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背影

喻军

每一个朝代的衰亡，都有其必然的规律，史家们常津津乐道于此。若跳开一些看，千古兴亡更迭，也是生命周期的轮回，哪个朝代都是历史的一个小片段，都无法享有衰亡的豁免权。

本文所关注的并非这些，而是一种濒临衰亡时所出现的精神现象：它具有悲剧性的崇高和壮烈、极限性的忘我和自戕、道义性的尊奉和履约，它的表现形式就是：死亡！在朝代的大厦摇摇欲坠之时，屈膝和站立、卑微和伟大、图存和求死、逃匿和捍衛，完全没有折衷的途径;没有回旋的余地。所谓忠奸，只在一念之间，要么舍生取义，要么俯首称臣。于是出现了两拨队伍：人数占绝大多数的是所谓的降臣和被征服者;人数较少的是所谓的忠臣和顽抗者，恰如戏剧中的红脸白脸，一俟出场，便泾渭分明，高下立判。在国家性和历史性的价值品评体系中，对有些大的原则是不得不采取“一刀切”的界定标准的：降臣降的再有理，都属输了气节和操守的矮人;忠臣就不同了，即便被讥为愚忠，但在千秋大义上，一定会被大书特书、歌以咏之;后人还会为他们建祠立庙，焚香祭拜，使之愈发伟岸高大。

有些忠臣，直接成了死士，且往往死得十分惨烈。在那个当口，武死战，文亦死战，笔杆子统统扔下，而充作手握刀枪的捍卫者。战局是毫无悬念的，却总不免抱有绝望中的希望，直至无可逆转、鲜血流尽。但在最后的时刻到来之前，他们的不计生死、英勇顽强甚至赢得了敌人的尊敬——那血海中冉冉升起的新朝，不正需要这样的忠义之士和军政之才？可问题是，他们的忠诚并不能移植，他们的清名需用死亡作最后的奠定。当架在脖子上的屠刀闪着寒光;当劝降利诱的口舌施展着高超的柔术，意念稍稍松懈的人就会顷刻崩溃，洪承畴们即刻诞生，但我们似乎凭空听见了那些忠臣们铿然决绝的回答：“何须多言，惟求速死”。

几年前的一次清明节，租了一部面包车回乡祭祖，途经盐城。我执意说服众亲友，拐道去市内陆秀夫（盐城建湖人、南宋左丞相）祠，容我拜谒片时，再行启程。每每读史，读到每朝的末代、那摧枯拉朽的一页，总不免为那些慷慨赴死的朝臣扼腕。他们这些人，若处在太平盛世，或一般的和平时期，即便有些局部战争，有些宫廷权斗，也不见得会过早地陨命，或不至于面对大节的拷问。可老天偏偏在这个时候打开了改朝换代、天崩地裂的时间之窗，有些人图苟活，有些人惟有死。陆秀夫就是这么一位。

南宋末期，当众多辅臣们向元朝俯首称臣、连太皇太后也已率宋恭帝投降之时，礼部侍郎陆秀夫却起而抗争。他联合一群威武不屈之士，拥立新君，在东南沿海一带抗击元兵。景炎三年（1278）初，新帝赵昰溺水死，年仅10岁。群臣斗志涣散，多欲散去，陆秀夫一力“维稳”，担当起了信心喊话者的角色，他对群臣言道：“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将焉置之！”后与几位臣子再立7岁的广王赵昺为帝，定年号“祥兴”，迁都崖山（今广东新会南海中），由杨太后垂帘听政，陆秀夫任左丞相。

祥兴二年（1279年），元军攻崖山，宋军大败，陆秀夫见大势已去，动了死念;也有可能他想坚持，但担心皇帝落入敌手，重蹈受辱不堪的北宋二帝和德祜皇帝的覆辙，从而丧失国格，故而一心求死。死前，他盛装朝服，先是手执利剑，催促结发妻子投海;继而又劝说赵呙：“国事至今一败涂地，陛下当为国死，不可再受先帝之辱。”说罢，他背起8岁的赵昺，用一根白绸带将皇帝与自己紧紧绑在一起，然后纵身投海，死时年仅43岁。这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的极端事件中出现的极端死亡方式：不仅自己壮烈殉国，结发妻子也不能活;且为了国家的脸面，即便是年仅8岁的小皇帝，也须服从死亡的召唤，陆秀夫只是代行其事。而南宋就像这个羸弱的孩子，背在陆秀夫的身上，与之同沉大海。

此中情境催人泪下，“负帝投海”，就是陆秀夫的形象定格、精神写照和人格塑像。我相信，再尖刻的史家，都不会苛责陆秀夫杀了皇帝，而不得不认同他的行为是一种国格的体现和必然的抉择。他死得如此悲壮，可谓感人至深、可歌可泣。可怜这位8岁的小皇帝，尚不谙世事，就不得不为破碎的江山和祖宗的基业殉葬！

我和家人在陆秀夫祠堂里逗留一个多小时，几乎没有发现什么工作人员，也没有发现其他游人，空空荡荡，冷冷清清，陆秀夫真够寂寞的。

踱出门外，街市上林立的商铺大多是贩卖小商品、假古董、服装或字画赝品的所在，而不远处的儒学街却另有一处明末清初书法家、诗人宋曹的故居。宋曹才华很高，曾为南明弘光朝中书舍人。明亡后，他归隐故里，自号耕海潜夫，亦曾受抗清义士的牵连被投入大牢。以后几次拒绝清廷的召唤，于康熙40年（1701年）病逝，享年82岁。

他的故居倒是热闹，门口挂了好多牌子，像是一处办公场所。入内一看，总觉得气氛有些不太对，正好有几位女士坐在院子里聊天，我问这是宋曹故居吗？她们带着狐疑的眼神瞥了我一眼，便继续她们的谈话，似乎这是一个不值得回复的问询。当然，一座长髯飘拂，布衣形象的塑像分明立在她们的身后，想必是宋曹了。

“宋曹”与“宋朝”谐音，却相隔几百年，其反清的立场与陆秀夫的抗元精神有着本质的契同。陆秀夫身为丞相，担着国家安危的干系，最后壮烈地死;而宋曹作为明末士子，也是心系国家存亡，采取的是屡招不就、拒不合作式的隐性反抗，同样是一种气节的体现！历代有不少大知识分子，在旧朝覆灭、又复国无望的情形下，只能选择隐逸一途，以示自己的基本立场和君子人格，贯穿的还是一个“忠”字。至于有些人后来立场软化，继而出仕，则是另一回事了。

有一次我去温州，因事前得知弘一法师曾在江心屿的江心寺小住过几日，就先去了那里拜谒，这固然出于我对弘一法师的景仰。

灰蒙蒙的瓯江加之细雨的天气，使心境颇有些清冷的意味。温州之富，何人不知？但城市环境比之江苏的南通、无锡、苏州等地则显得稍杂沓和欠规整。瓯江的水质特别浑浊，据说临江的商品房卖的很贵，其实，污染如此，又有何观景的情趣？

坐在摆渡船上，不一会儿就到了江心屿。不想登岸没走几步，倒先发现了一处祠堂，门上方是沙孟海题的“宋文信国公祠”。文天祥？他的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很快得知：江心屿之所以建有文天祥的纪念祠，是因元军攻破临安之际，文天祥在江北组织抗元未成。为了寻找南逃的宋室益、卫二王，文天祥历尽艰险渡海至温州，困居江心屿一月余。文天祥死后200年（1482），后人为了纪念他，在江心屿为之建祠塑像。

他的名气实在太大，在南宋亡臣中无人可及;在历代忠臣谱系中也堪称一代名臣，我想这部分源于他那首《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诗一落定，便臻至“立言”的极致，文天祥注定要在爱国主义的精神圣殿中，被后世推崇和供奉。几百年来，人们念诵着这几句诗，念得荡气回肠，环宇响彻。正所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作者文天祥，其实已经不死。

其实，文天祥还写过另一首《过乱礁洋》的五律诗：

海山仙子国，邂逅寄孤蓬。

万象画图里，千崖玉界中。

风摇春浪软，礁激暮潮雄。

云气东南密，龙腾上碧空。

这是他去元营谈判、被俘逃脱后，四处寻找宋室途中，在船过象山涂茨镇乱礁洋海域时，并未登岸着陆、而是据目测写了《过乱礁洋》这首诗。其时，留守临安的谢太后和宋恭帝赵显虽然已经降元，但皇室后裔、赵显的哥哥赵昰与赵昺出逃，并在一些大臣的辅佐下于温、闽一带集部抗元。文天祥一叶孤舟，历九死一生穿行于元军的封堵之间，四处找寻抗元的队伍。

前不久我去象山参加活动，主办方十分有心，安排我们坐船巡游乱礁洋，使我对这首诗的意境有了切实的感受，诚如文天祥自己所言：“自入浙东，山渐多，入乱礁洋，青翠万叠，如画图中。在洋中者或高或低，或小或大，与水相击触，奇怪不可名状”。通篇吟之，不难发现，1276年他写下的这首诗，除了对自身命运有所慨叹，更多的却是一种勃然之气、刚勇之志的心灵活画，说明当时，他对匡扶宋室、挽狂澜于即倒还寄予相当的信心，但仅隔两年后，宋室一路溃败到了崖山，虽有抵抗之心，复国基本无望，在《过零丁洋》这首诗中，一种视死如归的悲怆感和神圣感已经跃然纸上了。

这首诗，应为南宋即将灭国前的1279年所作。以文天祥的才学及20岁即中状元来看，作诗当不在话下，但诗写到如此境界，则充分反映了他深厚的文学素养，故历代也把文天祥看做宋朝杰出的文学家之一。晋朝的嵇康，死前操琴，纹丝不乱，亦属大丈夫本色;且因这种特殊的气场和精神传导，而使历史难以忘怀。所不同的是，文天祥死得慷慨激昂，嵇康死得云淡风轻;一个是亡国之臣，一个是乱世高士。而明亡之臣、南明兵部尚书张苍水，我也曾拜谒他在杭州的墓园，这次去象山，亦属时隔27年后第二次去花岙岛，山腰处，有张苍水反清复明、作最后抗争的兵营遗址，后被人出卖而被俘。史载，他死前三日，妻儿皆被杀。临刑前，他面北怅望杭州城美丽的山峦，只说了一句：“好山色！”便“坐而受刑”。寥寥三字，充满了对故国的眷恋和哀叹之情，其震撼程度并不亚于文、嵇二位。其实张苍水十分擅诗，亦富才学，大儒黄宗羲就曾把张苍水的刚勇、才学比作“明末之文天祥”。

象山，空悬四百年时空，竞让一双伟岸的孤魂，在海山之间，遥遥地招手、紧紧地相连。

后文天祥率兵进入广东潮州，于五坡岭与元军激战，战败，吞冰片自杀未死，被俘。蒙古、汉军都元帅张弘范为文天祥松绑，元朝亦有五次对文天祥的劝降记载，文天祥却一心求死。在狱中作千古传诵的《正气歌》（精神伟大，才情亦了得），后于至元十九年（1283）十二月初九日在元大都就义，死时47岁。

陆秀夫比文天祥早殒四年。论地位，陆秀夫是左丞相，文天祥是右丞相，陆秀夫略高;论死的悲壮程度，陆甚于文。另外，文一次被拘押（发生在去元营谈判时，后逃脱）、一次被俘至死;陆为了保全尊严、不使皇帝落人敌手而跳海自尽。这段史实，我怎么看都觉得陆的忠义精神更具标杆意义，但其影响力却远逊于文，原因就在于文天祥的诗，写得实在铿锵有力、大气磅礴，还朗朗上口，无数人知道文天祥，就是由诗而始。还有稍早于文天祥的岳飞，英武盖世，却屈死于自家人之手。他的名声丝毫不亚于文天祥，甚而过之，但若没有一阕《满江红》，其影响力亦必打上些折扣。

这么说恐怕会招些非议，在此声明，对这些英雄人物绝无任何贬损之意或孰高孰低的比附，只是从世俗的流传角度而论，诗以载传，毕竟是历史能见度和民间传播力的一种直接因素。

那一天，江心寺几乎被挤满，从外地组织来的一百多香客，吵吵嚷嚷的，像是来赶一场庙会。弘一法师了无印痕，只在寺墙上刻有他所书的“南无阿弥陀佛”字样，虽无款识，一眼便知是其较早期的魏碑体。

至于文天祥祠，和我在陆秀夫祠的感受一样：清净得很！除了我等，亦无其他游客光顾。

从温州市区出发，我又路过台州，而台州所辖的天台县，有一座张世杰的祠堂，可惜由于行程排满，未曾前往。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并称“宋亡三杰”。

临安沦陷后，张世杰与陆秀夫带着赵昰、赵昺二王出逃。后赵昺登基做皇帝，下诏让张世杰担任太傅（皇帝的老师），可见他受小皇帝的器重。当时的“帝都”是崖山，张世杰奉命死守，另外还下令百姓为太后、皇帝修建行宫，并利用打仗空余的时间教赵昺识字。

陆秀夫负帝投海后，南宋气数已尽，几次战事的小胜更无法驱散笼罩在崖山上空的失败阴云。张世杰亦心知大局无力挽回，况且，文臣用兵不当，致使在兵力包括海上力量十倍于元朝的情况下而一败涂地，也是张世杰被后人诟病之处。据传祥兴二年，某日夕照之中，一颗巨大的陨石落在南宋行宫附近，声如震雷，久而不歇。仿佛是天人感應，激碰出无边悲怆的灭亡之咒。

张世杰登楼祷告：“我为赵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复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几敌兵退，别立赵氏以存祀耳。今若此，岂天意耶！”言罢，自溺而死。

张世杰死后，他的妻子和幼子曾辗转至天台避难，因此他的后人在此定居下来，这也是他的宗祠建在天台的原因。

南宋以临安为都，城破后政权即辗转于浙江沿海，故其后的抵抗俱多发生在同省，最后终结于福建、广东。

后来我去了楠溪江，入住一家名为“新龙门客栈”的旅店，于第二日坐船游览了美妙的江岸风光及鹅卵石滩、狮子岩诸景之后，便直奔芙蓉古村而去。不想这片使人恍若隔世、顿生思古之情的古村落中，最吸引我的，仍然是一位与“宋亡三杰”境遇相似的死士，古村中设有他的纪念馆。只不过，他没有“三杰”那般高的地位和知名度，但他的死比之“三杰”则更为壮烈。

他叫陈虞之，为芙蓉陈姓第十七世祖，也是芙蓉十八金带（十八位科甲出身的宋朝廷命官）之一。陈虞之1265年登进士第，官至秘书省校勘建国史院等职，因奸相贾似道当权，他无所施展，便弃官归隐故里。

公元1276年，文天祥被俘，张世杰、陆秀夫命赋闲在家的陈虞之起兵勤王，任广王府纪室参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次死神的邀约，招募的是一支敢死队，且朝廷不派一兵一卒。但陈虞之二话没说，立即组织亲友、乡勇1000余人，赶赴温州、驻军瓯江，引元军渡江作战，保端宗撤离温州。想必这是一支既缺乏训练、又没有良好军事装备的队伍，全赖陈虞之在乡党中的个人威望仓促间组成，虽然采用游击战术打了几次胜仗，但终因实力不济，被迫退守家乡芙蓉崖;但是，这同时又是一支伟大顽强的队伍，居然坚持斗争了三年时间，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绝境之中，打退了元军无数次进攻，亦拒绝了多次劝降、诱降。直至陈虞之听闻陆秀夫、张世杰相继殉国、宋室覆亡的噩耗，遂万念俱灰，决定以死效忠。死前，他身穿朝服，向南跪地三拜，然后用红布蒙住战马的眼睛，策马加鞭，纵身跃下百丈悬崖;其后，那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幕出现了：从死者纷纷跳崖，共800多人。

至此，他组织起来的1000多乡勇，全部殉国，无一生还。

壮哉！悲哉！

如果我不去芙蓉村，我不知陈虞之其人;如果不是那么凑巧，我的几次出游接连邂逅几位宋亡之臣的纪念祠或历史遗迹，我也就没有写作此文的机缘。但一旦了解到了，感触到了，则难以抑制对他们这些悲剧人物的感佩之情，甚而通过他们的故事，再去回探那段腥风血雨的历史。也许我终究无法破解那些深刻的历史命题，也无法触及那些谜题的答案，但对于宋朝的衰亡，毕竟有了一些自己的感悟，亦可能是一些极其肤浅的看法。

说实话，读宋朝的历史很“没劲”：苟且偷安的政权、强干弱枝的体制、腐化贪污的官场、奸佞邪恶的权臣、无休无止的党争等等，皆贯穿着四个字：孱弱、黑暗！故而在后世，对宋朝多有贬损;即便到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革命口号的清末汉人社会，章炳麟、柳亚子、邹容这些人每夸汉唐、却仍不忘怒斥宋朝为“孱宋”“陋宋”“弱宋”。清人赵翼在《二十四史札记》中批评宋朝“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不留其有余”，仿佛宋朝生就一副狰狞丑陋的面目，当为万世唾骂。

但不可否认，宋朝却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座高峰。其磅礴恣肆、瑰丽雄奇是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比拟的。宋朝的文化艺术界，可谓群星璀璨：

文学家——辛弃疾、“三苏”、晏殊、王安石、范仲淹、欧阳修、曾巩、周邦彦、柳永、姜夔、陆游、范成大、李清照、尤袤、杨万里等。唐宋八大家宋朝占据其六;

哲学家——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朱熹、张拭、吕祖谦等;

画家——赵孟頫、赵伯驹、赵佶、张择端、夏圭、文同、王希孟、米友仁、马远、刘松年、梁楷、李公麟、李唐、郭熙等;

书法家——苏、黄、米、蔡等。

而宋朝的科技水平，在中国历史上也占据重要地位，别的不说，单说“四大发明”，宋朝就独占三项：指南针、火药和活字印刷术。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导论提到：“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

宋朝著名的科学家有沈括、苏颂、李冶、秦九韵、杨辉、赵有钦、毕升等，代表人物当推沈括，其笔记体巨著《梦溪笔谈》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明人宋濂说：“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现代史学大师陈寅恪曾高度赞扬宋朝之文化：“岂止夏、商、周，即使汉、唐，也不能同宋朝相提并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英国史学家汤恩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

而宋朝的名臣名将，也可谓豪华阵容：赵普、寇准、包拯、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苏轼、司马光、富弼、杨继业（一门忠烈）、狄青、宗泽、韩世忠、梁红玉、岳飞，也包括前文提到的“宋亡三杰”等等。这中间，有些人既是一代名臣，又是大文豪、大书法家或大画家。

宋朝真是够奇怪够荒诞的，一方面文武簪缨、人才辈出;一方面又是“积贫积弱”、一团糨糊。文运之昌盛和政局之“复杂”，构成极强的反差，堪称历朝之最。在僵化的政权体系掌控之下，文化充其量只能扮演弱者的角色，甚至不得不自我损毁、曲意奉迎。当它们变身为“文人政治”，就暴露出狭隘偏执的特性，使官场的人事关系十分纠结;使命运共同体之双方对垒攻讦、水火难容;使国无宁日、人心涣散、矛盾累加、斯文扫地。以文制武的国策，到头来文荒武嬉。

即便如此，在宋朝，却几乎没有一个官员不曾被弹劾、贬斥过，只不过是贬了再起复，起复了再贬。即便是一些奸佞之臣，比如蔡京，也难以逃脱被贬的命运。官场之暗无天日、恶性耗损，正是衰亡的信号。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中，再灿烂精致的文化，不过是暗夜中一抹孤寂的月光;再忠直无私的情怀，也无可避免地化为腐朽政体的落日余晖。

“宋亡三杰”，正是这种“落日余晖”的样板，“文天祥”三个字，更被有些史家看作是宋朝最后的祥瑞。还有一种说法：崖山之后无中国。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命题。两宋300多年历史，中华文明自成一极，却首次在游牧民族的入侵和打击下，特别是崖山海战后，被整体性亡于蒙元。即便孱弱的南宋，都有十万军民自发跳海殉国，这样的气节，难道都随着崖山的硝烟而去？行文至此，笔者无意于再深入探讨这一命题，畢竟争议很大，且并非本文所着力的重点。但不可否认的是：“宋亡三杰”所代表的这种千秋忠义之情怀、凛然正气之风骨，依然是民族心灵史上重要的精神遗传。没有这种精神遗传，一个民族将彻底受人鄙视，并直不起腰杆;没有这种精神遗传，天地没有正气，国家没有灵魂;没有这种精神遗传，我们将彻底迷失于当下，任由道德的大坝垮塌、人格的脊梁折断、文化的内蕴流失。我们的时代，将在物欲的泥潭、道义的荒漠和灵魂的杂草丛中，渐渐地萎顿、慢慢地沉沦。

“宋亡三杰”是不能被忘记的，也不可能被忘记！