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进化史|小白兔的进化史全文阅读
时间：2019-02-09 04:34:3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18～19世纪的东西方贸易往来中，西方人的金钱已经满足不了大量购买中国茶叶、丝绸的需要，以东印度公司为首的西方商人便悄悄干起了另一项罪恶的勾当――非法向中国输入鸦片，在攫取巨额利润的同时，给中国造成了无尽的灾难。鸦片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而结果就是中国屈辱地赔款和被迫门户开放。
赶走忧愁的“欢乐草”
大约4000年前，两河流域居住着聪明的苏美尔人。艰苦的劳作之余，人们常常会感到劳累、情绪低落甚至苦闷，这时，他们就会去采集一种特殊的草，回来捣碎后用水煮成汁。令人称奇的是，饮了这种浆汁后只消几分钟，不仅疲劳感全无，心情也会变得愉悦起来。于是，苏美尔人称这种草为“罂粟”，意即“欢乐草”。
后来，这种“欢乐草”从小亚细亚经埃及、腓尼基、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的贸易路线，传遍了整个地中海地区。此时，它的身份还仅仅是一种药材。
在《荷马史诗》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在斯巴达举行的宴会上，奥德赛的儿子忒勒马科斯和斯巴达国王梅内莱厄斯，这两个性情中人，因怀念在特洛伊平原失去的希腊英雄和同伴而悲伤不已，前来赴宴的下属和同僚们也被他们的情绪所感染，纷纷哀叹起来。为了缓和宴会沉闷的气氛，奥德赛的妻子海伦，悄悄命令仆人把她珍藏的“忘忧药”倒进了酒里。结果，宴会上的人们“忘记了罪恶”，“不再整天流泪，即使父母去世，甚至兄弟或儿子在眼前被杀，也不会痛心了”。而这种“忘忧药”就是“欢乐草”的粗制品――鸦片。
古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曾提到过罂粟的药效。罗马时代的希腊医生盖伦则认为，鸦片差不多可以当成万能药来使用，当时的罗马人已经开始学会吃鸦片来取乐了，当地的商店和游方郎中处都有鸦片出售。
阿拉伯人是罂粟的主要传播者，这一点几乎确定无疑。8世纪，沿着丝绸之路，罂粟由阿拉伯人带到了中国，成为中药药柜里的一味“舶来品”。11世纪，阿拉伯人又带着罂粟越过地中海，穿过北非向西扩张，西欧由此开始了最早的鸦片买卖。这当中，英国的药剂师对鸦片的催眠作用最感兴趣。14世纪，英国人约翰・阿德恩将它作为催眠药和镇静剂使用，莎士比亚在《奥赛罗》中这样感叹道：
罂粟，曼陀罗，不!
即使服下世上一切安眠药，
昨天，探望你的安眠，
将不会再度来访。
13世纪，阿拉伯人又把罂粟带到了波斯、印度等国，在这些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难以抗拒服食鸦片所带来的那种如梦似幻般的感觉，沉迷于“欢乐草”的人与日俱增，“欢乐草”在印度的北部地区牢牢扎根。据说，莫卧尔帝国在该地区的主要税收来源就是罂粟。
像喝茶一样喝鸦片
鸦片问世之初，它的功用基本是限于医学上或用来制作饮料。在阿拉伯，曾经有一个时期，由于禁酒，人们在酒馆里饮的“酒”就是用罂粟泡制的“代饮料”。在普通人家里，人们也喜欢冲泡罂粟来招待朋友。足见这种“欢乐草”在当时的阿拉伯民间，是被当成茶一样的“饮品”采使用的。
最有名的鸦片饮品要数托马斯・西德纳姆医生于17世纪60年代创制的鸦片酒――57克鸦片浓缩液、28克藏红花、一杯肉桂丁香、半升雪利酒，即可混合制成“西德纳姆鸦片酒”。西德纳姆把鸦片的药效看得神乎其神，对它赞不绝口：“我不得不衷心地感谢伟大的上帝，他创造万物，由人任意享用；神奇的鸦片竟可抚慰灵魂；鸦片不是药，却可以防病治病……没有鸦片，药物也无所作为；明白这一点，谁都可以妙手回春。
17～18世纪，有人已经留意到鸦片会令人上瘾，但这种微弱的警告声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在鸦片酒渐渐成了厂受欢迎的止痛药时，有些头脑清醒的医生，像乔治・扬、撒姆尔・克伦普和约翰‘琼斯，就曾警告人们不能长期食用鸦片，要注意鸦片给人造成的生理和心理的依赖现象。但当时流行的观点却认为鸦片的危害言过其实。琼斯医生在其《鸦片揭密》一书中最先提出了鸦片成瘾的问题，后来她却收回了这一观点。不过，在当时，琼斯做出这种判断并不是基于道德标准，而只是感觉适量服用并无妨害。当时因吸毒成瘾的例子还不太多见，公众的注意力更多地被杜松子酒那种廉价的东西吸引，这种酒喝了之后会让人疯疯癫癫，不可自拔。
从镇痛药到毒品
在把美丽的罂粟变成一个地道的人间魔鬼的过程中，16世纪“医学化学”学派的创始人帕拉塞尔苏斯是个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这位常常以焚烧希波克拉底、盖伦和阿维森纳这些古代名医著作为讲学开端仪式而颇引人争议的科学怪人，在他的论著和学说里，对鸦片的功用大加吹捧，称赞这种植物提炼出来的浆汁是“长生不老药”。尽管帕拉塞尔苏斯提纯这种“浆汁”的最初目的是用来制作镇痛药，但令人始料不及的是，自从这种“具有阵痛作用的黑色药丸”问世后，越来越多的人对它产生依恋，为之着迷。
1806年，一位名叫弗里德里克・塞特尔内尔的德国青年科学家公布了他的实验报告，宣称已经成功地找出了鸦片的主要活性成分。塞特尔内尔将鸦片用酸稀释，用氨水中和，分离出比普通鸦片纯度高10倍的吗啡碱，命名为“摩尔甫斯”，即希腊神话中的睡梦之神。19世纪初期，吗啡作为催眠药用于外科手术。1831年，塞特尔内尔因为这项成就获法国政府嘉奖。
吗啡因具有良好的镇静、镇痛效果而被誉为“上帝之药”。1853年，由于亚历山大・伍德医生对皮下注射器的改进，吗啡作为主要镇痛药被广泛使用。人们发现，注射吗啡比口服食用见效更快。该发现马上用于为战场上受伤的士兵解除痛苦。然而，这种“非凡治疗”方法并非人人适用，而且，效果还会因使用次数的过多而减弱。19世纪下半叶，许多从战场上归来的士兵都出现了因使用这种新药所致的共同病症，人们称之为“士兵病”或“军队病”。
19世纪，英国盛行鸦片酒，当时著名文豪的大作里频繁出现鸦片的身影。服用鸦片是作家们日常生活的最要紧事，反映在他们的文章里也就意义非凡。
以吸毒出名的两位小说家是塞缪尔・泰勒・柯尔雷基和威尔基・柯林斯。1797年，柯尔雷基写《忽必烈汗》时就以鸦片提神。柯林斯写作时也是如此。评论家们就这些作品中的奇思异想品头论足，争论不休。有些人为书中的天方夜谭大声喝彩，美其名曰这就是受鸦片影响而形成的“浪漫派”，因为，书的内容之所以五彩缤纷，其实是作者沉溺毒品想入非非的结果。据此，有人认为写作的创造性比作品本身更有意义，而毒品能激发某种奇异的创造性。狄更斯、拜伦、雪莱、济慈、伊丽莎白・勃朗宁――这些人物均把鸦片当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兴奋剂来使用。鸦片成了一些作家生活中的必需品，威尔基・柯林斯因为有严重的风湿病，不喝点鸦片酒，就难以成眠，鸦片因此成为他的杰出小说《月亮宝石》中的重要情节。柯林斯常常会在喝完鸦片酒药性发作时开始写作。据说，他每夜要 喝下好大一匙鸦片酒，剂量之大足以让没有药瘾的普通人丧命。
到了19世纪中期，英国的鸦片年消耗量已达2.72万千克。尝试吸食鸦片很容易一失足成千古恨。因此到了1860年，限制鸦片消费的《药品法》颁布了，进口土耳其和印度鸦片的势头也有所减缓。但就在6年后，C.Y.怀特把吗啡放在炉子上煮沸时，发现了药效最为显著的鸦片衍生物――海洛因。尽管只是做过一些试验和人体测试，海洛因还是很快于1898年被作为非成瘾药推向市场。直到1900年，实验人员再次对海洛因进行测验，结果仍认为其不太可能成瘾。
大清国的灾难
如果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发现印度“新”大陆是基于对冒险的热爱和对宗教的热忱，那么沿着这条航线尾随而至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则是做着发财梦踏上这块土地的。
1513年，葡萄牙人阿丰索・德・阿尔布克尔克在从印度写给葡萄牙国王的信中写道： “让葡萄牙的土地种满罂粟，下令全国生产阿芙蓉(鸦片)……不吃鸦片，印度人将茫然不知所措。”这个聪明的葡萄牙人，从印度人对鸦片的迷恋中窥探到巨大的“商机”。
1557年，葡萄牙获许租用中国广州珠江口西南方的澳门半岛，成为最早在中国建立贸易口岸的国家。在正规的商业贸易碰壁后，他们试探着从遥远的巴西殖民地运来烟草。中国人开始学着自种烟草，并用烟管把印度鸦片和烟草混合起来，抽得不亦乐乎。荷兰东印度公司得到在爪哇从事鸦片生意的特许后，从这里向中国输送鸦片，顿时财源滚滚。这又深深打动了英国商人。
为了更好地在中国开展贸易，英国几经争取，在广州城外建立了永久性的贸易基地，并几次派出使臣，希望借此“改善”两国的贸易关系。但是，这些对中国礼节知之甚少而又刚愎自用的使臣，无一不是带着无奈离开了中国。1793年，马嘎尔尼勋爵在～个临时搭建的帐篷里被乾隆皇帝召见。但乾隆却对英国使团和他们的礼物不屑一顾，他在给乔治三世的信中写道：“奇异贵重之物不足以使我动心。你的大使也可看到，我们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就不需外夷货物。”除了对中英贸易缺乏热情，他这种不妥协、不让步的态度也部分源自对马嘎尔尼勋爵傲慢无礼的态度的不满。此时的英国商人，只能寄希望于用鸦片来叩开中国的大门了。英国曾几次派出使臣，试图说服清政府开放鸦片贸易，但都无功而返。清政府明显的敌意没能挡住欧洲商人，非法的鸦片贸易开始泛滥。东印度公司利用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在非法鸦片贸易中所向披靡。到了18世纪，中国全国范围内的吸食鸦片成了中国衰退的灾难性象征。当时的吸毒者，由最初的少数富贵人家的纨绔子弟，迅速蔓延到社会各个阶层，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
在鸦片蔓延之初，清政府也曾进行过遏制这种恶习的尝试。1729年，雍正颁发诏书禁止吸食鸦片，除获准医用外，不得进口鸦片。然而，雍正皇帝的禁令似乎颁布得太晚了，巨大的毒品市场使得走私者对朝廷的禁令视若无睹。更令雍正始料不及的是，朝廷大臣中也有人在吸食鸦片，就连他自己的一些贴身侍卫和内侍也都染上了毒瘾。
禁烟与战争
到了道光帝时期，鸦片更是将中国搞得乌烟瘴气。此时的朝廷大臣分成了两派，其中一派向道光建议将鸦片贸易合法化，他们的理由是，禁止鸦片走私已经完全失败，明令禁止更会导致走私鸦片的愈演愈烈。反对派们则认为，毒品泛滥的根源在于烟贩，高额利润的诱惑让他们无视政府的禁令，惩治的主要目标应对准他们。道光皇帝本来是支持鸦片合法化的，但他的三个儿子都死在吸食鸦片上。痛失爱子的伤痛和反对派们有理有据的劝诫说服了他。于是，他任命精明能干的林则徐担任钦差大臣前往广州禁烟。
人情历练而精明的林则徐在到达广州后，首先给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写了一封义正词严的信，在信中，林则徐陈述了英国商人贩卖鸦片对中国的危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地请英女王禁止生产鸦片。同时，林则徐还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密切配合，筹备海防。
但久历中国官场的英国商人并没有把林则徐的行动看在眼中，以为林则徐不过是另一个来走过场的中国大臣，只是象征性地交出了1000多箱鸦片敷衍了事。谁知林则徐早就对鸦片商的鸦片库存了如指掌，最终鸦片商们不得不交出所有留存的鸦片，这就是著名的“虎门销烟”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当然是大快人心地销毁了这些英商的鸦片存货。这是林则徐对英国鸦片商最成功的一次打击，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而这本来是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壮举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由于林则徐防守严密，英军在广州没有占到什么便宜，于是北上占定海、犯大沽。昏庸的道光皇帝把英军的侵略一股脑归罪于林则徐，撤了林则徐的钦差大臣，并将其流放到新疆，以为这样就能求得太平。但事实证明，妥协和退让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仅由5艘战舰、3艘汽船和21艘运输船组成的英国海军舰队竟然打败了当时有3亿多人口的中国，让世界为之震惊。战后，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清政府被迫割让香港并支付巨额赔款。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10年里，印度鸦片的进口成倍增长。1854年，英国和法国要求修改条约，遭到清政府的拒绝，清廷决定趁机中断鸦片交易。林则徐的支持者叶名琛被派到广州煽动当地的反英情绪。叶名琛的卖力工作，很快就给了英国商人再度侵略中国的理由。1856年10月，走私船“亚罗”号上的水手在广州附近被捕。这艘船是在香港登记的英国船，挂的是英国国旗，这样一来，英国人总算找到了借口。英国军舰马上驶向广州城，进行炮轰，而叶名琛的官邸更是他们的主要目标，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印度鸦片的进口量从4800吨上升到6700吨，毒品泛滥中国的城市乡村，据说连慈禧太后也成了大烟客。
1906年，中国吸毒人数已达1350万，年消耗鸦片达3.9万吨；而此时的欧洲也是毒品盛行，吸毒人数迅速增加，形势已到了各国政府再不采取措施就不行了的地步。就在这一年，中英两国政府终于达成协议，限制印度鸦片进口。之后的4年中，两国政府为中断中印鸦片贸易而合作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