的响亮口号。这一举措，得到了罗干同志、周永康同志的充分肯定，并要求把“平安中国”打造成为精品。2005年10月，中办、国办下发《关于深入开展平安建设的意见》，要求在全国开展平安建设活动。

2006年4月26日，浙江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总结、推广和创新“枫桥经验”，建立健全矛盾纠纷疏导化解机制、打防控一体化工作机制和基层管理服务机制，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法和途径，积极推进综治网络建设，把综治工作覆盖到全社会。

2008年11月24日，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浙江省委在绍兴召开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5周年大会。周永康出席会议并强调，“枫桥经验”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是发挥政治优势，相信依靠群众，加强基层基础，就地解决问题，减少消极因素，实现和谐平安。这是一笔宝贵财富，要一以贯之坚持，不断丰富发展，与时俱进创新。

2013年10月11日，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大会11日在浙江杭州召开，习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孟建柱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以与时俱进的精神，研究新情况、把握新规律，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加大依法治理力度，完善工作制度机制，不断提高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能力和水平，切实解决好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

下面，我们来探讨第二个问题，枫桥经验的基本理念有哪些？

通过前面，对枫桥经验的形成、发展历程进行的共同学习，我们对“枫桥经验”及其工作方法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下面我们进行一些简单总结归纳，也方便大家记忆：

1、“枫桥经验”最常用的基本表达：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2、新时期“枫桥经验”的基本理念：党政动手，依靠群众，立足预防，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

3、被赋予最新时代特色的“枫桥经验”的基本内容：以人为本，

依靠群众；抓早抓小，就地化解；维护稳定，建设小康。

4、“枫桥经验”最为典型的“四前”工作法：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

5、“枫桥经验”中的“四先四早”工作机制：预警在先，苗头问题早消化；教育在先，重点对象早转化；控制在先，敏感问题早防范；调解在先，矛盾纠纷早处理。

6、枫桥派出所的职业道德要求：人民公安为人民，社会治安众人管。

民警风貌和态度：人要精神、物要整洁、说话要和气、办事要公道。

民警岗位基本要求：一张笑脸相迎、一句您好问候、一把椅子让座、一片真诚办事、一声再见送行、让群众少跑一趟路、少排一次队、少等一分钟。

“三送”活动：送法律到家、送服务到家、送平安到家。

“五勤”工作机制：勤下乡、勤走访、勤记录、勤宣传、勤服务。

7、信访的经验：

“三个一样”的要求：外地人与本地人一个样、干部与群众一个样、法人与公民一个样。

“四要四不要”的纪律：要以理服人，不准以势压人；要耐心疏导，不准强迫粗暴；要调查研究，不准主观臆断；要廉洁奉公，

不准营私舞弊。

“三勤一不怕”：脚勤手勤嘴勤，不怕得罪人。

“三访”工作机制：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变坐等来访为主动走访，对疑难信访实行联动息访。

8、改造的经验：

“三个真”原则：真理教育人、真心帮助人、真情挽救人。

“四访四必谈”：归正人员婚丧必访、有病痛必访、有纠纷必访、遇突发性事件必访。

9、“帮教”的经验：不推一把拉一把，不帮一时帮一世。

“三帮三延伸”工作方法：思想上帮心、生活上帮扶、经济上帮富；事先向监狱延伸、事中向生产生活延伸、事后向巩固提高延伸。

10、调解的要求：

“五个优先”：容易激化的纠纷优先调处，经济纠纷优先调处，“三养”纠纷优先调处，有倾向性、牵连性的纠纷优先调处，影响生产的纠纷优先调处。

“四个统一”：调解干部调解纠纷时认识要统一、调解纠纷程序要统一、法律政策依据要统一、处理方案要统一。

“六个用心”：倾听当事人陈述要专心、调查取证要细心、开展疏导要耐心、调处纠纷要诚心、下达结论要公心、遇到反复要有恒心。

“四快”工作法：矛盾纠纷及时受理、取证调查及时到位、组

织调解及时有效、案件办毕及时报结。

“四先”：预警在先，苗头问题早消化；教育在先，重点对象早转化；控制在先，敏感时期早防范；调解在先，矛盾纠纷早处理。

大家可能发现，这里面有很多的话，有很多的要求，在我们的身边都是随处可见的，也是我们政法、综治工作中最基本的一些要求和工作方法，但是大家不知道，这些都出自于、发源于枫桥经验。

下面，我们进行第三个问题，“如何结合北林实际，传承和发扬枫桥经验？”

50年前，浙江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少捕人、治安好”的“枫桥经验”。实践充分表明，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枫桥经验”都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彰显了独特优势，发挥了积极作用，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宝贵财富。“枫桥经验”是一笔宝贵财富。它说明只有坚持抓源头、抓苗头、抓基层、抓基础，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才能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环境。半个世纪以来，“枫桥经验”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创造出新的实践成果。回顾“枫桥经验”产生发展历程，根本一条就是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枫桥经验”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要充分珍惜、大力推广、不断创新。

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浙江调研时指出，“枫桥经验”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要充分珍惜、大力推广、不断创新。

面对纷繁复杂的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创新和发展“枫桥经验”，不断赋予“枫桥经验”新的时代内涵，不断形成新的实践成果、制度成果和理论成果，使这个老传统历久弥新，让这棵常青树更添活力。

十大创新做法

民主恳谈聚人心

温岭民主恳谈会的雏形，是1999年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其创意在于变“干部对群众的说教”为“干部与群众的对话”，是探索构建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基层地方治理新模式。目前已在全省推广，并于2004年获得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领导下访解民忧

2003年9月18日，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率部分省领导和省直15个部门负责人到浦江县下访，开了全国省级领导干部下访的先河。如今，领导下访这一做法，不仅成了全省各级领导干部一以贯之的自觉行动，也已在全国推开。

综治中心促稳定

2004年初，全国首家乡镇综治中心在杭州市余杭区乔司

镇成立。中心集综治办、信访办、司法所、巡防队、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等部门于一体。这是新形势下如何做好社会稳定工作的一项创新做法。目前，全省所有乡镇（街道）均已建立综治中心。

村务监督更阳光

2004年6月，武义县率先开展村务监督委员会试点工作，在后陈村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村级民主监督组织，由群众选举产生村务监督委员会，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实行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村务监督特别是村级财务监督。目前，全省所有行政村都建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

老乡警察管老乡

2004年8月，诸暨市公安局与江西省遵义县等地公安局协商，遵义县先后派出4名民警，与店口派出所建立本地民警和外来民警共同组成的外来人口管理警务组。“外警协管外口”模式，是我省外来人口管理的大胆探索和制度创新。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长周永康先后3次批示，要求在全国推广。

法律服务一体化

2009年开始，省司法厅在国内率先建立公益、专业、便民的司法行政法律服务中心，为群众提供窗口化一站式服务，并大力开展“法律服务进社区（村）”活动。目前，所有县（市、区）均已建立法律服务中心，基本实现村居都有法律顾问，唱响了城乡公共法律服务一体化的浙江“好声音”。这一做法，已推向全国。

应急联动保民安

2008年，金华市在国内率先成立应急联动指挥中心，将原公安110、消防119、交警122、卫生120、工商12315、城管96310、供电95598等多个部门的报警接处平台合并为新的110，构建了以应急联动指挥中心为中枢、以政府各部门为骨干的应急大联动工作体系。此举在全省推广，曾获得全国管理科学创新奖。

邻里中心激活力

2008年开始，宁波市江东区开始探索建立社区邻里中心。有了邻里中心后，不仅很多处于休眠状态的社会组织活跃起来，还孵化出更多居民急需的社会组织。目前，江东58个城市社区都设有邻里中心。这一做法已在全省推开，并获得去年的“中国社会创新奖”。

网格管理强服务

2007年，“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社会管理服务新模式在舟山市普陀区桃花镇诞生，全镇被分成32个管理服务网格，所有居民被纳入单元网格中，每个网格配备一支服务团队，团队里有乡镇干部、社工、民警、教师、医生等。目前，已在全省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