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共产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马祖光先进事迹选编

优秀共产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马祖光先进事迹选编

序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自今年4月以来，如果您走进哈工大校园，有两条标语会不断地出现在您的视野之中：一条是“庆祝我国高校第一颗自主研制的小卫星发射成功”，一条是“学习马祖光院士淡泊名利、默默无闻、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马祖光、小卫星两个撼动人心的名字辉映在哈工大加速发展的时空。今天，我们带着这份哈工大的财富、国防科技事业的财富来到这里与各位交流，想表达的正是哈工大人为中国国防事业奉献一切的坚定决心。

马祖光：

1928年4月11日生于北京

1946年至1950年在山东大学物理系学习

1950年9月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工作

1952年10月7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8年起先后创建了核物理专业、光电子技术专业、可调谐激光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2001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一位75岁的老人，一位患有严重心脏病的老人，去世前的日子是这样度过的：

2003年3月28日，组织有关人员研究学科发展规划。

2003年4月18日，汇报“2003年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论坛”情况，向大家介绍了国际激光物理与激光技术的前沿方向。

2003年5月7日，组织本学科进行“高等学校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讨论。

2003年5月22日，修订光电子技术专业本科生教学计划。

2003年5月23日，主持修订光电子技术专业博士生、硕士生招生简章。

2003年6月13日，主持学科论证“激光推进技术”。

2003年6月19日，他应学生要求做报告《做人与做事》。

2003年6月24日，参加三位博士生的开题报告会。

2003年7月1日，主持光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系教授会，讨论本科生和硕士生选题。

2003年7月3日和4日，参加了两天的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

2003年7月7日，参加2001级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

2003年7月11日，与其他老师约定下周讨论教学计划修订工作。

2003年7月15日，心脏病突发逝世于北京，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第一部分爱国爱党甘于奉献

作者：马洪舒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

我做为《哈工大报》记者，从1982年起跟踪采访马祖光院士。采访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采访马祖光院士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在我20多年前的采访本上，记载着马祖光院士许多平凡而朴实但却感人肺腑的话语。他的闪光思想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此时此刻，我怀着十分崇敬、钦佩、激动、和悲痛的心情，仅就我所了解的马祖光向同志们作如下汇报。

做为《哈工大报》的一名老记者，我对采访专家教授还是有点办法的。但是，马祖光院士淡泊名利，非常谦逊，采访他是相当困难的。每次采访，他都表示：“工作是大家做的，要多宣传中青年教师，不要宣传我一个人。”他甚至给校党委和省委写信提出，要少宣传自己。记得那是在1985年，学校党委做出在全校开展向马祖光学习的决定。校报编辑部派我去采访马祖光院士，他说什么也不跟我谈。我把这个情况向当时的党委书记姜以宏同志反映了。姜书记坚决地表示，马祖光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在激光领域做出重要贡献。他是全校师生学习的榜样，应该作为先进典型进行深入地宣传。于是，我就认真地进行采访，写出一篇近万字的通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为了完成宣传报道任务，每次采访马祖光院士我都采取迂回战术，先采访系主任、党总支书记，教研室和系里对他比较了解的中青教师、研究生、实验室工人师傅以及党支部书记等同志，通过大家的介绍，挖掘出大量的材料，然后找马祖光本人核对事实。同时，找机会请他谈谈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在请马祖光核实材料听他对一些问题讲述自己看法的过程中，他那些闪光的思想不知不觉地就被我捕捉到了。比如，马祖光院士非常诚恳地向我表示：“我仅仅按党的教导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有许多好同志、好党员值得我学习。”他甚至向我推荐说：“在我们哈工大，雷廷权教授、刘永坦教授、田锡唐教授、周定教授等许多老先生都很值得大家学习，应该多多报道他们。”他还一再强调：“现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把眼睛向着中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战斗在第一线，是教学科研的骨干力量，要多宣传他们。我们教研室的汤宝寅、王琪、王雨三、于俊华、刘逢梅和刘国立同志，他们有的身体不大好，干起工作来啥也不顾。”我记得马老师特别跟我谈到于俊华、程永康、刘国立几位老师带病坚

持工作的情况。他说：“真正的英雄是他们，要多宣传他们。”他接着说：

“我欣赏这些对党忠心耿耿的人；

我讨厌那些说一套做一套，油腔滑调的人。

做人，就要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做事，就要把工作做好。”

虽然马老师开始时不愿意接受采访，但是马老师是一位党性极强的人，一切顺从党的需要的人，一个襟怀坦白、老老实实的人。为了搞好党的宣传工作，马老师后来对我的采访积极支持和配合。在采访中我总是采用记者惯用的手法问他当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那么干？马老师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是怎么回事就如实地介绍，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这样，马老师亲口跟我讲的许多充满了闪光思想的话语才能如实地汇报给大家。这些话绝不是空喊口号，这些都是马老师发自内心的语言，是马老师的真实情感。马老师就是这样的人，马祖光院士不愧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这就是我采访马祖光院士所遇到的一些情况。下面我向大家汇报一下马祖光在德国揭开新光谱奥秘的故事。

那是在1980年9月，有150年校史的德国汉诺威大学迎来了中国科学工作者马祖光。这所大学曾培养出许多世界闻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

来到这里，马祖光选择了产生大功率激光的碘化铊这个课题。这是一种颗粒状的剧毒物质，无人敢试，马祖光偏偏选中了它。但是在一次实验中，退火不良的石英管炸裂，剧毒气体漏出。此时此刻马祖光首先想到的是别人的生命安全，而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迅速关闭通往其他实验室的门，以免毒气扩散，伤害他人。然后，敏捷地打开窗户，接通风机。由于他处理果断，避免了一场大的灾难。他的这种舍己为人的精神使德国科学家深受感动。他们一致称赞：马祖光了不起！

根据自己阅读的大量文献以及本人深厚的理论知识，马祖光又选择了钠双原子分子三重态跃迁课题。这是激光领域的世界难题。

德国科学家对马祖光选择这个课题感到十分吃惊并表示怀疑。他们说：

“这项研究，美国、苏联、法国、意大利、荷兰过去都搞过，没搞出来；我们汉诺威大学应用物理研究所也探讨过多年未获得成功。你们中国人就不要白白浪费时间了吧？”

“中国人怎么了？难道中国人就比外国人笨吗？”马祖光很不服气地想：“我们不能吃别人啃剩下的面包！跟在别人后面走，永远也不会有自己的东西。外国人搞不出来的东西，中国人不一定就搞不出来。这口气我们一定要争！”

在采访中，马祖光非常激动地对我说：“和现在世界上先进国家比较起来，我们是落后了不少时间。但是我们中华民族是富有创造精神的民族，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我们作为炎黄子孙绝不能愧对我们的祖先！只要我们加倍努力，就一定能够迎头赶上！”

马祖光坚持自己选择的题目，招来了工作条件上的限制。白天不准他使用实验设备，他的工作被限制在早9点以前晚6点以后，这正是人们应该休息的时候。

困难没有使他动摇，压力变成了动力。他以超出别人一倍的工作量投入工作。

他白天蹲图书馆，晚上抓紧实验，一干就是半宿，每晚只睡五六个小时。他常常赶不上午夜12点的末班车，只好步行十几里赶回住地，第二天早早起来，赶在他人上班之前继续做实验。

马祖光不断地实验，失败接着失败。一道道难题犹如一座座高山挡在前面。但是，失败和挫折是打不倒勇于攀登科学顶峰的科学家的。

6月8日，马祖光首次观察到三条强光发射，通过计算和测量，他断定这是产生三重态跃迁的前兆。但是，有人说这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原子谱线，奉劝马祖光不要再白白浪费精力了。

实验室负责人也要求他改变课题。7月8日，马祖光接到立即停止实验的指令。

“希望就在眼前，难道就此夭折吗？不！绝对不能！”

马祖光要求再给10天时间，对方同意了。

10天——240小时，看来不算短了。但对马祖光来说，现在已经不能用小时来计算时间了。分分秒秒在他看来都是十分宝贵的时光。当时德国人每周工作5天时间，而马祖光却把节假日和星期天都用来工作。德国朋友邀请他去游览汉堡、慕尼黑，他的回答是：“谢谢，我没有时间。”

在最紧张的日子里，他的睡眠时间缩短再缩短，一日三餐也压缩成两餐，饿了就吃两块巧克力。为了节省时间，他经常吃清水煮挂面。

7月12日午夜，连续苦战了5昼夜的马祖光眼睛都熬红了。他紧紧盯着各种仪表，记录仪纸带缓缓地移动着，描绘出钠双原子分子跃迁产生的各种谱区。

突然，在独态跃迁产生的强峰之前，出现一个新的“峰”，通过光谱仪测定和计算，这不正是各国科学家梦寐以求的近红外连续激光谱区吗！

顿时，马祖光象一位指挥员打了一场大胜仗一样，心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整个汉诺威城一片寂静，人们早已进入梦乡。马祖光非常高兴地步行回到住处，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鸡蛋煮挂面。他一边吃着一边顺手打开身边的收音机。

德国的午夜12点，正是北京时间早七点。

听到祖国的声音，马祖光感到格外亲切。在马祖光的科研生涯中，他和伟大祖国共同迎来了一个新的曙光。

当我问他此时此刻在想什么时，马祖光再一次非常激动地回忆着当时的情景对我说；“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

实验室里做出科学前沿上的工作，我们要和世界各国科学家争个高低！”

马祖光揭开了新光谱的奥秘，德国人对他特别佩服和尊重。有位德国朋友指着自家庭院的大草坪对马祖光说：“你要留在这儿，我也给你找一块同样大的草坪。”马祖光回答说：“这里是不错，但我们中国比你们德国大得多，有许多比这儿更美好的地方。你要是去中国，我可以给你找一块比这儿更漂亮的地方。”

德国人认为，马祖光做出的成果是用德国的实验设备，所以在马祖光发现新光谱写出第一篇论文时，他们把马祖光的名字放在第三位。马祖光坚决不干，据理力争。他说：“对我个人来说，那是无所谓的事。但在这里，我是中国的代表，我一定要为国争光！这是中国人做出来的，这个荣誉应该属于中国！”最后，德国汉诺威大学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写了这样的证明：“发现新光谱完全是中国的马祖光一个人独立做出来的。”

马祖光的论文发表后，在国际激光界引起强烈反响。外国科学家先后引用了27次。1984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也观察到这一谱区的激光发射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的工作证实了马祖光工作的正确性。

1985年，马祖光被选入美国主办的《光学科学与工程世界名人录》。主编南希先生从美国芝加哥给马祖光写来贺信说：“祝贺您被选入《光学科学与工程世界名人录》第一版。在这个重要的第一版上，列入了在世界前沿课题方面进行工作的世界名人。”

马祖光在德国揭开了新光谱的奥秘载誉回国。当他双脚踏上祖国的大地时，心情格外激动，两眼挂满了泪花。在海关领取托运邮件时，按惯例接受检查。马祖光带回的东西除了出国时带去穿用的衣服，另外只有一大堆划着各种曲线的记录纸，记载着研究数据的大大小小的笔记本以及仪器零件，共40公斤。

“一个出国两年多的人难道能够不带回几大件来？”海关人员有些不大理解，向他投去了怀疑的目光。因为在那个年代从国外回来的人一般都要带回几件国内少有的家电产品来。

他们哪里晓得，马祖光这些记录纸和笔记本所揭开的新光谱的奥秘，别说几大件，就是几十件、几百件家电产品也无法与之相比，这是多少金钱也买不来的无价之宝啊！

他们哪里晓得，为了节省时间，节约外汇，马祖光在出国两年多时间吃了150多斤挂面。他所节约的外汇1.1万马克，全部上交给国家了。

马祖光在国外的日子里，时刻牢记自己是一名中国科学家。他经常写信给学校领导和教研室的同志们。他写道：“身在国外，更加感到自己的祖国是多么可爱！看到一张中国报纸都觉得非常亲切。因为我是在祖国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我的一切都是属于祖国的。”一次，有人从德国回国，问他往家捎点什么？他托人带回一盘有他自己讲话的录音磁带。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人家的条件再好，也不如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我们越是困难，越是要使出最大的力量来建设好自己的国家，特别是要教育孩子们，要有这种志气，要把自己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马祖光在德国发现新光谱的事情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汇报一下马祖光不求索取、甘于奉献的故事。

马祖光院士对生活毫无所求，工作追求一流。马老师一家三代文革期间曾住过大仓库，落实政策后搬到两家一厨的住房，后来分配到一处条件不大好的住房，卫生间只有一平米多，连个洗澡的地方也没有。在这里一住就是18年。作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校多次提出要给他调换一个条件好一些的住房，他总是说：“我是党员，不需要照顾！”

马祖光生活简朴，要求很低，但他却特别关心同志们的生活。在采访中，实验室工人周晓东师傅告诉我说：“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工人，可是马老师为了帮我解决住房问题，又是跑房产处，又是找学校领导，我们全家人永远忘不了马老师的恩情！”

马祖光院士家里没有一件象样的家俱，连个简易沙发也没有，更谈不上什么书柜了，屋子里堆满了书，用塑料布一遮了事。这是我去他家采访时亲眼看到的。

50多年来，马祖光院士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的文献资料。一本本小册子，一张张卡片，记满了各种实验数据和公式，谁需要他就给谁看。他把归纳、整理、翻译的资料装订成册，别人需要时，他就不厌其烦地拆下来。在教研室，不论哪个同志需要书目，他都给开列出来；需要资料，他翻箱倒柜帮助查找。许多教师在教学科研中都用过马祖光的文献卡。象春蚕吐丝一样，马祖光不断地把自己的全部知识变成教研室全体同志的共同财富。

激光教研室不少中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按着马祖光提出的研究方向确定了课题，并在他的定期检查、亲自指导下工作，取得成果发表论文时，把马祖光的名字排在第一位，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几乎每一次署名都会出现这么一个小插曲：别人把马老师排在第一位，马老师立刻把他的名字勾到最后一位。改过来勾过去，最后定稿时需要马老师把关，马祖光的名字还是被排在最后面。

在评院士时，中科院在审阅马祖光的材料过程中，总有这样一个疑问：马祖光作为光学领域的知名专家，他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可在他的许多论文中他的署名却在最后，这是怎么回事呢？事实上，马祖光的署名虽然在最后，但他的贡献是第一位的。这就是马祖光的人格魅力所在。

不仅对本校师生无私相助，对待国内同行的工作，马祖光也给予积极的支持。

外单位来参观，他总是毫无保留地介绍情况，人家需要什么资料，只要他有，会毫不困难地得到它。

激光研究室的同志们奔波了半年，弄到了研制准分子激光器的氟气、氦气，遇到外单位来求援，马祖光耐心说服研究室的同志们，把这些气体连同有关实验数据一起提供给他们。

他曾帮助安徽、上海、牡丹江等单位的有关人员做了许多工作，毫无保留地为他们提供了大量重要的资料。在他的帮助下，有的单位取得重要成果。

当我在采访中问他：“马老师，你在国外和外国人争得那么厉害；在国内却啥也不在乎，谁要什么资料

你就给什么，这是为什么？”

马祖光笑着回答：“我觉得这事很简单。在国外我是要争，丁是丁，卯是卯，一点也不含糊，一点也不让步。在国外，我争的是国家的声誉；在国内我应该让，因为我让的是个人名位。只要为了搞四化，为了给国家做贡献，什么东西我都可以献出来！对同志不该留一手，这是最起码的道德标准。我要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我们科学工作者必须有这种品德。”

马祖光经常给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讲登山英雄刘连满的故事。

他说，“刘连满是我国第一次征服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英雄之一。为了让战友们顺利地登上顶峰，优秀共产党员刘连满同志自告奋勇用冰镐在前面开路。快到顶峰时，在氧气极端缺乏的情况下，刘连满摘下自己的氧气袋，把仅有的氧气让给了别人，自己用身体作梯子，为战友铺起了胜利通向顶峰的路。”

“在科学的道路上，需要这种刘连满精神！”马祖光要求青年一代象刘连满那样有全局观念，他自己甘做通向科学顶峰的人梯。

即使是高烧卧床养病，马祖光也常常坐在床上指导研究生，与助手研究工作。往往除夕夜，马祖光也和同事们一道在实验室里忙碌。

他最喜欢踏进的门就是实验室的门，他觉得那里时刻都会出现新的东西。

为科学而拼搏奋斗，占据了他生活的所有天地。实验室、家里、出差的车船上，到处都成了他工作的场所。

马祖光院士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都用在事业上。他说：“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祖国的爱，无论在何时地都很具体，就在你的行动上，在你每天怎样做人、处世和对待工作上。我是1952年入党的，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要把一切献给党！”

学术界泰斗、我国著名科学家王大珩院士说：“祖光院士是我国从事激光研究从基础理论导出现实激光成果的少数先驱者之一。”

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同志对马祖光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马祖光院士是我国著名光电子技术专家，长期从事激光介质光谱、新型可调谐激光和非线性光学及应用研究。他在该领域创造了多项国际领先的科技成果，并对国防电子应用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为促进光电子技术的发展也做了系统的开创性的贡献！”

马祖光院士是一位著名的激光专家，他具有与激光相媲美的可贵精神与品格。

激光的特点是方向性好，能量集中，颜色纯正。马祖光象激光一样一心扑在事业上，一辈子不求索取、甘于奉献。马祖光党性强，信念坚定，勇于拼搏，勇攀高峰，爱国爱党，为国争光。马祖光高尚的精神境界，杰出的科研成就，充分证明了我国知识分子在全面奔小康、向现代科学文化进军中，是站在最前列的。他们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我做为校报记者，在哈工大采访过数以百计的专家教授。许多人象马祖光，马祖光象许多人。马祖光就是哈工大教师群体的代表。马祖光是国防科技战线的尖兵，当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马祖光是一位著名的激光专家，他是那么平凡而又伟大。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但却一点儿也没有架子。他是那么平易近人，对人特别坦诚、热情。由于多次采访马祖光院士，我们成了一对好朋友。1997年我退休离岗后在校园里相见时，马老师总要和我聊一阵子。他非常关心我退休后的生活和健康状况，嘱咐我要注意身体，我感觉格外亲切和温暖。

特别是近年来，每逢春节马老师都要打电话来给我拜年，使我受宠若惊。我的老伴和孩子都说，人家马祖光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院士，你应该给他拜年。

我多么想再去采访马老师啊！彼此之间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完。2003年春节，我本来打算抢在大年初一给马老师拜年的，可是马老师却先我一步在腊月二十九就打电话来给我拜年，我想等2004年春节再说吧。想不到的是我永远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马祖光院士离开我们将近一年了。他的音容笑貌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最近，我翻阅20年前采访马老师的采访本，仿佛那位穿着兰色中山装的激光专家就坐在我的面前，面带笑容接受我的采访。

在20年前的这个采访本上，记载着马老师说的这样一段话：“我已经进入花甲之年了，就象蜡烛要燃尽一样，我这个蜡头不高了，真正能干一番事业的年头已经不长，所以我要尽量燃烧。一个共产党员的价值就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去燃烧。”

人生苦短，人各有志。马老师使我真正懂得了人生的意义不是索取，而在于奉献。奉献是一种付出也是一种享受。奉献的人生是高尚的人生。马祖光院士的一生就是爱国爱党、无私奉献的一生。

马祖光院士虽然走了，但是马祖光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前进，马祖光院士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中国科学院院士马祖光先进事迹（下）

第二部分呕心沥血爱岗敬业

作者：王雨三

1970年末我与马老师走到一起，共同创建哈工大激光技术专业。我与马老师共事33年。

激光从60年代一出现，就迅速被应用。马祖光老师预见到：激光在国民经济各方面，包括在军事上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国家也会要需激光方面的人才，所以毅然决定创办激光专业。当时，激光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领域，没有资料，这是最大的困难。怎么办？精通英、俄两门外语的马老师天天坚持到省图书馆看外文资料。现在去图书馆查资料，很正常，可那时候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他刚从牛棚出来。文革中，马老师作为所谓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挨打，蹲牛棚，罚苦力，顿顿吃不饱饭。当时马老师

是哈工大校物理专业主任。1958年，马老师根据国家需要，白手起家创办了核物理专业。在三年困难时期，在饥饿和严重营养不良的情况下，他带领师生苦战，使这个专业从无到有，逐渐形成了规模。到1965年，核物理专业经过7年的艰苦创业，成为当时哈工大录取分数线最高的专业之一，核物理专业培养的学生质量受到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试验成功，马老师第一个测到了在哈尔滨地区大气沉降物中的辐射本底的变化，受到了国防科委的重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说在教育战线上前17年(1949--1966)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像马老师这样有作为的知识分子，被批斗是必然的。当时马老师遭了不少罪。多少年以后再提起这些事，马老师总是一笑了之，对当时整他的人也从不记恨，他常说：“那时候年轻，难免犯错误。”刚从牛棚出来的马老师在省图书馆如饥似渴地摘抄国外的激光文献资料，而且就他一个人，这是需要胆量的。有的图书管理员都跟他开玩笑说：“这是哪个牛棚里出来的反动学术权威呀，是不是为下一次挨整准备材料呢？” 后来，图书馆的管理员被这个大学教师感动了，马祖光忘了吃饭，他们就悄悄地递上一杯开水和一个面包。春夏秋冬，一年又一年，马老师摘抄了厚厚的几十本资料，他常在晚上花大量的精力把英文资料详细地翻译过来，第二天再给大家讲解。那时候，我们每周开两三次调研报告会，讨论得很激烈，有时争得面红耳赤。马老师在引导大家讨论时，始终瞄准前沿，总是不断地提出很前沿的问题，对激光的论证也是很深的。当时有人甚至奇怪地说：“马老师的脑子就像一个喷泉，里面怎么会有那么多新东西。”

资料有了，可是还没有资金、没有设备，甚至没有一颗螺丝钉。马老师就领着我们硬干。第一台没有示波管的示波器是从一堆废旧的物资中拣回来的，第一台机械泵是花200元钱在哈尔滨灯泡厂买的退役泵。一个大雪天，我们几个人和马老师拉着车到哈尔滨郊区的一个废品收购站买旧的蒸馏水玻璃瓶。在来回的路上，一直是马老师…驾辕?。他的脸上淌着汗水，浑身冒着热气。当时马老师比我们大十几岁，他43岁，我33岁，我们争着…驾辕?，他不肯，累活他一定要干在前头。当时我们还开玩笑地说…老马识途?、…老马驾辕?。其实，马老师那时就有心脏病，只是我们年轻，对病没有体验，现在想起来，真于心不忍啊！到1976年，我们专业才接受了第一个国防项目：“×××号导弹加装激光半主动制导”，这是我们专业得到的国家的第一个资助项目。1977年，我们招收了第一届本科生，马老师亲自制定了第一个激光专业教学计划，这份教学计划至今我还保留着，其中还有马老师的修改意见。专业教学计划虽经多次修订，但这份教学计划仍然是专业教学计划的骨架。1981年，我们研制的激光器得到了国防科工委的好评并获了奖。这些都为我们…八五?和…九五?期间研制军用激光器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到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马老师不再拉原来的车，而是拉整个专业学科发展的大车。马老师将他的全部身心用在了专业的学科建设上。他要建一个国内一流水平的、国际上先进的激光（光电子）技术专业。他的具体做法是：查资料——选方向——做前期准备——争取支持（立项）——出研究成果——稳定学科方向。他夜以继日地工作，他的心脏病越来越重了，常常晚上睡觉时胸闷，只能坐起来，马老师利用这个时间还考虑明天的事情，考虑下一阶段的计划。这种情形，我们当时往往是不知道的。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在马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是所有机会的受益者。在“十五”期间，我们专业有国防科研项目、军口“863”项目共计35项，总经费6000余万元。有50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个专业能获得50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表明这个单位的学术水平是很高的。我们还有世界银行贷款、有“211”工程经费、还有“985”工程经费，这些都为我们服务国防现代化应用打下了坚实基础。

专业建设的每一个阶段性成果，也都凝聚着马老师的大量汗水与心血：最重要的两个成果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重点学科。

1981年建立物理电子学硕士授权点

1986年建立物理电子学博士授权点

1994－1996年建立了可调谐（气体）激光技术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1999年建立了电子科学与技术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国家批准作为长江计划特聘教授设岗单位。

2000年建立了电子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

2001年物理电子学学科被国家批准为重点学科

“建一个高水平、为国防光电子武器服务的研究基地”是马老师非常强烈的愿望。他在申请建国家级重点实验室立项时，很自信地说：“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做出科学前沿上的工作。”马老师说到做到。著名光学专家、两院院士王大珩1996年参观了这个实验室，他非常高兴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与某些西方国家同类单位相比，他们也不过如此。在国内，激光介质研究你们是唯一的一家。只看你们的文章与亲眼看看你们的工作可不大一样。你们可以召开国际专业性会议，让人家知道你们。你们可以再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奖。”王大珩高兴地亲手写了条幅：“开拓激光科技，实现创新型突破，面向现代国防，贵在基础性预研。”意大利著名物理学家阿芒道和阿里格里尼教授夫妇说：“看到你们这样前沿性的工作，我们感到特别高兴！”日本东京电气通讯大学威达教授说；“我在北京的朋友告诉我，你们的实验室是中国最好的实验室之一，我也这样认为。我参观了你们的实验室并与你们的学生进行了讨论，对你们的科研工作以及一批高水平的教授和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现在，我们实验室科研经费的固化率是全校最高的，仪器设备固定资产已超过3000万元。实验室面积2600平方米，即将扩大到7000平方米。建实验室过程中，马老师付出的艰辛不是用几句话能够说清的。

马老师给我们创建了一个全国一流的激光技术专业（现在称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这个一流的专业是在一无所有的条件下，在马老师带领下，经过三十年的艰苦奋斗建成的，付出了马老师毕生的心血。

马老师克己奉公，淡泊名利的事实在太多了，我感受深的有这么几件：

感受最深的是马老师评院士的事。其实谁都知道，如果马老师为自己进行“院士建设”，他早就当上院士了。

但他求成不求名，首先规划的是学科，而不是自己。早在1996年，当时82岁高龄的王大珩院士来哈工大考察时就对马老师说：“小马（马祖光）该申报院士了。”这位学术界泰斗的话不是轻易出口的，而马老师却没把这话放在心上。从1997年开始，学校为马老师申报院士，马老师不同意，学校就让王骐和我帮马老师申报。后来马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你们是不是在整我的材料？”我先是一楞，没说话，因为我把为马老师整理院士材料的事情给忘了，马老师补充一句“是评院士的材料”，我说是，而且材料已经报上去了。马老师说：“我求你把材料给我追回来吧！我不够院士水平，要报也要报年轻同志。”我没办法，就去校人事处把材料又要了回来。1999年，推荐院士不需要本人签字，学校有关方面就直接将马老师的材料寄了出去。马老师知道后，竟给中科院写了一封信：“我是一个普通教师，教学平平，工作一般，不够推荐院士条件，我要求把申报材料退回来。”他十万火急地用特快专递把信发出去。2001年，新的院士评审规则要求必须有申请者本人签字。当时学校和院里很多人都做过马老师的工作，但他坚决不同意签字。在申报期限的最后一天，人事处的一位领导实在没办法，就去找校党委书记李生同志，请李书记以校党委的名义出面做马老师的工作。李书记劝他，马老师还是坚持不签字。他说：“我年纪大了，评院士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应该让年轻的同志评。我一生只求无愧于党就行了。”李书记最后跟他说：你评院士不是你个人的事，这关系到学校，是校党委做出的决定。你是一名党员，应该服从党委的安排。马老师说：“我一生都听从党的安排。”李书记马上接着说：“那你再听从一次。”就这样马老师不得不签了字。申报后，马老师就当选为院士。在庆祝他当选院士的一次座谈中，他说了3句话：第一是党的教育和培养。第二是依靠优秀的集体。第三是国内同行的厚爱。并且说：“以后我保证到位，不越位”。

马老师认为：“一个前沿学科，必须要有一支过硬的队伍。专业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培养人，是吸引和稳定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如果我们本身不能培养一支高水平的勇于创新的队伍，就不能在国际上保持前沿地位。”他结合我们每个人的特点，分别把青年教师安排到不同的重要科研方向上，给他们压重担。我们做的许多科研课题，有的是马老师争取来的，有的是在他指导下立项的，但他却让我们当课题组组长。这些教师后来有的已成为重大课题组组长，有的成为“863”专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委等。王骐、王雨三、于俊华、胡孝勇、王月珠、高惠德、刘逢梅等老教师在光电子技术专业的创建和发展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早已成为独挡一面的专家。他们忘不了：建专业初，为培养我们，马老师给我们翻译资料、讲解，马老师几乎是手把手地带我们。他主动把重要岗位和关键岗位让出来，指导他们发挥作用。陈德应、吕志伟、马晶、张中华、掌蕴东、林殿阳、申作春、谭立英、何伟明、鲁建业等一大批年轻人都曾是马祖光吸引来的，现在他们都已在这里扎根，并成为学科骨干和学科带头人。

马老师从来不以权谋私，不搞权钱交易，不搞歪门邪道，一心扑在工作上。他从不拿公家的钱乱派用场。本是公家的事，有时还要自己掏腰包。有一年，他请上海的一位学者来讲学，招待费超过了马祖光规定的30元，系里要给他核销，马祖光立即拿出钱说：“人是我请来的，超出的钱由我自己补。” 1986年，马老师应邀出席国际会议作特邀报告，大会发给他500美元奖金，他当即用这笔钱给实验室买了一套“中性衰减片”带回国。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马老师处处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曾在一份总结中写到：“共产党员在贡献上是要区别于普通人的，要处处走在前面。在利益面前，更不能伸手。”有人可能认为这只是大道理说说而已，但马老师却是言行一致。当时我们主要从事基础性研究和纵向课题，所以没有精力去从事横向课题研究，纵向课题的奖金部分有严格规定，所以大家的奖金也少。特别是八十年代，每年每人只有百十多元。奖金少，马老师也着急。大约是1989年，他作为“863”第一批领域专家，第一次得到4000元津贴，就把钱当奖金分给大家，这件事到马老师去世时，专业内的很多人不知道这是马老师自己的钱。

有一次他出国回来，应得的200多美元补贴他坚决不要。很多年后，院里的同志去航天部办事，一位在财务工作的同志感慨地对他说：“像你们马老师这样的人真少有啊，这些钱本来是属于他自己的，他非要上交。现在这钱还不知道入哪笔账呢！”马老师回国，因为要向部里领导汇报，航天部就把他安排在友谊宾馆休息。第二天早晨，他就跑到航天部招待所去了，他说：“那儿一晚上的住宿费几十块钱，太贵了！”他坚持住在招待所。考虑到马老师要写总结，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所以航天部又把他安排在一个每天只收9元的房间，后来，他自己又换了一个每天只收5元的房间。

我和马老师多次一起出差，除了参加会议有车接送外，其余外出办事，我的印象中都是乘公交车，不乘出租车。他身体不好，在车站追公共汽车时跑得气喘吁吁。住旅馆总是挑最便宜的，一次航天部招待所黄楼、东楼均满员，马老师不顾我的劝阻，坚持住进了附近的一个地下室旅馆，那里潮湿的很，回来后，马老师的腰疼病就发作了。88年12月8日-12月23日，马老师带着王骐和我，去前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共和国首府萨格勤布大学物理研究所作学术访问，期间，我们全吃的方便面。在国外吃方便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那儿全喝凉水，没有开水，怎么办呢？我就和王骐老师去跟服务员商量，希望在吃饭的时候能给我们单独准备点开水，服务员挺好，真答应了。后来，每到吃饭的时候，我就和王骐老师拿着盆下去把开水打上来泡方便面吃。回国后，马老师让我们将省下来的306美元交回航天部，航天部财务部门说我们不收美元、只入帐。我和王骐老师又跑到挺远的银行把美元上交。

马老师为国防光电子技术发展鞠躬尽瘁，贡献了自己毕生的心血，而且从不讲条件。我们最初争取来的实验室用房是在我校主楼旁边电机楼地下室的一个大仓库。地下室阴冷潮湿，因激光设备怕潮，我们每天要用3台吸湿器24小时不停地吸，每天能吸出好几桶水。有一次暖气冻裂了，屋子里全是水和汽，光学元件受损。马老师抚摸着受损的仪器都心疼得掉了泪……仪器受损后，我们都怪学校条件不好，有怨气，可马老师没一句抱怨的话。那时候，我们的办公室也在电机楼，阴冷潮湿，别说有腰疼病的马老师不适合，就是我们在那坐上一天也是浑身冰凉。1992年，地下室内部分的实验室由“大仓库”搬到了平房。我们都高兴得不得了，把办公室也搬了过去，心里想这下再也不用遭罪了。可刚暖和几天，实验室的用房紧张，马

老师就跟我们商量：咱们再回电机楼那个办公室吧。我们又搬了回去，马老师当然还是和我们一起办公。1998年，我们集体搬入宽敞明亮的新落成的理学楼。我和王骐老师商量把办公室放在阳面，里边一半办公，外面一半放上沙发接待客人。马老师坚决不同意，非要把办公室那间房给资料室，把阳面房间给博士生、博士后，办公室最终还是放在了阴面。我们搬到理学楼后，安排马老师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的办公室，（马老师为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在北京工作，不常来）并要装修。他急了：“要是装修，我就不进这个办公室。”后来实验用房又紧张，马老师又把这间办公室做了实验室，他和我们6个人挤在一个办公室。我们说太挤了，他说：“挤点好，热闹！”

马老师把毕生心血都献给了他钟爱的激光事业，直至他生命的终点。2003年7月11日晚，马老师逝世的前四天，给我打电话，希望我参加新的教学计划的修订工作，新的教学计划要加强基础知识，要强化实践环节，希望我在教学上辅佐一下年轻教师，把他们带上来。他说，他还亲自拟定了一份教学计划，下周一起讨论，他还谈了在21世纪头30年内专业应如何发展……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和马老师交谈。

马老师走了，使我失去了一位共事三十余年的良师益友，但他的思想，他的精神，他的品德，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永远激励着我们。

第三部分厚德博学言传身教

作者：陈德应

人们都常用“天鹅项下的珍珠城”来比喻冰城哈尔滨，对于我来说——一个远在福建的学子，吸引我的不是这座美丽城市，而是先生的名字——马祖光，马老师就像一盏明灯把我吸引到他的身边。

我记得1983年那年，当时还在读高二，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马老师在德国首次做出了钠双原子分子第一三重态跃迁的工作，我为马老师的献身科学、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所感动。

当时就想：“哈工大拥有这样一位科学家，如果我能考上大学的话，一定要到哈工大学习”。1984年高考后，当我报志愿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哈工大，而且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当时的激光专业，后来我如愿了。

自上大学的第一天起，我又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读马老师的研究生，亲自得到马老师的指导。但我们知道，马老师当时在国内是享有很高的声望的，当时报考哈工大激光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的人数很多，竞争异常激烈。如果我要实现这种愿望，就要更加努力学习，这种愿望最终成为自己学习的一种无形动力，也使我在哈工大度过了四年美好而充实的大学生活。四年的大学生活结束以后，我以哈工大激光专业最高的成绩考上了硕士研究生，并有幸成为马老师的学生，我的愿望最终实现了。

自从我一开始有了一种愿望，最终变成一种学习的动力，到师从先生的学习生活，所有的日子过得又是如此之快。转眼二十年飞逝，自己也已从一个学生成长为一位光电子技术研究所这个光荣集体的一员。

如今先生已永远离我们而去。追忆过去，也令我感慨万分，与先生相处的日子仍然历历在目。

孜孜不倦，学识渊博

马老师常说：“做一辈子学生，有一辈子危机感。”跟马老师接触过的人，都被他极强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所感染。他无时无刻不在学习新东西，这也是马老师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在学习上，马老师到了痴迷的程度，无论在实验室里，还是在家里，无论在出差的车上或船上，还是在住院的时候，都是他进行学习、钻研的地方。

2002年开院士大会，由于我在技术科学论坛上有报告，与马老一起参加会议，在去北京的火车上，看到马老师在学习；2003年初，马老师因心脏病住院，他不顾医生护士的劝阻，仍然坚持学习。

马老师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的学识非常渊博，他的知识不只限于物理、光学领域，也非常精通机、电、材料方面的知识，而且还爱好文学、音乐，尤其喜欢柴可夫斯基舞剧《天鹅湖》、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我常诧异先生怎么能掌握如此多的知识，爱好又非常广泛，有一次，我问马老师：“您怎么什么都懂？”，马老师却回答：“其实，我仅知道一点皮毛而已。” 马老师就是这样的谦虚。

马老师常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懂就学嘛，但千万不要不懂装懂！”我校的一位博士生导师在回忆马老师时，他说：“我的一个博士生去请教马老师一个问题，他当时就说：…这个我不行，我帮你找别人?”。这位老师很感动，他说：“一个大专家能用平常心对待自己，不懂从不装懂，不敷衍学生，这不是每个知识分子都能做到的。”

马老师是一位坚持学习的人，就在他去世前的两年内，为了开展激光推进技术研究，他让助手复印了厚厚１８本相关资料，学有心得就立刻跟我们讲。有一次跟马老师谈学习，他说：“我越学习就越觉得什么都不懂！”听了这话，我就能理解马老师为什么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了。通过与马老师之间的交流，我对马老师的了解逐渐增多，越是了解马老师，也越觉得自己的肤浅。马老师的理论功底非常深，由于课题的需要，我经常要请教马老师物理问题，先生总能用深入浅出的语言把物理问题解释清楚。与马老师讨论学术问题是快乐的，他可以与我们探讨任何物理问题。

因材施教，治学严谨

在我们看来，马老师似乎只有两件永远让他做不完的事，一个是科学研究，另一个就是培养人才。

马老师对他的每一个学生的培养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先生总能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对每个学生的培养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来自四面八方的学生，有不同的专长和不足；有的学生理论见长，而实验技能不足，马老师往往会安排他做以实验为主的课题，以提高实验技能；有的学生实验技能较好，而理论基础欠佳，马老师就会安排他做理论研究的课题，以提高理论水平。他善于发现学生的不足，给每位学生补课。

还记得，马老师给我安排的硕士课题是“受激布里渊散射相位共轭腔的研究”，这是一个以实验为主的课题，目的是要培养和提高我的实验技能。在博士工作期间，马老师又给我安排了一个理论研究课题“激光感生碰撞过程的理论研究”。后来马老师跟我说：“因为你在硕士阶段，实验技能上已得到了一定的锻炼，所以，我想安排你在博士阶段做理论课题，目的就是希望你在理论上也能得到加强，我们是以实验物理为主的，但如果理论底子太薄了，将来实验就很难深入，因此，我希望你不论在实验技能上，还是在理论上都能得到提高”。

马老师对培养学生有他自己的见解，他追求学生能力培养，考虑的是学生将来可挖掘的潜力和适应未来科学研究的能力。在我看来，先生不仅是一位科学家，更是一位具有创新意识的教育家。

马老师这种培养学生的理念，受益的是学生，他的学生无论走到那里，总能得到同行们广泛的好评。

马老师的学生邢达作为访问学者到日本东京电气通讯大学工作，日本导师让他把一个电子束装置连接起来。日本的老师认为这项工作至少也要几个月时间才能完成吧。没想到，邢达只用了一周多时间就完成了。导师很惊讶，问他：“怎么会这么快？”邢达说：“这些我在中国都做过。” 日本的老师点头称赞道：“没想到，哈工大的学生真行！”。现在，邢达教授已是华南师范大学激光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

博士毕业后的我，又到了复旦大学做博士后，从事利用四波混频研究气相小分子激发态光谱的工作，这是一项实验技能要求比较高的工作，此前，曾有一位来自美国的博士后在复旦大学做了一年半的工作，实验没有取得进展。由于在马老师的指导下，我在实验技能上和理论研究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所以我在复旦大学做博士后期间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导师交给的研究任务。

完成博士后工作后，对于我来说——一个南方人，我完全可以留在南方工作，复旦大学的导师希望我留校，父母更希望我在南方工作。但我还是回到了哈工大，那是先生的人格魅力在吸引我，是先生的渊博学识和他的这个团结战斗的集体在吸引我。

马老师说：“做学问来不得半点马虎，要能经得起别人的考问，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在学术研究上，马老师对虚假的、不严肃的科学态度深恶痛绝。学生们都知道，要想在马老师那里搞歪门邪道，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马老师经常亲自参加博士生的实验，他常告诉学生：“一定要有创新成果。试验结果不能光听，一定要亲自去做。”2002年，马老师已74岁了，他听说我们要做激光大气传输的试验，马老师对这个实验很感兴趣，他说他要跟我们一起做实验。做实验的时候，他来了，由于这个试验要从夜里11：00开始做，我们劝马老师回家休息，可是他坚决不肯，试验一直做到清晨６点，这时马老师才疲惫地回到家……。还有一次，我们有个博士生的课题是“毛细管放电X光激光”。马老师觉得他的论文有个数据还拿不准，就和学生一起研究，一起做试验。这个试验一做就是６个小时。这名学生说：“马老师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实验室，眼睛时刻盯着测试仪器，数据出来的时候已是晚上10点多了”。实验做完了，可是天却下起了雨，马老师在学生的搀扶下，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回家……”。多少年来，这样的故事说也说不完。

还有一次，电子工业部委托马老师主编一本激光统编教材。他多次召开编者会，要求取材一定是当今最新成果，每个定义、概念要准确恰当。25万字的书，几易其稿，他对每一章、每一节、每一页、每一行，甚至包括标点符号，都仔细推敲。当大家认为可以印刷的时候，他还建议再改几遍。他说：“严谨是做学问最起码的态度，可不能在知识界里当奸商啊！”

马老师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严格，在我校是出了名的。马老师要求博士生一定要做出创新性的工作，否则就不能毕业，同时，他还要求，如果博士生的论文与别人撞车了，就要改做别的课题。因为马老师对博士生的要求高，因此，马老师对他的博士生在选题上是非常慎重的，他说“我对学生的要求是高一点，但我们不能误人子弟，因此，选题是关键，一定要选国际前沿的课题，否则，学生就要走弯路，就会白白浪费时间”。

马老师的夫人孙老师说：“马老师常常在夜里一两点钟的时候，还坐在床上看学生的论文。每个不准确的数据，不准确的英文翻译，从遣词造句到标点符号，他都用红笔圈出来。第二天让学生去修改，一遍不行两遍，直至再也找不出一点毛病为止。有好多次改论文，他夜里都犯了病。他，太累了……”

曾经荣获巴基斯坦总统奖的学生达尼也是慕马老师之名来到哈工大读博士的。他曾经对我说，“我在巴基斯坦就知道马老师的名字。我们巴基斯坦很多搞激光研究的人都知道马老师的学术水平高，哈工大的光电子技术专业工作非常出色。来到这里，我感到实验室和老师们都非常好。”来到哈工大以后，马老师给予了达尼无私的帮助。由于达尼做的是一个新领域的课题，巴基斯坦只给他提供4年的留学经费，眼看签证期限就到了，达尼急于毕业回国，他跟马老师商量能否少做一点实验，马老师没有同意。马老师劝他别急，并帮助达尼查资料，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的论文马老师至少改了７遍。最后论文的主要工作被刊登在一本国际权威杂志上。

还记得我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在国际上首次做出了“受激布里渊相位共轭腔激光振荡”。马上就要面临毕业了，我把硕士论文的初稿交到马老师那里，他把我的论文逐句进行了修改，连标点符号都进行了更正。马老师修改后的论文手稿又交给了我，马老师跟我说，“论文工作做得不错”，同时也指出了我的论文中存在的理论不足。他说“论文中一定要解释清楚产生受激布里渊散射相位共轭腔兼Q突变的原理”。这个问题也是我一时解释不清楚的问题，马老师似乎也看出我在为难，马老师接着又说“这样，我跟你一起来分

析一下，我相信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后来，在马老师的指导下，终于从理论上解释了产生受激布里渊散射相位共轭腔兼Q突变的基本过程。这项工作还获得了航天航空工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德高为师，身正为范

马老师坚持“博士生要德才兼备和创新并重”的培养方法。他说：“献身、创新、求实、协作”是…863?精神，这种精神也同样适合指导研究生的科研工作。…创新?要紧紧跟在…献身?之后。”

先生要求学生做到的，他自己要先做到，这也正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马老师给大家的帮助是无私的，可是，他自己却从来不想麻烦身边的人。2003年春节期间，马老师的心脏病又犯了，保姆小马回家过年了，他就一直在家里坚持着，严重时，晚上只能坐在床上不能睡，因为，他一躺下就喘不上气来。正好我们几位学生也在外地，等我回来后去看马老师，问马老师：“身体怎么样？”他还是没有把病情告诉我，只简单说了一句“身体很好!”。一直到2003年2月21日，那是保姆小马回来后，发现了马老师心脏病非常严重，才打电话告诉我，我马上通知马老师助手鞠有伦，把马老师送到医院后，医生责问他：“怎么来这么晚，再晚可能就有生命危险了。”后来，我问马老师“您怎么能对我们隐瞒病情，不把病情告诉我们?”，马老师说：“大过年的，如果我去住院，要麻烦同志们，大家都过不好年。”这就是马老师。

马老师常跟我们讲：“要做事，首先要会做人，不会做人，就不会做事”，“实际上，不论是做学问也好，做事情也罢，首先一定要做一个高尚的人。顾大局，让荣誉，要具有无私、无畏的精神。”

马老师除了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学识才干外，还非常注重学生的道德品质的培养。在哈工大，马老师是呼吁博导、教授上讲台给本科生讲课的倡导人之一。2003年6月19日，就在他去世前１个月，他还应邀给我校大学生作题为《做人与做事》的讲座。那天马老师已很不舒服了，先生的夫人孙老师劝他：“你身体不好，就别去了。”可马老师说：“学生都在等着我，我哪能辜负他们的热情呵。”讲座结束后，学生们围着这位平易近人的院士问这问那，他到家时已是夜里11点多了。

熟悉马老师的人都知道，先生从不在意物质生活。马老师的生活标准出乎意料地低，他认为：有床睡，有馒头吃，有几件衣服穿就行了。马老师的穿着在学生的印象中，冬天就是一件羽绒服，夏天总是穿着一件旧的衬衣，春秋则是一件蓝色带补丁的中山装。曾几何时，有几位学生在翻看先生二十年前的照片时，发觉马老师穿着西装时的照片，不禁感慨地说：“马老师还是穿着西装更显得风度翩翩！”，但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再也没有看到先生穿西装了。

难道是他生活非常困难嘛，不是，因为他不追求，马老师常说：“我对生活一无所求”，他是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部用在了学习和工作上。

2003年7月15日，噩耗传来，当我们几位学生赶到北京的时候，看到马老师走的时候，身上还是穿着那件蓝色带补丁的中山装，我们止不住眼中的泪水，默默地给他换上了一套新西装。

先生真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博大精深，在这里记载着先生的人生精华，也留给了我们无尽的精神财富，也许今天我只能解读其一、二……

结束语宝贵的财富永远的怀念

“心底无私天地宽”。作为共产党员，他特别能奉献，无愧为党的优秀儿女；作为科学家，他特别能钻研，无愧为勇登科学高峰的勇士、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作为老师，为人师表，甘为人梯，他像蜡烛一样，点燃自己，照亮了别人；作为丈夫，他对妻子的爱像春蚕一样，到死丝方尽。

对事业，他一生负责；对家庭，他负责一生。马祖光老师的妻子已经瘫痪在床多年了，为了不让妻子寂寞，他经常趴在妻子的床头工作、学习。为了让妻子站起来，他亲自到北京为妻子请名医。为此，别人都劝他不必亲自去，他说：“这是我自己的事，你们谁也不要去，你们要做更重要的事。”谁也说服不了他，他亲自到了北京，在医院挂号的时候，心脏病突发，马祖光老师只说了一句话：“我感觉很累……”，就再也没有醒来。是的，马祖光先生太累了，他真的、永远的休息了。马祖光就是这样一个一生如一的人，一个一辈子不想给别人添麻烦的人，一个一辈子从不占公家便宜的人。

马祖光同志的爱人孙悦贞老师说：“我对不起学校，没有照顾好老马；我对不起老马，多少年也没亲手给他做一顿饭、洗一次衣服……”

我们永远怀念马祖光先生，因为他真正实践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真正实践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

向马祖光教授学习的倡议

黑龙江大学

马祖光教授离开我们已有一年了。在深切悼念和缅怀的同时，他的人格魅力，他的奉献精神，他的科学态度，他的学术成就，深深地打动和感染着我们。作为一名教师，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和才智奉献给了我国的高等教育和科研事业。他的一生是平凡而伟大的。作为马祖光的同行——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在思

考，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将他的精神传承下去？在马祖光身上，有许多优秀的品质值得我们学习。无论做事还是做人，他都是我们的榜样和楷模。在《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开展向马祖光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下发之际，我代表黑龙江省教育战线的同行们发出倡议：向马祖光教授学习。

学习他爱党、爱国，始终把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高尚情操。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岗位上都应该身先士卒，争做先锋和表率，努力把党组织的先进性和战斗力表现出来。在这一点上，马祖光教授堪称是楷模。我们要像马祖光教授那样，把党和国家及人民的利益摆在首要位置，“在利益前不伸手，在奉献上走在前面”；我们要始终坚信党的领导坚守爱国主义情操，保持共产党人的不变本色，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塑造当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形象，“把对党、对祖国的爱都具体在每一天怎样去做人、做事和对待工作上，具体在每天怎样去做共产党员上。”为党旗增添光彩。

学习他立志于教育和科研事业，务实敬业，不畏困难，勤于探索，勇于创新，勇攀高峰的献身精神，作一名称职的教育工作者。我们要以求真务实的作风和崭新的精神风貌，努力工作、开拓创新，积极进行“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探索，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谱写教育事业的新华章。学高为师，德高谓范。我们要像马祖光教授那样，努力进行科学探索，在科学上勇攀高峰，要“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耐得住寂寞，要有远大抱负，以献身科技事业的强烈事业心和使命感，肩负起“科教兴国”的历史使命，为推进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勇于探索、奋力拼搏。

学习他艰苦奋斗，严于律己，淡泊名利，克己奉公的坦荡襟怀，做一个坦坦荡荡的人。正人先正己，做事先做人。我们要像马祖光教授那样，时刻牢记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淡泊名利，甘为人梯，把个人荣誉看得很轻，把事业、团队精神和集体荣誉当作追求目标。对年轻教师及学生，提携扶持；工作中，不求索取，以奉献为荣；生活上，拒绝浮华，简朴节约。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人格，崇高的事业需要高尚的情操。我们要有“我是党员，不需要照顾”的胸襟和克己奉公的品质，陶冶情操，提高觉悟，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发扬团队优势，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实现不平凡的人生价值。

学习他鞠躬尽瘁、不懈追求、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我们要像马祖光教授那样，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教学科研。做学问要严谨务实，脚踏实地、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趋；教学生言传身教，厚以载德；对事业要鞠躬尽瘁，不懈求索。做一个有崇高理想的人。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马祖光教授是我们的一面镜子，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了“共产党员在贡献上是有区别于普通人的，要处处走在前面。在利益面前，更不能伸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甚至贡献自己的生命”的光辉誓言。他的事迹时刻激励着我们向上，鼓舞着我们奋进。作一名爱党、爱国、敬业、诚实、教书育人、勇攀科学高峰的教育工作者，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己任，贡献出我们的心血和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