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历史”思潮影响下“新生代”军旅文学的战争想象
时间：2020-12-13 04:18:0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王冰冰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写实”与“新历史”这两股强劲的文学思潮彻底改变了文坛的风貌，对军旅文学也产生了持续且深刻的影响。据傅逸尘的考察，21世纪之后的军旅文学在对当代现实题材的处理上基本上延续了“新写实”的美学风格，而在对历史战争的书写方面，则大多沿用“新历史主义”的抒写方式建构历史。[1]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新历史小说”潮流依据的历史观，并非原汁原味地照搬由海登·怀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理论，而是更多渗透了1980年代以来的“新启蒙”文化思潮。“新启蒙”之“新”正在于以“传统/现代”为核心的二元对立的现代化范式取代了原本的“反封建”的革命范式：“这种范式的突出特点在于，它用‘一组与资本主义相关的发展来解释中国现代史，并否定革命在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中心位置，或在仍肯定其中心位置的情形下，将革命叙述为一个‘衰落或失败的故事。”[2]这一“现代化范式”契合着全球语境中的后冷战与后革命氛围，其秘而不宣的意识形态意图表现为全世界范围内对革命的解构、放逐和审判。相应地，“新历史小说”潮流以20世纪50—7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作为“他者”，用欲望伦理取代革命伦理。其写作意图就是用现代主义的美学原则“颠覆现代革命史”，将推动历史的动力由革命理想、阶级斗争和历史理性置换为个人化的、非理性的情欲及暴力冲动。[3]对于当代文学的发展，其功过是非尚待未来历史及文学史的考量与检验，但是对于军旅及战争文学的长远发展来说，“新历史”及“新写实”思潮的强劲渗透所带来的影响却未必都是积极正面的。
“新生代”军旅作家代表人物王甜的《雾天的行军》和裴指海的《士兵与蚯蚓》，继承了先锋文学的叙事技法，有着强烈的寓言性质，其以宿命般的偶然性消解了正统革命历史叙事的确定及正当性，可以看作“新历史主义”遗风贯彻于当下“新生代”军旅文学中的显在状态。《雾天的行军》体现出典型的先锋文学的结构与特质。小说以一桩扑朔迷离的历史遗案的调查结构全篇，借鉴了博尔赫斯的“迷宫叙事”的结构法则，篇幅不长的文本犹如交叉小径的花园，每一个细小的分叉都衍生出一种可能，体现出强烈的怀疑精神与不可知论。犹如格非的代表作《迷舟》与《青黄》，构成《雾天的行军》故事逻辑的核心环节也是一个致命的“叙事空缺”：主人公张德明，那个站在历史分叉点上的渺小个体，究竟是投了共，还是投了蒋，纯粹看命运之手的任意拨弄，没有人知道真相。且对于小镇上那些缺乏政治觉悟的芸芸众生来说，“真相”本就无关紧要，因为在他们看来，“一会儿共产党来，一会儿国民党来，来了都要征粮，都要拉人入伙”。这是后革命时代典型的对于革命历史的“去政治化”表述—将两党之争还原为无谓的权力之争，即所谓的“成王败寇”。这一说法的致命之处在于抽空了国共之争背后阶级斗争与革命的本质，在消解了革命历史的正当性与正义性之后，作为20世纪阶级革命、政党政治、人民战争重要产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其历史意义与价值将被置于何处？
裴指海的《士兵与蚯蚓》同样以一桩发生在抗战时期的历史悬案之钩沉作为结构线索，借助一个被俘的八路军女战士与日本士兵间匪夷所思的暧昧情愫，传达出大时代中小人物“想像蚯蚓一样地活着”的反战或曰厌战的情绪。善良敏感、富有文艺气质的日本兵大岛健二的形象并不能说不真实，因为优秀的战争文学从来不会回避人性的复杂诡谲与情感的神秘深邃，不会掩盖战争的残酷本质及其对于正常人性的戕害与摧残。但问题在于，在作者的诠释中，原本不共戴天的八路军与鬼子兵间之所以能够产生微妙情恋的关键因素，在于二人相近的品位、修养及出身。由“素描”表征的现代/西方艺术形式成为具有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崇高客体”（齐泽克），具有可以超越阶级、国族与侵略战争残酷性的神秘价值。基于同样的逻辑，女战士与自己的丈夫（八路军政委）间深刻且可悲的隔阂正是因为对方是“大字不识”的文盲与老粗。文本逻辑的背后仍然是“现代化范式”影响下形成的“专业主义”立场—以看似中立的价值观完成对于阶级革命隐而不彰的批判、否定与颠覆。对于现代中国战争历史的书写，《士兵与蚯蚓》与《雾中的行军》可能并非成功的尝试，因其对于战争、历史、人性的想象，体现了当下去政治化主体的冷漠与历史记忆的匮乏。由此可见，在对于新的文学/文化思潮与表达方式进行吸收借鉴之时，不能放弃主体的批判性立场;在战争书写中尝试创造具有“内在深度的自我”的同时，亦不能规避对于社会/历史正义及战争性质的起码判断。
从世界战争文学的角度来看，《雾中的行军》与《士兵与蚯蚓》借助“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与先锋文学的表达技法，意欲表达反战的主题，看似是合乎人道与人性的进步观点。但具体落实到中国/第三世界的语境，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始终是被动地卷入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中国，面对形形色色的侵略者的坚船利炮，何曾有过半点选择的自由？那么身为被侵略一方的中国/弱者是否有表达“厌战”情绪的资格？西方优秀的战争小说大多有着反战的主题，如《二十二条军规》《西线无战事》等，这是不争的事实。战争是残酷的、可怕的，会摧毁很多美好却脆弱的东西，对以两次世界大战作为反思对象的西方现代文学来说，反战主题无疑是进步的、人性的、高尚的。但在书写战争历史的时候，除了普遍的人道主義情怀，还需要考量战争的性质，需要联系20世纪历史的特殊性，尤其不能忽略第三世界反帝反殖、要求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正义需求，不能无视“第三世界国家民族主义的正当性”（贺桂梅）。法农在《全世界受苦的人》中最终支持被压迫民族的人民选择暴力革命的道路，因为“对于殖民地人民来说，暴力是自我转化的一种形式，一种斗争方式”。对于被侵略、被压迫民族而言，战争不仅仅是灾难与浩劫，“还带来光明，带来希望，带来新生”（西元）。对于身为第三世界阵营中重要一员的中国，20世纪的战争史不仅与民族解放、反帝反殖有关，且与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实践息息相关。战争与革命犹如一对双生子，改写、决定着现代中国主体的生成过程，“是一种理解中国如何在世界中获得其主体性位置的方式”[4]。那么，身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军人/知识分子，人民军队内部的书写者，在考察及想象战争时，是否更需要明确自己的位置与立场？对于战争的性质与本质，是否应该有着更为深入且清醒的思考？将西方战争文学中“反战”主题不假思索地搬用到严酷的中国/东方/第三世界的战场中，不过试图用他人的语言讲述自己的故事。而在后冷战的情境中，更容易陷入“站在胜利者的立场上审判失败者”（戴锦华）的错位表达，愈发印证“价值中空的主体”的匮乏与缺失。
不可否认的是，左翼文学与20世纪50—70年代的革命历史叙事，确实存在忽视个体欲望、阶级性压倒人性、政治性抑制美学的弊病，存在人物塑造概念化、类型化等严重的问题。新时期之后，随着社会语境与文化思潮的变迁，军旅文学需要与时代共同成长，必然要求寻找新的思想、语言与表达方式，超越并克服传统革命历史叙事中久治不愈的弊病。
在“新生代”军旅小说家群中，敢于对20世纪的中国战争史进行正面强攻的，出身军旅世家的西元是当仁不让的勇者。从《胴寺》《Z日》《炸弹婴儿》到《死亡重奏》《无名连》，从甲午海战、抗日战争到朝鲜战争，他试图将20世纪现代中国的战争史一网打尽，视野宏大、笔力开阔，且在历史观念、叙事策略与写作技术等方面均有突破。同样借助先锋文学的叙述技法与新历史主义的民间及个人化立场，但是拒绝将战争历史作虚无主义的处理，思考战争对于现代中国的“锻造之功”是其作品中一以贯之的线索。他笔下的战争场面及战争中的人都体现了一种悲壮的崇高美学特质，一种毫不妥协地抗争与搏斗的精神，从而使文本充盈着荡气回肠的悲剧之美。如果说“新历史”“新寫实”为代表的叙事潮流是一个文化“解符码化”的过程，那么西元的战争及军旅小说就是一种“再符码化”的努力，一种在“历史终结”、理想主义崩塌及叙事崩溃的世界重构、重现宏大叙事与总体性意义的过程。
但西元的困境也是明显的，困扰他的是始终无法寻找到合适的“思想”与“语言”，无法将战场上那些悲壮惨烈的事迹表达得可以令人“理解”与“相信”，也就是说，缺乏一种将理念“自然化”的方式。尤其是在其书写朝鲜战争的篇章中，如《死亡重奏》与《无名连》及《遭遇一九五○年的无名连》。在寻找这场震撼世界的战争内在精神特质，通过各种方式接近或曰逼近战争现场时，面对彼时中国士兵整齐划一的牺牲精神，那种集体性的视死如归，西元和他作品中的叙事人一样困惑，到底是什么，给了严酷的朝鲜战场上的中国士兵那样强大的精神力量？想要得到进一步的答案是困难的。在文本世界里，西元拒绝了强势的新自由主义话语与普世价值观，但是向哪里去寻找有效的文化资源以阐释20世纪深具现代性的战争历史？
结 语
如当前诸多学者的考察，“新历史”“新写实”思潮背后的意识形态企图，是用“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与社会主义范式，用看似客观中立的日常生活、人性与知识等话语取代阶级革命与政党政治，质疑、否定并放逐对于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举足轻重的革命历史与社会主义实践的意义与价值。[5]对于这两种文学/文化思潮不加批判地吸收，会让作品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怪圈，或是被一地鸡毛式的庸俗细节绑架。对于关涉国家安全与历史理性的军旅文学，这样的倾向无疑是令人担忧的。在这个新自由主义危机已经在全球全面爆发的时代，是否已经到了需要重新直面与检视革命历史与社会主义遗产的时刻？在思考与书写20世纪的战争史之时，是否能够重新恢复并开启这段历史的政治性维度？当然这一切还是未知数。学者罗岗在分析谍战剧时，对于当下的革命历史书写/“重写”曾有过颇具启发性的建议：在遽变的时代语境中，既然已经无法简单重复20世纪50—70年代的革命历史书写中高蹈的“崇高”美学，那不如直面“重述”革命历史的困境，并记录下试图走出困境的努力。也就是当“红墨水”缺货的时候，用“蓝墨水”写下没有“红墨水”的困境，也是一种虽则无奈但却有效的表达，或许能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成为对于不可表达的“历史无意识”的有意识“表达”。[6]
参考文献：
[1]傅逸尘：《“新生代”军旅文学整体观》，参见傅逸尘编著：《“新生代军旅作家”面面观》（上），作家出版社，2018年，第1—4页。
[2]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0页;转引自邵燕君：《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4页。
[3]旷新年：《写在当代文学边上》，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10—111页。
[4]贺桂梅：《在21世纪重新思考“20世纪中国文学”》，《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9期。
[5]邵燕君《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小说研究》、旷新年《写在当代文学边上》、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这三本著作中都有对于先锋文学及“新历史”小说的风行进行“知识考古”及文化批判。
[6]罗岗：《预言与危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9页。
（作者单位：泉州师范学院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